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阳泉、平定一带，有一位令日寇、汉奸闻风丧胆的英雄。他虽然只接受了不到三个月的专业训练，却凭借过人的胆识、灵活的头脑和敏捷的身手，铲除了一个又一个汉奸，其中包括他的一个本家爷爷，被人们誉为”锄奸专业户“、“锄奸英雄”。由孙祥东创作的长篇小说《煤城雷火》中的主人公田震就是以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为原型的。
他就智勇双全的王治国。
1921年，王治国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岔口乡，9岁起就给地主放牛羊，受尽了欺辱。18岁时，王治国与地主儿子发生冲突，一气之下痛打了他，带领同村七八个热血青年投奔了八路军。
起初，他给孟平游击大队长温藏宝当通讯员，没过多久县公安局长任仆斋把他要去，让他担任通讯班长、后来升任公安局特务队长，任务是逮捕反动分子，铲除日寇、汉奸。这年冬天，王治国在县里接受了专门训练之后，被组织上派回敌占区开展地下斗争。
百团大战时期，敌人对战略要地阳泉及平定、盂县控制极其严密，经常“扫荡”，抗日斗争的条件极其艰苦恶劣。
1941年春天，王治国秘密回到阳泉，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个“同声馆”饭店。他机智大胆，利用开饭店之便，与日伪一些头目混在一起，源源不断地把从敌人那儿得到的情报送往抗日政府。
后来，他的真实身份不慎泄漏出去，被迫转移，在五区地下区委书记邓艾的安排下，做了一名五区治安员，负责搜集情报和铲除汉奸的工作。
此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敌人大扫荡后，原来由我们政权控制的村也相继建立了伪政权。
王治国有个本家爷爷王国毛，他积极支敌，并伙同叛徒、汉奸王保寿告密，逮捕地下党员，使区政府几次被日军包围，八路军几次去抓他都没成功。
原来，他家有个隐蔽很好的地道，县里决定把处决王国毛的任务交给王治国。
王治国带着两个人在王国毛家吃过晚饭后，设计把王国毛骗出村外，押到红岭的一个坟地里。执行处决任务的赵荣芳，哆嗦着迟迟下不了手，王治国夺过刀来，亲手处决了这个当汉奸的本家爷爷。
当时五区的政府工作很困难，区政府都无立足之地，政府转移到哪个村，哪个村就被包围，原来是曹家庄村的汉奸、特务曹昆送的情报。
真相大白后，王治国和区武装大队长王子玉把曹昆从曹家拖出来，并开了大会。以后五区政府才在这一带逐渐站住了脚。
1943年，王治国带着三个警卫人员去平济矿去取一个爱国进步商人为抗日政府募捐的两万多元“救国凭条券”。返回途中，住在马家坡一个党员荆三牛家，荆又给他们站岗放哨。
正当王治国他们放心地睡到半夜三四点钟时，就猛听见土场上有一阵急促的跑步声。王治国急忙叫醒警卫员。这时，鬼子、伪军已冲进了院子，情况十分危急，他们投出四个手榴弹，翻墙冲了出去。
由于时间急，王治国连裤子都没穿，把装钱的包袱缠在身上，一直到了石板片村，遇到村地下党支部书记荆根明的妻子往地里送粪，王治国藏在地头，叫她回去找了一身衣服，而后才把钱安全地送回五区政府。
经查明，原来荆三牛是叛变投敌的汉奸特务，他利用其党员身份，为鬼子搜集我方情报。三天之后，王治国把荆三牛从敌人窝里掏出来，执行死刑。
在阳泉平定一带，有五个活动猖撅、无恶不作的汉奸，被人们称作五条“牛”。他们分别是驻辛兴村、赛鱼、福地、石卜咀、前庄五个村庄的便衣队班长或队员张大牛、姚铁锁、石小牛、翟二贵、赵荣华。
这五条“牛”压迫百姓，残杀干部，刺探我八路军及抗日政府的情报，危害极大。抗日政府决定除掉这五条“牛”，并把这任务交给王治国等人。
1943年8月，王治国带着手下的队员，进行深入调查后，掌握了五条牛的行踪，决定采用各个击破的策略。他们分别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或活动地点，通过默契的配合，将这五条牛一一除掉。当地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1944年夏天，王治国与县公安领导刘砚青收到情报，鬼子宪兵队正从官沟方向来偷袭。他们立即往辛兴村一带转移。
走了一段路，看见前面黑压压一队人马。根据情报，这个方向没有敌人，他们就用联络暗号击掌三下，对方听到后击掌四下。
暗号接上了，王刘二人以为是区小队去正太铁路割敌人电线回来了。不料这天敌人临时改变了方向，而且也是以击掌为联络暗号，也是先三声后四声。
二人放心地迎上前，直到相距十几步远，才发现是日本鬼子。王治国急中生智，大声叫：“一排从左，二排从右包围，不准开枪，多抓几个活的!”
这时，鬼子也猛然惊觉来的是八路，以为中了埋伏，队伍立即大乱，四下溃散，争相逃命。王治国和刘砚青也不敢恋战，返身就撤。
第二天，辛兴村的老百姓还在地里捡到弹夹、水壶等鬼子丢下的东西。这次遭遇战被当地老百姓越传越神。
1946年10月，王治国奉命调入晋察冀边区四分区，任公安办事处警卫队长。解放后，王治国调入阳泉矿务局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继续奉献自己的力量。
1956年，王治国前往北京参加劳模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1982年王治国离休，2001年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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