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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窝里飞出金凤凰(下)

 

山窝里飞出金凤凰(下)

 

要真正认识邹平历史上的这位皇后,还必须弄明白 “土木之变”、“夺门之变”、“明朝最终定都北京”和“彻底废除殉葬制度”这明朝历史上与之密切相关的四件大事。

先说 “土木之变”。土木之变是明朝由胜转衰的标志,也是当朝皇帝昏庸无能、内臣专政弄权的一个必然结果。说到内臣我们不妨多说几句,来谈谈明朝的太监。明朝出过好多著名的太监,像魏忠贤、郑和、刘瑾、王振,魏忠贤与郑和想必大家都熟悉,他们是一反一正两个典型。

刘谨大家可能没听说过,今天我说一件事,大家就都记住他了。刘谨对烧烤很有贡献。明武年间,大太监刘谨干乱朝政、谋逆造反,被判凌迟处死。何谓凌迟?就是千刀万剐。按照大明律法,凌迟者须剐3357刀,三名行刑手轮流行刑,一刀剐下一薄片肉,刀刀不得触及要害。三日之内,犯人血肉模糊,渐渐不成人形,但不得咽气。当时围观者甚众,其中很多是携钱围观,是带着银子来的。什么意思,看杀人还要买票吗?当然不是。这些都是刘瑾的仇家,目的是为了换取他剐下的一片皮肉。他们把刘瑾的皮肉捧回家中祭奠亲人,祭奠完毕则在火上架一铁网,刷上油,把他的肉烤熟吞下,以示解恨。这便是烧烤的雏形。当然,至于今天还要蘸大酱,卷小饼,就小葱、喝啤酒,就是后人的创新了。

而王振呢,正是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正统14年,皇帝朱祁镇,即英宗,孙皇太后的儿子,遇到了麻烦。原来被打败的蒙古,分成了两部。一部叫鞑靼,一部叫瓦剌。瓦刺现在强大起来了,不断的挑战明王朝以致于最后爆发了战争。当时,英宗朱祁镇二十四岁,昏庸无能,朝中大事均由大太监王振说了算。王振就鼓动英宗,说这样区区几万小蟊贼也敢来捣乱,皇上何不御驾亲征,扫平天下,震我大明雄风。英宗哪里打过仗啊,不知深浅,可上了王振的大当。当时朝中还没有军队呢,明朝的主力军队都在外做战,一时调不回来。王振有办法,临时在北京及河北征集了五十万大军。当时没人阻拦吗?有,大臣于谦,但是能拦得住吗?英宗派弟弟朱祁钰留京监国,亲率大军浩浩荡荡的朝蒙古开去。

大军出征后,天公不做美,连日大雨滂沱,行军困难,加之粮草接济不足,士气迅速下降。有的大臣就提出来,说我们不如暂时反京,伺机再进。但是英宗在王振的鼓动下,没有听取大臣们的意见,队伍继续向前进发。行军一直到了大同,可就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喽,只见沿途明军尸横遍野。王振心里开始打鼓,这时候,前线监军的太监向他汇报了战争情况,他终于决定“脚底下抹油,要开溜了”。于是他说服英宗,准备撤军。撤军途中,王振又突发奇想,干什么?他想让大军绕道他的家乡蔚州,这样自己可以在父老乡亲面前显示一下威风,光宗耀祖。王振对英宗说,皇上您看,前边就是奴才的老家了,要不咱们去坐坐,喝口水?英宗也听他的,于是大军转道向蔚州进发。行到半路,王振又变卦了,他认为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如果大军经过家乡,踩坏了地里的庄稼,乡亲们不但不会羡慕他,反而会骂他。于是他又去找英宗,说算了吧,咱不去喝水了,咱原路返回吧。这一来一回耽误了宝贵的时间,当大军撤到怀来附近时,瓦剌的部队追上了。即便这样,英宗还是有机会逃过这一劫的,他可以躲进怀来县城,但是他当时脑子好象进了水,因为恰逢中秋,他竟然心血来潮要在城外欣赏月亮,这也成为明朝历史上最难忘的一个中秋节。这个皇帝是不是很搞笑啊。结果,瓦剌几万骑兵将明朝的50万大军围在了这个弹丸之地,这里就是土木堡。瓦剌首先断了明军的水路,50万人困在一起,没得吃没得喝,树皮都被扒光了。明军的战斗力迅速下降,然后瓦剌假意与明军议和。听到议和的消息,军中一片欢呼,该守的也不守了,该防的也不防了,完全放松了警惕。这时瓦剌骑兵才向明军发起了总攻。最后的结果是,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杀,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

八月十七,消息传回北京,晴天一声霹雳,一下就把留守的官员和后宫给雷倒了。群臣聚在朝堂上不约而同地做出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号啕大哭,乱作一团。稍微镇静之后,大家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南迁,一是坚守。紧急关头,面对这两种意见,只能由身为皇太后的孙氏定夺。孙氏采纳并支持于谦的建议,决定积极备战,加强防御,死守京师。在大乱之际显示了她的英明果断。

这时,瓦剌挟持着被俘的皇帝一步步逼来,所到之处无人敢拦,因为皇帝在人家手里卡着呢。在这种形势下,孙氏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冷静和大度,经过对当时严峻形势的权衡和分析,做出了自己的抉择:先立被俘皇帝朱祁镇之子(也就是自己的孙子)为太子,再尊被俘的皇帝朱祁镇为太上皇,然后立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皇帝。

这样一来,朝中已经有了皇帝,瓦剌手里的王牌就不灵了。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个及时而正确的决策,对于化解瓦剌的阴谋,稳定军心民心,挽救大明王朝的颓局,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此举也意味着孙太后可能要承担一系列自己所担心的后果,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乃至孙子,都要就此失去皇位,甚至性命不保。而这些担心,后来都一一应验了。在这一点上,孙氏可以说大局为重,大义灭亲,实在难能可贵。

整整一年之后的又一个月圆之夜,英宗被放回。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俘而又安全回归的皇帝。

 

“夺门之变”是“土木之变”的延续。前面我们说到,“土木之变”后一年,被俘皇上朱祁镇被瓦剌送还。这时候他的弟弟朱祁钰已在皇帝宝座上坐了近一年了,再让他乖乖把皇位还给哥哥,把吃到嘴里肥肉吐出来,这实在有点难为他了。所以,那边英宗一放回来,这边朱祁钰就把他送到南宫幽禁了起来。孙太后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儿子遭了黑手,她保持了沉默。后来朱祁钰自己有了儿子,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孙太后又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孙子被废除,她又保持了沉默。总之,在朱祁钰能安安稳稳地做着皇帝,大明王朝政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孙太后基本是无为的。以后的六七年里,她的表现使我们想起了当初他落选太孙妃后的那六七年,不事声张,以让为争,计议长远,放眼未来。

所谓人算不若天算,机会终于又被她等到了。先是朱祁钰太子夭折,皇后随即去世,而朱祁钰皇帝因整日纵情享乐,沉溺酒色,再未得一丁半子。据说朱祁钰这一时期最热衷的消遣,就是把金钱银豆抛洒一地,看着宫女和太监争抢,而且他作为大明皇帝竟然首开召妓入宫的恶例。此种荒淫行径,让当初拥立他的朝廷重臣渐渐失望。朱祁钰生不出儿子,自己的身体也不争气。景泰七年,他竟然发展到病体难支,卧床不起。正月初一祭祖,因病未能举行。正月十二祭天,又“病宿南郊斋宫”,躺到第三天,群臣预感到朝政危机了,力劝他赶紧立太子,却再次遭受其断然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朱祁钰一朝病危,明朝皇位就难免再次出现虚悬,陷于新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势下,“石亨谋夺门,先密白于太后,许之”,孙氏以皇太后之尊果断地支持“夺门之变”。于是石亨等人率领部下,撞烂南宫围墙,朱祁镇当时早得知消息了,还在灯下假装读书,众人把他簇拥而出,抬上轿子直奔宫中。一路连闯数道宫门,于黎明前来到皇宫,大敞宫门等待众臣来朝。大臣们按点上班,猛一抬头看到的竟是太上皇,并听见有人大声宣布“太上皇复位了!”,一时都反应不及,赶紧诚惶诚恐地跪拜朝贺,山呼“万岁”。历史上称为“夺门之变”。

此次事变以很少的流血为代价化解了一场严重危机。可惜的是,这场政变以忠臣于谦被杀为代价,不能不让人慨叹。因为当时英宗被俘以后,是于谦拥戴朱祁钰继承皇位的。于谦被杀后,遗骸由他的女婿运回故乡,安葬在杭州西湖边的青山上,其坟墓恰巧和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墓遥相呼应。因此后人曾为西湖题句:“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对于保障明朝政治稳定都有着积极意义。孙氏作为一个女性,能在两次重大事变中发挥关键和主导作用,委实已经是大作为了!

 

再说明朝最终定都北京。

应该说明朝定都北京,首先是成祖朱棣的功劳。为什么朱棣想把都城从南京搬到北京去呢?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在军事防御上处于不利的地理位置。定都北京,重心北移,利于国防。当时北方的蒙元残部,是明王朝最大的劲敌,他们时时骚扰抢劫,出兵讨伐也没有什么好效果。因为这些邻居基本上都是游击队编制,使用的是你进我退,你退我再来的政策,他们自己属于游牧民族,又不种地,每天的工作也就是骑马跑来跑去,闲着也是闲着,不抢你抢谁?。

二是朱棣长期生活在北平,对北平感情很深,视那里为龙兴之地。北平是朱棣的封地,他最早被封为燕王。朱棣21岁就去了北平,并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他的生活习惯已经完全北方化了。据史料记载,朱棣偏好北方饮食,而且十分喜欢朝鲜泡菜,当时的朝鲜国王李芳远曾派出朝鲜厨师侍奉朱棣。

永乐十九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然而后来却发生了意外。迁都仅仅几个月,刚刚兴建的北京紫禁城内奉天、华盖、谨身三个主要大殿就失火了,被烧了个面目全非。他死后,他儿子朱高炽即位,感到北京不吉利,很快就开始考虑再把都城迁回去。若不是当时南京屡屡发生地震,朱高炽自己也突然病危,恐怕迁都又成为事实了。后来宣宗在位十年,虽然没有迁回南京,但也没有重建北京皇宫的主要宫殿,也没有正式更改父亲当年的成命,他一直在犹豫不决。

明朝再次确定定都北京是在正统年间,当时小皇帝朱祁镇才十二三岁,主掌此大政的,一个是他奶奶张氏,一个是他母亲孙氏。当时张氏已经进入垂暮之年(距其去世已不过一两年),且张氏性格保守,一贯坚持“毋坏祖宗法”,她应该不会更改当年其丈夫下达的诏令,唯一可以认定的决策者,当是皇太后孙氏,因为当时他丈夫的陵墓已经安在北京。

今天的北京拥有上千万人口,高楼林立,是我们国家的首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应该有孙氏的一份功劳。

 

最后来说说孙皇后对于废除妃嫔殉葬制度所做的贡献。大家知道,明朝自开国以来,皇帝死后一直实行令人发指的宫女殉葬制度。据史料记载:朱元璋死以后有40个妃嫔殉葬,朱棣死时有30多妃嫔殉葬,朱高炽执政不到一年,葬礼极为简略,但是也有 7个妃嫔殉葬,明宣宗朱瞻基有10个妃嫔殉葬。 总之,皇帝归天,他留下的一大群妃嫔,除了皇后和太子生母,其它都要跟随着皇帝去死。

当时,新皇帝一上台,首要任务便是为死去的老皇帝圈定殉葬的妃嫔、宫女。名单一经宣布,宫内的人首先要向殉葬者“道贺”,恭喜恭喜。殉葬者含悲忍痛地梳妆打扮一番,然后吃一顿最后的晚餐,随后集体自缢。

宣德帝死后,有个叫郭爱的妃子,很有文才,入宫不到一个月就被指定殉葬。死前,她万般悲愤地写下一首绝命词,可以说是对残酷的殉葬制度的血泪控诉!

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

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

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那么,宣德帝死后,是谁确定了让哪些宫女殉葬?依当时的宫廷政治格局,看来只能是宣德帝的母亲张太后。因为宣德帝遗诏已明确“国家重务入白皇太后”。

宣德帝驾崩20个月之后,朝廷以小皇帝的名义,为宣德帝殉葬的妃嫔10人一一追赠谥号。我们可以推想,这一定是已成为皇太后的孙氏惺惺相惜,为她曾经朝夕相处的姊妹及其家人争取到的一点名分上的补偿。这不仅体现了孙氏在对待殉葬制度上与自己婆婆不同的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孙氏在宫中的善缘,这与我们前边对孙氏早年宫中生活的介绍非常吻合。

殉葬制度最终止于英宗朱祁镇。对明朝废除殉葬制度,孙氏是有很大贡献的。若不是她的影响,真的很难说明英宗朱祁镇在去世前会特意在遗诏中明确要求废除活人殉葬制度。

通过这几件关键性的大事,我们可以看出,对比中国历史上其他有重大影响的女性,像最为人熟知的汉朝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清朝的慈禧太后等,孙皇后对明朝朝政的影响基本上是正面的,而且她与上述几位相比,她有三个特点:首先她无自身的强烈权力欲望。国难当头挺身而出,一但事成退回自己的位置;其次她不依托男人而施展抱负。每次大事都是自己独立决断,而不是什么垂帘听政,吹枕边风。最后她没有造成外戚乱政局面。对于自己家人的提拔重用上她一直采取消极态度,并为此提出过反对意见。

如此,她的政治作为和历史功绩的确非常值得后人研究和重新评价。

在历史上,我们山东以出“山东大汉”闻名,却从来没有出过皇帝,孙皇后能在最高统治层面上执掌朝政、影响历史,是我们邹平人的骄傲,我们应该感到自豪,特别是我们做为一个邹平人,更应该深入挖掘她的故事,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把它做为提高邹平知名度的一个载体,宣传邹平、推进邹平,为我县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增光添彩。

附:

孙皇后生平

1400年,出生于山东邹平。

1410年,被带入南京宫中。

1417年,被册立为太孙嫔。

1425年,被册立为贵妃。

1427年,生皇长子朱祁镇。

1428年,被册立为皇后。

1435年,被尊为皇太后。

1449年,土木之变,被尊为“上圣皇太后”。

1457年,夺门之变,被尊为“圣烈慈寿皇太后”。

1462年,孙太后去世,与宣宗合葬于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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