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5年和1102年，是宋神宗“元丰八年”和宋徽宗“崇宁元年”，前后不到20年时间，却是北宋政治上最混乱、最堕落和最富于戏剧性的时期。这20年间，经历3位皇帝、两位太后，改元6个年号，分属6个针锋相对的“政治时期”：“元丰时期”、“元祐时期”、“绍圣时期”、“元符时期”、“建中靖国时期”、“崇宁时期”；“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中国政治戏剧，在这20年间翻烙饼式地来回上演。
一
按照历史典籍的叙述习惯，改革派被称为“元丰党人”，反对派被称为“元祐党人”。元丰八年，领导“王安石变法”的皇帝宋神宗36岁英年早逝，年仅10岁的儿子宋哲宗继位，改年号为“元祐”，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痛恨王安石变法，召回王安石变法时的两位反对派领袖司马光和吕公著为宰相，形成风云历史的“元祐党人”。
按照宋朝规矩，宰相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为“参知政事”，他们往往与掌握军权的枢密使、掌握财政的三司使一起被称为“执政”。元祐元年的朝廷“执政”，有改革派主将“同平章事”蔡确、枢密使章惇，与反对派的“同平章事”司马光和吕公著；坚持改革还是反对改革，成为这一时期尖锐的政治主题。
面对“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潜规则，蔡确和章惇都清楚他们将被司马光和吕公著清算，然而，两人都能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态度鲜明地坚持改革：蔡确直言改革是自己的政治选择，如果司马光和吕公著取消改革“公论益不容”，章惇就司马光欲废除“免役法”上书数千言抗辩，司马光不予理睬，章惇又在高太后帘前据理力争，惹来高太后盛怒。此时，重新回到朝廷的“元祐党人”侍御史刘挚、右谏议大夫孙觉、右司谏苏辙、御史王岩叟、朱光庭、上官均等，连章上奏，群起攻之，高太后虽“犹不忍即退斥”蔡确，但在强大的党派政治压力下，蔡确和章悼仍然被贬出朝廷权力高层，前者到安陆，后者去汝州。
“熙宁时期”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轼，在朝廷上仅仅是一位中层干部，尚且能到天堂式的杭州去当副市长，随后还到徐州和湖州当市长；而“元祐时期”的宰相蔡确和“军委主席”章惇，却仅因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只能到安陆和汝州这些边远之地当官。
二
“元祐时期”朝廷政治生活的第一个非理性表现，是司马光在9个多月的时间内，坚决彻底地废除实施了将近20年的王安石新法。司马光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还有不同的政治理念，而且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他还能拒绝宋神宗给他的枢密副使高官，然在“元祐时期”当上宰相之后，司马光已经完全因为政治义愤而走向非理性。以废除“免役法”为例，章惇表示反对，连另一“元祐宰相”吕公著也认为“惇所论固有可取”；“元祐党人”苏东坡和范纯仁都认为“免役法”不可轻废。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苏东坡明确提醒司马光：“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利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然司马光仍然固执己见、不可思议地迅速废除了“免役法”。
“元祐时期”朝廷政治生活的第二个非理性表现，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残酷政治倾轧，严重挤压了帝国中下层官僚的政治生存空间，迫使他们中的投机钻营者，选择“跟人不跟线”的实用主义立场。蔡京是宋神宗熙宁三年的进士，说是青年才俊并不过分，他曾经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到元丰八年，蔡京已经做到开封府知府，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委书记”。然宋神宗一死，司马光上台当宰相就搞“元祐更化”，由于此时司马光身体已经不行，经常要躺在病床上，他迫不及待地要求各级官员5日之内废除王安石的“免役法”，恢复之前的“差役法”，帝国官员都认为时间太紧迫，不可能实现。风口浪尖的“北京市委书记”蔡京投机选择“紧跟领导”，放弃自己当初改革的政治理想，他以杰出的才干和充沛的精力，居然在司马光的限期内，“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不但保住了“北京市委书记”官位，还受到司马光宰相的高度赞扬。蔡京后来的奸臣道路，应该就是从此时开始迈步的。
“元祐时期”朝廷政治生活的第三个非理性表现，以借“车盖亭诗案”打击“元丰党人”的政治事件为标志。“元丰党人”也曾制造过“乌台诗案”打击政敌，但“乌台诗案”事主苏轼确有讽刺时政的诗文，最后受到牵连的也仅苏轼一人；而“车盖亭诗案”的事主前宰相蔡确，在湖北安陆游当地名胜车盖亭所写的10首绝句，却没有讽刺时政的内容，完全是为报私怨的官员吴处厚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地报告朝廷，高居朝堂之上的一帮“元祐党人”左谏议大夫梁焘、右谏议大夫范祖禹、左司谏吴安诗、右司谏王岩叟、右正言刘安世等，抓住机会加以发挥，从而制造出这一政治斗争事件。他们认为蔡确是王安石的重要党羽，周围聚集着一批朋党，还列举了蔡确、章惇、曾布、吕惠卿等，认为都是奸邪小人，应该借“车盖亭诗案”一网打尽。
“元祐时期”朝廷政治生活的第四个非理性表现，对政敌的组织处理过于“峻急”。后来被贬海南儋州的苏东坡曾有诗写道：“问翁大庚岭头住，曾有南迁几人回？”记载被贬岭南瘴蛮之地的官员多半都凄惨地死在岭南。七八十年之后重开贬谪岭南之风的，恰恰是“元祐党人”。然重贬岭南，在此之前似乎应该是寇准，而他所犯之事，有卷进与刘皇后的权力斗争之嫌。“元祐宰相”文彦博曾向征询自己意见的太皇太后高氏建议，把前宰相蔡确贬到岭南新州，连“元祐党人”刘挚和吕大防都感到正如南宋朱熹所说的“太峻急”，以蔡母年高为由主张改迁他处，然太皇太后却斩钉截铁地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当蔡确落寞地走向岭南之时，“元祐宰相”范纯仁对吕大防感叹：“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
三
继承其父范仲淹人品却没继承其思想的范纯仁，受潜移默化的家传影响，政治敏感却极强。当太皇太后高氏死去，宋哲宗亲政之后，马上改元“绍圣”。如果说“元祐时期”是对“元丰时期”的反动，那么，“绍圣时期”又是对“元祐时期”的反动：宋哲宗20岁亲政，发誓要继承其父神宗的改革遗志，重新起用改革派大将章惇为相。从流放中不死归来的章惇，本就性格豪俊，“元祐时期”所受政治迫害岂能不报复?在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9年中，“元祐党人”根本就没把宋哲宗这位10岁的豆包当过干粮，司马光的“以母改子”更没把宋哲宗放在眼里；而且，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9年中，“元祐党人”都是脸对着太皇太后、屁股对着宋哲宗，这也是他们后来失去领导恩宠的原因。
北宋政治从“元祐时期”走到“绍圣时期”，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向非理性——北宋政坛再次迎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被“元祐党人”赶出朝廷的“元丰党人”，纷纷从全国各地贬所回到朝廷，包括投机取巧的蔡京也当了户部尚书；“元祐党人”则纷纷从朝廷走向各地贬所，包括礼部尚书、宋哲宗的老师苏东坡。
宋哲宗本没有什么政治理想，“绍圣”年号也只是一个政治口号，章惇所想继续的改革，政治油子蔡京劝他敷衍了事，他也就敷衍了事，此时与王安石变法已经渐行渐远。而章惇和“元丰党人”10年来的政治怨气却如鲠在喉，残酷的政治倾轧已经扭曲了章惇的性格，以眼还眼的党同伐异便成为必然选择：绍圣元年，在宋哲宗的支持下，章惇将“元祐党人”包括后来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中的主要人物吕大防、刘挚、苏轼、梁焘等贬到岭南；绍圣四年，章惇等人又频频上奏，开始对“元祐党人”的新一轮打击——已经死去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均被迫贬和削夺恩封，宋哲宗还想掘这两人的坟墓，被大臣劝谏这才作罢，但他们的后代都被牵连贬黜，所有在朝的“元祐党人”均被贬出朝廷，而且后来几乎都相继去了岭南，无一幸免于报复。
政治报复的黑暗和凶险在于：被报复者失去了话语权，报复者由于坐在金光灿烂的朝堂之上，他们的说法和做法无论多么荒唐，都是冠冕堂皇的政府行为。此时已经疯狂的章惇在贬逐“元祐党人”时，甚至以被贬者的姓名来定贬所：章惇在“乌台诗案”中不计政治风险搭救过的苏轼，被他贬到海南儋州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字“子瞻”中的“瞻”字与海南儋州的“儋”字相似；刘挚被贬广东新州，也就是“元丰宰相”蔡确最后被贬并葬身的地方，原因只是新州的“新”与刘挚字“莘老”的“莘”字音近；刘世安说有人替他算过命，说他的命极好，章惇知道后，便指着昭州说：“刘某人命好？让他去昭州试试。”
宋哲宗执政6年之后去世，由于没有儿子，由其轻佻的弟弟端王继位，嫡母向太后垂帘听政。向太后和她的婆婆太皇太后高氏一样讨厌改革派，于是她起用保守派韩忠彦为宰相，开启了重用“元祐党人”的“元符时期”。此时，我们又看到了苏轼和章惇这对冤家朋友的身影：苏轼代表着“元祐党人”，从海南儋州结束流放归来，只是还没走到朝廷就病死于常州；而说过“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名言之后，章惇则代表着“元丰党人”，从宰相位上被贬到岭南雷州，最后客死雷州。
此时产生了《宋史·章惇传》中的政治幽默故事：“绍圣时期”“元祐党人”苏辙被贬岭南雷州，“元丰党人”政策规定，被贬之官不能占用官舍居住，苏辙只好去住民房。章惇听说之后，以为苏辙强夺民房，便从朝廷下文件要地方政府追究并治罪，幸好苏辙与当地居民办过租赁手续，事情才算了结；如今章惇被贬雷州，向当地居民租房，当地居民却不租给他，理由是“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这个故事虽有模仿“商鞅住店”的痕迹，然其政治意味却也令人深长思之。
当宋徽宗轻佻地改年号“崇宁”、随着蔡京登上相位时，北宋“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终于落入没有是非只有利益、没有廉耻只有贪欲的黑暗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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