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
有了国家，就有了疆界。疆界总是相对的，随实力消长变化。要保卫领土，抵御侵略、要开疆拓土，扩大版图，战争就不可避免。
有战争，就有牺牲。马革裹尸，醉卧疆场，是牺牲；“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庾信《寄王琳》），“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逢入京使》），是牺牲；“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杜甫《兵车行》），是牺牲；“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依然是牺牲。
唐人面对战争，面对牺牲，更有那种历史上仅见的雄壮、恢宏、洒脱、豪迈，对成功的追求、对边关的向往、对死亡的蔑视、对艰苦的旷达，慑人魂魄，令人敬畏和神往。“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之四》）、“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白《永王东巡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之二》）“功名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这些声音，代表了唐人的人生、理想、价值和追求。
一、先唐的边塞诗歌
战争，是文学永恒的题材之一。边塞诗歌，（不完全是战争诗歌）以反映战斗战争、建功立业、边塞生活、西北风情、边关与内陆的离别相思等等为内容，在我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上可溯至《诗经》。
1、《诗经》时代的战争边塞诗歌
《诗经》中有大量的战争诗篇。
《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第二章“与子偕作”，第三章“与子偕行”，就颇有唐人诗歌的英雄主义气概。
《诗经·小雅·采薇》“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对战争的持久、艰苦、与亲人的阻隔等方面情感，把握和反应都相当充分。
《诗经·王风·君子于役》、《鄘风·载驰》、《齐风·东方未明》、《小雅·何草不黄》、《商颂·殷武》都是战争诗篇。这些诗篇，或委婉沉郁，或慷慨激昂，格调虽有所不同，但诗歌所展示的威武气概、同仇敌忾的义愤和爱国精神，却浇灌了后世的类似作品，养育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2、汉魏南北朝时期的边塞诗
汉魏南北朝时期的边塞诗，以反映边地战争的艰苦和征人思妇的相思之苦为主要特点。诗歌体裁以乐府诗为主。代表作品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曹丕的《燕歌行》、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蔡琰《胡笳十八拍》、《悲愤诗》，徐陵《关山月》、王褒《渡河北》等。
代表作首推“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住。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诗人分别以旁观者的口吻，边疆战士的口吻，家中思妇的口吻，真实的诉说了边塞徭役征战之苦，反战厌战情绪浓厚，语言素朴，构思独特。代表了这一时期的边塞诗风格。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所积累的怨气可见一斑。
3、隋代的边塞诗
隋代的边塞情结在当时社会比较普遍。边塞题材成为创作的主要题材之一，甚至出现多位诗人同题唱和边塞诗的盛况。诗歌体裁既有歌行体又有近体绝句。虽数量不多，也无一流作家，但促进了边塞诗的发展和边塞诗被社会重视和接受程度。一些诗题更加固定，如《从军行》。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卢思道《从军行》、薛道衡《出塞》等。
其中，卢思道的《从军行》应为此时期代表。该诗为七言歌行体。把塞外肃杀的气氛和征人怀乡，思妇闺怨的情思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意境优美，语言清丽流畅，对偶工整和谐。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长风萧萧渡水来，归燕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整个意境已经从汉魏六朝的厌战中走了出来，虽然也是肃杀边关，战场硝烟，但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态势初显，隐约有些唐音了。
二、边塞诗歌映照下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作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概念，其实概念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解读。文学、历史、书法、绘画、舞蹈、音乐、军事、外交、宗教等等都必称“盛唐气象”。
就盛唐边塞诗来说，它在情调上既可表现为积极追求功名的英雄气概，但也不排斥儿女心肠的描写，不过这种儿女心肠的描写无损于英雄形象的塑造，相反能使其形象更丰满、更真实。王昌龄在《闺怨》诗中写到后方的女子“悔教夫婿觅封侯”，但那只是她“忽见“”杨柳”时的心情波动，并不代表她正常时候的情感。可见边塞诗即使以闺怨的形式出现，也不减其英气、锐气、豪迈之气。
盛唐边塞诗写景抒情的风格，无论是平中见奇，还是悲中见壮，始终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出“盛唐气象”。
盛唐边塞诗既可表现为尽情地歌颂雄奇的边塞风光或欢呼战斗的胜利，也可表现为直面严峻现实的勇气与真诚。
边塞风光有它奇异的一面，诗人们尽可像岑参那样以新奇浪漫的眼光为之高歌，面对风雪交加的情景，却能生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美丽想象，让人们在严寒的环境中唤起对春天温暖的回忆；但边塞的环境更有其恶劣荒凉的一面，诗人们也可像王之涣那样面对“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的荒寒时，既不怨杨柳，也无须责备春风，而以平常的心态来审视，不做悲欢之态。
盛唐诗人甚至能满怀豪情地面对死亡。王翰《凉州词》甚至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些都写得风骨凛然。这首诗所表现的是盛唐人审美观的一种突破和盛唐人特有的精神风貌。
盛唐边塞诗中的豪情并非故作旷达，更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而是在面对艰险甚至死亡的情况下，仍然能一笑置之而无所畏惧，这种真正的洒脱与旷达，只有盛唐边塞诗中才有。同样，西北边疆雄阔之中带有荒寒的美，也只有在盛唐才被人领略、被大量表现在诗中。
这种笑对死亡的洒脱态度，这种对壮阔和荒寒的美的欣赏，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国力强盛、民族自信心强大而产生的。只有理解盛唐的社会历史、理解盛唐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心理状态，才能真正理解盛唐的诗、理解自信、恢宏、洒脱、壮美的盛唐之音。
边塞诗虽不等于战争诗。盛唐有不少边塞诗是写征夫思妇之间的相思、离别之情，好像没有战斗的情怀，似乎离“盛唐气象”距离很远。但诗人们对由于征夫长期戍守边疆而造成的夫妇分离、对由于征战经年持久而造成的家庭破裂等等的不幸与痛苦，表现出巨大的关注与深切的同情，充满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很了不起。在这种认识下，边塞诗中也不乏反对穷兵黩武的呼声。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是历代以来边疆战争的悲剧，唐代也不例外。这种惨状的出现，有的完全是因为君主好大喜功和边帅邀功固宠所致，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有的诗人直把矛头指向这些君臣：“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刘湾《出塞曲》）、“武皇开边意未已，边庭流血成海水”（杜甫《兵车行》）。“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高适《燕歌行》）
有的诗人还能超越交战的敌我立场，以一颗宽阔的胸襟，对战争给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带来的苦难也深表同情，表达外族士兵的思乡情节，寄托了各民族和平共处的美好希望。
“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崔颢《雁门胡人歌》）是无战的闲适与安详。“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是胡人子弟思念家乡。
唐人边塞诗歌更有反映和平时期边关军民和睦相处、亲如一家、文化交融的胡汉一家亲情景，殊为难得。“军中置酒夜捶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岑参《赵将军歌》）是军民和谐相处、甚至是交战双方在停战其间的兄弟般沟通交流。
对胡汉民族在和平时代和谐相处的描写，昭示着和平给人们带来的何等快意的生活！这些充满深厚情感的描写和广泛深刻的思考，又始终是建立在“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李益《塞下曲》）的横扫一切的英雄气概和“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高适《蓟门五首》其五）、“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李白《战城南》）这样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基础上的。
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所以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从军行》“黄沙百战穿金甲”和高适《燕歌行》诗中的战士，面对流血牺牲以及军中不平待遇“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仍主张为国尽节、血染勋业，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
“盛唐气象”是由宋人严羽首先提出来的。关于它的内涵，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他还认为以“雄浑悲壮”四字评盛唐诗，最为贴切。
至于“雄壮浑厚”、“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与盛唐的边塞诗关系如何，严羽并未明确说明，但他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四种诗歌题材，除迁谪与边塞诗无甚关联外，其他三种大多与边塞诗有关。
林庚先生也在《略谈唐诗高潮中的一些标志》一文中指出，边塞诗的具体内容“往往是传统的游子主题的扩展，政治视野的扩展，山水风光的扩展”。可见，边塞生活渗透在盛唐多种题材、多种主题的作品中，因而更能体现出盛唐诗歌普遍具有的“盛唐气象”。
当然，边塞诗作为一种诗歌题材，它本身与“盛唐气象”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因为盛唐边塞诗具有悲壮有力的感人力量，因而成为“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的典型体现。
盛唐边塞诗歌，又离不开盛唐这一特定的时代土壤，以及在这种土壤上所产生的时代精神。一旦时代土壤变了，时代精神变了，边塞诗的情调与精神也会发生改变。
中晚唐的边塞诗尽管在艺术技巧上不一定比盛唐逊色，但在总体风貌上与盛唐诗是迥异其趣的，这又进一步说明了盛唐边塞诗与“盛唐气象”之间的深刻联系。晚唐诗人陈陶《陇西行》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就把相距遥远、对比鲜明的沙场枯骨和春闺温梦联系在一起，组成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给人以惨烈的感受。这种不幸的感受显然不属于“盛唐气象”。虽然盛唐边塞诗不乏牺牲场面，不乏血肉横飞，却能让人们直面现实，而不会让人感到惨、悲、苦，相反令人生出壮、雄、烈。催人奋进，迫人奋发。
盛唐时期，国运强盛，边塞诗通常有着昂扬向上的基调。“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豪迈，勇敢，一往无前！即使是艰苦战争，也壮烈无比；即使是出征远戍，也爽朗明快；即使是壮烈牺牲，也死而无悔。这就是边塞诗歌映照出来的盛唐之音。这就是诗人们能够“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三、盛唐气象的胡汉交融与阳刚之美
大量任用番（外族）官番将，是唐朝吏制上的最大特点。胡汉合流，是唐朝民族融合的总体格局。
1、数代唐王杂取胡汉，融通东西，是政治魄力，也造就了盛唐气象。游牧民族的剽悍、勇猛、豪侠的血液贯注到农业民族传统的躯体中，产生了令人震撼的裂变。
胡汉融合，有一个漫长的时代为之作了铺垫。在隋统一中国之前，是历史上的所谓「五胡乱华」时期。这时候的匈奴、鲜卑、羯、氐和羌族大量迁到中原，并建立国家。这些民族和他们的后代在黄河中游地区繁衍生息，汉化较深。至少这些地区，在唐王起兵的太原一带，汉番对立的情况正逐渐消失，汉番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
据《新唐书》载，以文臣为中书（宰相）的，唐代共有中书三百六十九人，其中番族有廿三人。以武将的节度使来说：番将任节度使者，在开元前只有二人。但在天宝间即骤升到九人、肃宗时八人、代宗九人、德宗十七人，直至唐末共八十五人。文官武将的最高位置如此，其下的番官番将数目可想而知了。
2、皇室血统的胡汉合流。唐朝几位皇帝的血统就是胡汉合流的最好证明：关于李唐氏系，朱熹云:“唐源流出于夷狄。” （《朱子语类》卷一一六）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则云:“李唐先世本为汉族，或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广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既非华盛之宗门，故渐染胡俗，名不雅驯……其初之血统亦未与外族混杂。总而言之，李唐氏族若仅就其男系论固一纯粹之汉人也。”“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问题实为最要之关键。”
陈寅恪所言，李唐血统起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晚近之事。李渊母亲独孤氏、妻窦氏，李世民皇后长孙氏是鲜卑族，所以李渊父子始为混血。李唐文化渊源既是融合之文化，加之李唐氏族长期生活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且血统上又有胡汉混血因素，势必影响李唐皇室的政治思想及政治制度，也势必对唐代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唐高祖李渊之母为独孤氏；太宗李世民之母为窦氏；高宗李治之母长孙氏；玄宗李隆基之母为另一窦氏，都属五胡中的鲜卑族拓跋部。唐代皇室是混血，其实隋朝两位皇帝的血统也是这样，其母系皆出于鲜卑拓跋部。皇室的血统已是番汉合流！所以史家说“隋唐皇室是以父系为汉族、母系为鲜卑族的新汉族。”（中华文化史第456页）
3、任用番人，出将入相。任用番人是唐太宗的一种政策，也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七年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园，戊午还宫。从上皇（指唐高祖，当时已让位）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唐玄宗则将它定格为一种民族政策。宰相李林甫向玄宗建言说：「文臣为将，胆小怕死。而胡人不知书，做不了宰相。但是他们勇猛惯战。另外，又出身寒微，孤立无党。不如使用他们，给以恩宠。他们必能尽死保卫朝廷。」这种立论是很卑下，但却得到玄宗的欣赏。如是在部队里大量使用番人。这便是天宝年后，番人任节度使者，人数大增的原因。
汉人文弱、番人慓悍，这是事实。自唐初起，朝廷即爱多用番将，即使是禁军，里面也杂用了许多番卒。所谓的「贞观百骑」，全是番人组成。番将也的确对初唐的强大，有不少贡献。破突厥、拒吐番、平吐谷浑、击薛延陀、伐高丽，番将都以其骁勇善战，建立了不少汗马功劳。
唐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兵役制窳劣。汉人多不愿意从军。「好男不当兵」的思想在那时即已出现。士大夫家子弟做武官，父兄认为是家门不幸，结果是兵源枯竭。我们读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诗，便可知晓。幸而那时有番人补上这个缺，当时的骑兵几乎全是番人充当。番兵多自然番将也多了。当时唐朝的劲旅，如朔方军和河东军骨干都是番人。
4、羁縻、怀柔。「统战」在这里也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唐朝人比现代人坦率，径直把这项政策呼之曰「羁縻」、「怀柔」。唐初国力富强，邻近国家或部落里的一些头头，或战败被俘；或惧于唐的声威；或是希图大唐的援助，而要求朝贡内附。唐对之多能收容，将他们的原辖地改建为羁縻州、羁縻府。仍旧任用他们为原地的都督、刺史，或将军不等。对西域的一些游牧民族的国家更是这样。如**厥的突利可汗战败降唐后，被封为都督，仍辖原地。突利可汗是兵败被擒的，也被封以顺州都督。唐所以这样做，除了安他们的心，使他们驯服以外，还要利用他们为之守边，去抗拒，甚至征伐一些有敌意的国家。突厥的将军阿史那思摩，就因为这样为唐守边有功，不但官职得到晋升，而且被赐以姓李，成了李思摩。他忠心耿耿，为唐防御强悍的薛延陀，使唐朝在北疆数十年平安无忧。
还有，波斯国王卑路斯，因自己的国家长期受大食人侵扰，无力抗拒，请唐援助。唐太宗和高宗都以路远，拒绝出兵，只封他做波斯都督府都督。后来他逃亡到长安，唐又封他为右武卫将军，直到他客死在唐京。这种对弱小逃亡者的呵护，是泱泱大国的恢弘仁慈的气度。
在天宝年前，当朝廷力量强大的时候，这种封官晋爵的事，都由朝廷主动为之。但在天宝以后，朝廷变得软弱无能，而藩镇割据坐大，这等事情便变成跋扈军人提出的要挟菜单了。还有些强人干脆自封官位，而且世袭下去，朝廷往往不得不依从。李克用是沙陀人，率领他的番兵把黄巢赶出长安，算是对唐立了大功。他后来盘据在河东一带，唐昭宗不得已封他为晋王。他可以永久据有该地，并且能分封节度使等官职。这些便是为什么唐朝越到后来，番将越多的原因之一。
本国人口不足、兵源困难，可能也是不得不依赖番兵的另一个原因。唐朝的疆域东达辽东、西逾葱岭，南北和现在相仿，只现今的西藏和云南没有纳入版图。而人口据天宝十四年调查，只有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人，还被认为是人口极盛时期。从这么多的人口中所能征召的兵力，在和平时期，用来驻防在这广阔的领域，维持治安，或者尚能应付。到了需要外御强敌、内平叛乱、战争连连的情况，恐就要捉襟见肘了。雇佣一些外籍兵团也就成为必要。
细查这些文武高官的族裔，颇堪玩味。任宰相的二十三位番裔，绝大部分属鲜卑族。这说明他们在很多代以前，就已经是汉化的人。这道理很简单：要在中国做个治理政务的文官，没有深厚的汉族文化知识是不行的。而武将呢，来自西北番族的七十二员武将，大部分都属突厥族，没有一人来自早期即融入中原的旧五胡人。他们没有汉化，或者汉化很浅，所以还能保持其彪悍猛鸷之劲头。这正是朝廷所要利用的。知书不知书对一员武将来说，并不太重要。
有人批评唐代这种重用番将的政策，认为这是祸乱的根源。这指的是「安史之乱」。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番人。他们起兵作乱、连陷洛阳和长安两京，战祸连绵将近八年，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无数。本来隆盛的大唐，自此就一蹶不振了。
这种批判是片面和有失公平的。批判者只看到番将作乱的一面，没有看到在整个唐代，番兵番将在东征西讨上立功厥伟的一面。京城长安三次陷入敌手（安史、黄巢和吐蕃三次作乱），不都是靠番兵番将把它收复过来的？再说，汉人就那样靠得住、不会反叛作乱吗？要知最后篡位灭唐者乃是汉将朱温，而非番将呀！
属下叛变多和上级驾驭无方有关。唐初高祖、太宗、高宗和武则天都是英明的君主。在这期间，叛乱之事极少，规模也不大，没有危害到国家。而天宝以后，差不多都是昏君奸相当道、是非不明、相信小人、爱听谗言，造成乱事频仍，而且危害极大。安禄山本是一个外痴内诈的人，野心多次暴露，也多次被人家说他要谋反，可是唐玄宗就是不听。而有人诬告忠臣王忠嗣要谋反，就王立刻给贬谪到远方去了。唐玄宗对安禄山恩宠有加，委以范阳、平卢和河东三地节度使（一个节度使就够大的了），将近二分之一的全国兵力交他指挥。这是养痈为患嘛。责任归谁呢？
5、胡汉的融合，一方面打破了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庶族”的门阀观念，给寒士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了较多较好的机会。
自五胡乱华起，北方中原名门大族多数南迁，但仍有许多留在家乡死守先坟，严守家风，而不受民族融合影响，如范阳之卢氏、荥阳之郑氏、清河博陵之崔氏等。这些豪宗大族在大骚动时期能保存其家，并对照五胡之异种夸示汉人神明之遗胄，因此受到社会的尊崇。
岑仲勉认为当日山东门第其所以得到一般仰慕:“要是在于能保持'礼教’，'礼’即汉族相传之习俗，所以能够保持，就在于少混血。简言之，'山东门第’者比较未大接受五胡族的熏染之姓氏而已。”
这种尊崇门第的做法，在唐初就受到高祖李渊的批评，他说:“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太宗李世民亦对这种现象“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下诏修氏族志，书成，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看后表示强烈不满，下令根据现实状况重修。
这件事说明唐初民族成分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固守传统的人还想维持原先汉族礼教和门阀观念，把坚守汉族礼教的家族列为上等，已不能为胡汉混血的李唐皇室所接受。氏族志重修后，列李唐皇族为第一等，调整了一些氏族的等级，正反映了社会现实的要求，客观上否定了门阀旧习。
而且唐太宗被尊为胡汉各族的“天可汗”，曾经明确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旧门阀的破解，另一方面，涵养了敢破敢立的锐气，清除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信仰追求相对自由，文禁宽松，文学创作基本没有禁区。文士可以从多种渠道进入政权，科举的常选、制取，终南捷径，直接征召……
6、胡汉融合，不仅表现在皇室的血统，还体现在唐代不少诗人的血统上。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后代尊为“诗豪”。 祖先为匈奴人。七世祖刘亮，仕于北魏，随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始改汉姓，入河南洛阳籍。所以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汝州上后谢宰相状）。
元稹，779—831，字微之，别字威明。新乐府运动的领袖之一，其先世为鲜卑拓跋部，北魏孝文帝时，改姓元，称河南府洛阳县人。
白居易的祖先是龟兹人。
李白的祖先是突厥人。陈寅恪认为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李太白氏族之疑问》，《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9页）。胡怀琛认为李白是突厥化的中国人。（《李太白的国籍问题》，载《逸经》1936年3月第1期）。詹 钅英 先生在《李白家世考异》一文中说:“意者白之家世或本胡商，入蜀之后，以多资渐成豪族，而白幼年所受教育，则中西语文兼而有之。如此于其胡性之中，又加以诗书及道家言，乃造成白诗豪放飘逸之风格。李诗之所以不可学者其在斯乎?” （《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元结(719-772，或谓715生)，字次山，自号元子、猗玗子、浪士、漫郎、漫叟、聱叟。先世为鲜卑族拓跋氏，北魏孝文帝时改姓元。世居太原(今属山西)，后移居鲁山(今属河南)。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称赞他："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诗风朴拙无华，韵味稍逊，对后世颇有影响。
唐代不仅境内各民族诗人不分彼此，对于外国的诗人也不以外人待之。如日本人晁衡、新罗人崔致远等。
7、胡汉融合，还体现在思想和行为上对传统的反叛。
盛唐诗人思想开放，行为放纵尤为突出。
郑处诲《明皇杂录》载:“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章盛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
陈寅恪云:“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琵琶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2页）又云:“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观孙棨《北里志》，及韩偓《香奁集》，即其例证。”（《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6页）
范文澜云:“唐朝士大夫无不纵情声色，杜甫韩愈也未能免俗。”
唐人突破传统礼教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保留了鲜卑族“母权制时代的遗风”。武则天以女人身份当了皇帝，这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绝无仅有。历史学家们对此有各种解释。尽管武则天才智过人，但历代皆有才智过人的女性，为什么只有武则天才能成功?这就得从产生这种现象的文化背景中去寻找原因。前文说过，北魏政权是鲜卑族建立的，仍有母权制时代的遗风。李唐政权从北魏逐渐演递而来，且李唐皇室有鲜卑族混血。李渊妻窦氏、母独孤氏，李世民皇后长孙氏皆是鲜卑族。因此李唐皇室就深受鲜卑族遗风影响。女主当家在皇室内就有被接受的可能。而唐代整个社会胡汉融洽，人们亦能接受女皇这个现实。唐朝大臣中少数民族较多，他们身上传统礼教思想影响较为薄弱，自然能认可拥戴女皇。
武则天不仅以女性履九五之尊，且为人行事有越出传统礼教者，而其行为亦能为人们所接受。她本是太宗才人，竟又能为高宗皇后。她当皇帝，却又能广辟男宠，这些都不合中国传统礼教。其前太宗纳弟元吉妃杨氏为嫔御，其后唐玄宗取儿媳杨玉环为贵妃也属于出格之事。但衡之以胡礼转房制，则属正常。如《北史·附国传》载:“妻其群母及嫂。”《北史·突厥传》:“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新唐书·吐谷浑传》:“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唐皇室的文化背景使他们在为人行事方面保存了一些胡风，不能像山东士族那样坚守文化传统不变。
这样的事也发生在皇室之外的少数民族出身的人身上，例如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的父母是舅甥关系，即他的母亲是他父亲的亲外甥女。也就是说他父亲娶了自己妹妹的女儿。这是违背传统礼教的。陈寅恪在《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一文中说: “乐天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中朝。其家风自与崇尚礼法之山东士族迥异。如其父母之婚配，与当日现行之礼制（开元礼）及法典极相违戾，即其例也。”因此，唐代有许多违背传统礼教的“反常”事情可以从胡风影响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中寻得解释。
唐代诗人这种放荡不羁，不拘守礼法的行为，虽有文人本身的传统所自（魏晋以来，以文人为主体的士阶层就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更主要的则是当时世风的影响。由于多民族共处，汉族传统礼教，即“山东旧日士族”所固守的家法受到冲击。正如朱熹所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卷一一六）
唐人男女交往非常开放，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
又云:“长安士女，胜春野步，则设席藉草以红裙相插挂，以为宴幄。”长安富豪的园林内，每逢炎暑，往往结缀锦彩，搭造凉棚，邀约名姝和妓女游乐，安排避暑之会。唐代达官贵人还有在新进士中选婿的风尚。
唐诗人还喜和女冠交往。唐代女冠来源主要是公主、宫女和官僚士绅的外事姬侍。她们在社会生活方面比较自由，行为不受拘束，可以和各阶层人物接触，自然易与人发生恋爱关系，甚至以入道为掩护，过浪漫不羁的生活。
唐代举子还喜和妓女交往，唐传奇《霍小玉传》、《李娃传》的描写都反映了这点。蜀中乐妓薛涛善诗，“一时名士如韦皋、李德裕、元稹、白居易、裴度、杜牧、刘禹锡、张祜，咸与之唱和”（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中，《薛涛诗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
唐朝宫禁不严。据《古今诗话》载，开元中，宫中制作战袍分赐边防军士。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云:“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留意多添线，含情更着棉;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后玄宗知其事，竟以写诗宫女嫁与得诗士兵。《古今诗话》又载顾况游苑中，得水上桐叶题诗，卢渥舍人于御沟得红叶题诗，皆反映出宫女不甘深宫寂寞，题诗抒发精神苦闷，向往美好爱情，因此，唐代宫怨诗尤比历代为多，成为唐诗一大特色。
宋释惠洪在《冷斋诗话》中称“舒王（王安石）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王安石是否真的如此评价李白，人们一直存有疑问。姑不论其真假，而此评价却也道出了个中信息，即妇人与美酒是李白诗中重要的内容。李白与唐玄宗御妹玉真公主交好，最后得为举荐征召为翰林学士，导致驸马爷张垍大为吃醋，却为实有其事。其实，岂止李白，哪个唐代诗人的诗中没有写到妇人与酒?可以说，正是妇人与美酒，给唐诗增添了如此光彩，使其充满青春激情，凌跨百代!
盛唐诗人较少传统礼教的束缚。他们敢于为妇女立言，敢于歌颂妇女，敢于歌颂爱情，在诗中反映了各个层面的妇女的生活。唐诗人也敢于在诗中写自己的真思想，真性情。
唐以前的爱情内容大多表现在民歌里（六朝宫体还算不上真正的爱情诗），唐以后的爱情内容主要表现在词曲与戏曲小说里。只有盛唐诗人才在诗中全面地率真地健康地歌咏爱情。深刻地反映爱情的痛苦与欢乐。盛唐张九龄“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望月怀远》） ，王昌龄“悔教夫婿觅封侯” （《闺怨》） ，王维《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李白“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春思》） ，李益“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江南曲》） ，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题都城南庄》） ，刘禹锡“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竹枝词》）， 还有王昌龄“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叶。将归问夫婿，颜色何如妾？”（《越女》），白居易“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 （《采莲曲》） ;到了中晚唐，依旧清丽妩媚。皇甫松“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采莲子》） ，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无题》） 等等，这些对男女相思相恋、恩恩怨怨、梨花带雨、风姿绰约、楚楚动人的种种境况的淋漓尽致的抒写，从另一侧面散发出沁人心脾的盛唐气息，唐风唐韵，多姿多彩，使盛唐之音在壮美之中，增添几多柔美！
四、盛唐边塞诗歌的豪迈与壮美
1、边塞诗和边塞诗派
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一些有切身边塞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活体验的作家，以亲历的见闻来写作；另一些诗人用乐府旧题来进行翻新的创作。参与人数之多，诗作数量之大，为前代所未见。其创作贯穿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其中，初、盛唐边塞诗多昂扬奋发的格调，艺术性最强。
在盛唐的少数边塞诗大家之前，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的边塞诗是写得比较多，质量也算比较好的了，他的边塞诗一方面题材开阔，格调高昂。内容包括：边塞风光、边疆战士的艰苦生活、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抱负、边疆将士思乡的情思。不仅内容涵盖了盛唐边塞诗的大多领域，而且格调高亢。如：“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落雁低秋塞，惊凫起暝湾”，“风旗翻翼影，霜剑卷龙文”，“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阵去金河冷，书归玉塞寒”……。
与此同时，初唐的其他著名作家如杨炯、沈佺期、陈子昂、郭元振、李峤、崔融、杜审言等均写下一些边塞诗作。这个时期的诗人们向往边塞的军旅生活，希望立功边塞、报效国家，如杨炯《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杜审言之《旅寓安南》则把殊方的气候、物产写得新颖别致：“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
一些未必到过边塞的诗人也都纷纷仿效写作边塞诗，一时蔚为风气。读这一时期的诗作，边塞诗的成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初唐诗作中成就较突出的部分，为盛唐边塞诗派的出现作了很好的前期准备。
随着朝廷政策从初唐的“防边”到盛唐的“开边”的转变，边塞诗创作到盛唐也进入鼎盛时期，涌现出了著名的边塞诗派，虽说可以直接归入这一诗派的作家并不多，但创作过边塞诗的盛唐作家则是一个颇为庞大的群体，其作家人数之广、作品数量之多，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盛唐大诗人李白、杜甫都写过一些精妙绝伦的边塞诗作，而成为各自代表作的一个部分。如李白的《关山月》、《战城南》、《北风行》、《幽州胡马客歌》、《塞下曲》六首……，杜甫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高都护骢马行》，王昌龄的《从军行》、《出塞》……。
盛唐一些诗人如陶翰、刘长卿、常建、储光羲、祖咏、刘湾、王之涣等，也都写过一定数量的边塞之作。这些作品共同塑造了边庭将士英勇杀敌、保卫边疆的英雄形象，写出了边地艰苦、将士报国献身的精神。而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作家则为王(维)、李(颀)、高(适)、岑(参)及王昌龄。
盛唐边塞诗人中，王维、王昌龄、高适、岑参都有过较丰富的边塞生活经历：
高适开元十九年(731)至次年曾送兵北上蓟门，并曾出卢龙塞；天宝九载(750)又曾送兵蓟北，北使归来，也曾经燕赵之境；天宝十一年(752)曾任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之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亲见次年哥舒翰收河西九曲，天宝十五年(756)，从哥舒翰守潼关，同年底任淮南节度使，后任彭州、蜀州刺使，又任剑南节度使……，这些经历，使他有较丰富的军旅和对外战争的经验……。
王维于开元二十五年(737)曾入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为监察御使兼节度判官。
岑参在边塞生活的经历更为丰富，他从天宝八载(749)冬至十载夏，他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僚属；天宝十三载(754)夏到至德元载(756)，岑参被北庭节度使封常清辟为节度判官，第二次出塞；至德元年(756)，又出任伊西、北庭支度副使；这次在北庭历时三年，足迹几遍整个西北地区……。
王昌龄在进士及第前，曾遍游大西北，到过萧关、临洮、玉门关，相传最远到过碎叶“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从军行七首之六》）。并且于开元二十四年发生了盛传诗坛的“旗亭画壁”的佳话。（见唐薛用弱《集异记》）
怀着建功立业、积累边功、实现人生价值、报效国家的理想，一批批年轻士子壮游四海、聚集边关。他们的从军、出塞的生活经历，大大拓展了他们的创作视野，边塞的壮丽风光，边疆的地理、交通、民俗、民族交往，少数民族的歌舞、音乐、服饰……滋养了他们的诗情画意，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等绝唱，显然是以厚实的相关生活经验为基础的。他们的诗作中有些气势磅礴、雄奇高亢、充满爱国激情且词彩飞扬的篇章，同时怀念家乡及边地将士生活的艰辛在其诗作中也有较深刻的反映。有些诗人如李颀虽无从军与边塞生活的经历，却以乐府旧题写出新意，把盛唐气象融汇到其边塞诗作中去。
这些诗作，令人鼓舞、振奋，千载之下，读来仍虎虎有生气，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的强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2、初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
一方面在于强大的边防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另一方面在于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入幕制度”的刺激。文人普遍投笔从戎或者向往投笔从戎，赴边求功。
正如杨炯诗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诗句“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岑参诗句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岑参《银山碛西馆》）“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 高适《送李侍御赴安西》）“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 高适《送浑将军出塞》）“倚马见雄笔，随身惟宝刀。料君终自取，勋业在临洮”（高适《送蹇秀才赴临洮》）。
3、盛唐边塞诗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几乎所有盛唐诗人都创作过边塞诗。玉门边关牵动了所有诗人的思绪。这几乎是空前绝后的。
（2）题材广阔：一方面包括：将士建立军功的壮志，边地生活的艰辛，战争的酷烈场面，将士的思家情绪；另一方面包括：边塞风光，边疆地理，民族风情，民族交往等各个方面。其中以前者为主要题材。
（3）意象宏阔：大处落笔，写奇情壮景。
（4）基调昂扬：气势流畅，富有崇高感。
（5）诸体兼善：歌行、律绝，佳作迭出。
就边塞诗的体裁来看，包括歌行在内的古体诗创作已经成熟，蔚为大观，以边塞诗歌为主要特点的诗人的代表作品有：杨炯《从军行》；李颀《古从军行》“…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高适《燕歌行》；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白雪歌送判官归京》 等，
另一个方面，近体边塞诗也走向成熟。以边塞诗歌为主要特点的诗人的代表作品有：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王昌龄《从军行》“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关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土谷浑。”；王之涣《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五、中晚唐---盛唐边塞诗歌的余响
习惯认为，盛唐的边塞诗是唐代边塞诗创作的顶点，也是其终点。
其实，边塞诗的创作是继续贯穿到中晚唐时期的。中晚唐时期虽然没有一个公认的边塞诗派，但从事边塞诗创作的诗人并不少于盛唐时期，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如卢纶、李益、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张籍、王建都写过许多边塞诗，而写过一些边塞诗(尤其是边塞题材乐府诗)的诗人则更多，其中如郎士元、柳中庸、戎昱、司空曙、刘商、杨巨源、张仲素、施肩吾、鲍溶、许浑、赵嘏、马戴，刘驾、于濆、翁绶、许棠、司空图、罗隐、周朴、卢汝弼、韦庄、张籍 、沈彬、陈陶、金昌绪等等。有些诗人，传世之作不多，却有一些边塞诗脍炙人口(如陈陶、金昌绪、许棠等)。董乃斌先生甚至发现，《全唐诗》中“凡是存诗一卷以上的中晚唐作家，无不多少写过一些直接或间接与边疆生活有关的作品。”
边塞，虽然还是边塞，战争还是战争，但到了这个时候，诗歌中就少一些洒脱，多了许多忧虑，以深重的内忧外患为特点。尽管此时战争既有朝廷与各割据的藩镇之间，以及各藩镇之间的吞并倾轧，但这时期的对外战争也较多。安史乱后，唐王朝国力日衰，中央渐渐失去对边远地区的节制，如吐蕃大举东进，陇右、河湟等地相继沦丧，鄯、秦、成、洮等十多州均先后失去。昔日岑参生活过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所属地区更是为吐蕃所有。因而反映收复失地的要求，反映汉人被迫改从蕃俗，反映故人没蕃的作品显著增加。如杜牧《早雁》、《河湟》，白居易《西凉伎》、张籍《陇头行》等作即如此，这些诗作颇似南宋的爱国诗，以沉郁悲凉为基调，他们直面冷酷的现实，表达拯国家和沦陷区人民于水火的强烈愿望，而紧紧围绕国家领土完整、边塞安危的主题，这与南宋也有相似之处。
中晚唐边塞诗的题材较之盛唐也有开拓之处，如反映南方边地的生活，如施肩吾《岛夷行》、王建的《海人谣》、李商隐的《异俗》等等，比之盛唐边塞诗仅限于东北和西北有所拓展。此外反映军中官兵苦乐不均、朝廷赏罚不明、反映和蕃的太和公主从回纥返回长安等主题。刘商《胡笳十八拍》中就明确写道：“汉室将衰兮四夷不宾，动干戈兮征战频”，“一朝胡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诗中写没蕃人的痛苦经历。又如司空图《河湟有感》中：“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诗中所反映的情境在初盛唐的边塞诗中是决计不会有的，这使人想起陈亮《贺新郎》中“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这些沦陷区出生的后代因年代久远，已没有原来的民族意识，他们已没有回归故国的要求，这是诗人所最担心的。诗中的议论说理也充满忧伤而感愤。
中晚唐没有出现王、李、高、岑和王昌龄那样的边塞诗大家，这是事实。但这一时期边塞诗不但在思想的尖锐和深刻方面有所加强，而且反映的题材也有所拓展，这同样是事实。如戎昱的《咏史》“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将玉容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更从咏史角度反映边疆实力的彼长此消。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咏史》，题又作《和蕃》，最早见于晚唐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和戎讽”条。据说，唐宪宗召集大臣廷议边塞政策，大臣们多持和亲之论。于是唐宪宗背诵了戎昱这首《咏史》，并说：“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还笑着说：“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力主和戎）之功，何其懦也！”大臣们领会圣意，就不再提和亲了。这则轶闻美谈，足以说明这首诗的流传，主要由于它的议论尖锐，讽刺辛辣。
唐代的边塞诗是纵贯初、盛、中、晚整个过程的。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些有切身边塞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活体验的作家，从亲历的见闻和经验来进行边塞诗创作，另一些诗人则利用间接的材料，用一些乐府旧题进行旧调翻新的创作，这类乐府诗题在不同时期其内涵也各不相同，出现过李白、杜甫及高适《燕歌行》之类的杰作。但就总体水平而言，前者的那类诗作中更贴近边塞生活，更能准确反映时代精神，艺术特色也更为鲜明。由于国力强弱不同，在对外战争中的胜负不同，初盛唐边塞诗中多昂扬奋发的格调，中唐尚有其余响，而中晚唐后期只有对昔日盛况的追慕以及凄凉现实的哀叹。终唐之世，边塞诗始终是唐诗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部分。
自读书目、诗篇推介：
1、王维《少年行》、《使至塞上》、《陇西行》、《观猎》、《送元二使安西》、《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
2、李颀《古从军行》
3、高适《燕歌行》、《塞下曲》、《营州歌》、《别董大》、《蓟门五首》、《送李侍御赴安西》、《送浑将军出塞》、《送蹇秀才赴临洮》
4、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逢入京使》、《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玉门盖将军歌》、《火山云歌送别》、《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赴北庭度陇思家》
5、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塞下曲》四首、《出塞》、《闺怨》、《芙蓉楼送辛渐》二首、《采莲曲》二首、《龙标野宴》、《长信秋词》
6、杨炯《从军行》
一、旗亭画壁
旗亭指酒楼，古代酒家筑亭道旁，挑旗门前，故称。
唐薛用弱《集异记》卷二载：“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共诣旗亭贳(shi)酒，忽有伶官十数人，妙妓四辈登楼会宴，奏乐。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不自定其甲乙，今观诸伶所讴诗，入歌词多者，则为优矣。’俄一伶唱'寒雨连江夜入吴’，昌龄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开箧泪沾臆’，适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又一伶讴'奉帚平明金殿开’，昌龄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之涣自以得名既久，谓二人曰：'此辈潦倒乐官耳。’指诸妓中最佳者曰：'此子所唱，如非吾诗，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因欢笑俟之。须臾，双环发声，则'黄河远上白云间’，之涣即撅歈(yú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偕笑。”
大意是：唐玄宗开元年间，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齐名。有一次他们一起到酒楼买酒畅饮。忽然有乐官十几个人，漂亮的歌女四人，上楼联欢，歌舞、奏乐。王昌龄他们私下互相约定说：“我们这些人都享有诗名，到底谁好谁差，我们无法定高下，今天就看各歌女所唱的诗，被谱作歌词多的就算优胜。”过一会儿一歌女唱“寒雨连江夜入吴”，王昌龄伸手在壁上画一道，说：“一首绝句”。不久又一歌女唱“开箧泪沾臆”，高适伸手在壁上画一道说：“一首绝句。”又一歌女唱“奉帚平明金殿开”，王昌龄又伸手画一道说：“两首绝句。”王之涣自觉得久有诗名，就对王昌龄、高适说：“这几个都是失意的乐官罢了。”接着指所有歌女中最漂亮的一个说：“这个人所唱的如果不是我的诗，我就永远不敢和你们争高下了。”于是边说笑边等着。过一会儿，那个女子开始唱了，唱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立即翘起姆指得意地对两人说：“乡下人，我没有胡说吧！几位诗人一起大笑不止……
二、盛唐气象下的离愁别绪
千百年来，面对离愁别绪这一永恒的话题，历代文人骚客将离别种种凄凉心境用各种声调吟诵出来。屈原因遭谗言，去国离乡在汨罗江边痛苦地吟唱“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九歌》），将离别之苦视为人生一大悲事。经历着魏晋南北朝的动荡纷乱，江淹面对离别无比伤感地说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别赋》），离别的基调，都在这一刻被染上层层悲情的色彩。宋代的人性情是极为偏柔的，他们的心灵对离情别绪体味得更为细腻，李煜用简单、素描的语言轻声诉说他的内心感受“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豁达开朗的苏轼在理性的思考之后，认定人生就是充满了变数，一切又都有定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将离合与月亮的圆缺的规律一样自然看待，可他还是难以释怀，最终也只能发出“此事古难全”的叹息，面对离别，也只能是深深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面对离别，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男儿的悲歌可能更令无数观者折腰。最为经典的场景莫过于易水送别一幕，《战国策》中记载的荆轲刺秦王临行时的场面被司马迁在《史记》中原封不动地引用：“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别。至易水，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转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瞠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己不顾。”
荆轲与送别之人皆白衣冠，这是真正的生死离别，但却义无反顾，慷慨之情，千古之下，读之无人不心情沸腾。“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男儿的这种为理想和信念舍身成仁的离别，基调极为壮烈，悲凉之情透彻心脾。恐怕这才是千百年来打动无数人的魅力所在。
在种种离情别绪的伤感中，唯有盛唐人似乎是个例外。他们跳出了离别愁苦销魂的情怀，他们在离别中更多表现出是一种豁达、一种潇洒、一种豪气、一种随遇而安的宁静，一种忠贞相识的友情。
开元十八年的春天，地点：黄鹤楼。送别的人是三十岁正意气风发的李白，他送的人是比他大13岁孟浩然，李白对孟浩然是非常喜爱和崇敬的，他为孟浩然的诗和人品所深深折服，“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李白的真心话。在送别之际李白挥手写下了千古名篇《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虽别情依依，但诗豁达俊朗。没有伤感，似乎有一丝的羡慕，朋友去了扬州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扬州自古就是名城，在生机盎然的春天去，更是令人羡慕。这次离别没有伤感，诗人似乎充满了自信，认定这次离别是短暂的，不久就会见到，也许朋友此去会大展鸿图，扬州本就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生活充满了机会，在盛唐人的心目中，他们是顾不上伤感的，他们要“春风得意马蹄轻，一朝看尽洛阳花。”（孟郊46岁中进士后的《登科后》）面对离别，他们甚至是欢快的，不信你听，“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当要离别时，诗人的朋友带着一大群乡亲们拍着手，踏着欢快的节奏，唱着歌走来，他们唱着、跳着、送着，情比潭水深。
我们还可以看到王维在送朋友时潇洒地一挥手，“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既是远行至茫茫的大漠之地也不必伤怀，虽然阳关之外没有了朋友，但朋友此去是去大展宏图的，是去边关建功立业的，不是去旅游，朋友之间充满了相互信任，他对朋友的前途充满了自信，不需要多少言语，只是举起酒杯，一切都会有的。窗外的柳色，已昭示着无限春的生机，一夜的春雨已为朋友将一路的尘土洗得干干净净，前方充满着青青新意，再多喝一杯吧，一切都在杯中。举起酒杯就是一种祝福，再饮一杯吧，哪有朋友会拒绝？更有高适《别董大》“莫愁前途无知己，天涯谁人不识君。”那么酣畅洒脱。“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二首》），那么飘逸自得。
盛唐这种离别都在一种轻松明快的希望中化去了所有的伤感，使生活充满了生机。离别是为了奔赴更美好的前程，是有了施展自己理想与抱负的地方，朋友送别也是为此而高兴。盛唐人是有这种自信的，这从他们的诗句中可以看出来。面对江南无处不在的春色，春草，王维轻松地对朋友唱道，“唯有相思如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无论是什么人在草长莺飞的江南被春暖花开所熏陶，又被春色的友情所淹没，被这样的朋友和诗句送别是何等的幸福。相形之下，身为才子但却难以承受国家重托的李后主在国破被俘之后背井离乡，在同样的江南美景中只能一步一回头的被离恨笼罩，无比凄苦地叹息“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虽然面对与王维相同的江南春色，但志趣情感却大相径庭。
严羽在《绝浪诗话》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戎、迁谪、行旅，离别之时，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 “盛唐诸公之诗，既笔力雄壮，又气象雄浑。” “笔力雄健，气象雄浑”是严羽对盛唐风貌的概括。
要知道 “迎旦东风骑蹇驴”决非盛唐人气象。面对蒸蒸日上的国力，人们来不及儿女情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美好的前程在不远处等每一个人，怎么能为儿女情长而淌眼抹泪，他们有的是自信。“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种分离还有什么伤感，前路有更多的友情来温暖远行的心灵，即使路途艰难，但想到朋友，千山万水又算得了什么，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他们的眼中，朋友之情是距离所不能割断和阻碍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他们在离别中表现出的豁达、潇洒、自信、泰然，甚至是一种忠贞，即使是身处逆境，屋外是寒冷的，也影响不了他们坚定的信心和他们面对离别时的自信，他们也会对朋友坚定地说“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民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晚唐时文人士子们已没有了盛唐人的气魄，当面对分离时，他们只有黯然销魂，悄然离去。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一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随风而去。大唐帝国也就是在这种叹息中如红日西沉“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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