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的西周青铜器文物珍品——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曾轰动一时。而这块散氏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有人认为作器者为夨，又称作夨人盘。传清乾隆初年于陕西凤翔出土。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 。圆形 ，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内容为一篇土地转让契约，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清康熙时，扬州徐约齐以重金购自歙州程氏，后又归於扬州洪氏。清阮元曾翻铸此盘，也有铭文拓本传世。嘉庆十四年，仁宗五十大寿时，新任两江总督阿毓宝从扬州盐商购得此盘贡入内府。历经道、咸、光、宣四朝，因年久失查，不知所在，1924年逊清内务府清查时，发现於养心殿库房。1935年《散氏盘》随清宫其它文物移交北平故宫博物院，抗战时曾南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散氏盘，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字迹草率字形扁平，体势欹侧，显得奇古生动，已开“草篆”之端。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
散氏盘高：20.6公分 腹深：9.8公分 口径：54.6公分 底径：41.4公分。重：21312 g 铭文：19行 357字。腹饰夔纹，间以兽首三，足饰兽面纹。首句「用夨扑散邑，乃即散用田」说明了纷争的伊始：因为夨国攻打（偷袭）散国的城池田邑，造成散国损失，於是由夨国割田地二区以为赔偿。文中两段割地树封的履勘纪录，紧接著是夨人与散氏参与定界的见证名单，末段则为割地后盟誓立契的实景：（在豆国新宫东廷）原属夨人土地第一区的三员首长与第二区的二名主管相继盟誓，确定守约后，将所割田地绘图，交由夨王执守，史正仲农则执左券以为文书之认证。（早在商朝中期，青铜器上便已出现铭文，比甲骨文的时代还早。但是在西周之后，在铜器上铸刻铭文的风气才大大风行，举凡祭祀、战争、赏赐等大事，甚至是契约，都被纪录在青铜器上。
散氏盘在康熙年间出土，嘉庆年间被进贡上京，作为庆贺嘉庆皇帝寿辰的贺礼，从此成为皇室收藏。盘上的铭文共 357 字，记载的是西周晚期的土地契约。位于今日陕西宝鸡凤翔一带的散国，被西北方的 国侵占了土地，两国议和，戡定国界， 国割地赔偿，过程与合约均铸在盘上，作为证明。散氏盘 造形与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的风格 ，文字线条宛转灵动，是研究西周金文重要的材料。西周晚期著名青铜器。也叫“矢人盘”。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曾藏于乾隆内府。以其长篇铭文著称于世。散氏盘高圈足，左右两耳，满器施饰，庄重华丽。铭文铸于盘内底上，共三百七十五字。是一件风格非常突出的作品。其书法浑朴雄伟，字体用笔豪放质朴，敦厚圆润，结字寄奇隽于纯正，壮美多姿。有金文之凝重，也有草书之流畅，开“草篆”之端。散氏盘铭文并器全形拓，整幅托裱本，珂罗版原大精印，尺寸145/81厘米。 四大国宝之一的西周散氏盘，原藏清内府，与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盘并称四大国宝， 原拓本极珍罕，海内学者争求而极难得。此以周希丁精拓本原大印，可赏可习，精美高古。散氏盘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的西周青铜器文物珍品——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曾轰动一时。而这块散氏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有人认为作器者为夨，又称作夨人盘。传清乾隆初年于陕西凤翔出土。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 。圆形，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内容为一篇土地转让契约，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清康熙时，扬州徐约齐以重金购自歙州程氏，后又归於扬州洪氏。清阮元曾翻铸此盘，也有铭文拓本传世。嘉庆十四年，仁宗五十大寿时，新任两江总督阿毓宝从扬州盐商购得此盘贡入内府。历经道、咸、光、宣四朝，因年久失查，不知所在，1924年逊清内务府清查时，发现於养心殿库房。1935年《散氏盘》随清宫其它文物移交北平故宫博物院，抗战时曾南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散氏盘，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字迹草率字形扁平，体势欹侧，显得奇古生动，已开“草篆”之端。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
散氏盘释文
用夨[戈菐]散邑,廼即散用田.眉：自瀗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封；以陟,二封；至于边,柳.复涉瀗,陟雩[虘又]■■[阜美],以西,封于播城,楮木；封于刍逨,封于刍道；内陟刍,登于厂湶,封[者刀],[木厈].[阜美]陵岗,[木厈].封于原道,封于周道；以东封于■东疆；右还,封于眉道；以南,封于■ 逨道；以西,至于[工隹]莫.眉井邑田：自桹木道左至于井邑封道,以东一封；还,以西一封；陟岗,三封；降,以南,封于同道；陟州岗,登,[木厈]；降, 棫；二封.夨人有司眉田：鲜且、微、武父、西宫襄、豆人虞考、彔、贞、师氏右眚、小门人繇、原人虞艿、淮司工虎、■龠、丰父、[工隹]人有司刑、考,凡十又五夫.正眉夨舍散田：司徒逆、司马单堒、邦人司工[马京]君、宰德父；散人小子眉田：戎、微父、效■父、襄之有司橐、州■、修从■,凡散有司十夫.隹王九月,辰才乙卯,夨俾鲜且、■旅誓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实余有散氏心贼,则爰千罚千,传弃之.”鲜且、■旅则誓.廼俾西宫襄、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湿田■田,余有爽变,爰千罚千.”西宫襄、武父则誓.氒受图夨王于豆新宫东廷.氒左执要史正中农.
古文字的释读
考释古文字，第一步是要正确辩识字的形体。形体不能辩明，自然谈不到字的音、义，很多古文字研究中的错误，都是由于误认了字的形体造成的。辩识形体的基本方法在于分析字的结构，与已知的字作对比。前人常把这种方法称做偏旁分析法，但有的字不能分为偏旁，所以叫做形体分析法也许更合适一些。
所谓与已知的字对比，首先是与《说文》所载字形相比较。《说文》提供了关于文字结构的系统知识，是我们探讨古文字的出发点。古文字有的结构与《说文》里对应的字完全一致，容易辩识，有的则有些变异，需要根据文字结构的规律加以分析。例如青铜器师酉簋有一个字，下部似乎从“门”，但如从 “门”即不可识。孙诒让认为此字从“片”从“禾”，下从“{上亠下回}”省，实为“墙”字。这个字在师酉簋铭是史名，近年在陕西周原果然发现有史墙一家的成批器物，看来孙氏释“墙”是对的。 其次还要和其他已识出的古文字对比，比如甲骨文中新见的字可与金文的字对比，陶文上的字可与玺印对比，等等。时代接近的、地区相同的，文字的结构每每更为相似。还要注意到，例如鸟书这种带美术性质文字，其中有些部分只是装饰，并不属于字本身结构，在分析时不要忘记把它们区分开来。 形体分析并不是容易的事。古文字变化极其繁多，有的字的释读，很久以来大家都公认了，由于近年有可资对比的新材料发现，才知道过去的说法是不妥当的。例如，散氏盘是学古文字的人都熟悉的，铭文屡次出现“眉”字。晚清以来，学者都这样释，或解释为水湄，或解释为堳埒，还有以为田名的。前几年出土了两件裘卫鼎《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一七三、一七四），铭中有“履”字，相比较才知道散氏盘的“眉”其实也是“履”字。释“履”，铭内下列各句便都能读通： 履，自{氵+上由下皿}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封。 履井邑田，自桹木道左至于井邑封道，以东一封。 夨人有司履田：鲜且、…… 正履夨舍散田：司徒逆寅、……“履”字训为“步”。古代田地是以“步”为长度单位的，六尺为一步，长百步、宽一步为一亩，长宽各百步为百亩，即一夫之田。这里“履”作动词用是度量的意思。这显然比释“眉”要准确了。 在考释时，我们常将古文字按照其原有结构写成现在的字体，这叫做“隶定”。“隶定”这个词出于传为西汉孔安国所撰的《尚书序》，序中提到他得到孔壁发现的古文典籍，因为当时人已不能识读古文，便根据汉初伏生传流的《尚书》来考定新出简书，“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孔安国把古文《尚书》转写为西汉流行的隶书，这在一定意义上和我们释读古文字是一样的。当然，只把古文字“隶定”下来，在考释工作仅是一半，必须进一步研究，指出它究竟相当后世什么字，将形、音、义都弄清楚。 指出一个古文字相当后世某字，应当尽可能说明其间的联系，也就是该字自古至今形本演变的脉络。这种演变次第的阐明，可以揭示文字结构发展的规律，对文字学有重要意义。读者如有兴趣，不妨读一下《积微居金文说》所附《余说》卷首的自序。讨论序的演变，不限于形体结构，也可以推而广之，包括音和义的演变。 释出一个字之后，不要忘记把它放回原在文句里面，看看能不能上下贯通。这是对读释正确与否的最好考验。考释古文字，忌讳仅仅翻看《甲骨文编》、《金文编》一类书，看见一两个形体特殊的字便孤立地加以解释。这样做，很难顾及原有的上下文义，所释常不可靠，这正是由于没有做到杨树达先生所说 “初因字以求义，继复因义而定字”的缘故。真能把字释对了，上下读起来一定是通畅的。如果放进所释的字，反复解释仍然迂曲难通，这个字的释读就需要考虑。 古文字有很多假借字，甚至有些常用的字也以音近的字代替，增加了考释的困难。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有“曳之人也”一句，考释时反复审视，“曳”字没有问题，但从训诂说绝不可通。想了好久才悟出“曳”应该读为“世”字，因为“泄”、“絏”、“拽”可作“泄”、“绁”、“抴”。金文也不乏类似的例子，如《说文》“殂”字或作“{歹乍}”，所以朝歌锺铭“朝歌下官{立+上且下又}半锺”的“{立+上且下又}”字，{上卉下本}戈铭“曾仲之孙 {上卉下本}{虘又}用戈”的“{虘又}”字都应读为“作”。不过，我们谈通假的时候要谨慎，一定要切合古音的规则，最好能搜集较多的证据，不可任意立说。 研究古文字，最困难的是探索一个字的“本义”。现在能接触到的古文字，大多数是已经过长时期发展的，想通过这些文字的结构认识古人创造时的意念，殊非易事。比如常见的“我”字，从形体看显然是有柄的兵器象形，但文献没有兵器名“我”的，也不知道兵器名为什么转用为代名词的“我”。这一类问题的解决，只有等待地下更多材料的发现。
金文尚意书风代表之作——《散氏盘》
金可泛指金属，也特指青铜器。继甲骨文之后，中国的古文字就集中出现在青铜器上，称为金文，比石刻的文字早了千余年。在众多的青铜器中，周厉王时期的《散氏盘》铭文以其稚拙弥漫、浑穆异趣独步古人，著称于世，它是金文尚意书风中的代表之作。
一、《散氏盘》铭文探微
殷和西周的金文书法，较甲骨文更丰富多彩。在共同时代风格中，又有多样的个性。从风格来看，殷和西周金文，由雄浑壮实，趋向典雅工饬。昭王之前的可算前段，穆王以后算后段。前段点画形态较多样，起笔收笔往往露锋，多有圆点和肥笔，字形长短、宽窄、大小，相当随意，章法上行距不整齐而互相争让者多。也有行距字距相对整齐的，如《大盂鼎》。后段点画较单纯，增强了线条化，起止藏锋已如后世小篆；字形大小多渐趋一律；章法上以行距字距相对整齐为主。有的还有明显的长方形界格。西周的《颂壶》、《墙盘》、《散氏盘》、《毛公鼎》等，都是代表作品。
《散氏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亦被国学大师郭沫若先生称之为《矢人盘》，文中三处出现“西宫”，也有人称之为《西宫铭》。传清代出土于陕西凤翔。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 。重20公斤。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圈足饰兽面纹。清康熙时，扬州徐约齐以重金购自歙州程氏，后又归于扬州洪氏。清阮元曾翻铸此盘，也有铭文拓本传世。嘉庆十四年，仁宗五十大寿时，新任两江总督阿林宝从扬州盐商购得此盘贡入内府。历经道、咸、光、宣四朝，因年久失查，不知所在，1924年清室内务府清查养心殿时，复得于库中。1935年《散氏盘》随清宫其他文物移交北平故宫博物院，抗战时曾南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同《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
《散氏盘》铭文铸于内底，计18行半、350字。铭文记述了厉王时夨人将眉、井邑田两处的土地分割给散氏的史实。文中明确规定了分给散氏的田界的标志，其中用某地之某种树木为界的方法，是典籍中封树的实际例证，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盘是用于盥洗的水器，但《散氏盘》在镌铸契约长铭后，已然成为家国宗邦的重器。盘铭让人很自然地联想起苏秦所说的“三分壤土，著之盘盂”的话。它作为研究西周后期土地制度及社会变革的历史文献，可以说就是一篇《尚书》外篇。
《散氏盘》以长篇铭文及其重要史料价值而著称。此器自发现至今，书法极受学界艺林推重，评论文字之多，效法者之众，居三代书法之冠，大概其影响只有《石鼓文》可以与其颉颃。
二、《散氏盘》铭文赏析
金文发展至西周后期变化是比较大的，《散氏盘》铭文则是其中粗放尚意一类的代表。它与厉王时期所作的端庄遒美的铭文形成鲜明的对照。铭文笔画粗细均匀的特征，和武王时的《天王簋》，恭王时的《卫鼎》、《卫盉》等金文的书风一脉相承，唯《散氏盘》之文字更较恣放、宽博。从字形上来看皆作正方形，结体比较疏阔。若与晚于它的《毛公鼎》等比较，尤其是与解放后所出恭王时的《史墙盘》等比较，在书风上虽有拙、秀之分，但其质朴浑厚的气势，以及潇洒的神韵，还是堪为楷模的。
学书法最好能看真迹，临摹要选善本，学习一个碑帖更要看它的全貌。我们很少能有机会接触到碑、帖、器物实物，学习临摹的都是印刷品，由于版式需要原有的章法大都被打乱重新排版的，这样一来，字体空间的变化，以至于左右上下之间的关联，也会随之改变，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对这个碑帖的片面认识。
《散氏盘》铭文整体来看，气势宏大，意态飞扬。整个铭文拓片呈方形，铭文的字与字间隐约可见阳文直线界栏，纵横有序，字距行距适度，具有明显的行、列特征。它的字大都是在一定的空间内，左右奔突，大小、攲正变化极具其能。许多印刷品重新排版，这种秩序感不知所踪。《散氏盘》铭文笔画粗细变化多端却又十分统一，无论是通篇读来，还是欣赏单个字，都有一种壮美的意味，醇古朴茂，奇谲雄健，这种信息显然是源自于结字、运笔、章法等诸多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果。
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先生一个“横”字道出了《散氏盘》的与众不同。《散氏盘》的结字仪态万方，自然生动。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石味”。 《散氏盘》铭文的结字“横”的特点，是相对于其他金文和小篆而言的。它的结字还是以方形和长方形为主，如“强”、“宫”、“君”、“邦”“暮”、“封”等字，也有许多圆形的结字，如“道”、“南”、“周”、“罪”等字，另外，许多字随形就势，一任自然。还有一个重要的结字特点就是相同的字表现出不同的趣味，如全篇18个“封”字，或大或小，或庄重、或严谨、或疏朗，各各不同，千变万化，耐人寻味。如“以”字，全篇共9个，这个字在金文中的笔画比较少，所以，要变化的难度就相当大，但在《散氏盘》铭文中，我们却能看到每个“以”字，个个神采飞扬，变化万端。另外，如“道”、“散”等字，也是处处经营，字字匠心，这种经意的水平确实让人能感受到它的珍贵与高妙。
《散氏盘》铭文笔法精美，浑劲圆润。在众多的金文作品中，《散氏盘》铭文是比较特别的一件，特别是在它的笔意上，既有粗放野逸的意蕴，又有自然圆劲的趣味，线条婉转飞动中多见率意自然。言恭达先生称其“开了草篆的先河”。确实表明了它在众多金文作品中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重要的艺术价值。综观西周金文书法，用笔有三种类型。一为规范之篆引，二为钉头鼠尾式滑出摆动状态的古文笔法，三为篆引线条而为日常简率书写之法。《散氏盘》属于后者，即注重实用的，在我们看来艺术价值较高的书写形式。正是如同《散氏盘》这样实用简率的书写形式在漫长的岁月之后，导致了隶变的发生。因此，《散氏盘》铭文书法具有文字学、书法艺术上的双重价值。
三、《散氏盘》铭文的临摹与创作
有清以来许多书家对《散氏盘》铭文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与诠释。近代大家吴昌硕一生偏爱《石鼓文》，遗貌取神，标新立异，享有很高的地位。他临写的《散氏盘》铭文及其楹联创作饶有独到之处。陶博吾师承吴昌硕，他书写的《石鼓文》、《散氏盘》铭文，其艺术风格既有吴的风神骨力，又有自己的面目。他善用柔毫，笔酣墨饱，结体千姿百态，放荡恣肆、率真动人，具有高古雄迈的的韵致。当今名家如言恭达、王友谊等都在《散氏盘》铭文上有深入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我们可以从这些名家作品中去体会形散神蓄、质朴天趣的《散氏盘》铭文。
《散氏盘》铭文已去尽了工整纯熟、精美华丽的铸铭技术。用笔恣肆放逸，线条深厚苍茫，结构形方势圆，信笔所至，漫不经心，奇姿迭出，不拘俗套。《散氏盘》铭文这种现象的出现，大大拓宽了汉字字体的表现力。临习《散氏盘》铭文，以我自身的体会来说，着意的是线条与结字的变化。相比行草、楷书，篆书的笔法相对简单。简单并非容易，越简单的东西越不容易去表现。篆书的线条多以中锋为主，这样写出来的线条圆劲挺拔，质感较好。故临习《散氏盘》铭文，首先要用酣畅淋漓的笔墨表现出它的浑厚苍茫，以及通篇古茂雄秀、大气磅礴的气势。
临习毛笔的选择因人而异，不同性能的毛笔表现出的线条也各有不同。羊毫毫颖柔软，蓄墨足、濡墨快，线条醇厚古朴，富有纫性。狼毫毫颖锐利坚挺、弹力十足，线条苦涩老辣，遒劲爽健。我个人喜欢兼毫，蓄墨适中，刚柔相济。相同的铭文，不同的书家临摹与创作出的风格迥异，表面上是字形的变化，实质上却是不同的书法家，不同的个性所造成的不同线条。线条能够使形象生动的原因，就是它注入了个性因素。
结字的变化多端是《散氏盘》铭文的一个重要的特色，自然也是学习的重点。临摹之前一定要认真读帖，细心揣摩，心领神会其结体特点，字体呈扁形，取横势，重心偏下，结构一般左高右低，曾有书家认为该铭文书写者是左手执笔。要通临全文以掌握单字结构的组合以及起笔收笔的要领。细心观察，反复临摹，准确地把握字形的变化和运笔技巧。书法临摹不外乎实临与意临。实临在结构与笔法上尽可能准确，追求《散氏盘》铭文的质朴天趣的风韵和漫漶残泐的金石气息。意临则是由临摹走向创作的关键步骤。临摹时可以在用笔上参以行草的笔意加快运笔的节奏，在字形上也可进行适度的夸张变形，在墨色上可加以变化，再现作者的个性与激情。
临习一段时间后，便可尝试着集字创作。集字是对原作的二度临摹，也可以说是一种创作的捷径。因为操作时须将字的大小，重字的选择等因素考虑在内，为以后的创作奠定基础。集字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别人曾经写过的，不妨采取“拿来主义”。如吴昌硕、陶博吾等前辈都曾写过集联。今人黄四德也曾出过《散氏盘集联句》如能合理利用，便可省却许多案头工作。另外一种就是自己集字，这对于我们来说难度似乎更大。《散氏盘》铭文文辞艰深，铭文字数少，且多数为非常用字。对于创作，可利用的资源毕竟有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临习同时期其他铭文，熟悉其字形，再用《散氏盘》铭文的笔意、结体进行改造，那便有另一番风味了。从文俊先生曾经说过“学习金文不能仅限于一鼎一盘，还要博取诸铭，凡沉雄凝练者，皆尽汲取。”然而书写的篆书形体应该有可靠的根据，随便错写古文字的笔画，或者把“她” 、“们”这类后起字用偏旁拼凑法仿造成古文字形体，都是不妥当的。学习篆书必须研习“六书”及《说文解字》，明白字义以免写错。
在创作中笔墨的运用也很有讲究。言恭达先生曾说:“篆生于墨，墨生于水，水为篆之血也。”此语足见他对于写篆用墨方面深有研究。工稳的篆书特别是铁线篆，墨色的变化是有限的，而写意篆书则不同，大可像行草书那样，蘸一次墨书写多个字，这样就使墨有了韵律美。太浓无韵，太淡伤神。在篆书用墨方面，我们可借鉴宾虹“以书入画，以画入书”的思想，把水墨画中的墨法运用在金文书法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谈到金文的创作许多书家都提出如何表现“金石气”的问题。“金石气”，是经过悠长的年代，风雨的侵蚀或人为的破坏，使作品表面造成一些残损，也就是“残缺美”。清代学者李瑞清是用抖笔的方法来表达青铜铸造般的沉重线条的，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写法。我认为这不如吴昌硕取《石鼓文》的爽利厚重，从而留下作态的痕迹。金文的生动处往往在于会写与不会写之间，规范与破坏规范之间。单纯的规范只能看到一种优美，而完全不规范我们看到的是完全没有法度。艺术并不是要破坏所有的东西，是要在生动的形式中创作出属于你个性的形式。现代一些篆书名家通过尝试丰富笔法增加侧锋、使用秃笔、枯笔和涨墨来营造出那种残驳的效果。在金文创作中，还有很大的资源与空间亟待我们来开发与发展。
《散氏盘》铭文距离现在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在临摹与创作的过程中，我们真正把它吃透，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这需要我们仔细去体会，学会跟它对话，和它心神相和，做到心与物游，尽可能地把我们放到那个特定的时代，和作品背后那个隐藏着的作者一起沟通。
《散氏盘》亦名《矢人盘》，为西周之重器。自康熙年间出土以来，一直做为研究西周土地和研习篆籀的重要史料。其铭文结构奇古，浑朴雄伟，用笔豪放质朴，线条圆润而凝炼，可谓壮美多姿。既有金文之凝重，也有草书之 流畅，开“草篆”之先河。自《散氏盘》出土以来，历代书家多有研习，对金文书法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民国印人王福庵先生在金文书法上颇有建树，其用笔典雅、婉约，线条优美、流畅，被世人推为典范。然而由於《散氏盘》与其他金文的笔法不同，王氏书《散氏盘》作品传世则少之又少。我於近日有幸得王福庵节临《散氏盘》金文书法条幅一帧，该作纵126厘米，横32厘米，共临书54字，为《散氏盘》中后段，款曰：“节临散氏盘文，福厂王禔。”钤朱文“苕叶青青”，白文“福厂六十岁后所书”、“不俗即仙骨”三印。是作章法错落有致，《散氏盘》由於在书法上属於“草篆”一类，笔法较王氏所写其他金文作品略有不同，在用笔上稍有豪放意趣，却不失王氏典雅、婉约之特点，做一种完美的结合。正如大家所熟识的王氏临《石鼓文》，亦是如此。写书法的人都知道，临摹的最高境界是既有古人的意趣，又能体现自己对书法的理解和技法的表达。这便使我们想到，某些书家临帖，或泥於形意，或率意放纵，或一味的夸张原石浑朴一面，谓之形体结构及风格之变化，却难以真正的表达出对艺术的修养和见解，不免有些哗众取宠的感觉。所以经典其之所以经典，在於他能找准古人与自己书风的契合点。食而化之，化而出之，我想这样才能算是“意临”。
从书法的角度看，它既不似甲骨文那样犀利瘦劲，也不像大盂鼎铭文那样端庄凝重，而表现出一种“乱头粗服”的风格。这种独特的风格，在书法史上堪称一绝。在众多青铜器中，有人将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并称为“四大国宝”。如果说大盂鼎铭文代表了西周金文前期书法的风格，那么，散氏盘铭文则明显展现出西周金文后期的特征——自由奔放、随意率性、朴素自然。透过浇铸翻模的痕迹，我们依稀可以感受到书写人不斤斤于书法技巧的豪放情怀，一种任凭感受的自由驰骋代替了理性的严谨法度。一些本应写得平直对称的笔画，在感性的驱使下写得方向多变且富于内在的张力。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处理，正是书写人突破笔画限制、追求艺术化效果的表现。与这种自由的笔法相适应，散氏盘书法在结构上呈现出倾斜之势，改变了之前方正安稳的特点，使每个字都产生一种向左上方飞升的动感。就像吴法乾先生所说：“扁圆的字形，无一字不款侧，而字间呼应，随势生发，又无一字不稳妥。造型奇姿百出，妙趣横生，令人目不暇接。如一群活泼可爱的顽童，欢腾雀跃，呼之欲出。”其章法因线条的豪放粗犷与凝重含蓄、结字的飘逸潇洒与稚朴可掬，显得朴茂而空灵。散氏盘铭文将稚朴与老辣、恣肆与稳健、粗放与含蓄十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既有金文的凝重遒劲，又兼草书的流畅飞扬。难怪有人称之为“金文中的草书”了。如果说“尚意”书风在宋代已臻成熟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它的源头在我们先民那里，尤其在散氏盘铭文中就已显端倪了呢？散氏盘铭文对后世的书法，特别是清代的碑派书法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将它誉为“金文”书法中的“神品”，实不为过。
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西周青铜器散氏盘,与毛公鼎一样,均以其长篇铭文和精美的书法著称于世。散氏盘的铭文共19行,每行19字,其中除有几个字已锈蚀不可辨认外,实能认出者为357字。内容是一篇涉及西周中晚期诸侯国之间围绕土地分配问题发生的一场公案,十分有意思。
有趣的官司
铭文上说,关中畿内的散二国,边界相连,多次侵犯散国的边界,掠夺土地和财物。散人向周王告状,后来在周王的调解下,不得已,同意以田园二区作为对散人的赔偿,并且发誓将田交付散人后永不毁约,否则就照田价付罚金, 并通知其他各国与之断绝交往。这场官司中还具体规定了这两块赔田的区域、疆界,并由两国共同派官吏勘定后交接。周王还派一个叫仲农的史正(官名)到场作证,仲农完成使命后,遂将新界地图交予双方,并留下左券。在这种情况下,散人鉴于平素的行为,仍是不放心,怕他们毁约,于是就把这场官司的全过程及的誓约铸在铜盘上,作为永久的证据,以防不测。
这场有趣的官司,不知事后践约了没有,重要的是被后人看出了历史的破绽—你周王室不是实行井田制吗?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那么为什么现在可以实行有条件的转让了呢?这说明西周晚期井田制度的动摇及其王室权力的削弱,是整个社会制度开始动摇的重要信号。 这就是今天看散氏盘的历史价值所在,十分难能可贵。
据后来的学者们考证,散氏盘为周厉王时物。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又进一步考证,国疆界相当于现在陕西及武功一带,散国的疆界相当于大散关、大散岭以东陈仓一带,散氏盘的出土地点当在散国地界之内。
马衡鉴别说真赝
散氏盘于乾隆中叶出土,为江南一位收藏家购得,长期存放在扬州。著名学者阮元考证后,将其定名为“散氏盘”,“散氏盘”遂名扬天下。官府中达官贵人及外国人一直垂涎不止。后来藏家又将其翻砂复制两件,其中一件卖给了日本人,真器仍在扬州。 嘉庆十五年,湖南巡抚阿林保得到散氏盘。但文献中未详细说明阿林保得宝经过,只说是从江南的一位盐商手中买来的。1810年冬,嘉庆皇帝颙琰50岁的生日,阿林保将散氏盘敬献给皇上做寿礼。皇上给了他两江总督去当。因而在老古玩界中有“阮元定名散氏盘,阿林保献宝祝寿荣升”的传说故事。嘉庆皇帝不像乾隆皇帝那样酷爱古玩字画和美玉。散氏盘入贡内府,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久藏禁中。因时间太久,六朝皇帝谁也不去鉴赏,以致无人知晓它收藏在什么地方。咸丰十年火烧圆明园后,传出散氏盘在圆明园被烧毁了。于是,从内务府官员口中传到琉璃厂古董商的耳朵里就成了:“散氏盘真的没啦,只有仿铸的那件了!”
1934年,溥仪出宫前,内务府核查养心殿陈设,发现散氏盘藏在库房。溥仪出宫后,散氏盘由故宫博物院收藏。接管收藏的这件散氏盘是真还是赝?古玩界不知根底,又十分关心。琉璃厂尊古斋经理黄伯川同故宫博物院长马衡的交往多,又是好朋友,他问马衡:“故宫里的散氏盘是真品还是赝品?” 马衡说:“我看是真的。我也听说古玩行有传闻说,散氏盘有两件苏州仿铸的,一件卖给外国人了,另一件还在国内。故宫博物院接管时,询问过原内务府人员,从养心殿陈设的核查中发现散氏盘的前后经过。用拓本对照原物完全相符。” 马衡又说:“这件散氏盘的铜质精粹;苏州造的铜器,铜质是比较粗糙的,不会这样精粹;再说这盘的底子是深褐色,一般来说苏州造的仿铸品的底是闪白色。退一步说,若是重新翻砂仿铸,它的花纹、铭文的笔道不可能一点儿不走样,笔道就不会丰筋挺拔了。”古玩界听马衡所说,心里有底了,故宫收藏的是真的散氏盘,不是赝品。国之瑰宝散氏盘,在“九·一八事变”后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转移到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收藏。
自寿与寿人——海粟大师临写的《散氏盘铭》(新加坡)周颖南
《散氏盘铭》，是周朝钟鼎文的巨制之一，作于公元前10世纪之间。王国维据盘中所记载的事实及当时政治的情况推断说：“殆为厉王时物”。乃“矢散”两国勘定疆界的契约。周礼称为“地约”。文长350字，字字完整，最为可贵。 “散氏盘”是清阮元说的。吴玉缙《金石存》叫做《乙卯鼎》，因铭中有“辰在乙卯”四个字。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称为《西宫盘》，因铭中用“西宫”两字有三处。
《散氏盘铭》，造型美观，气魄雄浑，具有高度的艺术创造性。是中国书法的瑰宝，是中国文化的丰富遗产。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周代社会的重要史料。海粟大师临写《散氏盘铭》后，写了两段跋：全文如下：
“吾旧题海翁画句云：‘折钗屋漏未为奇，笔笔蛟虬反走姿’。盖谓其用笔悬腕中锋，纯以篆籀之意行之。非深肆力于周秦金石，不能至是。今观所临此《散氏盘铭》毫发无憾。则吾言果不谬矣!散氏盘乃西周重器，结字势横体欹，错落若懈，然欹而实正，懈而实严。真气转旋，不可方物。自二百年前出土以来，书家之求其拓本以事临摹者相望，名辈如何?叟、吴大?、吴缶庐、李梅庵、曾农髯，尤汲汲焉。?叟得其夭矫，大?得其清刚，缶庐得其郁勃，梅庵得其峻谲，农髯得其逸宕。海翁后来居上，独兼众美而集大成。愈朴愈腴，愈拙愈秀，苍润古厚，和以天倪，韵味房流，挹之莫竭；直得散氏盘之性情魂魄，岂徒风骨乎哉!吾观之，吾重谛观之，为之欢喜赞叹，为之拍案叫绝。海翁以此寄颖南，附书曰：‘八十岁写一通《毛公鼎》，一通《散氏盘铭》以自寿，不轻以示人。颖南酷嗜余书画，即以自寿卷移赠，祝颖南亦如海翁之长寿也。’海翁于此卷之自珍若此，其移赠之至意若此。吾知颖南必百倍珍视于秘笈所藏之他物，而能永宝勿失之也。颖南索题，因杂书所见所感以归之。丙辰初秋，潘受。”
潘先生认为：大师所临写的散氏盘铭，朴腴拙秀，苍润古厚。集夭矫、清刚、郁勃、峻谲、逸宕之大成。为诸家之冠，是前无古人的。这该是最恰当的论断了。
一、学书必从篆入，余近写《毛公鼎》，好习《散氏盘铭》。今年我年八十，重作《散氏盘铭》自寿。迫以髦年，蜿蜒满纸，尚多懈笔。乙卯春三月刘海粟书于存天戏海之楼。
二、乙卯春临《散氏盘铭》毕，并录阮氏积古斋释文。阮氏释文，较诸家为精。然细审之，尚未安。竟下二点，非重文。“”字之半，古之“高”，释“睳”，非。书释“源”或“凉”，释“?”，非。文中有“陟”，俱作“降”，亦非。因参考吴缶翁、郭沫若释文注于侧。
《散氏盘铭》制作时期是3000年前的“乙卯”，海粟大师临写时，恰好是3000年后的“乙卯”。其间相隔50甲子左右。真是巧合极了。大师考证的态度，非常严谨。他不但有批判地采用了“较诸家为精”的阮氏释文，而且发现阮氏的释文还不够严密。他列举了一些例子：如“”字的右半，古文是“高”字，因之释为“椁”字，是不对的。“”字，应释为“源”字或凉字，释为“?”字，是不对的。文中所有的“陟”字，都释为“降”字，也是不对的。因此，他参考了吴昌硕、郭沫若的释文注在旁边，使人一目了然，易下判断。这种治学方法，是很值得我们重视和效法的。最近，大师把这卷《散氏盘铭》赠我，复作第三段跋：
“颖南贤兄博学多闻，尤嗜书画。尝问书于仆，感其意之诚，以此卷赠之，以塞其请。金陵刘海粟识。”
今年7月12日，大师给我的信中亦说：
“学书必从学篆始，求篆于金，求分于石。余十三四岁学篆书。八十岁写一通《毛公鼎》，一通《散氏盘铭》以自寿，不轻示人。颖南酷嗜余书画，再四函索。不忍却其请，即以自寿卷移赠，祝颖南亦如海翁之长寿也。”
《散氏盘铭》，真是大师神来之笔。是美的化身!他对我的深情厚意，我非常感激。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在香港时，陈凡先生告诉我：“这就是自寿寿人。”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示。寿人，不能只寿我一人，要寿普天之下所有的人。我特地请诗人潘受先生题跋，潘先生大为叹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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