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麻起义主要领导人再探讨

黄麻起义

起义时间：1927年11月13日

组织领导机关：黄麻特委（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鄂东革命委员会

暴动总指挥部：总指挥吴光浩、副指挥刘镇一

主要领导：符向一（黄麻特委书记）、刘镇一（鄂东革委会书记）、吴光浩、王志仁（特委委员兼黄安县委书记）为主要领导

戴克敏、潘忠汝、刘光烈等参与领导

（一说主要领导是潘忠汝、吴光浩、王树声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北省黄安、麻城两县农民举行的武装起义。

1927年11月13日，中国湖北省黄安（今红安）、麻城三万余名农民自卫军和义勇军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和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攻打黄安县城，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第一枪，正式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史称“黄麻起义”。

戴克敏：1906年生于湖北黄安县紫云区上戴家村。1925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安县委委员，参与起义的领导工作。起义胜利后，任鄂东军党代表，协助吴光浩率领鄂东军转战木兰山，先后任第七军党代表，红三十一师党代表，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潘忠汝：1906年4月8日，出生于湖北黄陂县潘家湾农民家庭。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安县委委员，参与起义的领导工作，起义胜利后任鄂东军第一路司令，在黄安城保卫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1岁。

1928年1月，鄂东军在黄陂木兰山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

1928年1月，黄麻起义的部队被改编成工农革命第七军，当时总指挥潘忠汝已经牺牲，由副总指挥吴光浩担任军长，戴克敏担任党代表，汪奠川担任参谋长。第七军下辖三队，第一队队长戴学诗，党代表吴先筹；第二队队长廖荣坤，党代表王树声（一说王树声时任第二路军分队长（相当于师团职）。）；第三队队长汪奠川，党代表不详。上面出现的八位人物，就算是黄麻起义部队的高级将领了。

又：黄麻起义的领导者

党政领导是：中共黄麻特别区委员会（简称中共黄麻特委）书记符向一，鄂东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刘镇一，特委委员兼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

农民武装：潘忠汝、吴光浩分别任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起义指挥部：潘忠汝、吴光浩分别担任黄麻起义正副总指挥。

最后．黄麻起义的红色沃土还为党和国家培育和造就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革命家和军事家。正如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大厅的前言所歌颂的：大别山，英雄的山。从黄麻起义到中国革命胜利，历时22年的浴血苦斗，大别山孕育了多少感天动地的英烈，造就了多少横刀立马的将军。的确，巍巍大别山，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治党治国治军杰出人才的“大学校”，是人民共和国的将军摇篮。其中从黄麻起义走出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4位，开国将军25位（含大将2位、上将6位、中将6位、少将11位）；而作为黄麻起义策源地的红安县，则不仅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和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而且产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共和国主席和61位将军（其中上将8名、中将10名、少将43名），捐躯的革命群众10多万，牺牲的有记载的烈士2.2万，因而是全国第一“将军县”和著名“烈士县”。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永远的丰碑，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永放光彩的红色记忆。

～～～～～～～～

符向一简介

符向一，原名符福山，字向东，1902年8月出生于海南琼山县(今属海口市)大坡镇冯官园村，中共湖北省委鄂南特委委员、黄麻特委书记，湖北省委常委。领导鄂南秋收暴动、黄麻起义。

1928年3月，因叛徒出卖，中共湖北省委受到重大破坏，符向一与省委机关人员及武汉三镇领导机关大多数人一起被捕，受尽各种酷刑。3月17日，符向一被枪杀，临刑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军阀”等口号。

～～～～～～～～

汪季石：黄麻起义主要领导人再探讨

原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8期

翻开所有论及黄麻起义的党史、革命史、现代史教材、专著和通俗读物（其中包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红安县革命史》、《鄂东革命史略》、《黄麻起义》、《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等权威性的专著），大家都一致认定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 

然而，在我反复核查和研究关于黄麻起义所有可信有价值的资料后，认为黄麻起义主要领导人应该是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而不应该是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下面就这一结论作如下分析，供各位史学同仁参考。

一、

黄麻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和“湖南秋收起义”之后，在长江以北地区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由湖北省委亲自指导，黄麻特委直接组织发动的一场武装革命。从组织范围来讲，湖北省委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而黄麻特委则是起义具体组织领导机构。因此，也可以这样说，由湖北省委委派的黄麻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就是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那么黄麻特委的主要负责人有哪些呢？要正确了解黄麻特委负责人的情况，就得首先了解黄麻特委成立及组织发动武装起义的简要经过。 

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政变后，黄麻地区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八七”会议后，鄂东人民在鄂南暴动的鼓舞下，也掀起了著名的“九月暴动”，但由于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没有深入贯彻，加之地方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九月暴动”不得不宣告停止。 

就在鄂南暴动失败后的10月中旬，湖北省委听取了黄安县委的汇报，同时又接到麻城方面的报告，始知黄安、麻城尚有革命同志坚持斗争，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和群众基础，并开始了“暴动”。于是决定将组织发动武装暴动的工作重心转移到黄麻地区。省委决定将黄安、麻城、黄冈、罗田四县划为“黄麻区”，派汪玉堂先往作军事工作，又派符向一巡视该区。遵照省委指示，符向一迅速赶至黄麻地区，但未见汪玉堂踪迹。符向一在七里坪、邱家畈向黄麻两县党团员进一步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暴动计划，并积极开展暴动的组织发动工作。 

10月21日，省委又接报告：“（一）我们在黄安之七里坪地方，有群众万人，枪二三百支，现又缴了县城自卫军械二三十支，共有枪百四五十支。（二）现在已杀土豪十余人，土劣惧而来武汉者共四五十人，纷纷呈请政府派兵前往。省政府已决定派二连人（警卫一团的）前往镇压，撤换县长，大约一二日即行启程。昨20日，该县逃来武汉之土劣已开会决定前往屠杀，并同去作向导。（三）七里坪之同志，尚将土劣十余人送县长收押而不直接枪决，可知其不明了土地革命的意义。”“因此省委决定立刻派刘镇一、黄赤光二人前往指挥，并决定该区特委由麻、黄两县书记及镇一、赤光再加入二三个真正的农民领袖组织之。”同时对黄麻区的工作方针作了明确的指示：“中国革命已进到土地革命之阶段，本党的任务就在把这个土地革命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主要的斗争方法为游击战争，即组织许多农民游击队，在四方普遍的杀戮土豪劣绅、政府官吏、大中地主、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没收地主一切财产，并用很简单的方法，将土豪劣绅大中地主的土地一切公平地分给贫苦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个分配土地的工作非常重要”。“分配了土地，农民就会为保其所得土地而自动起来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应积极发展我们的组织，把忠实勇敢的真正农民，加入我们的党，以党来做群众的核心。务做到这一暴动是群众的暴动，同时在这个斗争中来训练同志”。 

月底，刘镇一到达七里坪，未见黄赤光行踪，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黄麻地区的暴动工作的领导，省委紧接着又派来吴光浩、王志仁，协助符向一，刘镇一全面负责黄麻地区的暴动工作（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均参加并领导了鄂南九月暴动，符向一作政治工作，刘镇一、吴光浩负责军事指挥。鄂南暴动失败后，省委决定派他们再来黄麻地区领导暴动）。 

11月3日，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王志仁等省委派来的代表在七里桥文昌宫第二高等小学召开了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会议决定：“巩固工农运动，发展组织，改造黄麻党团，把握自卫军，并加紧训练，以黄安之潘家河、阮家店、箭厂河、程卜畈等地义勇队和麻城之乘马岗、顺河集的农民为主要依靠，加紧反豪绅地主，没收财产，加紧义勇队办事处的工作。党团机关设七里坪。中央代表（应为省委派出代表符向一等）留七里坪，麻城工作归黄安领导，计划打成一片，暴动日期再定。”会议根据省委指令和“两湖暴动计划”中之规定，宣布成立以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王志仁为主要成员，符向一为书记的黄麻特委和以刘镇一为书记的鄂东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暴动事宜。 

11月10日，根据形势的需要，黄麻特委决定暴动开始，首先攻占具有战略意义的七里坪，建立大暴动的根据地。11月11日，暴动队伍在特委的指挥下，“进七里坪，杀豪绅地主，肃清反动派。农民群众第一次进攻敌军时，看出了敌人的软弱，认识了自己的力量，革命勇气更加百倍，同时也增强了他们进攻的决心”。根据当时黄麻各地已成熟的革命形势，特委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第二次暴动会议，决定暴动攻占黄安县城。为了保证暴动按计划有序地进行，特委决定组建暴动总指挥部，并确定行动总指挥为吴光浩、副指挥为刘镇一，口令是“暴动，夺取县城”。会后，特委迅速动员了黄安七里、紫云、城区、桃花、高桥等区和麻城的乘马、顺河两区的群众约二十万，其中配合自卫军攻城的武装群众约二万。暴动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1月13日，黄麻起义攻占黄安县城的战斗打响，由于特委指挥得当，战斗进展顺利，14日，暴动的革命群众占领了黄安县城，武装暴动的胜利旗帜插上了黄安城头。特委为了把革命继续引入深入，进一步巩固武装暴动的胜利成果，领导组建了大别山区第一个革命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和第一支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这次武装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刘镇一、符向一先后代表鄂东革命委员会和黄麻特委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特别是黄麻特委书记符向一向大会报告了全国各地暴动情况和党的暴动政策，明确指出这次暴动是共产党领导的，只有共产党才是工农劳苦大众“救苦救难的菩萨”。 

黄麻起义胜利后，为了继续扩大革命势力，特委书记符向一去麻城等地巡视指导工作，推动麻城等地的革命进程。特委另一重要负责人刘镇一留守黄安，继续领导黄安的革命斗争。 

1928年初，黄安县城失陷后，符向一、刘镇一奉省委命令回到武汉，并于同年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吴光浩继续领导突出重围的革命队伍，转战木兰山，直至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 

故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是黄麻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并应毫不含糊地写进历史。

二、

为什么说潘忠汝、戴克敏不是主要负责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看潘忠汝、戴克敏两人在黄麻起义爆发前后的革命经历就知道了。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潘忠汝：潘忠汝1906年4月8日，出生于湖北黄陂县潘家湾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武汉中学，在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的教育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不久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夏结业回湖北，被董必武派赴黄安县警察局任军事教练，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但由于潘忠汝到达黄麻地区较晚，来时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时黄安县没有领导机关，只有留在七里坪活动的黄学楷、戴季英等人过问一些日常工作。而这时又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所以直至省委派遣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等来黄麻组织领导暴动前，潘忠汝在黄麻起义的准备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大。到特委成立后，改造黄麻党团组织，重建黄安县委时，他才成为县委委员，参与起义的领导工作。起义胜利后，组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他出任鄂东军第一路司令，率部接受特委命令在黄安南部开展革命斗争，并参加领导了黄安城保卫战，最后壮烈牺牲，时年21岁。 

再让我们来看看戴克敏在起义前后的一些情况：戴克敏1906年生于湖北黄安县紫云区上戴家村。其父戴雪舫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教书为业。戴克敏自幼便受其父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1924年，戴克敏考入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小学，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教育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1925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升入“一师”师范班学习。10月，他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运特派员身份到黄安指导工作。1927年3月，他又受黄安党组织的委派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学习期间，撰写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一文，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正确主张。5月，随农讲所学生军驰援麻城，平定麻城会匪叛乱。6月初返汉后写了《剿灭麻城会匪的经过》一文，一时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7月初，戴克敏在农讲所学习期满后回黄安，任黄安县委委员、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黄安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革命活动不得不由公开转入地下，尽管戴克敏、曹学楷等人仍在坚持革命斗争，但影响不大，党组织一度陷入瘫痪状态。直到湖北省委派来暴动组织者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后，黄麻地区党组织才又全面恢复革命活动。11月3日，符向一、刘镇一在七里坪文昌宫第二高等小学主持召开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宣布成立了统一领导黄麻地区武装暴动的黄麻特委（书记为符向一），并改组了黄安县委，戴克敏为县委委员，参与黄麻地区暴动的领导工作（因为当时麻城县委还没有恢复、麻城的工作划归黄安领导）。黄麻起义胜利后，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组建了工农革命鄂东军，戴克敏任党代表。黄安城失陷后，戴克敏同吴光浩一道率领鄂东军转战木兰山，先后任第七军党代表，红三十一师党代表，在吴光浩的率领下，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由此看来，戴克敏无疑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但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在黄麻起义的高潮时期，他起的作用和影响不大，比起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他仅仅是个配角而已，所以我们说，尽管戴克敏算得上黄麻起义的负责人，但绝算不上是主要负责人。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潘忠汝、戴克敏参与领导了黄麻起义，并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戴克敏，在黄麻起义后期转战木兰山时期他协助吴光浩做了大量工作），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但不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

试论黄麻起义对探索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伟大贡献

发布日期： 2017-11-02

汪季石 魏丹

黄麻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爆发在长江以北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它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一道成为中共党史上四次著名的武装革命运动，但至今它的历史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故此，下文将从三个方面论述黄麻起义在中共党史上的伟大贡献，以赢得更多的史学同仁对黄麻起义研究的重视，从而达到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黄麻起义，给它以公正的史学地位的目的。

一、黄麻起义是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三者紧密结合并取得成功的一次伟大尝试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反动集团相继公开叛变革命，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面临严重的白色恐怖，黄麻地区党组织内部除少部分因革命意志薄弱、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动摇脱党者外，大批坚定的共产党人，如黄安的郑位三、曹学楷、戴季英、戴克敏、吴焕先、陈定侯、汪奠川、戴季伦、高建斗、王秀松、程绍续、徐明人、郑友梅、吴先筹、江竹青、秦绍勤、郑行瑞等，麻城的蔡济璜、刘文蔚、刘象明、王幼安、王树声、徐子清、徐其虚、桂步蟾、王宏学等，不顾国民党反动派强令各地“农民运动立即停止”、“农民自卫军交出武装”的叫嚣，仍然继续在本地坚持革命斗争，形成了黄麻地区党组织的新的领导核心和中坚力量。但他们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如何走的问题，一时感到困惑、迷茫。党的“八七”会议则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工农群众指明了新的方向。但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当时黄、麻县委与湖北省委一度失去联系，“八七”会议的精神和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未能及时传达到黄麻地区。8月下旬，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电告黄安派八九人去武汉参加改组。黄安县委获悉后开会讨论，决定趁此机会派郑位三、陈定侯、程翰香等九人去武汉，其中少数人去应付改组，其余的人去寻找上级党的组织。他们终于同已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的省委取得了联系。省委书记罗亦农详细了解了黄安情况后，全面分析了国内局势，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出：现在，资产阶级彻底叛变了，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为了继续革命，党决定发动两湖“秋收暴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罗亦农还拿出两份党中央通告，让他们看鄂南秋收暴动计划，并要他们立刻返回黄安，参照鄂南的计划，组织暴动。9月中旬，郑位三、陈定侯等主要干部返回黄安，立即在七里坪文吕宫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郑位三、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戴季英、陈定侯、吴先筹、高建斗等。会上传达并讨论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及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决定抛弃已经变成主要敌人的国民党的旗帜，公开打起共产党的旗帜干革命。有个别同志出，“只有这几十条枪，打起红旗经不住敌人两个团”的打击。针对这种疑虑，会议展开了严肃认真的讨论，最后统一了思想，坚定地认为有马列主义作指导，有党的领导、人民的支援，只要长期不懈地奋斗，革命一定会胜利，打起了红旗就一定能够存在下去。与此同时，曾任罗田县委书记的李济棠（李梯云，麻城人）也在武汉同省委取得了联系。他奉命于9月下旬返回麻城，在邱家畈召开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和省委关于麻黄区工作方针的指示。参加会议的主要有蔡济璜、刘文蔚、王树声、廖荣坤等20多人，会议决定与黄安共同行动。会后，大家分散到各区，利用“防务会”，以祠堂、庙宇为集结点，打刀造枪，掀起了捕杀土豪劣绅的斗争热潮。

遵照“八七”会议的精神和省委的指示，从9月26日起，黄安、麻城两县的党组织均派干部到各区发动农民。黄安的七里、紫云两区分别组织起数万群众，他们利用各级防务会，纷纷揭竿而起，举行了大大小小三四十起捕杀土豪劣绅的暴动。如程绍续率黄安熊家嘴附近300余农民捉拿了檀树乡所有的土豪劣绅，然后根据罪恶大小分别予以处决或罚款，罚款等所得项用来制造刀枪；七里坪工会负责人秦绍勤、郑行瑞率众击毙了七里坪的土豪兼商会会长李业阶；吴焕先、徐朋人、曹学楷等在箭厂河等地召集万人大会举行暴动；蔡济璜、王树声、刘文蔚等在乘马岗、杨家坎、冷水坳、邱家畈、大河铺一带和顺河集、林家山、北风嘴一带，分别召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举行暴动，镇压了大土豪张继全、邱麻子等；徐述凤率林店、朝阳店、垸店农民，捉拿了大土豪王仕学；邓天文等率西张店一带两千余农民捉捕了大土豪王润先。在这些斗争中，普遍没收了土豪地主的财产，麻城还开始分酡了土地。这就是人们习惯上所说的“九月暴动”，其势迅猛异常，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次暴动以打土豪、分浮财为主要目标，是分散进行的，并未能在斗争中正式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不可避免地仍带有大革命时期那种“着重于民众运动”的某些特征。因而，当国民党三十军魏益三部的进攻与镇压一到来，一时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暴动就必然被迫停止。但是，“九月暴动”仍然有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它在长江以北大别山地区第一次打起了共产党的旗帜，在党的独立领导下实行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坚决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它一方面发动、组织、武装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给黄安七里、紫云、和麻城乘马、顺河等地区的土豪劣绅及其反动武装与封建政权以毁灭性的打击，摧毁了乡村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为更大规模的工农武装起义扫清了障碍；一方面在实际斗争中锻炼了大批优秀共产党人的骨干力量，尤其教育了共产党员和广大民众，使他们认识到土地革命同建立正式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相结合的重要性，为进一步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作了思想的上准备。

“九月暴动”后，黄麻党组织在“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下，把黄麻北部作为大本营，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鉴于黄麻地区保存有相当数量的革命武装，并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中共湖北省委针对“九月暴动”的不足之处，于10月中旬又指示黄麻党组织，继续强调土地革命的意义，明确提出尽可能攻占县城，但“主要的斗争方法为游击战争”，应“组织许多农民游击队”建立农民政权；如攻城失败，即在四乡普遍实行游击战争，分配土地，“造成割剧局面”。与此同时，省委得悉黄麻地区的暴动已经开始，就派符向一巡视该区。后又派刘镇一、黄赤光、吴光浩、王志仁等前往黄麻地区，以加强党组织的领导力量。 11月3日，相继到达黄安的符向一、刘镇一等，在七里坪文吕宫第二高等小学召开了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再次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并总结了鄂南暴动和“九月暴动”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巩固工农运动，发展组织，改造黄麻党团，把握自卫军，并加紧训练。以黄安之潘家河、阮家店、箭厂河、程卜畈等地义勇队和麻城之乘马岗、顺河集的农民为主要依靠，加紧反豪绅地主，没收财产，加强义勇队办事处的工作。动员第二高小的学生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党团机关设七里坪，省代表留七里坪。麻城工作归黄安领导，计划打成一片，暴动日期再定。”为统一领导黄麻特区党的工作和武装起义，会议遵照省委的指示，正式成立了以符向一为书记的中共黄麻特区特委和以刘镇一为主要负责人的鄂东革命委员会。同时，还改组、加强了两县县委，由王志仁、蔡济璜分任县委书记。

这时，黄麻边区的一大批负责干部对党独立领导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政权，分配土地这一地区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基本内容有了较明确的认识，纷纷下至各区进一步发动、组织、武装群众。如黄安的曹学楷、戴克敏、戴季英、吴焕先、陈定侯、郑友梅、王秀松等分别到七里、紫云、城区、桃花、高桥等区；麻城的蔡济璜、刘文蔚、徐其虚、王树声等到乘马、顺河等地区发动群众。

11月10日，敌三十军魏益三部一个营由黄安城进犯七里坪。黄麻两县县委决定，由麻城调一部分快枪，帮助黄安农民自卫军去七里坪，缴该营的枪。当天晚上，自卫军出发抵观音阁（离七里坪10里）。因马夫走漏消息，敌军有了准备，一面派人赴县城求援，一面开南门逃走。11日，两县党组织率农民自卫军进驻七里坪，肃清了当地反动势力。农民群众第一次进攻敌军，看出了敌人的软弱，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革命勇气倍增，坚定了胜利的信心。他们当即在七里坪召开了两万多人的庆祝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接着，黄麻特委又在文昌宫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认为武装暴动的时机已成熟，决定夺取黄安县城；并成立了黄麻暴动行动指挥部，由潘忠汝、吴光浩、戴季英、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刘文蔚等组成，潘忠汝为总指挥，吴光浩为副总指挥。11月13日，黄麻特委调集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和来自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共1000余人的精悍义勇队组成的攻城部队，在成千上万的群众的配合与支援下，于13日晚从七里坪出发，次日凌晨4时，一举攻入黄安城，歼灭了国民党县政府警备队，摧毁了反动县政权，活捉了反动县长及其他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共18人。李先念、詹才芳、王树声、陈再道亦分别率领群众武装参加了暴动。 18日，在黄安城南门外校场岗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由曹学楷、程绍续等九位委员组成，曹学楷为主席。黄安农民政府是黄麻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同时也是土地革命时期湖北地区最早建立的工农民主政权。

继农民政府成立之后，黄麻特委又将参加暴动的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自卫军为第一路，麻城自卫军为第二路。奉黄陂县委指示，由徐海东率领的一支有七条步枪的黄陂农民自卫军，在配合暴动后，也编入了工农革命军。这样，全军共300余人。潘忠汝为鄂东军总指挥，吴光浩、刘光烈为副总指挥，潘忠汝兼第一路司令，吴光浩兼第二路司令，戴克敏为鄂东军党代表兼第一路党代表，刘文蔚为第二路党代表，汪奠川任总谋长。

至此，黄麻起义赢得了前期的巨大成功。黄安农民政府和鄂东军成立后，当即颁布了以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地主阶级统治，反对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等为主要内容的施政纲领。起义不仅取得了攻克黄安城的胜利，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正式军队和革命政权，开始把土地革命同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这表明黄麻地区党组织对于寻求新的中国革命道路，在实践上已经胜利地实现了由大革命时期的坚持国共合作、着重于民众运动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独立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的重大转变，从而把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黄麻地区革命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九月暴动”到攻打黄安城的战斗实践，证明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正确性，是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三者紧密结合并取得成功的尝试。

二、黄麻起义以游击战争为作战方式，走上了由城市转向农村的革命新道路

黄麻起义军虽然取得了攻占黄安城21天的胜利，但是由于受到“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影响，未能主动地、适时地把领导工作的着重点和工农革命武装的主力向农村转移，从而选择群众基础好、地势有利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以便更好地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而是固守县城，并采取派主力出南乡打土豪、发运农民的老办法开展斗争，这不能不是一种大的失策。尽管这时占据的是小县城，但其思想实质仍是“城市中心论”。至于对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则缺乏清醒的估量。11月26日主力南下，因县城遭到400余土匪武装的围攻，南下主力又被迫于29日回城援救。12月5日，国民党十二军教导师闻清霖部自豫南进攻麻城西张店，图犯黄安城，当即遭到乘马、顺河等地农民武装的抗击。敌军乃改变进攻计划，取道宋埠，奔袭黄安城。城内起义军开始将它视为土匪来犯，据城同守，与敌军展开了英勇的抗击。县城附近的农民武装纷纷驰援。战斗白晚12时到翌日4时，虽然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终凶敌强我弱，寡不敌众，黄安县城复陷敌手。麻城县城亦于8日被敌占领。黄、麻县城相继失陷，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它正说明了由于敌强我弱，“城市中心论”是行不通的。起义军为此付付了巨大的代价，王志仁、潘忠汝、秦绍勤、蔡济璜、刘文蔚、刘象明等一批优秀领导骨干相继牺牲。结果，起义军被迫从县城突出重围，退却至黄安北乡，就这样，按照实践先于认识的普遍规律开始向农村转移了。血的事实让黄麻党组织的起义军领导人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探求：既然县城站不住脚，那么革命的出路究竟何在？于是他们在挫折中奋起，继续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旗帜，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展开了探索。 

12月中旬，从黄安城突围出来的工农革命军和义勇队转移至黄麻北部以后，迅即开展游击活动，顽强地坚持革命斗争。面临优势敌军的“清剿”和土豪劣绅的反扑，黄麻党组织和鄂东领导人深切地感到，必须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才能立足。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吴焕先等在黄安北乡之木城寨举行了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黄麻地区的形势，一致认为工农革命工作的开展不能老停留在黄麻暴动的中心区（即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要打出这个圈子，把敌人牵走，以减少中心区的损失。但向何处转移呢？通过对黄麻周围形势的分析，选定了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的黄陂木兰山。因从敌情看，原驻该地之敌三十军已调离，地方武装比较弱小；从地理上看，木兰山有险可依，而且，其东北与黄安高桥、二程等区接近，有党的力量的支援和掩护，南面俯瞰武汉三镇，便于同中共湖北省委取得联系；从党的工作基础看，当地群众受过大革命的影响，党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加之吴光浩是本地人，比较了解这一带的情况，有一些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因此，会议决定除留吴焕先、吴先筹、甘济时、程昭续等少数人在原地坚持斗争外，大部分人转移到木兰花进行游击斗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木城寨会议的正确决策既是为眼前生存而被迫实行的一次退却，又是为未来发展而主动实行的一次战略部署。会议的正确决定，实际上也是黄麻党组织和鄂东军领导人为探索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所作的初步的、大胆的尝试，这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会后，鄂东军在箭厂河东南闵氏祠集合72人，携长枪42支和短枪17支，向南进发，并于12月25日写信指示黄安县委：工农革命军应“向麻城、罗田发展，而与黄梅暴动联络，在麻城、黄安及河南之商城一带，造成一个割据局面”。 

1928年1月1日，根据省委指示，鄂东军改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部队改编后，开展了以木兰山为中心的农村游击战争，伺机打击敌人，并且在木兰山东南的罗家岗地区发动了成千上万的群众起来革命。后来避开敌十二军一个团的进攻，于2月初东进，转战黄冈、罗田边，曾在黄冈大崎山同中共黄罗蕲特委和当地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六军胜利会合。旋因遭夏斗寅部进攻，于3月初返回木兰山。通过这段斗争，第七军有效地保存了自己，成为随后按照湖北省委指示割据鄂豫边的开路先锋。 

第七军在木兰山的斗争，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为了打破敌人的围攻，第七军将部队编为四个短枪队分散游击，除曹学楷、徐朋人留原地坚持斗争外，由汪奠川率一队活动于黄陂，戴克敏、徐其虚率一队则进至河口以北，待机打回黄麻老区。1928年4月，第七军乘驻黄麻之敌十二军因与桂系十八军发生冲突而撤回河南之机，全部返回黄麻，同原留下坚持斗争的吴焕先等胜利会合，依靠老区的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的方式迅速消灭或击溃了黄麻北部的豪绅地主武装——反动民团，使土地革命复兴起来，取得了群众热烈称说的“二次暴动”的胜利。

三、黄麻起义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走上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二次暴动”胜利后，由于桂系军阀加紧进攻该地区，中共黄麻特委和第七军领导人在与强敌的周旋中深深认识到：要对付敌人，要使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就必须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寻找一个稳同的立足点，作为休整部队和对敌斗争的依托，否则，弱小的革命力量就可能被敌人吃掉。究竟把立足点放在哪里？他们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从斗争实际中逐渐发现河南光山南部的柴山堡是一块极为合适的地方。因为，这里处于鄂豫两省的黄安、麻城和光山三县的边界，是驻鄂之桂系军阀与驻豫之冯系军阀统治的接合部，冯系军阀在此并无正规军，而桂系军阀又不便进驻，敌人的军事进攻行动一时难以取得一致，“清剿”也只能朝发夕归，便于我军回旋游击；同时，地方反动势力的统治比较薄弱，豪绅地主多逃亡在外，中小地主保持中立，红枪会下层会众多不愿与我为敌，而广大民众曾受过起义军的深刻影响，有强烈革命要求；再者，地理上与黄安七里、紫云相连，革命军可以以此为依托向老区发展，且这里地形险要、复杂，物产丰富，便于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于是，5月间，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戴季英、徐朋人等，在黄安檀树岗西北之清水塘举行会议，决定开辟柴山堡根据地，实行边界割据，在黄（安）、麻（城）、光（山）三县交界之木城寨、光裕山、摩云山、乘马岗之间创造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这一决策，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鄂豫边界的最早反映。7月，为进一步开辟柴山堡地区的工作，第七军领导人在尹家嘴召开了会议，奉命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并着重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建设红色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等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采取了实施的步骤。至此，党组织领导的这支起义军经过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艰苦曲折的战斗，终于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自觉不自觉地把党的工作重点逐渐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完成了这次起义的历史革命。 

综上所述，在黄麻起义这场伟大的斗争中，黄麻地区党组织和起义军领导人已经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尽管那时他们没有也还不可能对他们的伟大实践作出系统的理论说明，但他们在实践上的突出贡献足以为日后形成的系统而科学的革命理论构筑牢固的基砌。以柴山堡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开创并日益发展，为大别山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就向“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如将黄麻起义军所经历的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的伟大创举所启示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两相比较，可以说，二者几乎是在同时分别独立地向漫长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迈出了同样的第一步，且殊途同归。这也充分证明，黄麻起义是探索中国革命成功道路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摘自《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