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青苗法颁布后仅一年，《宋会要》就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两幕景象。
——一小撮封建官僚的宅邸田园广连阡陌、食品穷尽天下珍馐；他们又喜新厌旧，衣食住行月异而岁殊；如果钱不够花了，就假托为朝廷敛财之名，尽取民间膏血（株株寸寸而聚之）……
——绝大部分人被夺走土地、田宅，为凑齐青苗钱，人们最后只得贱卖赖以为生的粟米，就连娇儿妻女在市场上也已经不值一缗钱；乡村已经成断壁残垣，无赖仍旧假借青苗钱之名横行乡里，即使亲若父兄也不放过……
王安石并非不知道这些事情，对此，他的评价是：天有阴晴，升斗小民几句抱怨，岂能撼我新法（岂足顾也）？土地兼并是自古皆然的道理，秦嬴政能兼并六国，尚不能遏制土地兼并，况我朝积贫积弱？封建官僚虽富连阡陌，但是，他们同样也是北宋子民，焉能无故禁其土？
司马光也知道这些事情，对此，他的评价只是重复了自己的那句话：天地之产有常，有人极其奢华、就必然有人极其贫困；秦皇汉武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青苗法却竭天下之财供一批封建官僚，后者的结局只能是更糟！
青苗法II：皇帝的新装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王安石的并不是司马光，而是当年写《辨奸论》的苏洵。
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青苗法实施当月，苏洵就上书指名道姓反对王安石和青苗法：青苗法是一种变相税收，钱财“在官何若在民”；城郭财富分配不均确实会导致土地兼并，只要官府不插手，人间贫富总有变数，一个人、一个家族的才能不可能永远冠绝于世。倘若官家插手，财富就只有一个流向——封建官僚，而且过程不可逆！
最后，苏洵还预言了靖康之耻：天下有事，当何以处之？结果：奏折被王安石“留中”（扣住不给皇帝）。
与苏洵相比，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方式其实相当温和。
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是同事，二人也曾因文学造诣而惺惺相惜，司马光希望能私下劝阻王安石。于是，他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提醒这位昔日的同事：所谓青苗法根本就是变相敛财苛政，宰辅之臣千万不能把目光凝聚在搂钱上（大讲财利），介甫（王安石字介甫）若亲见父子离散之惨状，当知亡秦之迹已现！
书信向来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只是朋友之间的正常沟通，司马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规劝王安石。
对这种善意的提醒，王安石不但不买账，反而当众大骂司马光的书信是以文邀名，后来发展到逢人就骂。随着铁腕宰相的骂声，司马光的来信内容被公诸于众，成为茶楼酒肆的话题：青苗法使得“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后，天下将再无富人，到时候朝廷又去哪里收取租赋呢？
在明朝那部分我们会提到，宦官王振、魏忠贤曾经一度把持了朝政，这几个文盲、人渣采用简单而粗暴的手段控制朝臣，设立了臭名昭著的“东厂”、“西厂”，罗织罪名陷害大臣、逮捕任何敢当众非议他们的人。我想告诉大家，干出如此坏事的不一定只有那些死太监，还有对皇帝自诩周公的王安石！
王安石认为，要想推行变法大计，朝堂之上就一定不能有异声！秀州判官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所谓判官，就是州级衙门里一个有职无权的文员，职级是从六品。不知找了一个什么理由，李定来京拜见老师，他对王安石说：有人提醒我不要在朝堂上言论新法得失，以免惹祸上身，我只知道据实而言，不知道谈论新法好处对我有害。这句话深得王安石赏识，一纸令下，李定立刻升迁为谏台御史中丞——从二品。
谏台御史中丞的作用是控制言路，此前大宋王朝从未有宰相直接任命言官首领的先例。吏部对这道命令的回应是：不起草任命文件，因为，言路一旦被宰相控制，就无人再可制约相权。
王安石的回应是，罢黜吏部一切敢于反对李定任命的人、罢黜一切在台谏不与李定合作的人！
李定果然没有让王安石失望，到任后，立即搜集韩琦、吕公著、欧阳修等新法反对者的黑材料，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诬陷欧阳修与儿媳有染！
数月之间，台谏旧人去之一空。
韩琦在离开台谏之前对神宗说：反对新法的人都曾经是庆历新政的推动者，也是仁宗朝的柱石之臣，现在大家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奸邪之人，天下岂有这个道理？自古圣王治国，收税也必须为百姓留足衣食住行，即使苛政敛财也不过是靠盐、茶、酒专卖，从来没听说过有皇帝靠高利贷就能富国强兵。
控制了高官，还有百姓，坊间也不能随意讨论新法的坏处。
王安石对百姓的手段就简单多了，也粗暴多了。为控制街头巷议，王安石直接下令开封府尹派出差役乔装成平民，让他们去街头游荡——不是为了维护治安，而是要逮捕一切敢于公开谈论新法的平民——道路以目、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
桩桩件件、历历在目，平生之迹犹应可循，有了一件皇帝新装，就能改变聚敛天下之财的事实吗？
吹鼓手可以吹嘘皇帝新装多漂亮，却不能富足天下黎庶：一面对地痞无赖屡颁赦令，一面丝毫不怜恤转死沟壑的贫民；一面以所谓“新学”标榜新法好处，一面从不考虑民生愁苦；一面在朝堂寻找旧党点滴过错，一面从不诛锄奸暴……
莫非新法就是让“九土之民，如在汤火”？如此，司马光才在朝堂之上咆哮：举国皆贫民、国家反而富强，岂不是亘古未有的奇闻！
司马光是鸿篇巨著《资治通鉴》的作者，不要说当时的北宋，就是后世千年中国的社会经济运行规律也已尽在其中，至今无出其右！司马光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反对王安石，智慧正是源自对历史脉搏的精确把握，他这样对宋神宗评价新法：治理天下如同修补一间宫殿，要拆梁换柱就必须有巧匠和良材，现在既没有巧匠、也没有适合的材料，反倒有一批人要拿走宫殿的材料，那么，这间宫殿很快就连普通风雨都不能庇护了。
司马光知道，北宋王朝最大的危机并不在于契丹、西夏，而在于那批拆走宫殿的封建官僚。这些人可以为一己之道废弃惠及天下人的善政、为一己之财遮挡天下人的财路、为一己之名罔顾天下人的生命，结果，天下之道不免于蔽、天下之财不免于亡、天下之名不免于辱！天下本没有绿林、黄巾、黑山之徒，他们都曾经是疲于奔命的小民！封建官僚一面高喊“重农抑商”、一面成为获利最大的“官商”，断绝天下人财，天下人又焉能不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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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听了司马光的话有所悟，也许是为了调和新党与旧党的矛盾，也许是为制衡王安石的权力，神宗下令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要求司马光协助王安石修订新法条款。
司马光的回应是：一日不罢黜新法、一日不在朝为官，冰炭岂能同炉？宋神宗慨叹：无论别人如何辱骂司马光，能坚辞副枢密使的，仅此一人而已！
神宗可以慨叹司马光高风亮节，王安石却不这么想：不是说冰炭不能同炉吗？那么，我是风儿你是沙，我来送你去天涯！
在王安石授意下，司马光被外放陕西永兴——让一个书生上了西夏前线。幸亏当时北宋和西夏没有大规模开战，否则，我们极有可能见不到今天的《资治通鉴》。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远在永兴的司马光挂冠而去，声称自己从此“绝口不论时事”，回到西京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王安石终于搬开了一块最大的绊脚石，新法真的为朝廷搂了很多钱。熙宁四年北宋王朝的岁入比熙宁元年翻了一倍，此后年年创新高，到熙宁六年（1073年）前后约为熙宁元年的五倍，仅青苗钱一项就足抵熙宁元年的所有岁入。
神宗用这笔钱干什么了呢？
答：重建“封桩库”。
封桩库始建于宋太祖年间，朝廷每年拨出一笔钱专用于赎买燕云十六州。随着宋辽两国订立澶渊之盟，封桩库早就名存实亡了。
熙宁六年开始，神宗重建封桩库，此后每年青苗钱的一半要储存在封桩库，后在丰宁元年又要求新法中“市易法”收入一半收归封桩、青苗钱全部收归封桩。南宋年间的史学家洪迈曾这样形容封桩库：神宗愤恨狄夷，共建五十二库以平之，皆存满金钱，有了这些钱，即使二十年不收赋税，亦足天下所需。
正税之外，仅封桩库一项就聚敛二十年朝堂之需，这得是多少生民之血！
对此，就连王安石也数次上书要求罢黜封桩库，神宗的答复却是：
敛财的目标就是积攒财富，不积攒起来就违反了“理财”的本意。
神宗积攒财富的目标是什么呢？
答：对西夏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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