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皇帝也无趣
诸多迹象表明，自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去世始，神宗朱翊钧便逐渐将自己抛弃了。从勤政走向怠政。万历十七年三月初九，已经久不上朝的神宗突然从宫内传出一道旨意：“奏对数多，不耐劳剧，不临朝视政。”这是他给自己不上朝以一个借口。神宗特立独行做出如此选择，很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意思。皇帝终于将自己萎缩成了一个传说。
当然皇帝也不是一味无趣，他有时也玩玩黑色幽默。万历十四年三月初三，神宗下诏求言，希望百官们畅所欲言，以共享天下太平之治。结果无数上疏言事的官员自食其果，这其中的杰出代表便是礼部主事卢洪春。奏疏送上后，他被廷杖60，革职为民，再也不能对皇帝讲理了。他真是不懂神宗的心，不理解其黑色幽默而被涮了。
不过，黑色幽默说到底只是皇帝一个人的游戏，百官们不敢陪着他玩。万历后期，越来越多的官员选择离去，不愿或者说不屑于做这个王朝的陪衬。最决绝的例子当属李庭机，这位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闭门数月不入朝办事，连疏乞休达120余次，最终神宗不胜其烦，只得让他归去。帝国官场如此颓废的气象，说起来也是古今奇观了。
权力悲喜剧
神宗和张居正，丰满地构成了万历年间的权力悲喜剧。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高拱离开了帝国权力场，成为那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失意者。20天后，吏部对在京官员进行政绩考察。考察过后，32人被免职，53人被外调地方降级使用。这场人事地震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将京师各部门中高拱之党剔除干净，这正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保证其权力安全的第一个动作。
张居正的第二个动作比较隐晦。他与司礼监太监冯保一起，试图借王大臣之狱置原内阁首辅高拱于死地。高拱虽然退休了，但退而未死，很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刚好在此时，一个叫王大臣的来历不明者于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闯入乾清宫，试图想干点什么却被警卫抓获。对冯保来说，王大臣想干点什么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他在一个合适的时间闯入乾清宫，而这正是冯保需要的。冯保指使他的家奴把刀剑等武器塞给王大臣，暗示后者伪装成高拱府上的仆人，是受高拱指派前来杀人的。这个罪名一旦成立，毫无疑问，高拱将难逃一死。
张居正被冯保说服参加了这个阴谋行动，高拱危在旦夕。只是王大臣实在不上路，当主审官将高拱家的仆人混杂于人群中让王大臣识别时，他认不出来。随后兴致勃勃的神宗下令对王大臣严刑拷打，结果一打打出真相来，不甘受辱的王大臣在大堂上坦承：“许我富贵乃严刑拷打我？我何识得高拱？都是冯保的家奴教给我的！”
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行动就此暴露，好在冯保的收官行动比较果决，用生漆酒将王大臣致哑后，快审快结，并迅速处斩了王大臣。王大臣之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张居正看上去一脸无辜。或许他心里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力保障工程出现了一个漏洞，好在及时打上了补丁，他的人生才没有崩溃。
事实上在万历年间，张居正广受其他官员非议的还是他的“夺情”之举。万历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病死。按封建礼制，他必须回家奔丧守孝，但张居正没有回去。他虽然上疏向皇帝请求回家守制，但私底下却请冯保想办法将自己留下来。张居正的心机在这里一览无遗：朝廷权力斗争激烈，他岂能轻易言退？
皇帝向他伸出了挽留之手，说张居正“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朕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命其在官守制，是谓“夺情”。孰料，夺情一下子夺出了官场人心，因为有很多人投反对票。从十八日到二十四日，六天内五名官员对张居正说“不”。为保障权力，更确切地说为树立权威，张居正决定痛下杀手，对反对者严加处罚。这五个人被打得死去活来，惨不忍睹。打完之后，张居正还做出行政处分，或开除公职，或发配充军。一时之间，肃杀之气弥漫朝廷。皇帝看着张居正展开的严厉惩罚默不作声，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或许在这个时刻，他开始对这个辅政大臣心生畏惧了吧！
一年之后，张居正就倒下了。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年仅58岁。但随后由于太监张诚等人东山再起、反攻倒算，神宗下令抄没张居正的家产，并削其生前官秩，夺其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将罪状告示天下。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就这样从“须臾不可分离”一夜之间变成一刀两断、恩断义绝。
帝国党争
万历十三年八月，内阁首辅申时行开始为一块地底下可能存在的石头而忧心忡忡。此前，皇帝采纳前礼部尚书徐学谟的建议，在大峪山建造陵墓。但御史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联名上疏说：“地果吉利则不宜有石，有石则宜另择他处。”这是从风水学的角度对皇帝陵墓建设提合理化建议。本来此事与申时行无关，但接下来他们三人把矛头对准了申时行，说徐学谟建议在大峪山建造圣上陵寝，“申时行以亲故赞其成，非大臣谋国之忠”；李植更直言申时行此举是犯罪。显然这只是一个动机揣测——徐学谟和申时行是儿女亲家。
申时行为自己辩护了：“当初皇上阅视此地时，李植、江东之并没有说此地有石。今已两年，忽生此议，很明显是为了借此倾害大臣。”的确，考察大峪山陵墓之地是在两年前的万历十一年进行的，当时这三人也随行，为何不就石头问题早作预警，偏偏要在工程开工之日突然对首辅大人发动致命一击呢？很显然这里是有预谋的。皇帝就此做出处理，切责三人，并扣发他们半年的薪水，以示警告。一个王朝的党争可以说初露端倪。
端倪之后是发展。九月，已被扣发薪水的李植等人提交了有利于他们的证据：一个风水大师证明大峪山寿宫有石。三人强烈要求进行现场勘查，以还他们清白，更重要的是还圣上一个吉祥的来生。申时行又开始忧心忡忡了，但随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他，因为大学士王锡爵反水了。事实上王锡爵是李植等人着力要推出的新首辅，但王锡爵却在这个时刻回头是岸了，他“耻为三人所引”，坚决要与他们划清界限。继他之后很多人站出来检举揭发李植等人的罪恶行径。神宗最后拍板，将李植三人降三级调外使用。
越来越多的人卷了进来。为了声援李植三人，有人上疏求去，有人向皇帝开炮，称“朋党之说，是小人用以去君子，空人国”，力撑李植三人。由此，帝国党争发展到了纠结阶段，皇帝深受其害。申时行也深受其害。万历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上疏弹劾申时行，这位在若干年后写出《牡丹亭》的才子在这个春天对帝国首辅牢骚满腹……三个月后，福建按察佥事上疏弹劾申时行十罪，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并无实据，但弹劾的人多了，皇帝也不能不起疑心。万历十九年九月十二日，57岁的申时行引退。万历四十二年，80岁的申时行与世长辞，算是彻底摆脱言官的诘责了。
接班人风波
万历九年的一个冬天，当皇帝在慈宁宫心血来潮临幸了一个不知名的宫女之时，他不知道，帝国的梦魇已是如影随形。这个后来被称之为恭妃的宫女怀孕了，生下皇长子朱常洛。围绕朱常洛的身份和地位问题，大臣、皇帝以及皇帝身边的两个女人恭妃和郑贵妃开始角力。角力的目的只有一个，谁能承继大统。是皇长子朱常洛还是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
皇三子朱常洵出生之后皇帝却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都说母以子贵，申时行不安了，他开始促请皇帝早立太子，名分问题解决了，朝廷的人心也就安定了。申时行如是以为，但皇帝却跟他打哈哈，称皇长子年幼体弱，等两三年后再行册立。
万历十四年二月初八，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提出要进封恭妃，最主要的，姜应麟促请皇帝早立皇长子为皇太子。神宗依然是毫不妥协，他一一惩罚上疏者，以为效仿者儆戒。
万历二十年，较量又一次展开。这一年朱常洛已经11岁，正月二十一日，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领着六科官员给皇帝上疏，请求对皇长子进行太子养成教育。这是曲径通幽，变相逼神宗承认朱常洛的太子身份。此疏一上，神宗当然很生气。他下旨要将李献可外放，贬到地方上去，以儆效尤。但要命的是，大学士王家屏拒不执行任务，将神宗的朱批封还。与此同时吏科都给事中、吏科给事中等人纷纷支持李献可，神宗又一次站到了广大官员的对立面上。神宗虽然大力弹压，却是人心尽失，帝国的断裂已是触目惊心。
万历二十一年，皇帝主动出招，将他的三个儿子一并封王。这是以退为进，表面上看神宗并不厚此薄彼，但廷臣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正月二十六日，当内阁首辅王锡爵违心地奉诏拟旨时，他成了可怜的替罪羊。成批官员闯到王锡爵的首辅办公室，责问他是否要做历史的罪人。王锡爵害怕了，慌忙跪到皇宫外请皇帝追还前诏，但神宗拒绝，连面也不见。王锡爵退无可退，只得上疏求去。神宗听说王锡爵要走，勃然大怒，要拿那些反对者开刀。反对者抱成一团，和皇帝做坚决、彻底的斗争。几个你来我往的回合之后，皇帝精疲力竭，只得宣布暂停三子并封的举措。这一回合，大臣们胜了。
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皇帝在国本问题上弃子认输，同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但万历朝真是变得越来越诡异了。
万历四十四年，一切走向图穷匕见。正月初一，一个叫努尔哈赤的58岁男人在赫图阿拉即大汗位，国号大金，史称后金。万历四十七年，明金之间著名的萨尔浒之战爆发，后金成了明帝国掘墓人。三个月后，神宗皇帝在弘德殿去世，只留下一个烂摊子等待后人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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