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集讲的是一代明君英主汉武大帝。公元前141年，年仅15岁的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武帝即位之初立即尝试改变汉初以来沿用多年的黄老之术的治国指导思想，但未获成功。在四朝政治老人窦太后寿终正寝后，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指导思想。依据文景之治积攒下的丰厚家底，雄心壮志、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决心改变之前对匈奴的绥靖政策，主动出击，彻底解决长期困扰和危害中华的匈奴问题。武帝通过发动漠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消灭了匈奴主力，使匈奴远遁西方，再无力组织大规模南侵。对匈作战也让中华版图向西、北延伸。对匈奴作战中，卫青、霍去病让匈奴闻风丧胆、夜遁千里，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战功显赫，世人敬仰，民族英雄流传千古。在解决了匈奴问题之后，武帝还引兵西南，建立了东至日本海、黄海、东海暨朝鲜半岛中北部；北愈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的广袤中华帝国版图。张骞出使西域，发端了丝绸之路；苏武牧羊于北海十九载，矢志不移，全节而归。武帝晚年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青史留名。武帝晚年仍头脑清醒，稳重持成，发表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努力挽救汉朝经济，奈何时不我待，享年70年。
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现存于北京孔庙的十三经碑林，有189块，包含《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松榖梁传》（gu，一种落叶乔木）、《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乾隆石经碑文书法遒劲，是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
在中国历史上，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这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两个多年的历史。汉石经的经文是历代朝廷的必读文本。勒石刻经，树碑垂范，拥有不可比拟的尊崇的政治地位，匹夫而为万世师表，一言而为天下法。从孔子到儒学再到经学，这一切均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提及经学，就必须从两汉说起。
汉初为巩固皇权和恢复民生，采用无为而治
但从汉高祖开始儒学已得到重视
公元前195年冬季的一天，在山东曲阜的孔林，迎来了非常特别的一位客人--刘邦。此时刘邦已是汉朝的开国皇帝（西汉建立于公元前202年），执掌着汉王朝的最高权力，这令孔墓的看守者非常担心，因为刘邦未成为皇帝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十分鄙视，他认为儒家是陈腐的，骂儒生为腐儒，甚至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尿罐使用，以此折辱儒生。那这一次刘邦来孔林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呢？
在山东曲阜文物局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公元1465～1505)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绢本展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其中《汉高祀鲁》彩绘描绘的就是刘邦祭孔的场面，还原着历史的真实图景。从图中可以看出，汉高祖刘邦到达孔墓时，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孔子，献上太牢的厚礼，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太牢礼主要是指全牛、全猪、全羊，是一种规格比较高的祭祀礼仪，刘邦祀孔开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河。汉高祖还专门下诏旨，诸侯、公郷、将相等要先谒孔庙，然后再到地方去上任。
刘邦对儒家态度的改变与儒生叔孙通有很大关系。像其他儒生一样，当叔孙通在激烈的楚汉战争中带领一百多名弟子投奔刘邦时，刘邦正重视那些斩将搴(qian)旗的群盗壮士，对叔孙通没有多少好感。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叔孙通谨小慎微地对待刘邦，没有向刘那推荐一位儒生。相反，他向刘邦推荐了不少擅长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这令跟随他的儒生很不解，殊不知，叔孙通正苦苦地等待机会。刘邦从一介布衣起家，当上皇帝后，他身边的将相也不懂礼仪，在朝堂上饮酒争功，刘邦对此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而此时正是叔孙通显露的最好机会。他清楚地告诉刘邦，别看儒者无法在战争中攻城掠地打天下，却能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尽力。刘邦还远未认识到儒家的作用，不过叔孙通要制定朝拜礼仪用以规范大臣的建议，在刘邦看来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当即批准了叔孙通的计划。礼成那天场面宏大，秩序井然，刘邦第一次深刻感受到身为皇帝的尊贵，也深刻感受到礼仪秩序的重要，从此不再把儒生和儒学当成一种摆设，而是逐渐意识到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儒学由此在汉朝廷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式登堂入室。
秦汉以后，因为礼崩乐坏，社会秩序混乱，大家没有一套行为准则。汉高祖通过叔孙通来整顿朝野秩序。制定了礼后，这才让刘邦感觉到自己真正像一个皇帝。
公元前195年，当刘邦平定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后，带着病体祭孔时，他隐约感觉到，只有儒家的思想才能确保汉朝长治久安，是最合适的治国思想。然而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生命即将到达终点，祭奠完孔墓后不到半年，刘邦就病逝。而此时，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
道家无为而治很快让汉初稳定富强
当时各种学说并存，儒学越来越受到重视
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隆尊。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诸家思想受到排斥，乃至焚书坑儒，烧毁民间的藏书。那时民间有偶语诗书者，即犯杀头的罪名。当年项羽率军进入咸阳，烧了秦的宫室后，就连博士馆藏的《诗》、《书》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飞烟灭。汉王朝初建时，百废待兴，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
焚书坑儒当然对文化的传播，特别是对儒学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还不至于完全地中断了，因为儒学被禁止的这段历史过程很短，前后也就10年多的时间（公元前212-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而西汉是公元前202年建立）。在汉初时，先秦一些学习儒学学者还健在，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将之保存下来。
在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的西汉汝阴侯墓漆笥（shi，盛饭的方形竹器），是两汉时期作坊里做出来的，它每一个漆笥片上都有字。多年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一直寻找失落在国内外的经书古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汉初，同样的事也在进行着。由于受秦朝焚书坑儒的影响，寻找儒家经典也面临着重重困难。汉朝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政体与制度。刘邦在世时，整日东征西讨，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直到他死后许久，汉惠帝才正式下令废除挟书律；又过了六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开始大幅度地包容各种流派，鼓励学术发展，广开献书之路。
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时期活跃在政治文化舞台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尤其是儒家，在经过秦朝的压制后，急欲重振，实现救济苍生，治理社稷的抱负。然而天下之大，所能找到的经书少之又少。《诗》、《书》、《礼》、《易》、《春秋》、《乐经》等六经中的《乐经》到汉代就看不到了。
《书》即《尚书》，是中国最早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着从尧舜禹到东周约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约存在了470年，商朝554年，周朝791年)，承载着先秦先贤们的言行与智慧。在汉代，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演化为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可是汉初时，《乐》已完全消失，就连《书》都很难找寻。
熹平石经。为保存儒家经典，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隶体的书写形式，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这才有了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蔡邕(yi)书写的熹平石经。每块石碑高一丈，宽四尺，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碑成之日，盛况空前，前往观看及摹写者，填塞街陌，每日车乘达千余之多。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和变故，今天看到的熹平石经，一部分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另一部分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熹平石经的字体采用的是隶书，因为当时是用于宣传传播的用场，所以书写、镌刻得端端正正。最大的一块是1922年在洛阳出土的刻有《周易》的石碑，刻有940多个字。
《伏生授经图》是非常珍贵的一幅画作，是明代画师杜堇画的。伏生即董伏生，他是鲁中诸儒中的一员，专治《尚书》。在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董伏生不惧危险将一本《尚书》藏于墙中，这成为汉文帝时中国唯一的一本《尚书》，伏生也成为当时唯一能讲《尚》的儒者，朝廷马上请他赴京，然而伏生已九十多岁，不能到京城，汉文帝于是专门派太常掌故晁错到伏生处受业。晁错学《尚书》后，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当时汉朝的博士有七十余人，即有治儒家的博士，也有治道家、法家、阴阳家学说的博士，各种学说都想成为汉朝思想的主流，它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争论。汉初，儒学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长年战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加剧的国情下，道家的无为思想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因而占有主导地位。
汉代的道家已经不完全像先秦的道家一样，它是无为而无不为，是一种积极的有为。说它积极有为的表现就是对政治、对社会在进行着一定的干预。因此有的学者把秦汉以后的道家称为新道家。
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也许就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出现的。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汉朝治国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理念。在政治政策上，实行郡县制与分封治并行，给予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在经济政策方面，鼓励农耕，轻徭薄赋；在社会政策方面，坚持抑制豪强，以德化民；在对外政策方面，力行和亲弭兵。在楚汉战争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整个社会得到了休养生息，逐步达到了国富民强。据史书记载，到汉景帝后期，国家的粮仓丰满，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仓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穿钱的绳子都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有了这么好的治国效果的丰厚资本，道家思想在国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汉初黄老之治在于休养生息，让老百姓去恢复自己的生产生活，也确实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当时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但在文景盛世中，也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识之士担忧。贾谊在《治安策》中这样写道，秦要统一天下，实行商鞅变法，弃绝礼义仁爱，秦的功业虽成，但是倡导功利。现在虽然是汉朝，但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未改变，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朝廷对此没有定制，致使人们抛弃礼义，没有廉耻，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人们做事唯利是图。针对这种现象，贾宜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义教化。但汉文帝只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权臣的权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英命早逝。汉文帝部分吸收贾谊的建议，在平定淮南王、齐王造反后的封国都进行了拆封，但他没有完全削蒲，彻底地撤掉这些诸侯，是由于当时的形势所决定，也就是说当时不具备全面削藩的条件。
道家思想也受到汉初各诸侯王的尊崇，淮南主刘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囊括了很多学派的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样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诸侯王国逐渐强大，独立倾向明显，也使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汉景帝时期，曾到伏生处学习《尚书》的晁错，已成为御史大夫，他强烈地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明确提出了削藩的建议，并得到汉景帝的支持。不料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汉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儒家主张的积极有为、大一统的思想与道家无为而治的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产生了激烈的交锋。
文帝的时候，的确社会是变得很富有了，老百姓的生活也提高了，但是社会问题也出来了，此时与民休息这种办法已没法解决这些问题，急需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现今的山东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是汉代儒者辕固生的家乡，后人为纪念他修复五贤词，立了塑像。汉景帝时，辕固生因为传习《诗经》被任命为博士。他的儒术思想与当时道家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最典型的事例是他与道家的黄生在景帝面前的辩论，他们均以商汤和周武王为例，来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场争论的主题表面上是前代的历史往事，而实际上他们的态度直指当时的现实政治。黄生说这个社会不能再变了，不能改革，但辕固生认为这个社会一定要改革，两人就发生了争论，而且争论到最后就拿着帽子和鞋子作为一种比喻，就牵扯出了汤武革命。
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指导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经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成爆发趋势（是指诸侯造反，皇权不稳，民心没有大一统的概念，极易造成国家分裂），这使得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摆脱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一年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得以大张旗鼓地重用儒生。不过面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思想上的混乱，单靠礼仪和零碎的思想已无法解决问题，汉武帝急需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他需要将此与自己的施政紧密联系，以此来制定全盘的国家政策，而普天下谁有本事提供这样的系统理念呢。
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积极进取，他不满于无为治。而儒学有大一统、君权神授的思想，更有利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河北景县的大董故庄村，有一个千年传统，每当小孩到了上学的年龄，都会来到村头的董子祠堂祭拜，老百姓以这种方式祈福儿孙能像他们先辈董子一样，饱读诗书，为社会做出贡献。董子即西汉大儒董仲舒，董子故里究竟在哪里，从古至今都有不少争议，但千百年来人们对董子的崇敬都没有改变过。
董仲舒曾发愤闭门读书，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因为刻苦研究，竟有三年不窥园的佳话。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使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成为2000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也成为今天各大研究机构和学者探讨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方向。
在董仲舒看来，尤其是在修《公羊春秋》中，所展露出的微言大义，以努力改变世界，为世界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秩序的思想，这来自于他对人性、人的性命的价值意义和社会的、长久的、持续的和谐，是以德治为主的全面理解。在刑的方面，对法治和德治的认识上，他认为法治是最基本的，但法治不能够创造道德，必须还要有德治。
天人三策。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政治元老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迫不及待地下诏，征求大道之要，治论之极，董仲舒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咨询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以及治理国家的政术和天人感应的问题，董仲舒连答三章，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史称《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由此彻底改变了儒学的命运。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有影响的最重要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技能，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来统一天下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主张是，武帝如果真正要更化，真正要改革，那就要有一个非常全面而且整合的思想，这个思想儒家可以提供，但需要培养出一批人才，也就是说建议由皇帝来推动儒学的发展。
五经十四博士的由来。董仲舒还第一次提出了立太学以教于国的主张，就是要通过国家办学的方式培养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人才，使经学所倡导的政治理论更好的得以实践。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但是真正作为官立学校蓬勃发展起来，却是始于汉武帝。也正因如此，适应不同年龄的学堂也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诵读儒家经典的朗朗读书声从各个学堂里传出，从古至今，两千年来不绝于耳。汉朝将《易》、《诗》、《书》、《礼》、《春秋》五经确定为官学，传习《五经》的经学成为最正统的经学，成为汉代统治理论。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有一位和董仲舒同时代的儒生公孙弘，同样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公孙弘虽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却被破格提拔，成多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认为法不远义，和不远礼，他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开设经义考试，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这就把经学与利禄之学联系起来，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孙弘功不可没，使儒学变成了经学，这样儒学成多汉代的意识形态，成为具有支配意义的一种政治学说。当然他需要培养自己的人才，从汉代的朝廷中可以看到，设五经博士，每个博士都要招很多弟子。汉代，经学的传承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
经学：原本指先秦时期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在汉代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特指《六经》。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汤武革命：商汤经过11次战争，无敌于天下，使得夏王朝空前孤立，又利用有娀（rong，古国名，在今山西运城一带）的反叛，起兵打败夏桀于鸣条之野，一举灭夏。由此打破国王永定的说法，从此中国历代王朝如此更迭，史称商汤革命。商纣王时的牧野之战，周武王伐纣成功，后人把夏商周之间的两场重要革命称为汤武革命。
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有：传习《诗》的申培公、辕固生、韩婴，传习《书》的伏生，传习《礼》的高堂生，传习《易》的田何，传习《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申培公等。董仲舒则是传习《春秋》公羊学大师，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经学大师，讲授儒学经书《公羊春秋》。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一经，即所谓皓首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朴学的原因。在西汉，经师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以后，已成为世家豪族，经学被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这些家族不单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上成为豪门，而且还拥有统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话语权。
随着儒学成为经学，孔子地位越来越尊崇
素王：是指没有土地，没有人民，但只要人类历史文化存在，他的王位就永在。通常是指孔子。
谶纬：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为神学说。谶纬是盛行于秦汉时代的重要社会思潮，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谶纬之学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拥有了圣人和素王的地位。孔子被描述为天庭的神人，祭孔成为重要的活动。经学也成为谶(chen)纬化的儒学，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汉代，经学地位提高就产生了傍依，比附经义的纬书。用谶纬解经，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比如说《春秋》，它有纬；书有《尚书》纬；《礼》它有礼的纬书，各种各样的，所以说这个纬书内容大多是放荡不羁，有很多神话的色彩，它保留了很多中国原始神话，上古神话的一些内容，我们看到在经书中记载的孔子是很严肃的，很庄严的。但在纬书中记载的孔子，可能站在天门上拿着一把宝剑，踩着祥云，这就是纬书和经书的区别。不过，两汉经学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他们广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长，以此丰富经学，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扬，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创造出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
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就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如不符合天道，天就会降下灾异做出警示。武帝晚年，灾异频繁出现，武帝下的一道答复，轮台屯田事宜的诏书，其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内容，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存完整的皇帝的检讨书--罪己诏。儒家有它的批判精神，就是对它所建构的政治要有一套反馈系统，天人关系是一个最难理解也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反馈系统。如果政局不能够进入常轨，那要受天谴，就是警告。如果一直不受警告，那你的天命就会丧失。
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就是这时的经学家的一个创造，春秋大一统理论实际上也是汉代经学家们的一个创建，是经师们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推演出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视、尊重；一统的意思是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天子，正如《汉书·王吉传》所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权威，对两个多年来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影响既巨且深。
汉高祖刘邦把功臣和自己的子弟都封为诸侯王，同样也分封了很多郡县，由中央直接治理，两种体制并行的情况下，诸侯国坐大之后，就有脱离中央集权的冲动或者这种需求，说明当时的社会思想还不是很统一，因此董仲舒讲的大一统整合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撑。
在董仲舒提出的仁德礼文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之后，汉代经学家创造出了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联用起来，始于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念的论述，汉儒己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两千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董仲舒所提出来的三纲，有强制性，为了秩序的安定，这种思想受到法家的影响，要维持社会秩序，需要有一个纲领的观念。现代对于儒学进行反思的时候，上下的关系，君臣的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都是核心的关系，都是纲，《白虎通义》就把三纲定为国家的基本大经大法，一直到了宋明以后，包括到了现代，像陈寅恪（ke），王国惟先生都认为三纲六纪是中国最核心的价值。
绵延两千多年，三纲五常内化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温及尔雅、谦恭礼让的儒者，成为践行三纲五常的典范，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取向、衣食住行中。很显然，儒者是勤俭的，最能代表他们身份的儒士服，几乎没有用绫罗绸缎制成的，麻棉更能彰显他们的谦和醇厚和对名利的淡泊，儒者风范一直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
一个有文化的人，走到一群没有文化修养的人中，很快就会赢得尊重，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历来就对有文化人的尊重感。这种尊重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骨子里对真理的尊重，对于深刻思想的尊重。
经学虽然在武帝之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也并非一帆风顺。汉代的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一般指用汉代隶书写就，被列为官学系统的儒家经书，然而从西汉末期开始，今文经学受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古文经学是指，未得立于中央官学的或藏于皇家密室，或流传于民间的儒家经书，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的崇拜，这在某种程度上古文经的兴起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到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呈并列状态，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开始不再纠缠于争论而是兼治今、古文经学，在融合中寻求发展。
在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显然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渊源的多重性，似乎暗合了《易经·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讲的道理，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的概念，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使无为变成了无不为，与民生息变成了积极进取，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己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识的缺失。经学从墨家汲取天德、天意、小康与大同等理论，用来为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用来作为理想社会的设定。到了现在，经学的某些理论，还有其独到的影响。儒学和经学是有差别的。儒学原来是一种社会学说，和诸子百家这种学说是一致的，但是它被汉代朝廷采用以后，它变成了一种政治学说，变成了一种经世治邦的一种学问，这就是儒学向经学的一种演化，经学不是完全照搬传统儒学的一些东西，它吸收了百家学说中各自的一些优点。经学内容比儒学更多丰富。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他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寡要即缺乏要点，这样，儒术便不会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也正因为此，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
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过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
今天，我们在孔庙里祭拜孔子，会感觉与在其他宗教场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尊经学家们雕塑的泥像，很亲切，很熟悉，如同家人，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
无论如何，这位先师，与其他圣哲先师一样，仍在滋润着我们的文化，启迪着我们的智慧，规范着我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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