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1719-1805）字崇如，号石庵、青原、日观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刘石庵诞于书香门第，长于显宦之家。由于刘墉喜用油烟墨，这种墨乌黑浓郁，光泽亮丽，加之他的字体本就外貌丰腴，故而有“墨猪”之诮。因他官居体仁阁大学士，被称为“浓墨宰相”。
刘石庵书法初从赵孟頫、董其昌入手，又喜好苏轼的笔意，曾潜心研习《阁帖》，对唐宋诸家并六朝碑版无不习。擅长楷书、行书，同时也能写榜书和小楷。他喜用硬笔短毫，书法丰腴淳厚、落落大度，体现了他一生的襟度。刘墉一生书法曾经数度变化，年轻时珠圆玉润，中年笔力雄健，到晚年则趋于平淡。对他的书法有肉多骨少的看法，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有绵里藏针的妙处。刘墉书法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齐名，称为清四大家。
刘墉的书法得力于深厚的帖学积累，康有为赞其“集帖学之成也”。他的书法“不受古人牢笼，超然独出”，巧拙相伴，独具面貌。晚年对北碑虽有所涉猎，但已精力衰弱，不能有所成就，最终只能囿于帖学范围，无法在创新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成为帖学衰落之前最后一抹亮点。
其书法，初看圆软滑，若似团团棉花。细审则骨骼分明，内含刚劲。刘墉书法之境界可用“静”、“淡 ”、“清”三字概括，这是他超过常人之处。在刘墉诸多传世书法中，有很多代笔和赝品，特别是刘墉有三姬，皆能代笔可乱真，鉴别真伪代笔，除要辨别整体风格外，可注意图章，如署名“石庵”二字并钤长方“石庵”压脚印或盖有“飞腾绮丽”印者，皆为其姬妾代笔。
《题东井澄池砚》诗笺
草书扇面
行书 纵128厘米 横60.5厘米
山东省博物馆藏
行书陈白沙七言绝句轴
洒金彩笺 纵175.2厘米 横63.9厘米
集陆游诗句联
纸本行书 纵129厘米 横29.5厘米×2
香港艺术馆虚白堂藏
山谷水仙诗
纸本行书 纵114厘米 横5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行书轴
绢本 纵171.5 横50.7厘米
青岛市博物馆藏
行书轴
冷金笺 纵129.4厘米 横62.6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临颜真卿送蔡明远叙行草轴
纵76厘米 横45.4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行草轴
纵135.5厘米 横55厘米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人。十二岁便吟诗作书，诗有唐人风范，书学米、董、后法二王，得力李北海，喜用淡墨。乾隆35年探花，时称“淡墨探花”、“淡墨翰林”，与喜用浓墨的刘墉成鲜明对照，其书名与刘墉齐。
王文治论书多取“淡”字，这是继承董其昌而来，如跋《董临怀素卷》：“余因习董书，始悟素师淡处。因素师又悟右军淡处也。”王氏评董书亦多用“淡”字，若“董书似不经意醇淡古雅之趣，疏之愈出。”“爱心怕心，一时顿断，乃谓之平淡天真。此境惟董香光独到，他人不解也”等。董其昌“尚淡”，并以此进行审美、批评，王文治就其观点与之相承。如董氏云：“余以为张旭之有怀素，犹董源之有巨然。……皆以平淡天真为旨。”王文治在跋《怀素千字文真迹》中曰：“然素师独得右军淡处，……此意董香光屡发之，惜知音者希也。”董氏评：“米书以势为主，余病其欠淡。”王氏亦言：“米书魄力虽大，而平淡处尚有未至。”由上可见，王文治在书论中多取董其昌“淡”之用语，其评书标准亦继承董氏。董其昌“淡”的思想来源于禅学与庄学，他认为“淡”是自然天成的，是一种本真的流露，而不是靠“钻养”、“澄练”之功，而且也“非学可及”。而王文治认为的“淡”为“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自然之美，作书追求“解衣磅礴”“无意于佳乃佳”的意境。
王文治书法用笔规矩而洒落，结构紧密而内敛，墨色以淡为主，着实是董其昌书法风貌的再现。王文治忠实地秉承帖意，但无传统帖学的流转圆媚与轻滑。其书用笔转少折多，以折为主，显得果断有致，干净利落。瘦硬的笔画略带圆转之意，既妩媚动人，又俊爽豪逸，风神萧散，笔端毫尖处处流露出才情和清秀的特色。
跋《唐玄宗鹡鸰颂》
纸本行书 纵219.5厘米 横29.7厘米×2
上海博物馆藏
纸本行书 纵129.5厘米 横58厘米
山东省博物馆藏
纸本草书 纵129.7厘米 横39.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纸本行书 纵128.2厘米 横29.2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云龙纹笺 行书 纵167厘米 横30厘米×2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纸本行书 纵138厘米 横57厘米
西泠印社藏
纵127厘米 横22厘米x2
纸本行书 纵131厘米 横28厘米x2
上海朵云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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