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灯比纽约暗淡得多。我们家逗留阿根廷的那六个月，我了解到许多事，这是其中之一。我们租的车前挡风玻璃终年覆盖城里的污垢，穿透玻璃的一点点光亮看起来更模糊。当这辆车离开医院停在第一个红灯口，我背弃了两个最重要的婚姻承诺，开始扮演起妻子的医生，对她说谎。
我把PET扫描的片子从马尼拉纸的信封里拿出来。拿起X光片，即使在头顶的低亮度光线下，我也足以看见妻子的身体内部到底出了什么事。但继续开车时，我说：“我看不出来，没有头绪。我们必须回家后听听你的肿瘤医师怎么说。” 我骗她说，我是个肺病医生，不是看这些片子的专家。其实我一眼就看出，癌细胞已经扩散。（译注：PET系一种用于医用诊断X光测试法“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的英文缩写）
PET扫描类似于，让放射性示踪剂“周游”全身，测算各种各样的细胞做了多少工作。因为癌细胞是非常活跃的“工作者”，所以PET扫描搜寻癌细胞的片子就像夜晚在空中俯瞰地面。没有癌细胞的时候，这些X光片看起来像在俯瞰夜晚的爱德荷州，万籁俱寂。而真正的坏消息是，因为癌细胞活跃，片子看起来就像看到芝加哥或凤凰城的市中心，灯火辉煌。
那是一个六月初的温暖夜晚，阿根廷刚进入冬季。人行道上很拥挤，有人下班要回家，有人停下工作去吃晚餐。充斥我们生活的日常事物全都是那样，既没有添加特殊的意义，也没有失去什么意义。我们的车穿过狭窄的入口驶入车库，轮胎在新漆的地板上吱吱叫。露丝沉默着，我也是。我知道些事，她不知道。
事实上，她可能是知道的。
那时候是冬季，我们回到纽约。八个月后，我妻子在家里离开人世。回家没多久，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医生把这些X光片拿去检查，向我们解释说明，我在那家医院当了十多年医生。从第一次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时起，露丝便一直在那里接受治疗。那是2008年，距今三年前。
我们到家停好车才过了几分钟时间，公寓里的电话响了，是肿瘤医师打来的。我和露丝肩并肩坐在沙发上，各自手里拿着一部手提分机。肿瘤医生说了很多我熟知的词汇——肿瘤细胞转移、应急放射、关注“生活质量”，就是没有提治愈。我的问题里面也带了些专业术语，却不愿提及露丝的名字。“会造成脊髓压迫症吗？”我问道。接着是露丝的声音：“什么意思？”
露丝的主治医生从不耗我们时间。他不会拐弯抹角，不会对真相含糊其辞，婉转暗示，不会先把话挑明有很快规避那个可怕的话题。他主动回答了之前我们没问出口的问题。他说，“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这还可以控制”，“也许你（露丝）还能活很多年。”但他接着又回到原点：“这病无法治愈。我们目前的目标应该是减缓癌症病变，尽我们所能让你多一些感觉舒适的生活。”这话用大白话说就是，从X光片来看，露丝没多少日子了。
我把以上对话说给一些朋友听，他们不少人是专攻癌症的医生。朋友们都很吃惊。他们告诉我，露丝的医生居然告诉患者坏消息，尤其是在并非万不得已的时候，就在通电话时这么说，这么做非同寻常，或者说可能不妥。我问他们，什么时候才算是告诉别人无法逃过一死的适当时机。大多数人对我说，连续多次尝试治疗癌症失败后，患者才开始真正对癌症束手无策，那才是带去死讯的时候。
我的医生朋友认为，在那之前，病人还没有准备好听到坏消息，那时他们还在消化打击自己的困境：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无法挽回，他们那些要优先处理的事、未来的愿景，对爱人那些明里暗里的承诺（暗示的承诺更重要），今后全都无望实现。 这些医生也提到自己的犹豫。作为医生，自然希望向患者传播希望，不愿让他们绝望。这样的想法有时可以归因于同情，有时更明显是一种关心，是考虑到病人以后可能找到另一种生活选择，那将是更乐观的新生活。
我喜欢直来直去，但我知道，如果病人没有准备好，对他们坦率有害无益。而且，如果其他医生处理较轻的病症带来了一线希望，坦白告诉病人身患绝症还可能引起对方困惑。虽然朋友对我这么说，但露丝的医生也可能做了正确的事。美国国家医学院一份著名的报告显示，几乎所有成年病人都说，希望医生分享已知的一切，即使是坏消息也想了解。露丝曾多次向我表达了这种观点。按她的话说就是：“我可不想医生知道我的什么情况，没让我知道。”
我们坐在沙发上，她坐在我左边，我们俩之间的空隙约有四英寸。她的手指拂过金色的头发，那天她换了新的指甲油，深红色的。我试图通过我们之间的距离推测到，露丝从电话里听出了什么。毫无疑问，她想知道我脑袋里都在想什么。但她可能不知道，我并没有真的在听这通电话。
那个时候，她看上去好像和我17年前第一次遇见她那天一样健康。当时我们在巴尔的摩交响乐团相遇，她还和那时一样漂亮。但在我很快扫视深爱的妻子以前，我也见过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十楼那些病患，他们是我多年关心的病人。十楼都是乳腺癌患者。有些病人变得憔悴；有些人因肝衰竭而面色焦黄；有些人全身水肿，四肢因积水而肿胀；有些人因肾衰竭、止痛药物以及大脑内部的转移性肿瘤而神志昏迷。露丝46岁，十楼有些病人和露丝一个年纪，很多人年龄更大。
我意识到，现在有个秘密是我们不能讨论的。我能预见她的未来，知道她的人生旅途在哪里结束，可能那时会是什么样子。她如何能忍受我只能无助地陪在她身边。她不能。
她的肿瘤医生让我不再抱有以上幻想。因为他开始谈到关于露丝背部疼痛的更多细节，建议我们必须送她去纽约。很快，我就转换了方式，积极行动起来。今后必然发生很多事，露丝和我列出了待完成事项的清单。
露丝会先去纽约。我们的儿子只有几天时间办理手续离开阿根廷的学校，然后举行一个庆祝二年级学年结束的毕业聚会，聚会时要让孩子玩一玩充气城堡，露丝不想他错过这样的机会。之后我和儿子会赶往纽约。
露丝的医生告诉我们不要恐慌，因为她的癌症治疗不用那么急。他说，事实上没必要真正那么匆忙，因为无论如何她的病没法治愈。这么说是以防我们遗漏了这点。脊椎是另一个问题，她的癌细胞可能扩散到脊椎，那个部位可能不会稳定健康。
脊柱就像一些有小小凸起的廉价塑料扑克筹码堆叠而成。这些筹码堆得严丝合缝，所以脊柱才够结实，承受得了极大重量。但是，一旦癌细胞侵入特定部位，脊柱就会出现微小的折裂。接着，在压力的作用下，整个脊柱都会散架。根据露丝体内癌细胞的位置，她的脊柱可能病变，哪怕只有一点点扩散，也可能令她失去走路或控制内脏的能力。她需要回家养病。
朋友们和家人会去机场接她，能跟她一起去我工作的医院，那里有家急救中心，还能在神经外科医生看诊时陪她在身边。如果我们幸运，还能听到那位医生说，露丝的脊柱很顽强，不会受肿瘤影响。要是运气不好，露丝就得作为患者住进我的医院，天天跟静脉输液架相伴，听着有节奏的嘀嘀嗒嗒输液声了。每天，露丝也要进出安在墙上的各种X光机，出入灰色的药房，像去每个车站到处都是的ATM机那么平常，还会等那些带着特殊磁卡的护士来。她们会取走小剂量的麻醉剂和镇静剂，然后穿过一道道门廊，把药发给在门厅也看不到模样的病人。她将待在那个病患之地，那是个我只会穿着白大褂穿行的地方。在那里，我用专业术语把病患的痛苦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
露丝的飞机在肯尼迪机场着陆四小时后，医院就安排了她的手术。我留在家里，趁儿子睡觉的时候，看着自己不懂的深夜阿根廷电视节目。我给朋友们发了邮件，还发了几百条短信，试着向他们解释事情的进展，试着用讽刺幽默掩饰我的恐惧。我在发给一个大学室友的短信里这样写道：“我真悲催。”他亲切地回复道：“我无言以对。”片刻之后，他又回复道：“不，不是无言。你的‘悲催’也算是在劫难逃。”
等我最终来到纽约的时候，露丝的紧急手术也做完了，我们的夏天就这样姗姗来迟。露丝经受着疼痛折磨。“好像有个拳头在绞我的肠子，”她说，“像有头骡子在我脊椎上跳。”我一问她：“你怎么知道的？”她就大笑起来。一个月后，她变得更强壮了，扫描显示她的脊椎椎体已经没有癌细胞。治疗起了作用。露丝在摇摇欲坠时被扶了一把，站住了。
癌症并未痊愈，但在当时威胁露丝生命的部位，癌细胞已经被清除出去。随后，她的医生开始让她吃激素药。对雌性激素致癌的女性患者来说，这是常规疗法的第一步。他乐观地认为，这种药能支撑露丝活一段时间，有效的话，也许是数年。
露丝开始上网，找些女患者奇迹般痊愈的故事。她常常提起，有个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据说接受治疗已经14个年头。1994年，作家玛丽莲·格林伯格（Marilyn Greenberg）写了篇文章，介绍在她得到乳腺癌治疗期间听到的所有抗癌女性故事。格林伯格称她们为“幻影对手”。她治病期间是焦躁地躺在病床上，觉得恶心，别的乳腺癌患者却要么去打网球，要么尽情散步，要么做爱。露丝提到的那位坚持治疗14年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就是她的“幻影对手”，也是我的。既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敌手。
我们恢复了正常生活，开始关注一些小事，比如两个人去沙滩边看夕阳西下，用脚趾戏水，或走入海水里，直到水没过膝盖。这是很多病人的魔咒，现在是我们的。只要我们还过下去，露丝的状态以后都会时好时坏。手术和放疗康复后，露丝就回到工作的银行上班了。
即便在她的密友眼里，这个我相遇并娶回家的女人也还是那么微笑，还那样搞笑，有点傻气又体贴人。第一次接受治疗时，这个娇小的女人曾开玩笑说，带着假发让她看起来像个异装癖者。上床睡觉前，她去掉假发露出光头。我就告诉她，我觉得像是在跟个认为白种人优越的家伙搞婚外恋。听到这话，她不禁大笑。但是，即便是在拥挤的房间里，隔着人群看露丝，我也能发现她的笑容变了。她的上唇不再像以前那样高扬，至少比以往低了一毫米，也可能是半毫米。这样细微的改变是别人察觉不到的。所以，除了用一毫米之外，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它有多微小。
我看到露丝略微下垂的嘴唇，看出她佯装笑得很开心的样子，正说明她心里藏了秘密。她深感痛苦，私下思索着自己即将迎来的黑暗，知道我们未来不再有不计其数的黑夜和白天可以共度，只有极少数日子能在一起。少得就像人们口中的“微米”。
那年夏末的一天，飓风“艾琳”到来以前，露丝告诉我，以后要永远离开我，她觉得很抱歉。我也知道她会让我那么痛苦，所以只能振作起来，对她说：“我也很抱歉。”那时，我父亲突然去世。露丝放声大哭，儿子也跟着哭起来。我却没有畏缩，因为我就像被连根拔起的植物，没什么可怕的了。
到了初秋，露丝的医生请我们过去，告诉我们，露丝体内的“肿瘤记号”连续第二次升高。这些标记实际上是血液中的化学物质。它们上升意味着癌细胞可能在扩散，现有的治疗方法再也无法抑制病变了。
露丝的医生坐在办公桌旁，侧身对着我们，好让自己能看到电脑屏幕上露丝的测试结果。他评估这些结果的时候很安静，然后做了决定。让露丝停止服用效果温和的激素药，代之以更多的有毒化学药物。一些医治癌症的医生便是由于轻易采取这一行动饱受批评。他们决定采用的化学疗法会产生副作用，如神经损伤、极度疲乏，有些副作用永远也无法消除。有时，甚至这些医生本人也承认，他们可以制定一个非常紧凑的时间表，在限期内缩小癌症的影响面，或者像在治疗露丝的这种情况下，先做一些测试，测定血液变化，再采用可能对病人有所伤害的疗法。
露丝的医生写下了她的药房，开始下一个疗程，医生称之为“二线治疗”。我想起一位同事解释过，从一线、二线到三线治疗的进程。每次进程的连续变化都会带来更多的副作用，人体受益的机会倒更少。如我同事所说，这一系列进程中，癌细胞进化得越来越聪明，治疗方法显得越来越迟钝。到这个过程的某个时候，这种为治疗疾病而带来副作用的交易将不再有意义。这可能会因病人自身情况而各异，但我经常想，癌症医生会顺利克服那个阶段。
不论是专业医药治疗因人而异的细微差别，还是应该怎样做副作用的交易，所有这些对我都不重要。我能想到的只是，血液测试告诉我们，肿瘤标记指标太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美梦一般的幻想都化作泡影。根本不必想象着病人可以先充分了解情况，再为自己权衡风险和利弊，最后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我们现在的选择是别无选择，唯有接受化疗。
露丝的医生解释了技术细节：也是服用一种药丸，但这次露丝必须每天多次吞服，一天下来吃整整几大把药。她能保持服用多少药将取决于副作用有多糟糕。我们得知，这次不会再引起露丝的头发掉落。我们松了一口气，不过我知道，我们还保留着她上次用的假发，决心保留到她出院五年后。因为我们认为，如果过早丢掉，运气就会变坏。我家的梳妆台上至今还有一套赭色的假发。这是露丝留在人间的一件迷人遗物。
露丝的肿瘤医生对事实一如既往地格外坦白。他说，化疗可能不再有效，或者只可能会导致副作用迅速出现，露丝的身体系统无法充分吸收药效。所以我们又有了一个理论上的目标——在露丝不会病得太重的前提下，看看她能不能服用大量药物。那将意味着，我们在打败癌症的战斗中赢得胜利。
我和露丝离开了医生的办公室，进入电梯。在我们转过身面向正在关闭的电梯大门时，或许有六个人也进了那个办公室。其中又有个身白大褂的医生，我认识他十多年了。在把头扭开之前，我喃喃地冲他打了声招呼。六个人里面还有两三个有家属陪伴的病人。我想知道，他们在癌症发病过程的哪个阶段。是感到震惊，数着还剩多少日子好活，或是走了另一个极端，没放在心上，在四处游荡？当我们到达大厅，露丝推开东出口的门，回去工作，尽可能远离癌症，直到她离开人世。
女作家达芬妮·莫金曾形容，忧郁就像一团厚厚的黑浆糊，覆盖一个人的生活。但实际上，人们对忧郁并没有这种感觉，也不会觉得像科幻片里外星生物释放的粘稠物。忧郁只是一层薄薄的半透明涂层，外边看不见，硬得像钻石。就在那一刻，我无法判断它是在支持我，还是让我窒息？但不管哪种方式，都将我与这熙熙攘攘的大厅和鲜活的世界隔离。还有一种感觉涌出来，完全出乎我意料。即使到了今天我也不得不承认，那是种冲动。我确定无疑地知道，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很快会走到情感的深渊边缘。我怀着向深渊跑去的强烈愿望，同时还带着悲伤。
露丝第一次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时，朋友通常会有类似这样的评论，“彼得很了解这种病，这还算好”。但另一些人不这么看。按他们想象，我因为具备这种疾病的知识，所以会更受折磨。不管是觉得更好或是更糟，我一直将此归为毫无意义的学术争论。这如同想知道，在美国现实主义小说《觉醒》里，女主角艾德娜·庞德烈如果选择死亡，那对她来说是放弃还是解脱，或者蝙蝠侠到底有没有死。但在我工作的这家医院，我站在大厅，心里知道答案：凭自己掌握的知识，我太清楚，不可能假装未来哪天什么时候会有好日子。
接下来那个月，露丝会处理好自己的业务。她大把服用药丸，为了防止化疗期间出现皮肤反应，她还大量涂用护足霜。她做起来好像是在做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常事。露丝解释说，她继续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不只是因为喜欢工作，也是因为她确定，如果不再这么做，就是自寻死路。这是实话，可没用一点比喻修辞。
人们常说，威胁生命的疾病给患者的生活注入新的活力。我总是发现，这种观点显得有些愚蠢，感觉像是笨手笨脚地要给疾病戴一顶高帽子，其实患病完全不值得这样称赞。露丝觉得,她已经有了一种不想割舍的生活，无需仅仅因为所剩时日无多，就去开创一种新生活。在她继续日常工作的同时，我却陷入了将要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在这种个人情感漩涡里不能自拔，没完没了地想着那不可避免的噩耗，想象未来她会在某个时候倍受病痛折磨，然后又在某个时候离我而去。
到了11月，露丝的身体开始越来越虚弱。她的二级治疗或许起了一点效果，又或者根本没有减慢癌细胞扩散的速度。到底怎样，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不过，她还在不停服用有毒的药丸，因为除此之外也别无办法。随着天气转冷，我们开始少说真相，更倾向于掩盖事实。当朋友们来看望露丝时，他们会巧妙地隐藏自己惊讶的表情。有位朋友说，露丝体重下降以后看起来甚至更漂亮。现在她的脸变瘦了，她那双可爱的棕色眼睛实际上更显眼。有将近一年时间，露丝的手机铃声都是一首名叫“棕色眼睛女孩”的歌。
有天晚上，露丝梦见自己坐在一架飞机上，飞机空中遇到强烈的气流，一阵猛烈的晃动撕开了机翼。在11月中旬，她从办公室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告诉我她感觉自己每天都像在爬山。差不多在那时，她又患上一种新的并发症：腹部膨胀。
起初只是轻微肿胀。我们真的以为，这或许只是便秘而已。后来，肿胀比正常便秘的症状拖得还久，大概已经超出一两周时间，我们还坚持这么认为。露丝的医生最开始做的测试显示，没有什么特别不对劲地方。他认为，那或许只是化疗的药丸在体内造成水肿，是药物所产生的副作用。即便之前都没见过会产生这种副作用，那医生也这么判断。
又过了一星期,我们去看了一位专家。当露丝的腹部CT扫描片在那位专家的电脑屏幕出现时，无需放射学专家的帮助，我也能读懂这些图像。做医生以来，我已经看过几千张类似的扫描片。
在我旁边的患者座椅上坐着我爱的女人，我那曾经耀眼的新娘。她右方是医生的办公桌，她的扫描片就在桌上的电脑屏幕前闪动。一系列图像显示，在一位生命将尽的癌症患者体内，髋骨内、膀胱后方、肾脏旁边和胰腺附近遍布癌细胞。肝脏大部分也已癌变，无法再行使正常的肝脏职能。
医生用肯定的口气告诉我们，这种膨胀是因液体在露丝的腹部器官周围聚集所致。我的脑海里不由地想到几种可能的解释。或许是由于她的肝脏无法再正常工作，因为肝脏的一大主要职责是过滤血液，当它无法过滤时，血液便会被堵塞，然后渗入腹腔。到了那种地步，往往就是致命的病变，因为那意味着肝脏无法再清除血液中的毒素。还有几种外部可能性，它们没有那么致命。我反倒开始特别盼望是另外那几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其实，即便露丝是我的病人，我也不相信是它们中的任何一种。
为了解除病痛，现在露丝要吃止疼药氧可酮。她一开始把这种药简称为"oxy"。这种称呼听起来和就和叫某些减肥药的名字一样。露丝有时就这样说：“我去办公室前先吃两粒oxy。”
在这个前路未明的时刻，露丝早晨再也没法像平常那样，只用十二分钟就能出门，得花上一两个小时。这种时候，露丝竟然决定，在感恩节那个周末去度假。听起来真是让人吃惊。这次假期我们花了不少钱。在加勒比海租了一间屋子，邀请了我们所有的家人和朋友。这只不过另一种让露丝感到能一如既往生活的方式罢了。第二个月，我们去了巴黎。我反对去这些地方的一个理由是，那样就离露丝的医生太远了。可这种选择正符合露丝常有的逻辑。她的想法是：“既然没有对错可言，怎么可能有犯错一说？”.
在加勒比海，我们可以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晒太阳，偶而碰到阵雨，雨点也会溅到我们身上，然而被晒干。我们曾经艰难跋涉，最后到了一块偏僻的沙滩。就在那儿，露丝指引我，将来某一天要把她的骨灰埋在那儿。我们还去划船，尽管合我们两人之力才能帮露丝上下船，费我们一家三口之力才能让露丝潜入水中，戴着通气管潜泳。但是，在儿子的帮助下，她也玩起了潜水。我们甚至在水下看见一条小鲨鱼和两只乌龟。那个午后，露丝领唱了生日歌，并且在海边给儿子切了生日蛋糕，我们给他送了许多生日礼物，主题是“蜘蛛侠”。
我们回家以后，露丝的腹部肿胀更严重了。一加仑又一加仑的体液在她的腹部聚集。不知情的人会问她，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此时她便会回答“没怀”，享受某种“病态”的乐趣，事实上，它是癌症带来的美丽误会。如果对方还不停表示关心，露丝就会再说一句：“我的医生说，这是治不好的。”
后来，露丝体内堆积的液体太沉重，腹部过度膨胀，到了无法四处走动的地步。医生开始帮助她转移那些体液，采用放液穿刺术。我也曾多次使用这样的治疗方式。一根小导管穿过腹壁，伸入液体所处的腹腔，然后通过吸管将液体抽走，排入真空瓶中。
露丝第一次接受这种穿刺时，我亲眼目睹，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这是我的医学背景唯一一次让我感到，除了绝望还有别的可能。露丝的体液开始流出来，很明显它不是透明的，更像淋巴液，不像因为肝坏死在体内累积的液体那么纯净。当然，癌症仍在侵害她的健康。然而,穿刺排放的体液给了我希望，这种看起来致命的并发症还可以得到控制。
如果收集到的真是淋巴液，那意味着露丝的淋巴管被堵塞。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她体内植入一个分流器，将一米长的硅胶管伸入腹腔，再穿过皮下组织，通到锁骨上方，再绕回到心脏以上的循环系统。这是重大手术，有很大的风险，比如可能造成大出血或是肠子撕裂，二种意外都会迫使医生进行紧急手术。我知道这种风险，当然还有很多别的风险。在刚看到不透明的抽取体液充满排放瓶时，我就想到了。但就在那一刻，我想要用分流器，并且几乎是坚持要将它植入露丝体内。
我幻想着，医生抽取的那些富含营养成分、电解质及卡路里的体液又重回露丝的血管，奇迹般地重新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她上个月丢掉的20磅体重会涨回来。她的脸颊会再次变得饱满。她的婚戒不会再从她那瘦弱的手指上滑下来。
露丝的医生们犹豫不决，他们把分流器当作最后的应急手段。所以直到12月，露丝还是定期到医反复导出积累在她体内的体液。如同露丝自己所说，每次导完后，过阵子她身上又出现像怀孕三个月那么大的“肿块”。但我觉得，每次体液导流都是在推迟不可避免的分流器植入手术。我们本该利用那个手术争取机会，创造光明的未来，在那个阶段让她恢复力量与活力，不该拖下去。是的，风险太大了。露丝可能因为分流器送命。但既然没有分流器，露丝必然会投入死神的怀抱，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手术呢？
我们最终给癌症逼到了不得不行动的地步。国际象棋有种说法叫“迫移”，说的是一切可能采取的行动都会使棋手的境况更糟，就可以用来表达这种意思。美国每年有四万名女性死于乳腺癌，这也是她们无论如何都要面临的困境。对此我永远也不会困惑，就像我接触过的很多病人那样。他们明明已在垂死之际，仍然要寻求新的治疗方法，即便有些疗法对身体有害，并且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带来帮助，也要这样努力。“为何不呢？”这句回答突然间变成一种无懈可击的论点。
就在圣诞节过后，医生们给露丝植入了分流器，她差点没挺过去。一旦她腹部的液体进入血管，她的血小板——对血液凝结至关重要的小细胞就开始自动损耗。正常人的血小板数量在15万到40万。手术前，露丝体内的血小板有20多万个。手术后骤降至5万个。而如果比这个数量还低，身体内出血的风险便会很快增加。
每天早晨，医生们会兴高采烈地走来，宣布那一成不变的计划，目光炯炯有神：继续检查血小板值，看它们是否数量稳定。除此之外，他们便主要集中谈论分流器以及它是否见效。然后，医生们会悄悄离开病房，重申希望我们能允许把分流器一直留在露丝体内，只要血小板稳定下来就行，还说他们第二天还会来。
这种时候，露丝什么问题都会问，我就静静地坐在屋子里倾听。我这么做并非出于礼貌或者顺从，而是因为我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我知道，医生们会全体回到走廊。到了那里，他们才会谈论露丝的真实病情。他们沙沙的对话声传回我们的病房。他们说的正是我也会说的：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选择的治疗手段，化疗不再起作用，或者用医生的话来说，露丝化疗失败。她的乳腺癌现在和肺癌或是胰腺癌一样迅速恶化，到了癌症晚期。经过数日的常规治疗以后，我们回家了，露丝体内还带着分流器，正好赶上过新年。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分流器还是起了一定效果。它让露丝保持了平坦的腹部。但不管怎样，露丝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我幻想过露丝体重增加，恢复精力。它到底是幻想，永远都没能实现。露丝的肝脏已经坏死，体液就是在那儿产生的。有一天，她在楼梯上绊倒，跟我说没事。第二天，她又绊倒了，就在我被吓得倒抽一口气时，她又解除了我的担忧。“我根本没事，只是不小心。”露丝这么说。可后来，她眼睛的巩膜由白色变成了黄色。这次我没能蒙混过关。
我们当时坐在一家咖啡屋。光线正好照在露丝的巩膜。我在那个部位看到了异样。有那么一会工夫，我努力试图继续谈论我们之前开始谈的话题。不过，我还是很快小心翼翼地向同是医生的一位大学时代好友发了一条短信，用一个医学术语与他分享可怕的消息：巩膜黄疸。
我再也忍不住了。“你的眼睛是黄的，”我脱口而出。
露丝很震惊，还有些恐慌。“为什么会这样？”她问我。然而，她接下来的问话让我完全没预料到：“那些医生对我眼睛做了什么？”我抓住这个机会。这是个可以让我避免被迫谈到她肝坏死的机会。我告诉她，我也不知道，我们得去问问医生。我不得不对她再撒一个谎。
这种症状最开始是眼白变黄，接着是皮肤发黄，颜色就像被检查引擎问题的灯照亮。巩膜本身变黄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代表身体内部正在出问题，意味着露丝很快就会被毒素弄得昏头昏脑，因为她的肝脏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轻易排出毒素了。她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
我的手机响起来，是那个医生朋友发来信息，上面重复着我那句医学术语：“见鬼，去它的巩膜黄疸。”
几天后,在一个寒冷的星期三，露丝严重脱水，要迅速送去看医生。可是，医生给她输液后，她不但没有感觉更敏锐，反而神志不清，情绪不稳定。医生陪她度过了难捱的六个小时。在那之后，我好不容易才将她弄上我们朋友的车，回了家。不过，露丝还是积聚了足够的力量坐车，还鼓足力气问医生，什么时候能再进行下次治疗。医生向她保证，会给她做实验室测试，再考虑进行新一轮化疗。
翌日清晨，我出去遛狗。像个撒谎成性的人，我刚走到我们那栋公寓的拐角处，便拿出手机，简短地打了个电话。
“我不能再给她化疗了，她病得太厉害了。我做不到，那样会要她命的。”电话那边，她的医生这么说。
“好吧，我知道了。”我回道。
我们都沉默了。停顿了好长时间，最终我开口了：“我们中必须有人成熟点。”
他表示赞同：“不过，我不想跟她说没法再进行治疗了。”
“我知道。或许我们都不必非要跟她说。”
那天晚些时候，当我和露丝去找那位医生时，露丝都没法从轮椅上站起身，坐上检查床。因此，我在一侧扶着她的手，医生坐在办公椅上，推动检查床的滑轮，推到她身边。他告诉露丝，最好择日再来做化疗。
你可以说这是个谎言,但这实际上是假象，是给不可能实现之事留下一线可能的生机，暗示还有一丝希望，就像装着解药的玻璃药瓶，然后如我们期望的那样，不出几日风就会把它吹上岸。我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扮演这出谎言悲剧的同谋。
露丝并不买账。那年秋天，在她和儿子玩他们最喜爱的“比比谁做的鬼脸最丑”游戏时，我拍下一张合影。打那以后，她的身体状况便急转直下。现在，她身材消瘦，但腹部肿胀，由于肝脏坏死，面露菜色。讲话得努力地挤出想要说的词，速度慢得像是酒鬼说醉话。她的身体稍稍往椅子下滑，她就用胳膊撑住身体，缓缓问着任何人都不必问的问题：“我会怎么死去？”“会不会疼？”“我的儿子会记住我吗？”
那个周六，我们家里挤满了朋友。露丝整天都呆在沙发上。到晚上，她告诉儿子，医生再也没法让她好转了，她将走向永远离开我们。不过他和我都会没事。她还跟他说，无论他去何处，自己都会伴随左右，无论他身在何处，自己都与他同在。
周日，她悄悄睡去。周日那晚，我抱着露丝，告诉她可以安心离去了。第二天，她在我的怀里告别了这个世界。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爱你。”
没有鬼魂从她身体中升起，也没有发着光飘荡的精灵。不过，这却使我明白，露丝离开我们的生活，离开人世，这和接下来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关系。露丝送到殡仪馆以后就是另一回事了。一切井然有序：轮床摊开，长长的白布袋打开拉链，摆放停当后拉链又拉上，稍稍停了下，接着论床床脚的大橡胶轮胎滚动起来，几乎无声地将露丝推走了。这个过程与她本人及其生命力没有任何联系。布袋里只能装下她的躯壳。
露丝的躯体移走之后，我蜷缩在自己这半边床上，紧挨着露丝留下的那边。那空下来的地方，我妻子几小时前还在那里，那么多年都是她的地方。那里依然指向一个世界的中心，那个世界在倾斜，那是因为露丝离去而被遗忘的世界。被子垂下了一点，床单有点乱，就像她每天早晨刚起身后一样。
我听到身后公寓的金属门开了，吱吱作响，又咔嗒一声关上。听起来像以前一样，每次我听到咔嗒声，开门，吱吱声，关门，这一系列声音就像露丝在我前面去上班出门一样。
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我不太记得这些了。
有几天我几乎瘫痪，其他时候，我感觉有种游离正常生活的诡异快感，像在用家里的钱玩游戏。露丝生病时，我就不再看诊。她去世几个月后，我还没有让自己的工作日程恢复正常。最终，其他工作填补了这个缺口。我以为某一天能再逃离一次，但不论是在门诊大厅，在看扫描片子，还是查阅病人的血小板数量，我都没有紧迫感。
我和露丝共同的生活一去不返，没有她，生活还在继续，只就少了她。我想起我们的朋友莉兹。她的丈夫死于恶性黑色素瘤。丈夫过世后，她对我说过一番深刻的见解。莉兹告诉我，相识满天下，知己无一人，没有谁是不问来由相识相处的。
原来好莱坞电影上演的那些悲痛和失落全都搞错了。潮涨潮落不会提前预告，如期出现，生活的巨浪也不会事先预报会有多猛烈。伴侣离去的周年纪念日不会让你黯然神伤，或是让外人回想，也不会在过去曾一起去的餐厅开场，而是在你去杂货店经过摆放长叶莴苣的走道，回忆起爱人如何学会做凯萨沙拉，用它来配泡蒜面包丁，就因为这是你唯一愿意吃的一道沙拉；或者当你看一眼机场的候机室，有这样一幕就在脑海重现，那是多年前某个冬日的下午，那个下午你和爱人一起度过；又或者在满月升起时，因为你的妻子，从你遇见她那天起，就常常引用电影《遮蔽的天空》里的情节，说你一生之中真正看到的东西如此之少。失去爱人的滋味，不是哭泣，不是崩溃，不是低吟悲伤，只是四肢疼痛一般的幻觉。你会疼，会悸动，没有任何真实的来源。而你却永远不想让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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