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已拉开大幕，除了政治家族PK的“八卦”和各种“揭老底”，国内政策也是激烈交锋的战场。大政府vs小政府的话题“历久弥新”，再度闯入人们的视野。近期，两位美国专栏作者就此问题在《纽约时报》和《赫芬顿邮报》上撰文。
运笔如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这次让人意外地指出了一个“可喜的趋势”——民主党人似乎终于认识到，有些事情政府做得确实比私营部门更好，并且敢于抵制反政府宣传了。
而另一位实践经验更为丰富的学者、曾担任美国农业部长的丹·格利克曼，则借美国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之口说：“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保证立法机构真正代表人民全体”。但他认为，美国无法建立起汉密尔顿式的政府，是金钱选举所致。】
政府干什么事最擅长？
保罗·克鲁格曼
美国共和党潜在总统候选人争相提出各自的政策议程，总少不了减少对富人征税，削减穷人和中产阶级福利之类的老生常谈。反观民主党阵营，倒是真的出现了一些新思维。仿佛突然之间，许多民主党人决定与长期呼吁削减福利的华盛顿政客圈分道扬镳，反而提出应提升社保福利。
从两方面来看，这种发展趋势都相当可喜。首先，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本身就值得欢迎。但更重要的是，民主党人似乎终于能认清现实——有些事情政府做得确实比私营部门更好——并且敢于抵制反政府宣传了。
与所有发达国家一样，美国主要依靠自由市场和私有部门满足公民们的想法和需求。在美国的政治话语环境中，几乎没有人会建议改变这种模式。人们早已不再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运行方面起过多的直接主导作用。
然而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必须由政府来完成。每本经济学教科书都给出了国防和空中交通管制等例子，这些“公共物品”应由所有人共享而不是被任何人独占，所以追求利润的私有公司缺乏动机来向全民提供它们。然而，提供公共物品绝不是政府唯一胜过私有部门的领域。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是的，保守派不断鼓吹医疗产业应进一步私有化——具体来说，他们要把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改造成纯粹的私有系统，让民众用代金券购买私营保险。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恰好是错误的前进方向。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系统实际上比私营保险更便宜、更高效，官僚作风甚至也比较鲜见。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美国的医疗卫生系统无比依赖私有部门，也正因如此，它的效率之低、成本之高可以说举世无双。
此外，在提供退休保障方面，政府的表现也优于私有部门。
如果普通姓都像经济学家们假设（以及右翼分子鼓吹）的那样，是完全理性且拥有远见的，也许我们不需要社会保障。在理想化的世界里，25岁的工人会考虑如何使自己70岁时还过着舒适的生活，并由此目标进行现实的评估，最终对当下的储蓄比例做出判断。不仅如此，聪明成熟的他们还深谙投资之道，懂得如何在风险与收益之间进行最佳的权衡。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美国大多数工薪阶层储蓄太少，不够退休后的生活开支。不但如此，他们还将微薄的储蓄投在了错误的地方。最近一份白宫报告显示，由于投资顾问关心的是如何将自己的回报最大化，而不关心客户的利益，每年美国投资者们蒙受的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
你也许会说，储蓄太少、投资失误，都是工薪阶层自己的过错。但是，大家都有工作和孩子，都必须面对各自生活中的种种危机。我们没法指望每个人都能成为投资高手。不管怎么说，国民经济应该让绝大多数人民安居乐业；它不应该成为少数弄潮儿的游乐场。
社保体系是美国退休保障制度的典范。社保体系机制非常简洁，运营成本低廉，几乎没有官僚作风存在的空间。这套体系既不需要所有人都拥有超长期规划的高远眼光，他们也不必成为善于以钱生钱的投资专家，只要他们年轻时努力工作，老年时便有机会享受体面的退休生活。唯一的问题是，私人养老金正在没落，取而代之的401（k）计划又无法带来全面保障，社保系统目前尚不足以填补这个空缺。那么，为什么不把社保体系做大？
不用说，此类政策建议已经挑动了许多人敏感的神经，将在右翼和自命中立的阵营中引发几近歇斯底里的反应。我几年前曾写道，在政客圈内，削减社会保障的呼声一直被视为“严肃、沉稳、意志坚强的象征”。距离前总统小布什试图提出社保私有化方案仅仅过去了10年，这套东西已有得到了许多中间派的支持。
但真正意义上的严肃意味着对可行性进行审慎地评估。私有化的退休保障制度将寸步难行，而社会保障系统运行得非常健康。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将这种成功发扬光大。
（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杨晗轶译）
保罗·克鲁格曼
人民还说的算吗？政治事务中的汉密尔顿与金钱
丹·格利克曼
2016年美国大选已经全面起航，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推出自己的重量级总统候选人，宣称胜利在握。离选举日还有整整一年半，这些名头响亮的候选人各自会收到10亿美元（或者更多），然后花掉它们。现代选举制和金钱在政治制度中的运作方式就是如此，我不禁好奇，近250年前的国父们听到这个消息会说什么？
毋庸置疑，国父们对自由和政府角色的看法与今天大相径庭。不久前，我在百老汇看了一出音乐剧：《汉密尔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宪法起草者之一，曾与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共同为报纸撰写文章宣传宪法原则及理念，后集合出版为《联邦党人文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个独特的人，人们很容易忘记他的国父身份。这个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孤儿白手起家，最终竟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成为乔治·华盛顿的亲密盟友，并参与起草《独立宣言》。
政府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引起建国者们旷日持久、激烈焦灼的讨论。比如，汉密尔顿坚持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积极作为的强大联邦政府，这与杰斐逊的意见相左。但汉密尔顿的看法是，只有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保证立法机构真正代表人民全体。这就是说，政府的合法性由被统治者首肯。
我想，如果汉密尔顿还活着，看到他与同侪建立的政治体制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一定会说：美国人已经严重破坏了民主政府的根基，或者说彻底抛弃了它。提供金钱给在政治事务中抛头露面的人，从而赋予最有钱的人权利，这跟说“美国人民对自己的政府有主导权”完全背道而驰。
参议员Ted Cruz最近宣布，他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注：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简称PAC,、旨在筹募及分配竞选经费给角逐公职的候选人。）在第一个周就筹集到310万美元捐款。
这些钱主要由四大家族捐款，而绝大部分来自其中一个家族。竞选财政专家Trevor Potter在纽约时报撰文称：“随便哪个百万富翁都有可能利用捐款，改变一个种族或者这个国家的命运。这就是美国今天的现实：与汉密尔顿那时设想的差异巨大。”
有报道称，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整个竞选过程将筹集并花费10亿美元，如果算上外部经费支出数额会更庞大。在近期的一些造势活动上，希拉里确实表达了对金钱在选举中扮演的角色有些许担心，但为了更有竞争力，候选人必须“争钱好胜”。单个候选人就要花费破纪录的超10亿美元，这着实令人乍舌，也不免心生疑惑。事实上，如果你没能力筹集数额巨大的现金，就没资格担任联邦政府中的任何职务，总统更不必说。因此，竞选过程本身就是将凌驾于政府和社会的权利收拢到最有能力提供政治捐款的人手中：那些大金主们。
在一场关于宪法是否成立的激烈争论中，汉密尔顿曾说：“先生们，这个国家，人民说的算。他们的意志由直接代表执行。”我们扪心自问，今天的美国还是如此吗？我们真的打心底相信，每位公民都有能力对政府讲话？当候选人竞选办公室的看门人是豪商巨贾，还能相信这点吗？国父们在很多方面眼光深远，比如设计一个各部分相互制衡的政权组织形式，以维护自由、和平与稳定。但这一组织形式的根本原则是：被统治者的首肯。他们未曾料到：金钱竟对这个体制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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