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世界末日”

我记得两年前，也是大约这个时候吧，被传闻是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而2012那一年，全球居然也很配合地发生了许多人为的非人为的灾难，就像大难的前言，更让人开始怀疑是不是人类的日历真的会在此终结。我的同桌整天忧心忡忡地跟我商量造一艘诺亚方舟的大业，不过她的宏图构想很快被我们经济史教授戳破了：“要是现在这就算是世界末日的前兆，那早在明末人类就该毁灭了。”

的确，明末真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灾害的高发期，从万历年开始，自然灾害的严重乃史上少有，据陈关龙先生的统计，明代农业自然灾害共有575次，而万历至崇祯朝就高达150次。万历朝一位官员冯琦曾经描述当时的情形，灾祸在西北地区先横行，人民不得以吃土来果腹，河洛地区次之，人民开始吃候鸟的粪便，紧接着山东、湖北，乃至鱼米之乡的江南都连连遭灾，老弱病残的尸体填满了沟渠，身体稍微好点的也只能四处流离，却也不知该去向何处。如此可怕的景象，到崇祯朝达到顶峰，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列一个表，可以感受下崇祯在位短短十七年间，各种灾荒是多么频繁：

水灾

旱灾

蝗灾

地震

雹灾

瘟疫

风沙

次数

51

31

33

78

23

13

22

更恐怖的是，这些水灾、旱灾、蝗灾、瘟疫，往往一个地区发生某一种灾荒，连锁反应就会带动另几种反复出现，接踵而至，不给人喘歇的机会。比如，以陕西为例，陕西省的地方通志记载，崇祯元年八月起，全省遭霜雪灾，庄稼冻死大片，紧接着第二年，米脂大旱，榆林大旱，西安大旱。这样的冻旱导致的结果必然是饥馑，人饿，其它生物也饿，七年秋，便是全省范围的蝗灾，漫天的蝗虫让本就已萧条死寂的西北大地更是饿殍遍地、惨不忍睹。而蝗虫刚平，冬月又遭地震，伤亡不计其数。尸横遍野，不及掩埋，于是瘟疫又起，彼时“草木俱尽，人相食”，死人压着死人，臭气熏天。

这还仅仅是陕西一地，当时全国四处都是这般骇人的灾情，包括北直隶以及皇帝住的京师。我常听老人们说，再苦不过六零年，1960也不过如此了吧。

这像不像“世界末日”呢？

显然，明末的老百姓不可能听过什么世界末日，他们只知道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为了躲避灾荒，找点吃的，大批大批幸存下来的饥民开始流窜到外地，甚至外省，这就又造成了明代著名的“流民”问题，大家想想，一大群饿得骨瘦如柴而且可能携带着不知名瘟疫的灾民到处晃悠，必然会成为社会严重不稳定因素。何况全国各地都在遭灾，逃到哪似乎都不是个头。有读者肯定会问了，那政府呢？明朝的政府就不管吗？不是不管，是管不了。崇祯和他的百姓一样捉襟见肘，国库少得可怜的存款，大部分又都拍到辽东跟后金玩儿命去了，哪还有多余的钱呢。更何况，明末官僚体系腐败到极点，就算挤出来赈灾款，层层盘剥之后，也所剩无几了。如此看来，就算崇祯有心关爱他的子民，也是杯水车薪，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样软弱黑暗的政府怎么还能存在下去呢？相当大一部分人都想不通，尤其是那些饥肠辘辘、无家可归的流民，他们带着同一种的愤怒集结到一块，这庞大的队伍怀揣着同一个梦想——填饱肚子。其实自明中期起，就已经有吃不饱的流民凑在一块闹事了，但是因为规模有限，都没成什么气候。不过到了明后期，灾害和愤怒已普遍为全国范围内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刁民”闹事，而成为团体性的大型农民起义，并最终真正送给大明王朝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末日”。

背景介绍完毕，让我们再回到咱们的故事中吧。崇祯刚一执政，饥馁导致的民变最严重的地方便是上文举例提到的陕西，因为灾害频仍，流民量大，绿林好汉一声号召，便有成百上千的饿汉响应，几天便可聚成一支数量可观的起义队伍。像这样的队伍零零散散分布在黄土高坡的各个角落，他们各有各的名号，什么“神一魁”、“一丈青”、“虎王”（参看明代畅销小说《水浒传》）比比皆是，他们劫杀衙门，哄抢粮草，各种疯狂报复社会。一时间朝野震动，连远在地方的县官都听说了这里“流寇猖獗”，时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武之望因无力镇压而畏罪自杀。陕西就像第二个辽东，谁都避之不及。

崇祯很生气，在他眼里流寇不过就是一群“刁民”，怎么说都是自家手底下的存在，怎么就治不了了呢？皇帝一发威，吏部不敢怠慢，赶紧找人填补三边总督的空缺，找谁呢？这个人叫杨鹤。

说杨鹤你可能不知道，不过他有个儿子，叫杨嗣昌~杨鹤怎么就被点击到了呢？不是因为他多能干，而是因为这个人性子太耿硬，得罪了不少人，如今有这么个没人接的鬼差使，杨大人自然成了吏部首选。所以同志们哪，平时做人一定要小心，不然就是这般光景。杨鹤接到调令时有点懵，他倒不是不敢去，而是不知道怎么做，从万历年起他就是干文官，哪平过什么农民起义呢？不过崇祯对这个安排倒是很满意，事实上安排谁他都满意，这年头，皇帝最大的捉急是只要有人干就行，他对杨鹤安抚了一番，直接送去了黄土高原。

杨鹤大人果然没有辜负他文人的高贵出身，面对残破萧条的陕西大局，他依然不忘用儒家“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的指导思想作为行事方针，提出“清慎自持，抚恤兵卒”的战略，即招抚流寇，顺其自然。这文人只道是流民也是大明赤子，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们还是会从良的。他不知道，这些“赤子”早已成了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亡命之徒，你不给他生活的保障，对全家都死光的灾民讲一大把忠孝仁义，无异于放屁。

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杨鹤，他不招抚也没别的办法，当时崇祯二年，三边的军队都在袁崇焕那边跟皇太极死掐呢，想动武都没力量。招抚工作一开始还挺奏效的，陆陆续续有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来向政府投诚，领了抚恤粮纷纷解散。但是，不久之后杨鹤就惊恐地发现，那些本已答应回归良民的流寇首领，在回去几天后又重新集结起队伍，跟朝廷对着干了，如此“背信弃义”之举在儒学夫子杨鹤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你看，不是我说文臣百无一用，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些流寇就是要吃饱肚子，你今天给他一袋米他走了，可明天吃完了他还得造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扬汤止沸。

杨鹤在陕西工作的失败令崇祯相当生气，这个年轻的皇帝再聪明也毕竟孩子心性，遇事先急躁，他从来都是不关心过程只在乎结果的，杨鹤给了他这么个结果，他直接将这个老官革了职，扔到了江西袁州。崇祯变脸像翻书一样快，只要是他感觉到风头不对了，哪怕曾经无条件信任，也会立刻撕逼再见。对袁崇焕是这样，杨鹤也是这样，还有后来很多人都是。

陕西，像一只不断折腾大明后方的手，因为那里灾荒太严重了。还记得上文讲的一个遭灾地方叫米脂吗？听说米脂出美女。不过这时米脂更出名的不是美女，而是一个汉子。

一个叫李自成的汉子。

（本文为【大明的日落】系列之二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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