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利用接收的上千辆美制M47“巴顿”，法军在上世纪50年代对其装甲力量进行了重新武装，但无论是政治原因，还是基于纯军事角度，这些美制坦克都只能被视为一种过渡性装备。所以1954年年底，法国一面拒绝了继续引进美制M48“巴顿”的诱惑，一面在AMX-45这个不成功的尝试之后，再度开启了自己的国产中型坦克计划。不过有意思的是，法国人在这个计划启动不久，便半真半假的要拉德国人“入伙”，搞一种所谓的“欧洲联合坦克”。然而，法国人为什么会打起这样的一个主意呢？“欧洲联合坦克”，最终又是如何演变成AMX-30中型坦克的？
“欧洲联合坦克”项目的启动
在当时的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看来，“法德关系对法国对德国也许对欧洲来说，如果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既然实现法德和解对德国而言与德国恢复主权、实现两德统一的目标一样重要，所以阿登纳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在对法政策上从一开始就以积极的姿态倡导法德和解。但是由于法国一直未能消除对德的戒备心理，因此在处理法德关系上往往处于被动，这样只有西德在处理法德关系时尽量忍让和配合法国，才能更好地推动法德和解。当时的西德国内对是否需要重新武装的反对声音很大，这一方面是德国人民深受战争之苦，对重新武装心存忌惮，西德并不像美英等国所想象的那样，热切地希望重新武装起来，在西方各国酝酿重新武装西德之初尤其如此。刚刚摆脱了战争苦难的德国人民反对任何形式的军事化，重新武装政策在德国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而且西德也不想重新武装起来，将其武装矛头对准东部同胞。另一方面也是担心重新武装会拖累德国经济的重建——1955年初，西德国防部长向美国驻德大使通报，3年内西德的军事建设开支要达到844亿马克，而经济部长艾哈德则认为这一数字大概在600~800亿马克之间，显然会在相当程度上对西德的国民经济建设造成负面影响。但阿登纳从大局出发，还是顶住压力对法国提议的“欧洲联合坦克”计划表示了极力的赞同。要知道此时西德国防军甚至还没有组建，阿登纳对“欧洲联合坦克”计划的鼎立支持，可以解读为德国试图通过加强与法国的双边军事合作，增加德国在大西洋联盟中的分量，消除盟国对德国的军事歧视，更何况，在合作的项目下发展现代化军备既不至于引起周围国家的恐慌，又能获得法国的信任，并带动本国工业的发展。
1956年，法德两国草拟了有关“欧洲型主战坦克”的协议草案，到了1957 年11 月28 日，法、德、意三国的国防部长又签署了一个议定书，决定加强在“军备和军事观念领域”的密切合作，同时也强调存在着一些“欧洲特有的问题”和“联盟中的欧洲国家特有的问题”。议定书特别指出三国应“优先”在飞机、坦克、导弹以及“核能的军事应用”领域的合作，有关合作研制坦克的问题被再次提及并加以强调，于是“欧洲联合坦克”计划的大幕就此徐徐拉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这个由法国主导的“欧洲联合坦克”计划中，政治因素是第一推动力。法国希望借此掌握西德重新武装进程的主导权，保持和扩大在北约内部的影响力，西德方面则是希望借此推动法德和解，至于将意大利拉进来，则是为了更多的体现整个计划的所谓“欧洲特性”——1958年9月，意大利政府正式宣布加入法德“欧洲联合坦克”计划。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以纯军事角度而言，这个计划也未必没有现实意义。
法国在二战中错过了军事科技发展的关键几年，无论是经验还是技术都有所欠缺——AMX-45与AMX-50的失败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以至于复苏乏力的法国坦克工业，在战后的10年间真正搞成的仅有AMX-13。然而AMX-13本质上属于国力不足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13吨的轻型坦克是无论如何撑不起一个大国门面的。也正因为如此，法国要实现坦克工业的复苏，的确对德国的技术和经验有着切实的期待。更何况，虽然德国坦克设计理念在大战末期走入了误区，但其技术上却仍有可取之处，并且被传承到了战后，这种技术优势并不仅仅是靠抢来或是挖来几个德国工程师就能得到的。这一点在1951年西德为瑞士Pz.61主战坦克研制坦克柴油机的事情里就得到了很好的证明——50年代初，戴姆勒-奔驰公司根据瑞士军事技术部要求，在研制航空发动机和汽车发动机经验基础上，于1955年成功研制了功率为463千瓦(630马力)，结构紧凑，性能不俗的V8型水冷机械增压坦克柴油机，再次宣告了西德在坦克相关技术上的“传统优势”和巨大潜力。
更进一步来说，北约重新武装西德的目的，在于希望西德军队能够“承担起保卫欧洲中部防线的主要职责”，同时成为北约组织新战略“所需要的强大地面部队的前方军团”，而西德方面之所以同意重新武装，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要变当时的“纵深防御”为“前进防御”的迫切心情。当时，西德国防军尚未正式组建。在中欧，北约仅能以12~14个师与华约100多个师对峙，根本无法在西德东部边界建立一道绵亘的防线。所以西德只能被迫奉行所谓的“纵深防御”。然而“纵深防御”的实质，不过是以牺牲西德大部领土来换取增援兵力前调的时间。显然这样的战争无论胜负，对西德而言都意味着灾难。所以在西德国防军组建的目的，就是要改奉“纵深防御”为“前进防御”（后改称“前沿防御”），将迟滞线由边界推至华约纵深，最后防线由莱茵河前移至威悉河一莱希河一线。西德朝野一致认为，只有“尽量向东”实施防御，中欧的全部防御才有意义。而对苏军装甲机械化集群的迟滞作战，又被认为是前沿防御成功与否的关键，“对华约武装力量的防御作战，主要是一场对敌坦克的战斗”——“前沿防御”的装甲迟滞作战一旦失利，华约军队便会长驱直入，如同冲决堤坝的潮水难以阻挡。也正因为如此，作为最好的“反坦克武器”，坦克为什么会成为当时西德国防军最为关注的技术装备，是不难令人理解的。
不过，中欧前沿防御任务的重担，又不可能仅仅由西德一家来承担，在美国的压力下，北约框架内的很多部队也要参与到“前沿防御”中来，这就意味着很多法军精锐的重装师要在北约的统一指挥下，于西德前线而不是法国本土进行部署，时刻准备着与苏联装甲集群进行一场短兵相接的装甲肉搏战——“前沿防御”不仅对西德生命攸关，而且也维系着法国的安全。结果，无论是西德还是法国，当时都要面临着“前沿防御”的重大考验，而同样的作战环境，也就意味着在坦克设计理念上将大有趋同之处，这就使得这个“欧洲联合坦克”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产物，而是有着相当的现实可行性，法德军队使用同样的坦克在同样的战场并肩战斗是可能的。这就使得由法国主导的“欧洲联合坦克”计划，既便主要是以政治意图为牵引，却也并不为西德方面所反感，并且在军事上还有着一定的现实性和迫切性。
方案选型
应该说，“欧洲联合坦克”是一个相当睿智的构想，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角度都有其合理性。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因为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烂摊子无法收拾，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最终在1958年6月实质性垮台（自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之日起，以及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尔及利亚的100万欧洲移民的共同目标便是保住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保住他们以及他们的父辈所苦心经营的阿尔及利亚。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不惜牺牲母国的政治稳定，制造事端,阻碍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进程，甚至间接导致第四共和国政坛的数次内阁危机，迫使一任又一任的内阁总理下台，最终在1958年4月15日~5月13日，酿成了著名的“空缺月”政治危机和随后的兵变，直到导致了第四共和国的终结），由法国主导的“欧洲联合坦克”计划也因此一度被认为岌岌可危，但重新上台的戴高乐却意识到了“欧洲联合坦克”的价值所在。事实上，戴高乐之于“欧洲联合坦克”计划的态度，可以视为这个铁腕人物对于“法德和解”思想转变的一个缩影。
作为“孤傲法国”的精神化身，戴高乐往往以一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形像而示人，他挽救法国民族于危亡之际，自认为是法兰西的化身。怀抱重建法国荣耀的雄心壮志，认为在任何时代，法国出于天性都要完成“上帝的伟业”，做人类的旗手，“伟大”是法兰西民族存在的理由，是法兰西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激励和团结生性涣散的法国人的凝聚剂。他在战争中确立的平生志愿和主导思想就是恢复法国多少世纪以来的大国地位，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强硬”对戴高乐来说可以是一种手段，但却不是唯一的，时间的磨砺，已经使戴高乐成长为了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事实上，利用1958 年“空缺月”政治危机的契机，下野 12 年的戴高乐重返政坛，他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施展他的外交抱负。曾经在他手下担任过 10 年外长的顾夫·德姆维尔在《一项外交政策（1958~1969）》一书的开头就写道：“第五共和国的头 11 年首先是一项外交政策，戴高乐将军的思想全部为恢复法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的意志所支配……这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他的这种外交抱负在欧洲则具体体现为：谋求通过法德和解与合作，以及建立共同市场六国政治联盟，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影响，树立法国在西欧的领导地位，为争取大国地位打下坚实的基础。戴高乐的这种欧洲政策特别是对德政策与他在临时政府执政时期的对德肢解政策截然不同，这是戴高乐在蛰居期间对现实形势重新估价的结果。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对戴高乐的政策思想作了这样的评价“他的思想是紧跟时代潮流的，是随着时代潮流不断发现的，他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适应形势的变化。”（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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