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学热兴起，是件好事。让浮躁的现代人，品悟一下那穿透了厚重时光帷幕的智慧，极有价值——但我们必须要明白：在近代史中，看不到国学对这个民族的拯救力量。相反，中国人是在承袭西式文明，获得了经济成功之后，才转而拯救国学。
国学是伟大的，但其缺陷也曾导致中国人泥陷暴力政治，无由解脱。
伟大的国学，自孔子之后就停滞了。再也无人接掌这面智慧的战旗，把国学向前推进一步——从人伦领域推进到政治文明领域。
事实上国学不仅没有发展，还发生了明显的退化。如孔子孟子这般伟大的智者，也只有在权力未成桎梏的更古远时代，才有存活空间。明开国帝朱元璋，曾经悲愤的腰斩过《孟子》，称之为《孟子节文》，徜孟子遇到朱元璋，多半会遭遇和他的著作一样的结果。
并不是所有推祟国学的力量，都是善意的。有的人正是相中了国学的缺陷，所以才对此青睐有加。
我们的国学缺少对政治文明的思考，今天的中国人，缺的同样是这个。
（2）
中国人缺少政治文明，泥陷于小人得志的龌龊权力体系之中。这个过程极久远，追溯起来，公元前509年大概算是个开端。
这一年，罗马王国发生内乱，塔克文王朝被推翻，改建为罗马共和国。当时的制度设计，组建元老院，推举有才干的人为执政官，同时另设公民会议。这先进的政治制度，让罗马共和国强大无比，同时也影响了西方文明进程。
那么这一年，中国的政治生态，是个什么状况呢？
这一年是中国的春秋盛年，孔子42岁，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正野心勃勃，想在鲁国混个官干干——那些不喜欢孔子的人，该醒醒吃药了。看看吧亲，妈蛋人家都共和国、轮流执政了，孔子这边还是个民办教师呢。
而这一年的中国政治模式，是典型的小人专权。当时蔡国的君主蔡昭侯，去楚国表态臣服，他带了两件华丽丽的皮马甲，一件当为礼物，送给了楚王，另一件自己穿。但是楚国权臣囊瓦，想要蔡昭公这件皮马甲。可当时皮马甲是极稀罕的宝物。蔡昭侯舍不得。结果他惨了，当即被楚国宣布扣留。
接下来历史继续向前走，吭哧吭哧走到了公元前487年。
这一年，雅典人创立“贝壳驱逐法”，以防野心家独裁。如果执政者出现暴戾自私的迹象，大家就拿贝壳当选票，把这家伙赶走。
中国这边是个什么情况呢？
中国这边，被驱逐的是孔夫子，他老兄进入仕途不久，就被人灰头土脸赶下台来，此后他生了气，就浩浩荡荡的率弟子到处暴走。这一年他是在卫国，据统计，这已经是他周游列国的第十三站了，但还是没人屌他。
孔子说：老子很郁闷。看看吧，人家雅典那边都用贝壳驱逐政治野心家了，咱们这边，还在驱逐学者呢，这差距，该怎么说呢？
悲凉呀。
历史接着向前，孔子而后，中国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除了打打杀杀，智慧思想方面，大家全吃孔子的剩饭。
而西方那边，先是有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出场，接着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4岁那年，罗马共和国修改法律，此后的执政官，从平民中选举，这是人类文明一大步，只是罗马共和国一小步。接下来雅典那边有柏拉图出世，中国这边，继续是一片空白。
这个情况，就让孟子难办了。
（3）
公元前384年，马其顿国王的御医，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亚里士多德。当亚里士多德进入青春期，前往希腊向柏拉图求学之时，在中国，孔子的传人孟子出生了——孟子，他比亚里士多德小12岁。
此后，亚里士多德站在希罗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大牌智者的肩膀上，继续向前冲刺。
而孟子，则是趴在孔子的肩膀上，和亚里士多德较劲比拼。
不能说孟子在这场智慧竞技中败下阵来，但他这边的整体阵容，确实弱爆了——孟子已尽其可能的，对正在兴起的权力文化进行了愤怒质疑与批判。但毕竟，是亚里士多德，完成了对世界文明有强力推动作用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能完成对政治文明的思考，这个太正常了。罗马共和国有选举制，平民出身的执政官。希腊又有贝壳法驱逐野心家，尽管这些玩艺儿的效果极可疑，但这种制度，会让亚里士多德有充足的材料，进行思考。
孟子就太可怜了，他活一辈子，见到的只有君君臣臣，什么共和国什么选举制什么驱逐野心家，这些怪事，他想都不敢想。
但孟子还是硬着头皮想了——他想了好多年，说：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的这个观点，非常伟大，超越了行两千年之久的权力文化，甚至比许多现代人的观念还进步。
但孟子最多也只能到此为止了。相应的理论是空白，至于建设性解决方案，更是无从提起。尽管孟子艰难的比孔子多走了一步，但大家最多给他个亚圣，不承认他比孔子强。
说孟子不行，亚里士多德就牛掰吗？他的那个……都长毛了的《政治学》，真的有什么价值吗？
——不看广告，看疗效！不说艰涩的理论，只说好玩的故事，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考吧！
（4）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写到：希腊有个暴君，向另一个暴君建议：将粟米的顶部切去。意思即是：“我们一定要经常将最成功的人铲除。”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暴力政治的特点，是逆淘汰的，对于人类文明进程有着无法弥补的伤害。
注意，亚里士多德表达这个观点时，是在中国的战国年代。而在当时的中国，最优秀的人是商鞅，正是商鞅宁肯付出被车裂的代价，精心的帮助秦帝国打造政治极权。如果在他被车裂时，把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拿到他面前，让他老兄兄看，不知道他当时会说什么？
——马罗共和国继续前进，到了中国东汉，汉成帝时代，因为贫富不均动乱不止，共和国被恺撒和他的养子屋大维给终结了，转型为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元首屋大维，给他家的孩子找来个家庭教师，叫李维。结果这个李维又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念，向前发展了一步——发展出来个段子：
李维讲故事说：从前，罗马有个暴君，派他儿子去攻城。儿子占领了城市，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就派信使来询问。当时暴君一言不发，走到花园，拿根棍子用力一扫，把最高大的罂粟花顶部打掉。
于是信使就回去报告，说了自己看到的一切。
儿子听了，沉吟道：明白了，我爹的意思，是让我把当地最有势力的人，统统宰了！
重复一遍，这个故事，被讲述在公元前28年左右，那时候的中国，正是汉成帝宠爱赵飞燕的时候。
同样的故事在中国被讲述，整整迟了1400年！
（5）
从李维的段子向后推1400年，是中国的大明帝国时代，朱元璋在位，嫌弃太子朱标太软弱。
据记载，有一天，太子朱标，小心翼翼的劝朱元璋，不要那么残忍的杀人了。朱元璋听了，没吭声。第二天，朱元璋把根带刺的棘条，丢在地上，让朱标捡起来。朱标面有难色。
于是朱元璋谆谆教导他说：孩子，别忘了你是皇储，可天下能人智者那么多，你才智平庸，凭什么高高在上当皇帝呢？只有把比你强的人统统杀掉，剩下的都是傻子和胆小鬼，你的权力才会稳固呀。儿子，爹现在是帮你清除竞争者，你应该感谢爹才对，怎么这么缺心眼，替你的对手说话呢？
朱标也是爱抬杠，脱口冒出一句：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有怎么样的皇帝，就有怎么样的臣民，
朱元璋一听勃然大怒，操起椅子来狂砸朱标，差点没把朱标砸死。
——我们可以看到，从亚里士多德、到李维，再到明帝国朱元璋的这个段子，讲的是同一个故事。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历史不同，但故事竟然相同，那是因为权力规律是一样的。
中国人讲述这个故事，比西方晚了1400年不止，那只是因为，权力对中国人的毒害更重。
（6）
其实，权力对于西方的伤害，也很严重。所谓黑暗的中世纪，说的就是权力无远弗界，一手遮天的时候。
但西方人毕竟是有共和国及贝壳驱逐野心家之文化传承的，所以他们对权力的毒性，认识犹为深刻。到了1513年，终于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问世，影响了西方政治文化，使其彻底改观。
——再追溯1513年时，中国发生了什么？那一年是明武宗年间，阳明先生于贵州龙场，终于悟得心学大道。这是接近于终极的伟大智慧，但是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民众福祉，竟无丝毫影响，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日本的崛起，何以如此？就是因为这伟大的智慧思想，缺乏一个接地气的实用文本。
而这个更能够启迪于大众的落地文本，其实早就存在——存在于亚里士多德、李维再到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传承之中。
简单说，中国国学的智慧是向内的，求诸于自己的。偏偏中国人几千年也没学会解决外部环境问题，伟大的思想泥陷于原始政治的暴力之中，显得极卑微可怜。阳明先生的智慧，失落于中国却传承于日本，就是因为日本迅速完成了西化，相对来说改善了逆淘汰的恶劣环境，这样才会让更多的人，致力于自身的发展而求之于心学。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看，外界环境问题不解决，而人仍然能够于逆境中崛起发展自我，这类人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大众永远是大众，对环境的依赖程度更高。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逆淘汰法则盛行，优秀的人才一旦露头就会遭受到权力的残暴打压，公众就更是惫怠，更不敢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
于今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在外界环境尚不理想之时，求诸于国学不失为自我完善之道。但公众，更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跟上时代的政治文明——简单说，就是需要一个只有人性之恶、但极少有制度之恶的社会。人性之恶是普遍的，在任何一个国度都能够看到。而制度之恶，则是现今少数国家才有的。
所以，推祟国学的人，不妨也推祟一下西式的政治文明。
国学可以教你克制人性之惰。而西式政治文明，却能给更多人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让人尊重自己，珍惜自己，不忍心让自己的生命虚渡。这种环境会让人努力变得优秀，努力获取智慧与财富，其实用价值，丝毫也不亚于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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