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海首批语文特级教师，于漪的课几乎堂堂都是公然课，她关于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同一”等理念被写进国家课程标准，她“教文育人”的教育思想更对推动语文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连语文之“门”都摸不着的普通教师，到中国语文教学界的一面旗帜，于漪成功的秘诀实在非常“简单”，甚至有些“傻”——每堂课都会用10个，20个小时预备，即使在教了几十年书后仍然坚持每课写教案和“教后记”；为了在课堂上做到“要言不烦，一语中的”，课后必留下自己的“空话记录”，反复自省改进；即使同一篇课文，也尽量不用同样的方法教第二遍，由于“文章是旧的，但学生是新的”。
在于漪看来，做好一名“合格”教师并不轻易，由于这“格”不是用量来衡量的，而是国家的要求、人民的嘱托，“每一堂课的质量，都影响着孩子生命的质量。站上讲台，我就要用生命来歌唱。”
很多青年教师经常好奇，为什么非语文“科班”出身的于漪老师能在语文教育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她的秘诀在哪里？
六十年前，当于漪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第一次走上了上海第二师范学校的讲台时，她甚至不敢想“成就”二字。在一堂讲解小说《普通劳动者》的课后，教研组长对于漪的批评毫不留情：“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里，你还不知道呢！”
“那如同是五雷轰顶，”往事历历在目，“但这句话就激励了我一辈子。”于漪说。
倔强的她将挫折当作了成长的动力，“当时我暗暗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做一名好老师，我不仅要找到语文教学之门，而且要登堂进室。”
于漪，出生于历史名城江苏镇江，历代诗人墨客沈括、苏轼、陆游、辛弃疾等都曾在此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篇。金焦二山秀丽的景色和“满眼风光北固楼”不仅给了于漪良好的熏陶，更在她的血液中埋下了坚韧与进取的种子。
为了实现“做一名好老师”的目标，先天体弱的于漪克服了胃溃疡、肝炎、腹部大手术、脑缺氧、血尿等一系列疾病的困扰，白天站在窗外，看其他教师怎样上课；晚上啃着从图书馆里搬来的一厚叠参考书仔细琢磨，挑灯夜读到天明。当时的语文教研组共有18位教师，她听遍了其他17位老师的课，把这些老师的教学优点都学来了，并且在三年不到的时间中，自修完成了大学语文的全部课程。
“硕学为师，洁身作范”，是当年复旦大学老校长苏步青对于漪的评价。而她自己则说，“要课堂布满激情，教师首先得燃烧自己。”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于漪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中，每一条都近乎“苛刻”。
“备课必定一丝不苟，把教材吃透，”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于漪每堂课都会用10小时、20小时预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备就是30多个小时，反复钻研数十篇、上百篇教材、用规范的语言写成教案。
上海市教育元勋顾泠沅曾总结：于漪第一年是撇开任何“教参”逐字逐句写教案，第二年是搜罗所有“教参”改教案，第三年整合新的体验再度重写教案，三年就成为语文骨干教师，她的成长过程很好体现了“实践+反思=成功”的教师发展“公式”。
直至今天，对于教了半个多世纪语文的于漪来说，一些经典课文可以说是滚瓜烂熟了，可每次上课前还是会把课文仔仔细细重新备一遍，“老师会像一名师范生一样，每课必写教案，每课必写教后记。”于漪的学生、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王厥轩不会忘记，“每次老师都会笑着对我说：这叫一步一陟一回顾。”
而回想恩师那郊冷岛瘦似的苦心孤诣,于漪的弟子、特级教师谭轶斌更是感慨不已,“当我真正走进语文教学时才明白，为什么那时候于老师极力反对我们在备课时先看教学参考书，而是拼命鼓励我们要沉潜到课文中，要反复读、反复读、反复读，读出属于自己的原汁原味的理解。”
由于“教学参考书究竟是别人的劳动，只有自己的劳动所得才是带着生活露水的鲜花，是你自己的心得，学生才轻易和你交融。教育事业是创造性的事业，只有教师教出自己个性的时候，才是学生收获最大的时候。”于漪的这些道理朴实无华，但却润物无声，深深地烙在了课堂上，印在了学生们心里。
“出口成章，下笔成文”是于漪给自己立下的又一目标。那是五十年前的一天下午，学校请来一位同道做报告，会议结束，于漪和同学边走边谈，一名调皮的男生说，“这讲座好什么啊，除了一百五十多个‘这个’，其他什么也没听到。”说着就把练习簿打开，上面画满了计数的一个个“正”字。于漪愕然了，没有想到语病有那么大的危害，把讲述的内容也掩盖了。反思自己的课堂教学，于漪为自己定下了课堂教学“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词”的“规矩”。于是，每次上课前，她都会把上课的每一句话写下来，然后自己修改，把不必要的字、词、句删除，把分歧逻辑的地方改掉，然后，背下来，最后，再口语化。这样一来，烦琐、重复、语病大大减少。
于是，每次课后，于漪都会写下自己的“空话记录”，记下自己的不足、缺陷，记下课堂的感悟，记下学生的闪光点。有时候，学生能够超水平发挥，提出一些超出备课时想象的题目，于漪也都把它们逐一记下。反复的锤炼令于漪的课堂教学达到了“要言不烦、一语中的”的境界，以至于很多前来听课的老师，课后都感叹，“于老师的课让我忘记了自己是听课者。”
伴随着“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隧成丈匹”的“笨”功夫，于漪终于在语文教育的茫茫田野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
1977 年10月19日的金秋。上海电视台第一次向全市直播中学教师向学生授语文课的实况，于漪的公然课《海燕》引起大上海万人空巷的场面，就连江浙一带看到电视的教师和高教界也在纷纷谈论于漪与她的《海燕》。人们对教育的关注，对语文教学的关注，增添了于漪探索语文教学的前进动力，促使其开始从经验与感悟走向理性与科学，并形成了特有的教学风格与教育思想。
1978年，于漪提出“教文育人”的思想，即以“全面发展的人”为培养目标，构建了以“思维练习”为核心的语文教育理论。
“不能千课一面”，“要胸中有书，目中有人”是于漪最常说的话。她开始探索把以“教”为主的课堂教学立足点转变为以“学”为主，把教师与学生的单向型联系转变为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的多向型联系，使课堂真正成为学生锻炼听、说、读、写能力与发展智力的场所。
“大象无形”是人们对于漪语文课的极高赞赏，她直面于“人”，植根于“爱”，发轫于“美”，着力于“导”，作用于“心”的课堂，每一节都有一个新的惊喜，每一课都给学生带来浓厚的爱好，每一课导进的角度都在不停地变化。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曾感叹“于漪教书简直教得着了魔！”
一位年轻教师曾随堂跟踪听了于漪3000多节语文课，听完她赞叹不已，“于漪老师从来不重复自己，即使是同一篇课文教第二、三遍，也尽对不重复。”
“文章是旧的，但学生是新的，理解怎么可能一样呢?”这就是于漪的回答，在给贵州边远山区一位中学语文教研员写的信中，她曾动情地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上了一辈子课，教了一辈子语文，但还是上了一辈子深感遗憾的课。”
正是这种“永不满足”的精神，促使于漪即使两鬓斑白仍不断地攀登着新的高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漪提出了“不能把语文课简单地归结为工具课，而应该留意这门课程的思想性”；上世纪八十年中后期，于漪又开始思考语文的文化内涵，阐释语文教育中综合培养学生语言能力、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的题目；上世纪九十年代，于漪的《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和《语文教学要讲求综合效应》等论文引发并推进了一系列关于语文教学的讨论；1996年，于漪倡导“弘扬人文”的主张，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语文性质观的反思，促进了语文学科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新世纪初，她提出的语文教学“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等理念被写进了国家课程标准……
2006年，应上海市教委的要求，“于漪语文名师基地”成立。在基地活动结束时，77岁的于漪饱含深情地给基地的每一位学员都写了一封亲笔信，用自己的亲身体验与青年教师共勉：“优秀教师是在教学第一线‘炼’出来的。教师的德性和智性是生命之魂，当你们以自己的青春和聪明启迪和滴灌学生德性和智性成长时，一定能品尝到人间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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