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翊 By 清史观
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乾隆帝四十岁，年富力强，帝国进入“全盛”，民间却出现了反对他的声音。
当年或更早的时候，民间流传着一份冒充工部尚书孙嘉淦之名撰写的奏稿，文章抨击皇帝上台以来南巡劳民伤财，冤杀大将军张广泗，皇后死后大位空悬等施政措施，计有“五不解、十大过”。
帝制时代，这不啻于一个爆炸性新闻。
据现有档案，伪稿至少流传了一年之久，才通过云贵总督硕色的奏折传到皇帝的耳朵，他看到奏稿，立即判定此稿为伪，下令全国搜查首逆。
一场历时三年之久的政治运动拉开序幕。
搜捕行动中，官僚疲于奔命，在皇帝催逼与严饬的夹缝里求生存，上演着推诿、拖延、瞒骗、懈怠的戏码。而民间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京师到边疆，从贩夫走卒、商人、衙役，乃至低级文武官，莫不争相传阅这则大新闻。
被羞辱的“乾隆帝”形象，一时传遍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乾隆帝的高压态势，并没能督促臣仆查出首犯，地方上报来的案子，千头万绪，没法理出一条完整的线索。最后抓了一个替罪羊，草草结案，保住了皇帝的面子。
|“伪稿”暗流
依现有的审案记录，伪稿最早出现在乾隆十五年七八月间江西几名武官的饭局上。
彼时，绿营军南昌卫守备刘时达、抚州卫守御卫所千总卢鲁生、饶州府水次总漕领运千总尹凯、永新所千总石宪曾，来到赣州卫千总李世璠家吃饭。席间，刘时达于拿出“伪稿”，李世璠还当众念了起来。
事发被捕，无人能说清稿件来源。李世璠说是刘时达带来，后又改供来自石宪曾，刘时达忽而供述“从九江后卫千总赵常处得来携往”，忽而供述“实系石宪曾带去”。卢鲁生也承认自己有稿，得自其子卢锡荣，后者说从石宪曾那儿拿到，石宪曾则咬出粮道柬房书办高彦文。
倒是尹凯一口咬定稿子出自刘时达，严讯之下，刘时达供出其子刘守仆。刘守仆说伪稿得自浙江金华县丞任麟书，忽而又改供幕友孔则明的妻舅，不久，别的来源又冒了出来。令人恼火的是，刘时达突然翻供，审理陷入困境。
但尹凯自己也有问题，在朝廷看来，身为官员，他看过后不去制止传播，其子尹训拿出另一份“自书办彭蕃五得来”的伪稿，不仅不立即销毁，还与卢鲁生的稿子比对，实属丧心病狂。
然而在截获前，卢鲁生的伪稿早已传了出去，几经辗转，落入抚州所衙门书办彭楚白（一说是彭蕃五的亲戚）之手。在这里，更多人争相传抄这则诱人的政治秘闻，同时更多别的稿子亦流了进来。像衙门伙夫郭庚，就从刘姓屠夫的肉铺中抄来一篇，声称“这稿如今连街上脚夫都是知道的”。
伪稿随着人浪继续漂流。乾隆十五年十一月，江西省城南昌府的一家帽铺内，滕老板拿出奏稿，立即通过店里来来往往的买卖人、旅客、生员传了出去，这些人透过贸易以及宗族网络，开启了一波又一波的传抄之旅。乾隆十六年三月，清江县木行、书馆中流出的伪稿，进入在江南水利效力，被参革州同官贵震的视野。
自官贵震处触发的传播线路再往北，被山东境内商人接续，沂州府兰山县开店铺的李仆带着伪稿来济南府进货，朝廷抓住了他。
山东按察使和其衷告诉乾隆帝，伪稿中有“该部知道”朱批，这是新发现。经过追查，伪稿还在江南吴县已革州判周尚智处过了一手。
新任巡抚鄂容安判定官贵震与周尚智合谋捏造了伪稿。理由是，两人曾因上访被革职一事心怀怨望。
鄂容安发现，官贵震曾说过“有几件大罪，有几宗不解的事，我做起来，泄我胸中不平”，皇帝南巡，地方官拆掉了其妻舅郑鹤年的沿街房屋，后者心中不平。凡此种种，官贵震等人有捏造伪稿的动机。
但这一立论站不住脚。官贵震被参是在乾隆十六年后，而伪稿，早在一年前就流传了，时间上可疑。所以，官贵震不惜忍受重刑，也不承认自己捏造，只承认传抄。
伪稿继续漂流，来到更高层级的传播中心——江宁府杨贤章的酒店，向西、向南。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的老百姓，都看到了伪稿。
“九州通衢”汉口，是帝国中部货物的集散地，也是“新闻”的渊薮，湖南商人唐千峰在江南上元县严右箴处看到了伪稿，“新闻”跟着唐氏来到湖南，读书人之间、买卖人之间相互传看，“伪稿”时而流回汉口，时而流到江西，时而进入广东。
汉口的四川商人看到后，把“新闻”由贵州带向了西部。
在贵州，教书匠龙乾惕在一场饭局上爆出大新闻，食客声称已经知道了，双方拿出伪稿比对。龙氏发现，他的版本少了“着孙嘉淦随驾南巡，有不是礼处著再具奏”一句。显然，与官贵震案中所见一样，伪稿在传抄过程中经过人为加工。
龙乾惕把缺了的部分补进他的版本，还划了重点。此举被皇帝斥为“幸灾乐祸”“幸灾喜事”。后来，贵州巡抚开泰又在龙氏家中搜出了一份康熙年间的伪诏。看起来，他非常热衷收集政治秘闻。
龙氏最终被凌迟处死，但仍不能终止“谣传”，食客各自抄了一份回家。
再回看汉口。江西商人陈俊臣从一家药材铺中借看伪稿并带回店中，云南铜贩左羹陶以及往来赣、鄂的布商监生朱步兰将其带到云南，期间多人传抄，四川与贵州的武官圈中开始出现伪稿的消息。
贵州安顺府普定县提塘吴士周拿到手后，未能识别伪稿，以为是“奏过的本章”，竟抄写数份转给同僚。
稿件传到高级官僚千把总李秀林处，他觉得不妙，遂上报给贵州古州镇总兵官宋爱，贵州巡抚开泰、云贵总督硕色亦同时接报。
硕色高度敏感，反应迅速，第二天即上报皇帝。此时已是乾隆十六年七月初。
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五，乾隆帝发布上谕，怒斥此事乃“假托廷臣名目，胆肆讪谤，甚至捏造朱批”，“显系大恶逆徒逞其狂悖，不法已极”，要求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贵州，“选派贤员密加缉访，一有踪迹即行严拿”，“务须密之又密”，彻底查出始作俑者。
|“五不解，十大过”
“伪稿”上到底写了什么？值得帝国官、民争相传播？
由于乾隆帝已将查出的伪稿全部销毁，官员奏折亦未谈及详细，皇帝更没有公开撰文驳斥，后人只能从鸡零狗碎的材料中爬梳蛛丝马迹，知其梗概。
所谓“五不解、十大过”，综合起来有两大要点：
一是抨击皇帝南巡。江南官贵震案中，皇帝南巡，“江宁省城因修御路”，地方官将官贵震妻舅郑鹤年的房屋拆了，“是以不甘”。官员以此推断官氏有捏造动机，表明稿中必有这项指责。
关于南巡，乾隆帝也意识到了因需求过多而对地方造成的损耗，遂以蠲免赋税作为补偿，但地方官为了邀赏，往往差遣居民服役，修路，建楼，造景，大兴面子工程，军、民不胜其苦。江西绿营官员卢鲁生被指捏造伪稿的动机是“虑及办差赔累”，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二是指责皇帝冤杀张广泗。张广泗是在乾隆十二年平定金川之役中的大将，因指挥失当被逮捕至京，皇帝亲自审问，认罪遭拒，竟处以极刑，民间多以为冤。
乾隆十七年正月，乾隆帝说“伪稿内以张广泗有功，张广泗乃贵州总督……”，一度怀疑首犯是张广泗的同党，九月，特别要求官员审查案犯时，留意“是否与张广泗有亲及平日与张广泗往来情意”。
奏稿虽然为假，但伪造之举说明，民间有人对乾隆帝诛杀大臣、靡费民力的行为很不满。而官、民四处传播，比伪稿本身更让皇帝感到不安。皇帝不会忘记“曾静案”给先帝带来的统治合法性危机，不过，与雍正帝编纂《大义觉迷录》予以公开驳斥不同，乾隆帝更愿意暗中低调处理，尽量把事态往小处控制，他更乐意将传抄犯视为愚蒙无知之徒，只需抓住捏造之首犯即可，其余从轻处理。对此，官员必须负起责任。
|迷之懈怠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伪稿案，传播轨迹并非如此“线性”，而是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散播，杂乱无章。传播时间与抓获并传给皇帝的时间并不同步，甚至相去甚远，譬如已知最早的伪稿案发生在乾隆十五年七月，但传到皇帝耳朵里，却要到乾隆十七年十二月——近两年多才被“发现”。
这固然与地域辽远、文书传递需时过长有关，但官僚的故意拖延、迟滞，亦致行政低效。
譬如早在乾隆十六年四月，山东即发现了伪稿，但巡抚准泰以“无庸深求，不必具奏”将下属禀帖发还，还将来源改为“拾自途中”。经按察使和其衷上奏方才抖出此事，查得官贵震案。
类似情形，不胜枚举，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伪稿早已流传，但消息却没有从近在咫尺的直隶、山东以及富庶的江南传出，而是从边疆之地的云贵发现。
然而即便是云贵地区，官僚的处理亦未见得步调一致。云贵总督硕色反应迅速，他曾因查办“曾静案”受到表彰，对类似案件颇有经验，所以在截获伪稿案后的第二天上报皇帝，审案亦非常高效，一个月内即将案情查明，把来源指向汉口，清除了本省库存，很快便置身事外，也赢得皇帝表扬：“所办可嘉。”
相比之下，贵州巡抚开泰的反应就是“迷之缓慢”，伪稿最先在贵州截获，而他却比远在昆明的硕色足足晚了20天才上奏。开泰意识到这一政治风险，在首次上奏的奏折中，隐去了为何迟奏的说明，而是历数抓捕行动，结论与硕色一致，他试图告诉皇帝，没有及时上奏，乃因案情不明。
在皇帝回复之前，开泰又上一折以表“实心办事”，但乾隆帝不吃这一套，斥责他“其奏甚属迟缓”，看到伪稿，理应“愤恨交迫，急不待时”，怎么可以迟迟不发？“独何心耶？”开泰的抓捕行动，成了炮轰的靶子，“此种逆词辗转抄录，其中必有凶恶渠魁利于处处发觉……岂得谓一一根究唯恐株连者多，遂不彻底查拿，使逆党稍有漏网耶？”皇帝告诫开泰，“倘再不知奋激，”而只是当做平常案件看待，“则自取罪戾。”
秘密奏折制度下，皇帝与有奏事权的官员单线联系，同僚之间不清楚各自向皇帝的报告内容。如若皇帝从别的管道更早获知其辖地的信息，督抚汇报迟缓或明知不奏，必将受到渎职、懈怠的斥责，忠心亦会受到质疑。如果真不知，亦有“失察”之罪。所以，奏与不奏，何时奏、如何奏，为何不奏，关乎官员的政治生命，需要仔细拿捏，开泰迟奏，就在于揣摩时间太长。
但这远比“不奏”面临的政治风险要小。山东巡抚准泰在乾隆十六年四月接报后成功捂住，八月接到皇帝谕旨要求搜查时，慌了，意识到“从前办理错谬，”“一时没主意，想着要奏又怕迟了，欲待不奏心实害怕”，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最终选择不奏。皇帝将他革职，当做反面教材遍谕其他督抚。
皇帝斥责开泰的同时，各地已接谕旨四处搜捕伪稿。由于云贵将伪稿来源指向汉口，湖广总督恒文表现得甚为“积极”，八月内就连上三折，将线索查了个干净，但捏造伪稿之人仍无踪影。案犯只是交代，伪稿来自江西。
湖北把皮球踢向江西，但该省份不在皇帝要求查奏的地域之内，恰在月底，开泰告诉乾隆帝，云贵稿件的另一源头来自四川。这意味着，已知有9个省份出现伪稿的踪迹。伪稿流传范围比皇帝想象中还要大。
|不寻常的恼怒
皇帝亲手曝光准泰的瞒报行为后，伪稿案没法“密之又密”。一个月后，督抚的查办消息陆续传至京城，乾隆帝却异常恼怒。
第一个惹毛皇帝的人是山西巡抚阿思哈，他声称接谕后“自当凛遵前旨密访严拿，实力侦缉，断不敢稍有泄漏”，这本是表忠心的“规定动作”，皇帝却大为光火，认为“此不过敷衍搪塞之词，谁不敢作此语，足见其并未实心办理！”！理由是直隶与山西交界地方查获了传抄伪稿犯，其中就有山西人，而山西“乡人喜谈乐道”，“尤非他省可比，必有传抄乐祸之人”，由此推断，阿思哈“接谕后不过以空言虚应故事”。
火上浇油的是湖南巡抚杨锡绂，谕旨发出一个月内，杨锡绂奏折上的勤，但多是其如何如何派人搜捕，如何如何与其他省份公文往来交换信息，未见实际审案情形。皇帝沉默了一阵后，终于在九月十一日的奏折上发飙，批示：“仍属塞责完事，不见实心办理也！”
与杨锡绂、阿思哈不同，四川总督策楞并无敷衍塞责的大过，云贵地区发现伪稿案后，策楞还在皇帝发给谕旨之前就主动调查，只是没有及时上奏。但这也让皇帝很生气，“策楞受恩深重，非他省督抚可比，一见此等悖逆之词，理应一面飞章驰奏，一面实力跟查，乃直至接奉廷寄方具折奏闻，显系观望迟回，并无痛心疾首之意，平日受朕豢养成全厚恩者，当如是乎？”对皇帝来说，策楞是“受恩深重、非他省督抚可比”的心腹，而他却“迟回观望”，不够忠心。
官员表现不佳，不难理解。密奏制度下，皇帝具有掌握更多信息的优势，官员与皇帝之间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遇有皇帝敦促的涉及“政治罪”案件，官员往往利用公文传递时间来思考处置办法，有技巧地“懈怠”、“拖延”、“观望”，是降低风险的有效手段。清廷的制度设计亦为这种“技巧”提供了操作空间。
清制，唯死刑方须上交中央处理，流刑以下的案件，督抚可自行处理，以准泰为例，将预先接到的线报退回，其实是巡抚的合法职权，所谓“不法”之处是隐匿案情，但隐匿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起码免去了“麻烦”。
已积累不少执政经验的皇帝看穿了这一切，他对官吏敷衍、懈怠、互相踢皮球习气有充分的了解，所以就不难理解，乾隆帝为何在查办之初就对各级督抚施以重压，甚至在尚未了解全局的情况下，就急不可耐地分别在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训饬贵州巡抚开泰、直隶总督方观承、四川总督策楞、江西巡抚舒辂，告诫他们必须“实力搜缉”，“不得稍存诿卸之见”，其内心的极度焦虑就来自对官僚不良习气的担忧。
这时候，所有督抚应该明白，向皇帝表明境内已查出伪稿，不论是否“首犯”，能免于惹火上身。如果接壤省份查出伪稿，本省却久不见奏闻，该省督抚必遭训饬。譬如福建，皇帝发布谕旨三个多月后无任何动静，经主动询问，两个月后，福建巡抚潘思榘的搜查报告方才递到皇帝跟前。对此，乾隆帝既没有威胁惩罚，亦无褒奖，只有一句反问：“汝等以为绝无者，如何？”
|最后一根稻草
高压之下，各地督抚为保全自己，常用的办法，还是屡试不爽的踢皮球——把伪稿来源、线索引向他省。
乾隆十六年八月以来，皇帝就见识了这道踢球奇景：云贵踢给湖北、四川，湖北、湖北踢给江西、河南，江西与山东一起发力将球踢向江苏、浙江。山西、直隶之间互相踢来踢去。
案件越来越多，被捕的人数高达上千。最终，江西、江苏、浙江一带收获了更多“来源”。皇帝的目光亦随之转向江南，关心了三件大案。
如前所述，官贵震案由山东的线索牵出。江西巡抚鄂容安信誓旦旦地声称官贵震是捏造伪稿的首犯，皇帝大喜过望，但后来查明稿件转抄自扬州的木行商人，再往上追溯，来源既多又混，没法细究。
皇帝寄希望于另一起“天一堂”案，却被告知，伪稿案源头是已经病故的两名商人，线索再断。
事实上，将传抄线索引向已故的熟人，是犯人为避免严酷刑罚的惯用手段，既能保全自己（皇帝要求官员抓到首犯为要，传抄之犯轻罚即可），又摸准了官员尽速结案心理（因为死人无据可查），从而能很快出狱；另一招则是混供，变换多个来源，增加查办负担，期待能不了了之。
搜捕行动一年来，乾隆帝穿梭于繁杂的线索、程序化的公文之中，被“忽此忽彼，似近复远”的案情弄得晕头转向，思维混乱，时而判断官贵震案能问出首犯，时而推断首犯出自湖南（只因曾静案在先，可能余党未尽）。又时而纠结江南提督吴进义是否看过伪稿等细枝末节。
首犯仍无头绪。皇帝很郁闷，“又无望，殊觉愤懑也”，他告诉两江总督尹继善“尚无头绪，殊觉愤懑也……卿有何别策，试言之”。
尹继善未有新办法，依然只能沿用低效的查案速度审问犯人，寻找线索，各省之间的驿路上很热闹，但首犯始终未见。
皇帝催逼虽急，地方官仍一筹莫展，左冲右突之下，破获施廷翰伪稿案。作为江西粮道官员，施廷翰在所有涉案官员中级别最高。皇帝寄予厚望，要求审案官务必审个水落石出，顺带愤怒地指责了各省审理的潜规则：
“（伪稿案）及今一年有余，茫如入海算沙，了无头绪，此皆因各督抚等一切委之属员，根据详禀供词虚文塞责，并未实心研究实力查办，承办之员往往推卸邻境隔省隔属，辗转关查，挨延时日，而其中情伪百出，有挟仇诬扳者，有受嘱开脱者，有畏刑妄承者，甚至教供、串供，附会迁就，株连扰累，不胜其烦，而正线转迷，首犯尚悠然事外。”
皇帝告诫审案官不能重蹈不良习气。然而，地方官联合军机处官员花了一年多时间详细审理、追查，最终查明这是由一连串谎供堆起来的冤案。
这时已是乾隆十七年底，旷日持久的追查已令皇帝心力交瘁，施廷翰案成了压垮搜捕行动的最后一根稻草，地方官迎来皇帝怒火的总爆发。
皇帝重新审视各省呈上来的折子，得出结论：“一切听断案件率皆委之属员取供成招，及解至督抚亲审，不过就其已成之狱略为摘问而已。”督抚并不“实心办事”，审案时又“将就完案”，就连素来办事得力的尹继善，亦质疑其“岂非积习横聚于胸中所流露者也？”
虽然明确指出各地审案的潜规则，但并未促进追查。皇帝的局限在于，他离事发现场千里之外，只能通过奏折了解被精心撰写的文字包裹起来的“真相”，这类信息一旦过多而“超载”，就需要过人的判断力，否则真相很容易被遮蔽。四十岁的乾隆帝即便年富力强，握有强大的皇权，却未必能挣脱信息的束缚，碾压得过更强大的官场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官僚比皇帝更容易操控对方。
|“替罪羊”
乾隆十七年底，该案仍久拖未决，皇帝已对追查首犯失去信心，但又不便不了了之，“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终止之理”，此事“殊于大清国体统颜面有关”。
这时，江西再发现刘时达案，恰如前述，该案发生时间最早，就凭这点，皇帝就判定此为首犯。案犯被迅速以大逆罪“明正典刑”，草草结案，这时已是乾隆十八年春天。
学界普遍认为，刘时达案是一起冤案。
据学者陈东林考证，首先，伪稿中所见“工部尚书孙嘉淦”头衔，是乾隆十五年七月二十日之后的事情，而伪稿于乾隆十五年七月编造，孙嘉淦任工部尚书的消息，以当时最快的驿马传递速度算，传到江西，起码要到八月，刘时达等人不可能在七月二十日之前就预知孙嘉淦任工部尚书，编造时间上说不过去。
其次，伪稿大肆指责的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公讷亲等人，多于伪稿编造前一年甚至三年就已故去，刘时达等人没必要冒着杀头之罪来抨击一群已经死去的权臣。
更感可疑的是，整个审案过程混乱无序，刘某等人指东指西，后又全部翻供，忽而又全部承认编造。蹊跷的是，审理时，皇帝还特发《现当紧要之时务虚镇静办理谕》，告诫临近省份浙江不要节外生枝，疑似担忧过多线索会再让该案拖入泥淖。结果出来后，乾隆帝不似前案屡次追问，而是立即说“全行昭著，无可候质”。刘时达等人很可能不幸沦为替罪羊，首犯仍是个谜。
“真相”大白后，虽已意识到帝国官场弊端，皇帝却无力改善，仅对查办官员略示薄惩。皇权与官僚机器的较量，在十几年后爆发的“叫魂”案中更为激烈。
参考文献：
《清代文字狱档·伪孙嘉淦奏稿案》，P697-951，上海书店编，2011年11月出版
詹佳如博士论文《追查悖逆的幽灵：传播学视野中的孙嘉淦淦伪稿案（1751-1753年）》，2013年
陈东林等著：《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狱：伪孙嘉淦奏稿案考述》，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
刘文鹏：《论清代商业网络传播与国家的社会控制力：以乾隆时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为中心》，《清史研究》2012年2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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