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乃为古代世界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之前百年内，欧亚大陆形势巨变，先后经历了希腊亚历山大帝国东扩、印度孔雀王朝的短暂统一、中国秦朝的瞬息兴衰；三者都不长久。这三大国解体后，西起地中海、东至中国东海的辽阔的欧亚大陆上，面临着重建世界秩序的大问题。
汉帝国（包括西汉与东汉）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末，灭亡于公元3世纪初，统治中国延续约400年。几乎同时稍后，罗马勃然兴起，逐步称霸于地中海文明区域，建立大帝国，直到公元3世纪走向衰落。476年灭亡于蛮族入侵。
汉帝国处于欧亚文明地带最东端。跟西汉同时兴起的匈奴不仅威胁汉朝，而且也威胁河西走廊西域各族。月氏人正是在这威胁下西迁，引起中亚塞种人的迁徙，最后形成贵霜帝国。汉帝国在与匈奴的长期艰巨斗争中终于获胜，公元1世纪末，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内附于汉，逐渐转向农耕生活。而北匈奴挥师往东欧，号称“上帝直鞭”所向披靡，在4世纪推动了日耳曼族大迁徙，终于造成西罗马帝国的毁灭。
公元1至2世纪，世界上存在着罗马、安息（波斯）、贵霜、汉四大国，就领土、人口、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而论，罗马帝国与汉帝国的实力空前、旗鼓相当，人口各有五千万以上；而其他两国无法同日而语。（又，据 Aldebert，J.等：《欧洲史》所载，罗马帝国全盛期领土约350万平方公里、人口7000万）。
本文作者陈明远在个人博客发表文章，对公元前后数百年间雄踞世界的汉与罗马两个“超级大国”作比较。以下为全文摘录。
罗马帝国的征服，与汉帝国的统一
汉跟罗马两大帝国，都是在战争中产生的，但是罗马帝国表现为武力征服，而汉帝国则表现为武力统一。
罗马帝国的广大版图，是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征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而得。早在共和国前期，罗马作为一个城邦把本城和周围的人当作“公民”、把战败后与罗马结盟的拉丁人、意大利人当作同盟者；到公元前227年在西西里建立行省时，又把西西里人当作臣民。共和国晚期，拉丁人和意大利人都获得了罗马公民权，行省数目大为增多。罗马帝国正式形成后，保持了共和国时期的传统。罗马国家是征服者，在法律上罗马公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行省臣民是被征服者，行省是“罗马公民的财产”。行省的城市往往有不同程度的待遇，通常享有地方自治权；行省城市居民的地位略与同盟者相当，处于臣民与公民的中间状态。公元1至2世纪，罗马公民权逐渐授予行省更多的居民。公元3世纪初，罗马帝国境内每个自由民都得到了公民权；但这时罗马帝国已处于军阀统治下，公民权已无多大意义，且还成为一种负担（如公民有从军作战的义务等）。
汉帝国则是秦帝国的继承者。秦始皇灭六国以后，并没有使秦国百姓获得高于六国人的特权。秦代民众都称为“黔首”，并无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差别。
汉高帝刘邦原本是楚国人，率领义军攻入关中推翻秦朝，又靠关中的支持打败东方的项羽，终于在关中的长安建都。刘邦既没有也不可能把楚人当成“征服者”、把秦国百姓和其余各地人当作“被征服者”。在汉朝境内，除了王侯贵族和奴隶，其他人等都是“编户齐民”。编户是都编入户籍，齐民是地位齐一。编户齐民既不象罗马公民早期那样有参政特权，也不象罗马行省臣民那样被排除于政治权利之外。汉帝国的百姓分处于不同的“爵”级：低爵者只能为民，高爵者就可当官。尽管绝大多数有爵的“齐民”仍只为民，但在原则上，爵级作为阶梯，对于“齐民”开放。因此，汉帝国的建立，对于各地的编户齐民是统一，而非征服。
汉帝国的郡县制，与罗马帝国的行省制
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作为幅员辽阔的跨地区大国，都要划分行政区。罗马广泛实行行省制，汉朝则广泛实行郡县制。二者都由中央委派官员统治地方，有相似之处。但具体说来，二者又有明显区别。
汉帝国承继秦朝的郡县制，有中央直接统治地方的一整套行政系统。郡有郡守（后改称太守）和郡一级官员若干人。郡以下是县，大县有县令、小县称县长，各有县一级官吏若干名。官员都由国家任命，并按制度从国库领取俸禄（五铢钱和粮食）。县以下为乡，乡的“三老”是由地方官从当地民众里面选拔的，受命管理本乡，也从国家领取俸禄。汉代中国没有任何自治或半自治的城市。汉武帝以后，诸侯王国也名存实亡了。只有在西域这样的边疆地区才没有推行郡县制度。
而在罗马帝国，各行省的情况差别很大，它们所受的待遇也不全相同。例如，对于设在西西里的行省，罗马派一个总督去统率那里的罗马军队，并掌握那里的最高审判权，另外派两名财务官主管财政税收。总督和财务官都是每年一任，他们手下并没有整套的官僚机构。当地的事，仍然由从属于罗马总督的各个小邦自己管理。行省对罗马帝国的最大义务就是向罗马纳税，西西里省的定额是交纳收成的1/10。又如埃及则属于皇帝的私产，由皇帝派总督统治。总督和财务官等高级官员由罗马人担任，人数很少，他们有一批希腊人出身的官吏和包税人作为帮手。在广大基层，埃及人的原有机构继续存在。公元1至2世纪时，不少行省都兴起一批自治或半自治的城市，各有一片或大或小的土地。总之，在罗马的行省体制中，不同程度的地方自治相当广泛地存在。
这样，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程度来看，罗马帝国跟汉帝国是难以比拟的。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民族与文化状况
罗马帝国和汉帝国都是多民族的大国，各有一个民族在政治上处于主要地位。这是二者相似之处。但就具体情况来看，两大国在民族构成上差别悬殊。
罗马帝国在政治上，罗马族处于主要地位。罗马族就是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不仅在语言、经济和文化上与罗马人关系密切，而且是共同打天下的核心力量；希腊人作为罗马文化的前导者，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罗马人把意大利和希腊人以外的臣民称为“蛮族”，处于异己的地位。罗马民族在帝国政治中无疑占优势，但又存在明显的劣势。首先，他们在帝国人口比例中占少数。据一种比较适中的估计，整个罗马帝国人口约5400万，但罗马族约有600万，只占总数1/9。再说，在罗马帝国中，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是东部各族，有着杰出文化贡献的是希腊族；而罗马族本身，除了在法学上作出突出贡献之外，文化建树并不显着。况且，帝国的“罗马化”程度也不深。帝国东部通用希腊语，是希腊化地区；西部通用拉丁语，才是所谓罗马化区域。而且无论东部、西部，拉丁语或希腊语（除在意大利或希腊外）只通行于政府和城市之中，在广大农村则仍是各地语言的世界。罗马帝国在文化上实际是不统一的。
在汉帝国，汉族居于主要地位。汉族是由先秦时期的华夏族与夷狄各族融合而成的。原来在中原地区华夷杂处的现象普遍，春秋时期还有华夷之间风俗不同、语言不通的困难。可是到战国时期，夷夏之别在广大中原地区基本消失了。例如，中山国本是狄族一支鲜虞人所建，可是从河北平山所发现的战国时期中山王墓中的铭文来看，他们与华夏族已经没有差别了。华夷交融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到了汉朝统称为“汉人”，也就是形成了汉族。在汉帝国，汉族占了总人口的大多数。《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平帝元始二年）全国人口总数59，594，978人，又记载各郡国的人数。中原汉族居住的各郡人口数字总和，比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边郡人口数字显然高得多。再从西汉早期曾经严重威胁北边的匈奴族来看，“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后来南匈奴内附汉朝，成为汉帝国的重要少数民族之一，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少。汉族人口在汉帝国占大多数，这是罗马帝国不能比拟的。
汉族不仅在人数上是国家主体，且在文化上也是国家的主流。先秦的灿烂文化和汉代文化一脉相承。汉武帝把儒家学说定为正宗，用统一思想来维护国家统一。这就更不是罗马帝国统治者所能做到的了。
丝绸之路——汉帝国与西方开拓交通
古代东、西方之间，逐步开辟了重要商道，即“丝绸之路”。
公元前2世纪以前，只有葱岭以西一段业已打通，而葱岭以东中国境内一段却尚待开拓。公元前138年，奉汉武帝之命，张骞出使月氏国，中途却遭匈奴扣留，到公元前126年才归还。公元前121年、119年，霍去病、卫青率领汉帝国军队两次大败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使匈奴远走漠北；这时张骞又奉命出使乌孙国（在今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司马迁《史记》把张骞两次出使称为“凿空”，正因为他首次走通了空前的道路。
张骞开拓的“丝绸之路”东段，据《汉书·地理志》，有两条分道。“自玉门、阳关（今敦煌西）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傍南山（今阿尔金山、昆仑山）北波（循着）河（指二山以北诸河）西行，至莎车（今新疆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今新疆吐鲁蕃西）随北山（今天山）波河（指今塔里木河）西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间）、奄蔡（约在今咸海至里海间）焉”（原作焉耆，误）。这两条道都在天山以南：北道在塔克拉马干沙漠以北沿塔里木河西行，南道在塔克拉马干沙漠以南沿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有河水之地西行。张骞第一次出使，去时从匈奴脱身经大宛、康居、大月氏而至大夏，所行线路可能是《汉书》所说的北道；归时“并（傍）南山”，则所行肯定是《汉书》所说的南道。两道都由张骞开通。其实在这两道以外，天山以北还有一条道。张骞第二次出使，从内陆直到乌孙，又从乌孙分派副使去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这样，他们就又走通了天山以北的一条道，只是在《汉书》里对这一条道没有作具体记载。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曾于公元97年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已经到了安息西界，准备渡海（向拜占廷）被安息西界船人劝阻，未能实现。这是汉朝使者在“丝绸之路”上达到的最西点。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汉帝国的丝绸大量运销于西方，在罗马帝国成为贵族豪富们普遍爱用的衣服和帘幕材料。此外，中国的铁器、漆器等也输入西方。罗马帝国的玻璃器皿、毛织品，印度的宝石、香料等也通过“丝绸之路”输入汉帝国。此外，佛教也经由这一大道，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同时传入的还有犍陀罗艺术风格。
海上“丝绸之路”
除了陆路以外，《汉书·地理志》篇末还记载了一条汉帝国通往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出发地点是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船行约五个月，到都元国；又船行约四个月，到邑卢没国；又船行约二十余日，到谌离国；再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又船行两个多月，到黄支国；“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各国具体地点，如今学者们考证兼推测的结果有所争议；但是，唯“黄支国”在今印度东南部马德拉斯附近，“已不程国”在今斯里兰卡岛，学术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
于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大体可推定：由出发地（两广的海港）沿中南半岛海岸南下，在马来半岛东岸某处登陆，到西岸再乘船西行，抵达印度。印度的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岛，是汉帝国的航海家所达最远点。《汉书·地理志》所记这条路的回程，不再中经陆路，但总的行程时间加长，那大概是绕过马六甲海峡的缘故。
这条海路很重要，尤其在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时。例如印度（天竺）在汉和帝时曾多次派使节经陆路来中国；到东汉后期西域路断，公元159年、161年，印度使节就改从海路到中国。公元166年，罗马帝国使节访问东汉帝国，也经由海上“丝绸之路”。
汉帝国派遣张骞、班超出使西域，罗马帝国使节来华，中西方交通开拓了陆、海两“丝绸之路”——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交流，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但是可惜！汉帝国与西罗马帝国都灭亡了以后，中西方交通被长期阻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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