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集楚汉战争说的是秦朝末年，由陈胜吴广发起的推翻秦朝的农民起义被项羽刘邦接手，于公元前 206年10月覆灭了秦帝国15年的统治。随后以刘邦和项羽为主的楚汉战争打了4年多，于公元前202年2月，以刘邦战胜项羽结束，由此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汉朝。项羽和刘邦作为农民起义领袖，在战争中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和才能，项羽的“自矜功伐，以力征服天下”的做法，以及大局观不够，不注重人才队伍建设，心胸不够开阔，关键时刻存妇人之仁等特点决定了项羽尽管是“近古以来未尝有”的将才，但仍免不了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乌江，亡国身死的命运。而刘邦能审时度势、善于用人，发挥群策群力，虽“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如张良；论稳定后方，安抚百姓，输送兵源军需，确保前线粮草供给，不如萧何；论集结百万将士，战必胜攻必取，不如韩信。”但这些能人皆为刘邦所用，就是刘邦能取胜的主要原因。
汉承秦制--汉朝建立之初，采用的是郡国制
历史的车轮飞速旋转，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之后楚汉战争又打了四年，于公元前202年5月刘邦战胜项羽，在六位诸侯王的拥戴下，建立汉朝，刘邦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在新王朝统治的顶层设计时，汉朝君臣选择了基本沿袭秦朝法令的做法，史称汉承秦制。然而有一种制度没有照搬承袭，它就是秦朝全面实行的郡县制，与秦朝不同，汉初统治者采取了郡县与分封并行的体制。但是这一体制却给汉初政权的稳定埋下了严重隐患，但却是汉初不得不采用的政治体制，因为刘邦能成为汉高祖是建立在诸侯王拥趸的基础上的，而若不分封诸侯王，聚拢人心，形成合力，则难以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胜利后如不举行分封，则难以稳定局势。
分封制在汉朝之前的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全面的郡县制却只在秦朝实行了十几年的时间。全面的郡县制虽能使中央高度集权，但看似无比强大的秦帝国却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就迅速灭亡，也使得汉初的君臣们不能不对秦朝实施的全面郡县制的效果产生怀疑。他们试图在郡县制与分封制中找到平衡，使大汉王朝能长治久安。综合以上，实行了郡国体制。
七位异姓诸侯王占据半壁江山，并握有丹书铁券
丹书铁券（或称丹书铁契）是用铁铸造而成，上面的字铸成红色，铁卷上刻着誓言。在汉初，铁券上信誓旦旦地刻着“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表明汉王朝将永远承认诸侯国，诸侯王及其子孙也将永远效忠汉朝廷。
公元前202年，刚成为皇帝不久的刘邦为了巩固统治，笼络功臣，就以丹书铁券的形式与七位异姓诸侯王盟誓，表明只要汉王朝的江山在，就会让诸侯国永不绝嗣。丹书铁券一分为二，由皇帝和受封者各执一半，代表着皇帝给诸侯的至高承诺。这七位诸侯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藏荼、长沙王吴芮。由于他们均非皇室刘氏，历史上称为异姓诸侯王。
函谷关是秦汉时期最为著名的一道关口，在刘邦统一天下后，这里成了刘邦与诸侯王统治势力的分界线。刘邦虽然贵为皇帝，但其直接统治辖区只有函谷关以西，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十五郡，采用全面郡县制，中央统治通过郡县直达地方乡里。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关东地区，全部分封给七个异姓诸侯王，诸侯国虽然接受汉王朝的统一管理，但拥有很大的行政、司法、军事权，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独立王国，其实力足以与中央朝廷相抗衡。
汉初时面临的政治制度的选择，要么是单一的郡县制，要么是郡国并行制，但刘邦选择了郡国并行制。这里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分析起来，客观的原因可能更大一点，当时刘邦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采取这样一种制度，才能维持表面上的大一统局面，才能够获得皇帝的地位，得到更多的人的拥护。
秦汉之际，各大军团并立，逐鹿中原，刘邦出身卑微，势单力薄，要想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七个异姓王在当时均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刘邦必须争取的盟友和辅佐。
裂土分封，不仅是刘邦争取他们的手段，也是他们拥戴刘邦对抗项羽的前提。公元前202年10月，刘邦与项羽决战，约韩信、彭越合击项羽，因刘邦没有分封他们为王，两人都按兵不动，导致刘邦大败。刘邦审时度势，封他们为王，两人才率军前来，共同打败项羽。因此，分封异姓诸侯王，对刘邦而言，实为无奈之举 。
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战胜了项羽， 是因为团结了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才很快地战胜了项羽。因此分封也无可奈何地，不同时机地采取了分封的办法，来项固和壮大自己。
曾经的盟友可以共同打天下，但不可以共同坐天下
然而，由于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势力太大，很快成为汉王朝的巨大威胁。刘邦登基仅五个月，便发生了燕王藏荼谋反事件，刘邦亲率大军平叛。藏荼的实力在七个诸侯王中，并不突出，因此刘邦仅花了不到2个月就顺利平定叛乱。藏荼势力刚被削平，又有人告楚王韩信谋反，这令刘邦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绷紧了。韩信为汉初三杰之一（三杰是指张良、萧何、韩信），是楚汉战争时期的最为杰出的军事家，为刘邦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若韩信造反，刚刚建立的汉王朝就将面临倾覆的危险。听到此消息，刘邦感到很恐慌，为了政权的稳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他对韩信的猜忌或忌惮由来已久。因此，即便没人告发韩信，刘邦也一定会想办法剪除他。
在现今河南省淮阳县城区有一座普通的桥，名叫平信桥，虽然历经了多次重修，但两千多年来它的名字从未更改过。之所以叫平信桥，是因为传说这里是刘邦逮捕韩信的地方。当时，刘邦采纳陈平的计谋，假托巡游云梦泽，在韩信来此拜谒时，令武士将其抓捕。当年一同打江山时，韩信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刘邦不忍心将韩信处死，将其贬为淮阴候，置于京师眼皮底下严加控制。刘邦对韩信一直不是很信任，从一再迁改封韩信就可以看出。韩信是否真的谋反，后世及史学家的看法也不一致，但刘邦为了消除隐患是一定要把韩信消灭的。韩信被废为淮阴候后，除掉了刘邦心头一大块心病。但接下来该如何处理韩信统领的楚地呢？韩信被抓之后，刘邦在一位大臣的建议下，将楚地和关东其他一些地方，分封给皇室子弟，把自家人安插到异姓诸侯国之间，与异姓诸侯王抗衡。
这年正月，刘邦封堂兄刘贾为荆王，王五十三县；弟弟刘交为楚王，王三十六县；哥哥刘喜为代王，王五十三县；庶子刘肥为齐王，王七十三县。同姓诸侯与异姓王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力量大致相当。
刘邦之所以这样做，其中可能还有一种历史惯性在里面。历史上分封这种体制是一直在延续，另外是在剪除了异姓诸侯王之后，刘邦认为异姓诸侯王之所以会背叛他，是因为他不姓刘，跟自己不是同心同德，而刘姓诸侯就比较可靠，一旦大汉有难，他们会维护大汉。因此就这样诞生了许多同姓诸侯王。
匈奴进犯北方，汉初时还无足够力量予以剿灭
风暴从北方席卷而来，又一场战争即将爆发，匈奴昌顿单于趁中国内乱，迅速控制了塞北蒙古高原，并向南侵犯中原。公元前 201年（汉朝建立的第2年），匈奴攻打诸侯国代国都城马邑，面对匈奴人的强势进攻，韩王信投降匈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北伐韩王信及匈奴。然而由于轻率冒进，在平城自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竟被匈奴四十万精兵团团包围，险些丧命，七日后才侥幸脱险。
传说，当时汉军内外联络中断，无法相救。刘邦采纳陈平之计，重赂匈奴阏氏，在阏氏劝说下，冒顿解围之一角，汉军乃得突围，至平城与主力会合。匈奴引兵北去，汉亦罢兵，派刘敬与匈奴结和亲之约。
吕后杀韩信，表现出了解决困难时高超的手段和决策力
河北省邯郸市曾经是赵国的都城赵王城，公元前199年12月，刘邦回师长安，路过这里。赵王张敖是刘邦的女婿，他娶了刘邦和吕后的女儿鲁元方主，对于此次刘邦的驾临，张敖甚是恭敬。刘邦个人非常傲气，处处摆架子，鄙视人。在此情况下，赵国下面的一些大臣和赵相看不惯。当时赵相叫贯高，还有位大臣叫赵平，看不惯刘邦的作为，认为他太傲气了，气不平，曾为了他打天下而出生入死，现在当皇帝了却瞧不起人，不如把他杀了。贯高等人决定在刘邦上厕所时刺杀他，刘邦决定突然离开躲过了这一劫。次年，刘邦将赵王张敖贬为宣平候，改封自己的儿子代王刘如意为赵王。随后的赵国依然没有平静，公元前197年9月，赵相国陈豨（xī，大野猪）发兵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率兵征伐，离京前令韩信、彭越跟随自己出征，不料韩信，彭越像当年刘邦与项羽决战时一样，再一次称病不从，这件事令刘邦耿耿于怀。此时，有人告发，淮阴候韩信与陈豨勾结，要乘刘邦不在长安之际，里应外合，袭击留守的吕后和太子刘盈。在刘邦率兵平叛时，长安宫中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这一幕的主导者，是刘邦的皇后吕雉。她与相国萧何合谋，谎称刘邦已杀陈豨，骗韩信入宫道贺，将其抓获，萧何本以为吕后会先关押韩信，等刘邦回朝后再做处理，没想吕后露出狠辣的一面，不仅立即在长安宫钟室，将韩信斩首，而且夷灭韩信三族。顿时朝野上下，阴风惨惨，韩信这位刘邦昔日的盟友，最终成为刘邦心中最大威胁人物，在政治的需要下，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当年赐给韩信的丹书铁券也已与废纸无异。
韩信在被吕后抓捕时，就曾仰天长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一代枭雄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与他有关的故事却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终止，在他的家乡淮安，至今仍能随处见闻到许多有关的纪念性的建筑和传说，他的一生业绩至今仍被无数人所传颂。
异姓诸侯王相继被灭，刘邦稳定了汉初的局势
在韩信被杀后，彭越也未能幸免，最终也以谋反罪被砍头示众，身体剁成肉酱，分给诸侯王。
韩信、彭越一个个被杀，淮南王英布心惊胆战，当他接到彭越的肉酱时，担心自己也落得这样的下场，促使他选择反叛。英布认为，汉将中只有韩信、彭越是他的对手，现在这两个人都被刘邦杀了，而刘邦年老患病，不可能亲自出征，所以英布有恃无恐，很快攻陷荆国。汉王朝又一次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危急关头刘邦不得不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
公元前195年10月，刘邦在蕲（qi)县西大败英布，英布逃至番（fan）阳，被当地人所杀，然而刘邦也付出巨大的代价，他被流矢击中，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从公元前202年起，一直到公元前195年，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刘邦的主要精力用在了铲除异姓诸侯王上。他分封的七个异姓诸侯王藏荼、韩信、彭越、英布被杀掉，张敖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到了匈奴，这些人曾经是他的盟友，但是为了王朝的利益，刘邦抛弃了情谊，就连后来被封为燕王的卢绾，他本是刘邦最亲密的发小，但也因被怀疑要造反，受到大军的征伐，被迫逃往匈奴。异姓诸侯王中，仅留下了一个势力最小的长沙王吴芮。与此同时，刘邦企图以血缘关系来维系王朝，陆续分封齐王刘肥、吴王刘濞、代王刘恒等刘姓子弟为王。此时，相比于异姓诸侯王而言，刘姓诸侯王所占的地盘更为广阔。
大风歌流唱千古
行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在沛县流行多年，经久不衰的戏曲《大风歌》歌词的作者正是在沛县丰邑生活过的刘邦。刘邦打败英布回师途中，路过老家沛县时隐约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人世，便决定留宿几日，设宴款待父老乡亲。时光仿佛倒流，家乡的风景并未改变，而自己已经苍老，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回想起十几年的峥嵘岁月，刘邦感慨万千，不禁慷慨悲歌：“大分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唱罢，已是老泪纵横。刘邦临死前，他与大臣杀白马，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如此，刘邦似乎可以放心了，他所建立的汉王朝，可以稳定地发展下去了。行白马盟誓，非同姓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约，是希望刘姓政权能够永远延续下去。
汉惠帝在位七年，实则吕后把持朝政
公元前195年5月，刘邦和吕后的儿子十七岁的刘盈成为新皇帝，即汉惠帝，吕后被尊为皇太后，惠帝为人善良柔弱，与性格强悍的母亲吕后相处自然居于下风。因此，在位七年期间，朝政实际上掌握在性格强悍的吕后手中。
1999年，考古人员在山车章丘洛庄发现了第一代吕王吕台的葬墓，陪葬坑里不仅出土了吕大官印，吕内史印和吕大官丞，三种吕国的官署印章，而且出土了大量刻有齐字样的铜器和漆器，经考古研究，这些物品应是齐国制作的，是刘姓齐王为讨好吕后主动进页的。
汉惠帝之后吕后立过两位少帝
吕后临朝听政，大封吕氏后人
在吕后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87年，曾经分封过了六个诸侯王，其中就有吕国，吕国是吕后的侄子，被分封到了齐国原来的济南郡，济南就是吕国的国都。
在吕国洛庄八百公里以外的陕西省博物馆，珍藏着中国唯一的一枚汉代玉玺，它的主人正是吕后。当时吕后就是用这枚印章分封了吕姓诸侯王。当时汉王朝的最高统治权被牢牢地掌握在吕后手中，开太后临朝听政之先河。汉惠帝死时，吕氏己当政五年，她立年仅数岁的刘恭为帝，自己临朝称制，大封吕氏族人为王。吕后亲自听政后，比较明显地倾向于照顾吕氏家族的利益，引起了朝中大臣的很多不满，在她活着的时候，还能被压制，等她死后，吕氏和大臣的矛盾就激化了。
公元前180年7月，吕后病死，历史再一次出现转折。吕扣临死前，命吕禄统领北军，吕产统领南军，告诫二人，当年高帝平定天下，与大臣们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兴击之，如今吕氏为王，大臣们肯定内心不服，一旦我死，皇帝年少，大臣们恐怕要发动兵变，你们一定要率领军队保卫皇宫，而不要送丧，被别人所制。直到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吕后仍惦记着保住吕家的地位，然而她刚刚死去，齐王刘襄即联合刘姓诸侯王，起兵反吕。长安一片紧张气氛，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与朱虚候刘章设下计策，夺取南北军，诛灭吕氏，废掉吕后所立的另一位少帝刘弘（刘弘是刘恭的弟弟，刘恭因说要为生母报仇而被吕后废掉，改立刘弘为少帝），迎立刘邦第四子代王刘恒，是为汉文帝。
汉文帝无为而治，同姓诸侯王开始作乱
贾谊谏言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在现今江苏徐州狮子山，被发掘的楚王墓随葬坑出土了数千件彩绘兵马俑。1984年，一个施工队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随葬坑，坑内出土了数千件彩绘兵马俑，陶俑手中所持多为象征性兵器，是汉初分封的楚国军队的模型。当时，诸侯王的权势可见一斑。在距离葬坑300米的地方，发现了墓穴，该陵墓藏于狮子山，海拔 54.3米的主峰腹中，气势恢宏，南北总长117米，凿石量5100余立方，墓室面积850余平方米。狮子山楚王墓的发现，再现了汉初同姓诸侯王的强大实力。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反叛，文帝六年，淮南王刘长叛乱，这两件谋反事件，虽然都没造成大的混乱，但靠血缘关系结成的分封制，显现出巨大的弊端，新的危机正住扩大。
在吕后的问题解决之后，又出现新的问题，就是同姓诸侯王势力坐大，中央无法去控制它。因此在封地内，诸侯王势力的发展和中央王权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此后如何解决同姓诸侯王，成为文帝首先面临的问题。
贾谊是湖南长沙市人，曾担任长沙王太傅，他是汉文帝时的卓越人物，虽然很年轻，但才高八斗，尤其对国家大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向汉文帝上呈著名的《治安策》，阐述了国家长治久安之策，尤其对当时的分封制，给汉王朝带来的巨大隐患，作出了分析。贾谊分析了当时的同姓诸侯王的情况，他说现在的汉朝，就像一个得了手足重症病的病人一样，他的小腿粗得跟腰一样，他的脚趾粗得跟小腿一样，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访疗，即便是扁鹊在世，也很难医治了。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赶快对同姓诸侯王要进行医治，削减他们的封地，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对贾谊的建议，汉文帝深以为然，但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并没有马上采纳。汉文帝坚持，将清静无为的国策放住首位，尽量不引发事端，不扰民，使国家在经过长期的战乱纷扰后，能恢复生机，渐渐兴盛。
公元前168年，贾谊年仅三十三岁即去世，称得上是汉王朝的一大损失，不过又一位青年才俊脱颖而出，他就是太子家令，人称智囊的晁错。公元前 165年，晁错上书，建议削藩，也就是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当年，齐王刘则死，无子，文帝借此机会于次年重封齐国、淮南国时，将齐国一分三，淮南一分为三，履践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策。
汉景帝重用晁错，继续对同姓诸侯削藩
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享年47岁，执政24年，不算之前的2个少帝，文帝算是汉朝的第三个皇帝），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景帝即位后，晁错得到进一步重用，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公元前154年，晁错再次建议削藩，上书洋洋三十篇，其主要矛头直指吴王刘濞。晁错认为对于诸侯王而言，你削藩他要反，不削蕃他也要反，因此极力劝景帝削藩，加强巩固政权。景帝并没有完全听取他的意见，只是采取了很小的一部分措施，但是也激起了诸侯王的强烈反弹。
象山（现今浙江宁波的下辖县）产盐历史很悠久，从汉朝之初已经开始，已有将近两千多年的历史。象山在吴王刘濞的封国内。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在诸侯王中实力最强。吴国东面临海，可煮盐牟利，境内有铜山，刘濞派人铸铜钱，号称吴钱遍布天下。此时，其他诸侯国也纷纷扩大自己的实力，景帝顾虑重重，生怕一招不慎，招致不可收拾的后果。刘濞也知道，下一个轮到收拾的就是自己了，于是悄悄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准备起兵反叛。当朝廷削夺吴国封地的诏书一到，刘濞率先在广陵起兵（广陵是指现今江苏扬州市主城区），打出诛晁错的口号，诸侯纷纷响应，史称七国之乱。一时间，战争的烽火弥漫了全国，尽管汉景帝已有所准备，然而七个诸侯国同时反叛，还是远出乎他的预料。景帝赶紧派太尉周亚夫等将领，分兵三路阻击叛军。景帝此时还年轻，执政时间不长，七国之乱让他整日坐卧不安，惊慌失措，让他想到削藩之举是否太草率了，一心想尽快消弭战争。而当时刘濞恰恰提出的口号是“诛晁错、清君侧”，所以想把晃错牺牲掉，来消灭战争，如果能行，就是最好的结果，于是他就接受了袁盎的建议，准备斩杀晁错。在晁错上朝时，将其逮捕，并立即行刑。晃错穿着朝服在东市被处以腰斩之刑，然而晁错之死，并没有立即阻止刘濞的反叛步伐，当朝廷使者令刘濞拜受皇帝诏书时，刘濞自称东帝。至此景帝放弃幻想，一心平叛。
吴楚军首先遇到景帝的弟弟梁王的坚决抵抗，攻城不下，太尉周亚夫趁机断其粮道，叛军转而进攻屯兵昌邑的周亚夫军，周亚夫坚壁不出，待叛年断粮，人心涣散，大败其军，刘濞弃军逃走，仅有数千将士随从，楚王自杀，吴王刘濞逃到东越，东越王杀了他，将他的头送往长安，七国之乱仅三个月就被平定。
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汉景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一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像吴楚这些过去的诸侯王封国，把它拆分为很多小侯国，削弱它的力量。二是改革它的官秩，就是诸侯王的官过去是诸侯自己设立的，现在改为天子给其设官。公元前145年，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治国，将诸侯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降低官员的级别，改丞相为相，减省吏员，以示中央官区别。由此诸侯王权力大大削弱，中央集权显著增强。
汉武帝行推恩令、左管律、附益法
诸侯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公元前142年，年仅十五岁的刘彻提前举行成人礼，因为此时景帝已经病入膏肓，一年之后景帝驾崩，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
经过文景之治后，汉王朝已步入鼎盛时期 ，中央与地方诸侯王的势力对比，已发生全面逆转，强势的汉武帝将对诸侯王的问题，做彻底地解决。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皇帝的恩泽推广到自己的子孙，把皇帝给的封地再分给自己的子孙为列侯。推恩令一下，诸侯王的封地化整为零，变大为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了。汉武帝决心做最后的整顿，特意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汉代是以右为尊，以左为卑，所以从名号上讲，凡是在诸侯王任官的，从名号上就低人一等，同时规定，凡是在诸侯任官的官吏，朝廷永不再录用。附益法是要限制士人、官僚与诸王交游，以禁止朝中的大臣和诸侯王之者结成朋党，朝廷的大臣不允许和这些诸侯王，或者这些官吏相互的来往。左官律和附益法实际上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从此，诸侯王惟得衣食租税，不得参与国政，已与一般富豪无异，分封制终于名存实之。扰攘百余年的诸侯王问题至此得以基本解决，郡国并行也告结束。
汉朝在新的阶段和残酷的斗争中，当盟友、血缘都无法成为维系汉王朝的稳定力量时，郡县制的优势就凸显，脱颖而出。经过长期的较量，最终分封制谈出了历史舞台。从此，终两汉四百余年，诸侯王问题再没有成为困扰中央王朝的心腹之患。而在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分封制尽管一直存在，但无足轻重，郡县制毋庸置疑地成为主流。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与不断完善，建立上下相维，轻重相权的行政体制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与分封制不同，作为中央集权制的重要支柱，郡县制对维护国家统一，保障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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