古往今来有关遗诏的事情，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
所谓遗诏，都是活人借死人的口说话，体现的都是活人的利益。
死人说得好，活人接着说；死人没有说，活人代他说；死人说得不好，活人修改重新说。
历史上遗诏的真伪，因为活人利益的介入，大多难以鉴别。也正是活人的利益的介入，先帝死后会得到什么样的遗诏，是可以预测到的，一定符合临终前围绕在病榻周围的人的利益。
遗诏的真伪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历史上真正发挥了作用的遗诏。
秦末的历史上，真正发挥作用的遗诏，是赵高等人制作的遗诏，导致了扶苏的自杀，胡亥的即位，最终埋下了秦帝国突然崩溃的种子。
赵高和李斯等人制造的遗诏，《史记·李斯列传》有详细的记载。
这段记载说，胡亥、赵高、李斯经过商量后，诈称李斯接受了始皇帝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继承大位，另外制作了一封赐予长子扶苏的信。
信的主要内容如下：“朕巡游天下，祷祀名山众神，以求延年益寿。令扶苏与蒙恬领军数十万屯驻边疆，十余年间，不能进取向前，损耗甚大，尺寸之功皆无。不仅如此，反而多次上书诽谤朕之所为，因不能回归京城成为太子，日夜怨望不已。扶苏身为人子不孝，赐剑自裁。蒙恬在外辅佐扶苏，知其心思谋怨而不能匡正，为人臣不忠，赐死。属下军队，交由副将王离统领。”
书信由李斯手下的亲信和胡亥手下的门客共同持送上郡。从当时的形势看，这是一步险棋。
第一，从实力上看，扶苏和蒙恬在上郡统领着帝国北部军三十万精锐部队。他们如果怀疑遗诏真伪，拒绝接受的话，胡亥、赵高和李斯是没有实力可以同扶苏和蒙恬对抗的。
第二，从时间上看，如果扶苏和蒙恬怀疑遗诏真伪，请求复核的话，胡亥、赵高和李斯将无法隐瞒始皇帝已经去世的消息的。
特别是蒙恬的弟弟蒙毅。蒙毅是始皇帝最信任的内卫大臣。
始皇帝“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
始皇帝外出，蒙毅同车侍候，始皇帝在朝内处理政务，蒙毅在身边侍候，从来不离始皇帝左右的心腹。
始皇帝第五次巡游天下，他一直跟随在身边。始皇帝在平原津染病，临时派蒙毅去代替自己向山川之神祈祷。因此，始皇帝在沙丘突然死去时，蒙毅恰巧不在身边，这就给赵高留下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蒙毅临时外出祈祷，一旦完毕将回来向始皇帝复命。以距离而论，从沙丘到代郡近，从沙丘到上郡远。
如果身在上郡的扶苏和蒙恬对遗诏产生怀疑，请求复核的话，使者一来一去之间，蒙毅就可能祈祷完毕归来。蒙毅一旦归来，秦始皇已经死去的事情就无法隐瞒。
也就是说，时间每拖延一天，伪造遗诏的事情被暴露的危险就增大一点。
始皇帝突然死去，在场的只有胡亥、李斯、赵高和在始皇帝身边服务的数名宦者。
胡亥、赵高和李斯送走送信的使者后，严密封锁始皇帝已经去世的消息，将始皇帝的尸体置于通风良好的辒辌车中，由近幸宦者驾驭，定时奉上饮食，让百官如同往常一样请示奏事。
饮食摄取，政事处理，都由隐藏在车中的宦者秘密代行，一切完全如同始皇帝在世时一样。
始皇帝死时，正值夏天，天气炎热，遗体极易腐烂发臭。以常情而论，胡亥等应当急速护送遗体从沙丘直接往西去，回到咸阳，入土埋葬，也便于安排夺权即位的后事。
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做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宣称始皇帝继续巡游，北上视察帝国北部边防。
这就是说，胡亥等人大夏天车载始皇帝的尸体，不远千里，北上绕道环行。
途中，当遗体腐烂发臭时，他们命令在辒辌车上装载百余斤干咸鱼，用来扰乱尸体的臭味，避免让人生疑。
看来，胡亥等人不仅煞费苦心隐瞒始皇帝死讯，而且不想马上回到咸阳去，他们冒如此巨大的风险，采取这项不可思议的行动，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
原来，扶苏与蒙恬统领三十万北部军防卫帝国的北疆。北部军司令部设在上郡，李斯的舍人和胡亥的门客携带伪造的皇帝诏书已经前往上郡；为了配合诏书的发送，胡亥等人有意制造始皇帝继续出巡北疆的假象。
一方面镇抚北部军将士，一方面威慑在上郡的扶苏和蒙恬，使他们相信诏书没有任何疑问，皇帝正在前来的途中。
赵高、李斯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步险棋，在得到上郡方面确实的消息以前，他们不敢回到咸阳，他们担心诏书被怀疑。而事情的发展，一开始也正如赵高和李斯所担心的，诏书的真伪被怀疑，被蒙恬怀疑。
使者抵达上郡，宣读了始皇帝的诏令。扶苏受命，开封读始皇帝赐书，他当即悲痛落泪，进入内舍准备自杀。
这时候，蒙恬站出来劝阻扶苏说：
“陛下在外巡游，没有册立太子，派遣臣下统领三十万大军镇守边疆，委任公子为监军，这些都是关系到天下安危、国本稳定的重大决定。眼下有使者携书前来，要公子和在下马上自杀，何以知道是真是假？希望公子上书请求复核，复核无误后再遵旨自杀，也为时不晚。”
蒙恬受始皇帝信任，是多年统兵在外的大将，凭他对当前局势的了解，对皇帝赐书的真伪有相当的怀疑。
如今皇帝高龄多病在外，突然有诏书使者来，要皇长子和大将自杀交出兵权，实在蹊跷。蒙恬的判断和劝告，合情合理而又明智。
然而，永远难以理解的是，扶苏竟然没有因蒙恬的劝告而有所醒悟，他当即自杀了，留下了一句“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的话。
成败决定于一念之差，对于身处高位的人来说，瞬间的选择，往往决定了历史的动向。
扶苏自杀，是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如果扶苏不自杀，不管是再请复核，还是抗命拖延，秦帝国的命运将完全改观，历史将转向另一个方向。
扶苏自杀，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他的行动，根本不像一位政治人物在面临重大政治危机时的正常行动。
对于扶苏自杀的事情，后来有人说他是出于仁孝，也有人批评他过于懦弱，也有人说他的性格可能过于刚烈自负，遇事不能曲折委婉，认为他不是能够在政治上周旋驰骋的人物。
也许在个人性格的因素之外，可能还另有不为人知的隐秘。点滴的消息，终于在一年以后透露出来。
扶苏死后不到一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起义，天下大乱，秦帝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崩溃灭亡了。不可思议的是，在陈胜吴广起义时，扶苏再一次复活了。
陈胜吴广起义，不但导致秦帝国崩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民众暴动。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兵时，有句响亮的口号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千古传诵，被史家认为是新的平民社会取代贵族社会的标志，现代史家更以这句话作为规范秦末之乱的性质为阶级斗争的有力依据。
然而，史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实，陈胜吴广起兵时，另有一项意义重大的标志性行动：“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就是假称秦国公子扶苏，楚国大将项燕还在人世，选成起义是在他们二人的领导之下发动的。
这件事在《史记·陈涉世家》是这样记载的。
起兵时，陈涉号令众戍卒说：“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
这段纪事说明陈胜吴广起兵时，既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也顺从民望而“诈称公子扶苏、 项燕”，可以算是同时并举的另一 句口号。
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秦帝国皇位的第一继承人，在皇位争夺中自杀。项燕是项羽的祖父，战国末年楚国大将。
秦王政23年，嬴政为统一天下，派遣六十万大军进攻楚国。项燕统领楚国军队殊死抗击秦军，最后兵败自杀，楚国也由此灭亡。
陈胜吴广起义，是在楚国故地由楚国人民所发动的反秦起义，在他们的口号中同时出现秦国皇长子扶苏和楚国大将项燕的名字， 这就难免有些奇怪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两个理由。
一、以身份地位而论，不管是扶苏还是项燕，都是贵族，陈胜吴广以他们作为起兵的号召，可以说与平民意识和农民革命的性质正好相反，与上述对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解释也完全不合。
在当时的历史和语言环境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意思是哀王孙，痛惜贵族被暴秦灭绝，如今已经难以找到他们的子孙后代。
二、陈胜吴广起义的目的，是诛灭秦国，复兴楚国。
项燕是统领楚军抗秦的大将，当年就战败自杀在大泽乡所在的蕲县地区，复楚的起义军以他的名义号召楚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然而，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是秦帝国皇位的第一继承人，反秦的起义军将他的名字与项燕并列以为号召，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就解释不通了。
也就是说，扶苏和项燕两人秦楚两国的出身，与陈胜吴广起兵反秦复楚的目的之间，表面上看是不协调的。
凡举事，须有名目。陈胜，虽说是出身下层贫民，但从他为举事所策划的大义名分来看，他不但对当时政治局势有密切关注，而且有相当的政治头脑。
始皇帝灭六国，统一天下，秦政长期失于苛暴。始皇帝死，百姓曾有所期待，盼望温和路线的公子扶苏即位，暴政得到缓和。
殊不知扶苏不明不白自杀，胡亥即位，暴政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是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压困苦之下，借助于对仁者的怀念，正是民意所在。
以扶苏名义举事，反暴政而不反秦政，不仅顺应举国民情，而且利于对秦政府和秦军的动摇瓦解。
以上尽管是一种解释，总是有些不尽如人意。
面对矛盾的史实，难免生出疑问，在被陈胜吴广起义同时并举、诈称为领袖的两位人物身后，会不会有某种隐秘联系？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田胜久教授叙述陈胜吴广起义时，对扶苏和项燕同时出现在起义军口号中的矛盾史实作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藤田教授以为，扶苏之所以在这里与项燕一道出现，或许是因为他的母系的关系。
扶苏的母亲可能是出身于楚国的王女，因为母亲的关系，扶苏与楚国就有了血缘上的关联，扶苏冤死于二世之手，楚人同情扶苏，复兴楚国的起义军以扶苏的名义为号召，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进而藤田教授以为，扶苏与项燕之所以并举，其间有一个联结二者的关键人物，就是昌平君。
昌平君是长期活跃在秦国政权中枢的楚国公子，他可能是护送扶苏母亲——楚国的王女到秦国来的使者，后来一直留在秦国，成为秦王嬴政的亲信重臣。
然而，就在嬴政派大军进攻楚国，楚国即将灭亡的关头，他出于爱恋祖国的情感，背叛秦国，与楚军大将项燕一道联手反秦，受项燕拥戴，成为最后一代楚王。
在昌平君和项燕的领导下，楚军与王翦所统领的秦军决战，结果战败，昌平君死去，项燕自杀。
藤田教授的推测，是基于战国以来秦楚两国非常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做出来的，有相当的合理性。
特别是找到昌平君这个人物，由此将扶苏、项燕和隐藏在其背后的楚夫人连接起来，这就不仅解开了陈胜吴广起义将扶苏和项燕同时并举，将他们作为号召楚国民众的精神领袖的疑难。
同时也为破解扶苏自杀之谜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更为了解秦始皇的后宫，了解始皇后是谁提供了新的角度。
藤田教授推测扶苏的母亲可能是楚夫人，也就是出身于楚国王室的夫人。
他进而推测联结楚夫人、扶苏和项燕的关键人物是昌平君。
进而，关于昌平君与楚夫人之间的具体关联，藤田教授推测说，在嫪毐之乱暴发前，嬴政迎娶楚夫人，昌平君由楚国护送楚夫人来秦，所以有后来紧急受命平叛之事。
藤田教授作这个推测的时候，对昌平君生在秦国，长期活跃在秦国政坛中枢的身世尚不清楚，所以用楚公子出使秦国的假设，来解释他突然出现在嫪毐之乱中这件异常的事情。
这种解释有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一位临时出使秦国的楚国使者，怎么会突然受命统领秦军平定秦国政权中枢的叛乱，秦国的大臣将军们到哪里去了？
他如何能够指挥得动秦国的军队？这种不合常情常理的事情，怕是难得到合理的说明。
所以，我们要重新寻找关于昌平君与楚夫人的具体关联。
首先，秦王嬴政什么时候迎娶王后结婚，史书上没有记载。不过可以援引秦国王室的成例来作推测。
以秦惠王为例，十九岁即位，二十二岁行冠礼成人亲政，二十三岁迎娶魏夫人立为王后成大婚。
秦惠王先行冠礼，再迎娶王后行婚礼，应当是秦王室的制度，或者是成例。
秦王政九年，嬴政二十二岁，行冠礼，正是沿用这个王室成例。那么嬴政迎娶王后成大婚，当在嬴政二十三岁时，也就是秦王政十年。嫪毐之乱发生在秦王政九年，当时昌平君已经在秦国，应当与护送楚夫人到秦国无关。
以秦国成例而言，秦王的婚姻多由太后决定。太后如何为自己的儿子选定王后。一般而言，太后为子王选定的王后，往往是自己出生国的娘家。
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是魏国夫人，她为武王迎娶的是魏夫人。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是楚国夫人，她为秦昭王迎娶的夫人是楚夫人。孝文王（安国君）的母亲是唐八子，出身不明。
不过安国君之所以能够成为王太子，是出于以祖母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的意愿，宣太后为他选定的正妻华阳夫人，也是楚夫人。
嬴政即位时，太后一共有三位，养祖母华阳太后、亲祖母夏太后和生母帝太后，未来嬴政的婚姻，当取决于她们三人。
秦王政七年，嬴政二十岁时，夏太后过世。秦王政九年，嬴政二十二岁，帝太后因为与嫪毐的不正当关系，被驱逐出京，迁徙到雍城，从此丧失了对秦国政局和嬴政的影响力。
到了秦王政十年，嬴政二十三岁，依照秦国的定制将要行大婚选定王后。这时候，唯一能够左右这件事情的人就是健在的华阳太后了。华阳太后是楚国人，她为孙子嬴政选定的王后，应当就是楚系的夫人。
至于这位楚夫人究竟是谁，由于史料过于欠缺，只能推测她是一位出身于楚国王族的女子。她是华阳夫人所看中的孙媳妇，不但与华阳夫人关系密切，当然也与昌平君关系密切，她们都是同一亲族关系网里的人物。
如果事情确是这样的话，秦始皇的正夫人是楚夫人，长子扶苏可能是楚夫人的儿子，身上流着一半楚国王族的血液，他与楚系外戚集团关系密切。
由楚系外戚这条线索，昌平君与扶苏和项燕，就可以连接起来了；陈胜吴广起义，假称扶苏和项燕为领导人的事情，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联想到昌平君在秦王政时代的起落沉浮乃至最后反秦为楚的历程，以及势必引起的秦国宫廷楚系外戚势力的衰落，那么秦始皇生前的多种未解事项，比如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始皇后，秦始皇为什么迟迟不立扶苏为太子，扶苏为什么自杀等疑问，都可以由此得到破解的入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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