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是魏晋名士，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正始末年他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成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
崇尚大自然，这是很了不起的思想革命，如果我们知道16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是以回归自然主义为原点，我们当然能够明白魏晋玄学和它的倡导者嵇康是多么的伟大。
可惜嵇康死了，死于权势者钟会的构陷，死于暴君司马昭的屠刀。在刑场上嵇康弹奏着自己的作品《广陵散》，曲罢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赴死之时年四十。
《广陵散》还是传下来了，今天的人们也能够听到那些古韵悠扬，但是能否感受个中的滋味却因人而异了。说实话笔者听不懂，也不想懂，因为犯不着进入那种悲凉的心境，但是出于对先哲的敬仰也多少能够理解嵇康关于韵律的一些主张，例如：
其一、韵律是个人心情的自然表达，嵇康写到：
“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琴赋》）
其实古人的韵律都是自己心情的抒发。李白博览天下，于是笔下豪情干云，诗中蕴藏仙气；李商隐终身困于爱情的折磨，把内心的痛苦化作诗词；而合称“三李”的另一人李贺，则因父名晋肃，其“晋”与“进”同音，为此避父讳而不举进士，终身落寞。
“三李”与诗词的特定关系在其他诗人身上也能佐证，所以笔者总希望通过诗词了解中国人性，在分析李商隐诗后颇有心得，却又有一种心得――此生平庸，大约写不出好诗来了。
其二、悲情最能动人，嵇康写到：
“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
因此他说：
“称其才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
美学论者通常认为，西方美学以悲剧为要，而中国美学则以喜剧为主，其实这个观点只是在中国美学门口打转而难窥堂奥。
只是一个“悲”字，达于其中却不容易。南宋词人辛弃疾在《采桑子》讥讽宗法李商隐，创建西昆体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他写到：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写诗还能这样嘲讽人的，一大发明。不过明朝前、后七子及江左诗人钱谦益、吴伟业等都喜爱李商隐的寓于情，而明于理。如果明白晚明社会的惨淡，钱、吴还真有资格说悲了，难怪陈寅络写了《柳如是别传》，于其中寻找共鸣。
当代人，说悲也罢了，可是说愤倒有资格，因为世道不公平，许多怀才之士不能展其胸怀，终身寂寞于草莽，想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份豪放实在令人羡慕得紧。
因读诗写了《蹈迹陈子昂，重上幽州台》说的就是因压抑而生成的愤，因此有许多人想读，不由得也感慨一番。录之，以为论诗：
《蹈迹陈子昂，重上幽州台》
――壶公评论写于麒麟山麓
其文曰：
陈子昂有诗《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理解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时间并不长，直到有一天进入山西、河北境内，登山眺望，俯瞰联想，才突然有一种苍凉遒劲的感觉，它与南方的空灵无际是一类同质感。
幽州台即蓟北楼，又名蓟丘、燕台，据说是燕昭王为求贤而筑的黄金台。幽州台在古之卢龙、今之喜峰口一带，彼处，古有塞道，自今宽城县经遵化，循滦河谷入塞，是华北平原通向东北的一条交通要道。东汉末曹操与乌桓作战，东晋时前燕慕容俊进兵中原，都经由此道。而抗战初期的1933年，日本两旅团进犯喜峰口，西北军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一○九旅旅长赵登禹派王长海团急往救援。官兵们抱国耻奇痛，组大刀队500名于晚间潜登日军所占山头，出其不意地将山头日军砍毙，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
唐兴，中国社会趋向稳定和强盛，执政者的明智和武功的张扬激发着仕子们的理想，一种全新的审美情趣正在形成习尚，人们想得很多的是自己能够做什么事情，人们感到遗憾的是为什么我一事无成。诗骚景象、汉魏风骨以文学艺术形式表现和传播，成就了唐人的精神风貌。初唐诗坛人物是一代风流，例如陈子昂。
唐初的文学景象是一类重塑生灵的蓬勃气象。魏征以合南北文学之长为目标，认为只要“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就能“文质彬彬，尽善尽美”（《隋书·文学传序》）。令狐德棻提出诗文“以气为主，以文传意”， 其书《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主张中和、调远、旨深、理当、辞巧。
而初唐四杰则揭开了唐诗变革的序幕，王勃以屈原、宋玉为“浇源” （《上吏部裴侍郎启》），杨炯认为“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王勃集序》）。变革者们尽力于《丘》《坟》，寻源于《礼》《乐》。
陈子昂生于初唐四杰之后，武则天光宅元年举进士 ，因上《大周受命颂》受武则天赏识，拜麟台正字，后迁右拾遗。陈子昂在诗歌理论与创作上是创新者，志举汉魏风骨，才调风雅比兴，一反齐梁遗风。他的散文不取骈文，效法古风，摒弃浮艳，独具清峻，著有《陈伯玉集》。
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陈子昂提出：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陈子昂的诗歌自逞独立人格，而取进取精神，在初唐四杰的人生理想之上，其诗的内涵有了充实与升华，《登幽州台歌》在空灵之中有内在的质感，展现的是崇高的美感，20字的组合在千百年间动人心脉，导人发奋。
《楚辞》之《远游》中有句：“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 。”《登幽州台歌》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句显然受到它的影响；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似有脱胎于“遭沉浊而汙秽兮，独郁结其谁语！”的痕迹。说的其实是今古情怀。
《蓟丘览古 》写在《登幽州台歌》之前，《蓟丘览古 》诗前有序 ：
丁酉岁（697），吾北征。出自蓟门，乃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
这里的北征指的是万岁通天元年（696），武则天命建安王武攸宜西征契丹，陈子昂任右拾遗参谋军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或者在孔子学说中，仕子服务于朝廷却不是君权的附属，而以君臣知遇的平等性为理想。陈子昂对燕昭王礼贤下士的欣赏，对郭槐、乐毅展才华而报知遇的钦佩，在《蓟丘览古》之《燕昭王》写出不竭的感动：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
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
但是，陈子昂得不到这一份际遇，却屈居于狂悖者的麾下。武攸宜无将略，先头部队被契丹所败，几乎全军覆没，武攸宜怯敌不前。陈子昂认为自己“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 ”建议以奇兵胜骄敌，请分兵万人为前驱，但未被采纳；后来又多次进谏，竟触怒了建安王。刚愎自用的武攸宜一怒之下，将他降职为军曹，在极度苦闷忧愤的情况下，陈子昂登上蓟北楼——幽州台，俯仰古今，纵望天地，思绪潮涌，感慨万端。
这种困顿锻造了《登幽州台歌》极其深刻的意境，写出揽宇宙之古今、夺天地之无垠的襟怀，道出诗人不可名状的沧桑感和不可遏制的悲愤。此诗风格明朗刚健、视野开阔，展现了雄浑浩瀚而空旷深邃的艺术境界，感人至深。
诗人于圣历初（698）辞官返乡。武三思又诬陷他，因此入狱，后忧愤而死。终年仅四十二岁。
陈子昂有如天龙云际的壮志，其诗有屈原《离骚》的穿透力，面对沧桑呼唤出永恒的向往，如：
林居病时久，水木澹孤清。
闲卧观物化，悠悠念无生。
青春始萌达，朱火已满盈。
徂落方自此，感叹何时平？
（《感遇》第十三）
陈子昂固嗜老庄而求放达于世事，景仰不朽的功业，“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句对后来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明显的影响，其诗为：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
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
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感遇》三十五）
而《岘山怀古》则是以晋朝的羊祜、杜预和三国的诸葛亮为自己的楷模。其诗：
秣马临荒甸，登高览旧都。
犹悲堕泪碣，尚想卧龙图。
城邑遥分楚，山川半入吴。
丘陵徒自出，贤圣几凋枯！
野树苍烟断，津楼晚气孤。
谁知万里客，怀古正踌蹰。
《答洛阳主人》一诗展现了唐仕子自信的品格、英雄的气象和飘逸的神姿。其诗：
方谒明天子，清宴奉良筹。
再取连城璧，三陟平津侯。
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
宁随当代子，倾侧且沉浮。
但是，陈子昂壮志难酬，有怀才不遇的孤独感，“孤凤”、“孤英”、“孤鳞”游荡在他的笔下，可敬的是他保持着他的英气和高傲，《感遇》二十二中写到：
登山望宇宙，白日已西暝。
云海方荡潏，孤鳞安得宁。
心态的表露是一种博大。
陈子昂并不是好战的愤青，他以一种仁慈直面战争，如《感遇》其三：
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
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
黄沙幕南起，白日隐西隅。
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
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
是的，战争的目的是在否定战争，在《送著作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中他写到：
金天方肃杀，白露始专征。
王师非乐战，之子慎佳兵。
海气侵南部，边风扫北平。
莫卖卢龙塞，归邀鳞阁名。
其实此类情感是唐人的情感，却也是当代人的感受。于此说愤，并非赞美愤青，只是以之论诗，诗词有心，不能不有所寄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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