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与动机

人类是有思想的动物。人类也有本能的反应，但人类的行为主要还是受思想的驱使，而这种产生行为的思想就是动机。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动机，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尤其是那些简单的行为。复杂的行为则不好说——有时思想与行为一致；有时则会事与愿违，形成悖论。例如：有时，想办成一件好事，结果却是坏事，如某父母为女儿包办婚姻，结果发现女儿并不幸福，是为悲剧；有时，想办成一件坏事，结果却是好事，如孙权嫁妹与刘备，本来是想算计刘备，结果刘备使其赔了夫人又折兵，是为喜剧。

因为动机是行为的原因，所以人们常常用自己的动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即我的高尚动机却引来了恶劣的结果，因此请人们原谅。前些日子，有文革中的红卫兵重新站出来，就是用动机来为自己当年的打砸抢烧的破坏行为辩护：什么高尚啊、理想啊、革命啊、激情啊等等。于是，马上有人予以驳斥，指出这里动机与行为属两个层面（个人与社会），动机不能证明行为。

的确，动机与行为常常不是一一对应的：一个行为可能源自多种动机；一个动机也可能产生多种行为。就前者而言，例如红卫兵的打砸抢烧，其动机可能有许多——恶作快感，妒嫉怀恨、公报私仇，趁机攫取等等，当然还有革命激情，可究竟是哪一个动机或几个动机同时在起作用，只有当事的每个人自己心里明白，别人（社会）是无从证明的。西方有这样的表达，大意是：所谓正义，多少罪恶以你的名义而产生。

而且，动机本身也具有多层次的特点。假设一位当年的地下党特工毒死了一位敌军高级军官。他首先准备了毒药，其动机是下毒；然后接近军官的厨师，其动机是相机下毒；而其下毒的动机是杀死军官；杀死军官的动机是破坏敌军的一个计划；破坏敌军的计划的动机是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动机是为全国解放铺路……最后的动机可能是实现共产主义。

不过，动机毕竟是行为的原因，所以如果行为与动机是一一对应的，就是二者之间具有联系，而在复杂的事物中，与行为越接近的动机越可能有联系。法律认定一个犯罪嫌疑人有罪，主要依据有两条：一是有主观故意（动机），二是有伤害的后果（行为）。因此，法院要认定一个投毒嫌疑人有罪，必须证明两点：一是被害人被嫌疑人投毒致死，二是嫌疑人有投毒的动机及其动机的理由。如果嫌疑人申辩说其投毒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法官一定不会接受，因为这种说法太过荒谬，而荒谬的原因是宏大的共产主义动机与毒死一个人的行为相距太过遥远。

对于复杂的事物，一方面，动机不能证明行为，另一方面行为也不能证明动机。例如武松打虎的故事：有人认为武松的动机是为民除害，于是武松顺水推舟，予以默认；于是武松就不仅仅是打虎的英雄，还成了道德的英雄。实际上，我们知道武松上景阳岗，是因为其不屑于听店小二的劝阻，一时莽撞，当然也是因为其武艺高强，有恃无恐。

所以，许多时候，人们只需看行为，不要察动机，例如对于某些富人的慈善捐款（个人行为而非董事会决议），有人指斥其意在做广告，动机不纯——此事虽然有可能，但无法证明，纠缠于此，好事却变得不愉快，又何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