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皇族内阁”合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随后湖北光复，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一个月间，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广西等地相继宣布独立，民军“三分天下有其二”，大清帝国则被局促在了华北一隅。
革命党人的实力如此之强吗？当然不是。要是革命党原先能在全国掌握这样大的地盘，孙中山也就不会把宝一股脑的押在两广之地，即便如此，那还只落得十战十败。那就奇怪了，从前作为乱臣贼子，在海外煽动造反的革命党，一夜间怎么变得人心所向、天下归心了？历史不是变魔术，几年十几年在观念上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之所辛亥革命全国响应，不是说革命党实力壮大了，而是立宪派倒戈了。
立宪派和革命党的差异在于，一主温和改良，一主暴力革命，事实上殊路同归，追求的都是民主政治。当时无论立宪，抑或革命，都有一批人被迫流亡海外。
海外的立宪派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领导的保皇党，革命党则主要是孙中山主持的同盟会。他们游说海外华侨，以为国内的政治活动争取募捐。因为华侨数量有限，两派为争夺支持者，相互间攻讦不断。革命党攻击保皇党是“汉奸”、是“认贼作父”、是“异族奴隶”。在保皇党一方虽然也大力还击，但却不像革命党那群热血青年将对方视为大敌。梁启超从来主张两派合作，将枪口一致对准大陆之上的满清政府。
国内的立宪派和革命党相互间则没有那样深的成见，在很多地方两派人物都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在斗争中能够相互声援。这成为后来辛亥革命中国内立宪派倒戈的重要因素。
立宪派顾名思义，主张的是君主立宪，要求保留皇室。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乃是大清朝的忠臣，那是什么力量把他们推入了阵营的另一边，竟成了满洲贵族的掘墓人？不是别人，正是满洲人自己。诚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让我们回国头看看立宪派活动的历史。老佛爷还在世的时候，就派出五大臣到欧罗巴去考察宪政，虽说几个人对宪政云云都是一头雾水，最后的考察报告都不得不请逆臣梁启超捉刀，可是一番游历后，这群未曾出门的老家伙们也算是见识了西方的强盛，知道咱们老大帝国不改不成了。那一年是公元1905年。
接下来，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1907年，有一批大臣东渡日本，学习东邻宪法；1908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同时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步宪法《钦定宪法大纲》；1909年，咨议局在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相继建立。
晚清政府的立宪看上去倒也是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然而如此“缓慢”的推进，在立宪派眼中已然是敷衍。立宪派于是先后组织了三和平请愿运动，要求缩短预备立宪时间、早开国会。在立宪派这声势浩大的运动面前，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允诺将召开国会的时间提前到宣统五年（1913年）。立宪派领袖张謇觉得既然请愿取得了不小的成功，该适可而止，可另外一些有影响的立宪人士，如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等则坚持原先的请愿主张：1911年召开国会。
清政府被激怒了，这些往日的臣民真是得寸进尺，全然不知道什么叫做皇权，什么叫做皇帝威严。等到立宪派第四次请愿的时候，政府镇压了。
再往后，清政府悍然组织了皇族内阁，悍然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又悍然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立宪派也同样被激怒了，他们知道清朝这课三百年的苍天大树，已经从根子上烂掉了，所以中国需要要将它连根抱起，然后种上一棵新树苗。
浙江的著名立宪党人汤寿潜从此经常与革命派人士相往来，虽然没有投身到革命中去，但在观念上早已同情革命。时人记载说，在浙江，“谘议局中大部分议员尤同情革命，热烈拥护。”（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实录》）自从看到清廷以武力屠戮手无寸铁的保路群众的时候，四川前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即开始为颠覆清廷而积极奔走，派人分赴湘、鄂、粤各省联络党人，他说，“四川准备已甚充足，以袍哥、棒客为基础，人数众多，遍布全川，将来举义时，尚求各省协助，以祈早日成功。”（《湖南反正追记》）全国各省立宪派的情形大体类似，他们眼看改革走进了死胡同，意识到唯有借助革命拆了那堵挡路的墙，中国才会有发展的道路。虽不情愿，然亦无奈。
因而，一旦武昌首义告捷，四处潜伏在新军中的革命党纷纷响应、发动革命后，立宪派迅速站到了革命者的一方。立宪派不同于革命党，多是些普通士卒或江湖会党，这些人是真正的地方缙绅，有地位、有威望，也有才能，他们的“反正”使得革命如虎添翼。仗着自己面子大，出面规劝地方督抚响应革命、宣示独立，或者干脆由谘议局自行推举都督。如湖南在宣布独立后，同盟会出身的都督焦达峰意外被杀，继任都督的谭延闿是前清谘议局议长。在广西，谘议局则力劝巡抚沈秉堃独立，最终成功。
孙中山之前锲而不舍地在中国搞了十次起义，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惨败，连一座城池都无法拿下？他们虽然掌握了时代的主题，可是孤军奋战，要想成功谈何容易。武昌起义不同，从枪声一响，湖北立宪领袖汤化龙就来到革命阵营，以其影响游说黎元洪、稳定局势，为武汉三镇的光复立下汗马功劳。武昌首义成功了，各地响应了，革命能席卷天下，还是因为有了立宪派的精诚合作。
对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贡献，侯宜杰先生曾给予充分肯定，“仅凭革命派子自身的力量绝不可能促成各省独立，立宪派促成各省独立就是对革命的响应。把立宪派创造的胜利局势反而说成是立宪派用以投机的条件，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具体地说地是，武昌第一声枪响之后，要不是汤化龙挺身而出，首义结果如何只能是未知数。至于其他各省，新军中的革命党率先发难后，如果不是立宪派迅疾附和，想要短期内实现各省独立，也无异是痴人说梦。
2010-4-11
本文原载：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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