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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隐逸文学 - 文学编年 - 国学论坛

2010-07-24

元 代 的 隐 逸 文 学

 




隐逸文化是我国古老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它不仅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更成为艺术创作的一个恒久主题。就文学方面来讲,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这类作品的出现。《诗·小雅·白驹》云:“皎皎白驹,在彼空谷。”任何一个时代,总会有一些似乎人被排除在统治阶层之外,如“皎皎白驹”一般的寂寞而孤傲,他们用作品抒发着自己高洁的情怀。而一部分“居庙堂之高”的士人,有时也喜欢吟啸山水,一洗尘俗之气。到了元代,这类作品更是大量出现,形成了我国文化史上另一个隐逸文化发展的高峰,这在元代文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本文就元代隐逸文学流行的原因,元代隐逸文学的特征,以及隐逸潮流在元代文学诗词文曲中的表现来进行阐述。

关键词元代隐逸文学; 原因; 特征; 表现

隐逸文化作为我国源远流长的一种人文现象,在多种文学体裁中都大量存在着,而元代又是一个隐逸思想和风气流行的时代。
一、元代隐逸文学流行的原因
(一)元代独特的社会现实。“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元代是第一个有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汉族知识分子的心灵遭受了巨大打击,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忽,又使得大批文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不屑以吏仕进,以及屈身异族的民族意识使元代文人大多自觉选择了归隐。而元代的战乱,使大多数士人失去了积极用世的热情,加之全性保身的需要,诗人隐居急剧膨胀,强化了元隐逸文化的诸特征。
(二)元代文人士大夫身份地位的变化,是造成元代文学隐逸潮流盛行的诱因。元代统治者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度,汉人和南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读书人就更不值一文了。据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记载:“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原来受尊敬、受重用的读书人只落得个比丐高一级的地步!地位既低,又无力改变,这就迫使读书人要以其他手段来实现解脱。这个手段,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隐逸。
(三)元代道教的盛行也是导致文人士大夫们选择隐逸的原因之一。由于道教全真派的丘处机得到了成吉思汗的赏识,全真教的弟子因此享受到了免除赋税和徭役的实惠。因此大量文人士大夫也纷纷投至全真门下。
二、元代隐逸文学的特点
由于种种因素,促进了隐逸主题在元代文学中大量存在,也使得元代文学的隐逸文化放出了不同与其他朝代的夺目光华,且有自己的特质:
(一)在矛盾的心态中显出独特超卖的人格力量和鲜明的反传统精神。实际上,元代的许多文人士大夫并非不想出仕,而是没有合适的社会环境。元代战乱纷繁,“邦无道”,隐逸才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而另一方面,南宋后期的社会现实又使他们对儒家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失望乃至批判和否定情绪。所以,在那个时代,极端蔑视功名的作品随处可见。
(二)隐逸主题包含着鲜明的民间特色。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类是传统的乡村题材,这类的文学作品虽然继承了传统的山水田园题材来抒写隐逸生活,却有着传统文学所没有的民间特色与鲜活的个性。另一类是城市生活题材,以城市生活为背景来表现隐逸情怀的作品可以说是元代文学比较独到的一面。一些失意的文人士大夫往往混迹于大城市的勾栏瓦肆,也算做另一种形式的隐逸。
(三)表现隐逸主题的元代文学作品,不论其风格是精致工巧、明快本色,还是滑稽佻达,似乎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内涵。元代文人士大夫身上的枷锁是沉重的,不单单是个人命运多舛,更有家亡国破之恨,在这样的精神重负下写出的作品即使再佻达放旷,也难以摆脱它悲剧性的内涵——沉重的主题与悲剧性的内涵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三、元代隐逸文学的表现
(一)和陶诗
在元代,追和陶诗的诗人众多,诗歌数量也较为可观。大致分为三大类。元代和陶诗大多数不追求与陶诗的相似,而注重借陶诗之载体表达和陶诗人自己的思想感情。
1、回归主题——回归故国,重获自由。郝经的和陶诗主要表现其向往自由的情感。郝经的和陶诗写于他被拘于真州期间。在漫长的囚禁生涯中,郝经日日祈盼着早日回归祖国,回归自由,却往往以失败告终,他只好将这种渴望寄托在和陶诗中。他将自己比作一只可以自由翱翔的归鸟,尽管故国遥遥,归途渺渺,归鸟依然朝着故国的方向翩翩飞翔,最后终于能够在熟悉的枝条上栖息了。可是现实中的郝经却为着“输平内交”的使命不能归国,只能在梦中重回故乡。渴望回归故国,回归自由成为郝经和陶诗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2、饮酒抒情——回归田园后的真实感受。刘因写出的是另一类的和陶诗。诗歌中表达了刘因回归后的诸多感悟,对于回归田园有着更为冷静的态度,它不仅看到了回归后的自在洒脱,也看到了真正的田园生活与陶渊明诗歌中田园美景的差距——田园生活并不像陶渊明诗歌中描写的那样悠闲富足。此外,刘因更看重的不是饮酒本身的乐趣,而是饮酒所包含的人生况味和亲情、友情。
3、固穷安贫——戴良的和陶诗所涵盖的主题是最宽泛的。主要有表达回归主题的、以饮酒抒情的和表达固穷安贫思想的。他更多的是表现了安贫守道、安于贫贱的决心。同时,也写出了自己对贫穷的一些看法。
4、由此可见,元代诗人的和陶诗并不是为借着诗酒和唱来炫耀自己的才华,而是藉着陶渊明诗歌丰富的形式抒发着自己的胸怀,在和陶诗的似与不似之间展示着各个不同的际遇和人生感悟。他们借饮酒诗抒发自己的情怀,借固穷内容的诗歌来坚定自己安贫的决心,借田园诗歌倾诉着在归与未归之间徘徊的欣悦与苦闷。和陶诗在元代诗人那里已不仅是唱和之作,更是创新之作,是表现他们心灵历程和鲜活灵魂的独特作品。
(二)骚体
关于骚体,我借用湖南大学郭建勋教授的观点:骚体即楚辞体,是以屈原辞作为范式,以“兮”字句为本质特征的一种独立的文体,包括骚体诗和骚体赋。带有浓厚荆楚地方色彩的文学形式,具有强烈的抒情特征。
1、山水的吟咏背后震颤着痛楚与愤激的声音。元代隐逸主题的骚体作品中更多的是对隐居美好生活的描写。文人们写尽隐居生活的快乐与美好,来表明对隐居生活的矢志不渝。透过对山水田园的吟咏,我们还是感觉到了深深的忧伤与寂寞,感受到了忧伤、寂寞背后的悠远的生命意识、时空意识和历史的沉重感。这使得作品中表现的山水之乐,已不再如往昔般飘逸和谐,而是时时震颤着无比痛楚和激愤的声音。
2、从强调“隐”的行为过渡到了“隐”的姿态,追求一种真正的“心隐”。由于元代政治的复杂性,元代的隐逸程度形成了一种突出的隐不绝俗的隐逸时尚:即深居尘世而精神超脱,巫医于人世却又不脱离人世,半隐半俗,亦隐亦俗。因此,在元代的隐逸作品中,从不回避对物欲的追求。这种时尚实际上已经抛弃了“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后汉书·遗民列传序》的逃踪绝俗,以求超然于事物之表的传统的隐逸方式,从而模糊、取消了“隐”与“仕”、“隐”与“俗”的对立和不可逾越的界限,已经从强调“隐”的行为过渡到了“隐”的姿态,追求的是一种真正的“心隐”。
3、骚体中对社会不平的谴责和杂剧散曲相比较为温和。在骚体作品中,虽然我们也能看到对社会的揭示,但也只是一种较温和的态度反抗着社会,隐逸最初的锋芒在元代骚体中几乎是消失殆尽,即使表现出对社会的不满,也相对温和而委婉,我们可以通过意象感知到了社会的黑暗及文人们心中的不平之气,但是力度却显得委婉许多,没有杂剧、散曲中来得直接和尖锐。
(三)渔父词
元代的渔父词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以《渔父》(又叫《渔歌子》)词调创作的,另一类,则是以另外加注“渔父”题名的其他词调创作的。元代的渔父词歌咏了理想化、文人化的渔父生活,刻画了一个鲜明生动的渔父形象,向往和追求的是渔父那种自由闲适、飘逸高蹈生活的隐逸情怀。
1、摆脱羁绊,寄情烟波。元朝建立后,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汉族文人士大夫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官职,经常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因此题名厌倦官场,视名利为羁绊,心中向往着不受人颐使、没有官场烦恼的自由惬意的生活。如元代词人赵孟頫,由于是个汉人,为官常受蒙古族官吏排挤,有志难舒,再加上他以宋皇族后裔身份出仕元朝,心理一直负担着社会舆论指责的巨大压力。他的夫人管道升曾填《渔父词》劝慰他。其词云:“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她认为,富贵名利都不如渔父驾一叶扁舟“弄月吟风”那样自由、痛快。赵孟頫也写了一首《渔父词》与其夫人相和:“侬往东吴震泽州,烟波日日钓鱼舟。山似翠,酒如油,醉眼看山百自由。”也十分突出的表现了赵孟頫远离尘嚣、摆脱羁绊、追求自由的思想。当然,赵孟頫毕竟是元朝重臣,在仕与隐的痛苦煎熬中,他采取的是“心隐”方式,即虽身居官场,但心中却眷念着没有名利驱使的隐逸生活。
2、孤高傲世,不随流俗。元代一些文人既不与统治者对抗,也不与其合作,或终身不仕,或辞荐拒仕,甚至寄身佛寺,栖隐道观。这种人生选择,既避祸全身,又保持情操高洁而不苟同于浊世。吴镇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元代共42首渔父词中,吴镇所创作的就达22首。吴镇渔父词弥漫着浓厚的隐逸思想,体现了他孤高傲世、不随流俗的鲜明个性。如其中一首《渔父》:“洞庭湖上晚风生,风触湖心一叶横。兰棹稳,草衣轻,只钓鲈鱼不钓名。”这首《渔父》把吴镇孤傲、不愿与元朝统治者合作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表明了她对逍遥适意生活的追求。
3、入仕无门,叹世归隐。由于博取功名无门,社会地位低下,元代绝大多数文人都哀叹自己生不逢时,承受着人生价值失落带来的痛苦,充满了忧愤与无奈的情绪,产生了强烈的归隐心态。他们这种心态在渔父词中也得到了充分表露。如白贲尚未入仕时创作的《鹦鹉曲》:“侬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觉来时满眼青山,抖擞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白贲这首词大量运用了张志和、李煜等前代词人《渔父》中的经典语辞和意象。词中,“不识字渔父”并非真的不识字,而是词人以自嘲的方式来反讽当时不平的社会现实,流露了词人愤懑、无奈何悲哀的感情。但是,面对困境,词人仍以中国文人特有的旷达乐观态度来化解:“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去处。”这景色优美的山林、江湖,便是白贲等元代文人向往的乐土和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元代有许多渔父词描写了渔父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表现了词人对隐逸生活由衷的赞美。
4、综上所述,元代“渔父词”折射出元代特定历史时代的民族文化心理,是元人审美观念的具体表现,它承载着元代文人士大夫的隐逸思想,成为元一代盛炽的隐逸风尚。
(四)西湖曲
元代的西湖散曲大多写于元代后期,由于其特定的地域环境,以及地域环境中特定的历史人物,使西湖散曲呈现出于元代其他散曲不同的风格特色。而元代文人求仕无路的惨淡感伤情怀更是在西湖散曲中增添了温和、委婉、含蓄、平静、无可奈何、与世无争的叹世隐逸思想。
1、在西湖散曲的叹世隐逸作品中,元散曲家所描绘的是一种平静的、主动的、无拘无束的生活。“浙江亭,看潮生,潮来潮原无定,唯有两山万古青,子陵一钓多高兴,闹中取静。”(马致远【双调】拔不断)它们不光是邀友,看潮垂钓,还要在“孤山寻梅处,苫几间茅厦,有林和靖是邻家,喝口水西湖上快活煞!”(马致远【双调】新水令·题西湖)在感叹古人不知及早抽身隐退之余,他们率先做出了栖身湖山清幽之处的举动。
2、散曲家在西湖散曲中更多的流露出身世如浮鸥的无可奈何的感喟。“今宵争奈月明何?此地那堪秋意多。舟移万顷冰田破。白鸥还笑我,拼余生诗酒消磨。云子舟中饭,雪儿湖上歌,老子婆娑。”(张可久【双调】水仙子·西湖秋夜)而不是直接地表达处于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做官为宦所感受到的“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惨祸”的意外和“如命悬君手”的被残害、杀戮的危险。作家们只是融景描绘出一种闲适自得与世无争的幽居生活,“脚到处青山绿水,兴来时白酒黄鸡,远是非,绝名利,腹便便午窗酣睡。鹦鹉杯中昼日迟,倒强似麒麟画里。”(张可久【双调】沉醉东风·湖上)而不是像在其他散曲中直接指出的在悲剧性的生存环境中所体会到的世道的不公和个人的悲剧命运。即使他们不隐瞒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但还是把万事看的十分闲淡,并且还能在隐居生活中寻找乐趣,同时把自己的命运也交给天公。
3、西湖散曲中,林逋和苏东坡经常被提及。他们一个隐居孤山,妻梅子鹤;一个放浪湖山。他们纵情诗酒恰好成为元代许多仕途失意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们狂放而不掩盖牢骚的情态,也称为元代对社会现实感到失望的文人的心态的原版。所以,西湖散曲家们很希望与他们一同归隐。
元代表现在西湖散曲叹世隐逸作品中有与元代其他散曲中叹世隐逸作品思想不同的独有的温和、委婉、平静、无可奈何的思想特色。
(五)神仙道化剧
隐逸情调在杂剧里就体现为神仙道化剧,马致远也是代表性作家。隐逸尽处是神仙。鲁迅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林语堂说道教使中国人处于游戏状态。道教执着于现实的人生,三个文化要素是肉体生命长生不老,精神自由逍遥游,官能享乐适意恣情,追求的是审美的此在而不是灵界的彼岸。道教在风流浪漫的初盛唐形成过热潮,全真教在元代得势。道教的文化意蕴与元代文人的心理状态很容易合铆对榫。神仙道化剧里的道教和佛教神仙都混在一起,不是宗教文学,而是审美心态。
神仙道化剧里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形象是吕洞宾,是元杂剧把这个风流神仙的形象塑造丰满起来的,调戏白牡丹,三醉岳阳楼,马致远为他设计的两句唱词“我则待朗吟飞过洞庭湖,须不会摇鞭误入平康巷”,不正是浪子加隐逸就是活神仙吗?唐朝长安市丹凤街有平康坊,是妓女聚居的街巷,平康巷就成了风流场所的泛称。
还有一个神仙道化剧《黄粱梦》,是马致远、李时中、花李郎和红字李二分别写一、二、三、四折,这本身就有象征意义。万花丛中马神仙,花李郎和红字李二是杂剧演员,艺人刘耍和的女婿,李时中是辞官不作的浪子文人。几个人合作,写了一个吕洞宾被度脱成仙的故事,把仕与隐、神仙道化与浪子风流互为表里的时代文化氛围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总结
元代的隐逸文学,始终结合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加之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集体遭到统治阶级的遗弃,陷入空前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困境之中,成为整个社会的弃儿,被抛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所以元代文人的隐逸是一种对社会的整体性退避。所以,元代的隐退是黑暗社会迫害的结果,是整个元代文人的悲剧,更是悲剧时代的时代悲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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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9]凡本文所引用的散曲皆出自隋树森《全元散曲》和《西湖散曲选》
[10]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上海:上海书店,200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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