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和谐通达之道
www.xzbu.com |发布日期： 2012-04-24 发布：
[摘要]《中庸》作为儒家经典，其思想核心是“致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迭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理论主旨在于倡扬和追求方法与本体的圆融、人道与天道的贯通、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彰显的是和谐通达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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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庸之道　致中和　和谐通达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1-0088-04
中庸的本意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庸》作为儒家经典，其思想核心是“致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 中庸》)。其理论主旨在于倡扬和追求方法与本体的圆融、人道与天道的贯通、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彰显的是和谐通达之道。
一、方法与本体的圆融
关于中庸的观念，早在《尚书 大禹谟》中就有记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此，舜帝告诫大禹，人心动荡不安，道心幽味难明，只有精诚专一，执两用中，才能真正把握和坚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人心对声色货利的欲望追求，极大地危害着至善本性(道心)，昧天良于昏暗不明之中，从而丧失理智。只有允执厥中，才能平心静气、静观执守，不离自性。“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 中庸》)。唯有执其两端、允执厥中、无过不及，才能使得“道之所以行也州”。
“中”“庸”合称，成为一个基本范畴则始于孔子。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 雍也》)。在孔子看来，中庸首先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德：至德。中庸这种至德，民众缺少它已经很久了，应该大力弘扬。尧在让位给舜时曾如是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 尧日》意谓尧让舜在管理国家时要真诚地坚守中道，唯有“允执其中”，才能永享“天禄”。孔子认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 子路》)。“狂”指激进，“狷”指保守。激进与保守都不是“中行”。但如果结交不到合乎中行的人做朋友，只好结交那些激进或保守的人，因为这些人虽然不能中行，但毕竟比“巧言令色”的“乡愿”要好得多。在此，孔子将“中庸”之美德概括为诚信和时中。无诚信为乡愿，无时中为狂狷，都非中庸。据此。《中庸》云：“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在孔子看来，中庸作为一种美德，是需要修行与坚守的。其方法则集中体现为“执两用中”。据《论语 先进》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贤能?孔子的回答是：子张处理问题显得过了一些，而子夏又显得不足。子贡又问，子张是否更胜一筹?孔子回答是：过和不及的性质是一样的，过犹不及。因为过和不及都没有达到中正的标准。孔子主张应“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 子罕》)。只有把握住“过”与“不及”两种倾向使之不走极端，才能有效地用中道治理国家。就“执两用中”与“过犹不及”合而言之，即是坚持“中”，戒其“过”，勉其“不及”。叩其两端而竭焉，方是“时中”，从而揭示了“中庸”作为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及其意义。由上可见，孔子不仅将中庸视为一种美德，同时亦视作追求美德、达至美德、坚守美德的有效方法。
在子思看来，中庸不仅具有“美德”及“方法”之内涵，而且具有“形上”本体之意蕴。于是，子思把中庸由方法论的层次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将其视为儒家修己治人、治国安邦的内圣外王之道。
《中庸》开篇即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也许正是在此意义上，子程子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主张：“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朱熹将此诠释为：“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其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各有其当行之路”，即各有其“分”。各有其分而有序，各有其分而不乱，则在于“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因而，自行、自为、自强、自生、自然不息之谓道。因为离其序则乱，不自行则息，不自为则死，不自强则弱，不自生则无，不自然则灭。“各循其性之自然”，意即各守其共存之道。此共存之道，既非“此道”，亦非“彼道”，而是“中道”――中庸之道。
庄子曰：“庸也者，用也”(《庄子 齐物论》)。许慎《说文》亦云：“庸，用也。”郑玄的《三礼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用也。”也就是说，“庸”即是关于道的具体运用，与作为道的基本原则之“中”正相对待。“中”是道之体，“庸”是道之用。在具体运用“中”这一道体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而伴之以适当的灵活性，这即是“庸”的功用。子程子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想必说的就是“庸”虽然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仍不能违背“中”的原则。试想，倘若“庸”完全丧失了灵活性，则“中”就成了死板的“执一”；反之，如果“庸”可以不受“中”的制约，则“中”就变成“偏”，不成其为“中”了。只有“中”与“庸”的体用不二、圆融通达，才能真正体现中庸之道不偏不倚的基本精神。
中庸之道即是执中之道。《中庸》主张“致中和”，中是内，是本，是体；和是外，是末，是用。由于体用不二、体用一源，于是，“中”与“和”也就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无中，便无本、无体；无和，则中得不到外显。只有内中，才能呈现出外在的和。致中而后能和，得和而后显中，致中和，万物便能生、能成、能久。在此，中庸之道将内外、本末、体用(本体与方法)有机贯通起来。
中庸之道亦是和谐通达之道。汉语“道”的原初含义即“道路”，道之为道，正在于它开通了不同的路径，并建立起相互的通达。对此。西汉学者扬雄曰：“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扬子法言 问道卷第四》)。基于此，明清之际的方以智曾将为道之学命名为“通几”之学(以别于经验性的“质测”实证之学)，因为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故能成天下之务。深究天地阴阳动静的奥妙，是谓通几。
《中庸》曰：“君子之道，费而隐。”朱熹将此理解为：“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谓费也。然其所以然者，则非见闻所及，所谓隐也。”中庸之道作为君子之道，其用之广，可谓“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其体之微，可谓“然其所以然者，则非见闻所及”。“体之微”与“用之广”相互发明，体用不二之精义，尽在“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即体即用，乃从用上显体，非用外别有体；即用即体，乃从体上生用，明体用之本末相依。体有其大德性，用有其大德用。体必以用显，用必以体为本。惟其如此，体用流行浃
化则不滞塞。中庸之道崇尚的体用不二、体用一源的辩证思维模式使方法与本体得以圆融。
二、人道与天道的贯通
《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是天道的本性，追求“诚”是人道的主旨。因此，“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礼记 中庸》)。“自诚明”是圣人天生具有的性情，“自明诚”则是凡人通过后天学习才能拥有的性情。但无论圣凡，只要致力于“诚”，都能尽心知性。达至人道与天道的贯通。对此，《中庸》引用孔子关于“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的警句作为论据来加以佐证。主张道对于人而言，并非高深莫测，人之于道，也非遥不可及。“天道之诚”向着“诚之”者、“思诚”者敞开。天道是诚，人道是追求诚。这即是原天以启人，尽人以合天。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即是人道与天道的贯通。
在《中庸》作者看来，人类只有致力于诚，才能通晓天地化育万物之理，才能将人道与天道贯通起来。“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唯有人与天地相参，才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否则，如果上逆天道，中背人和，下绝地理，就会天不予其时，人不给其利，地不生其财。这样的结局，自然是人道与天道的背离。朱熹在《中庸章句》中继承了二程“性即理”的思想，强调人之性受之于天之理，天之理备具于人之性。由于人性会被“气禀所据。人欲所蔽”，因此需要通过后天求“诚”的努力，以全其性之本体，方能渐入天人合一之境。“诚”与“道”是合二而一的，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礼记 中庸》)。“思诚”者只有既“成己”又“成物”，才能“合内外之道”――贯通人道与天道。
恒卦《彖传》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豫卦《彖传》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意即天地按照规律运动(“顺动”)，日月周转就不会偏离轨道，四季更替就不会出现差错。天地万物的满盈损亏，皆应着时光的流转，或消衰，或生息。这种有序不紊的“顺动”，《易传》称之为“阴阳不测”之“神”。《说卦传》云：“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只有“神妙”不测。才能使得“天地以顺动”，从而呈现出天时地利人和的圣境。
人道与天道的贯通，也就是《中庸》所憧憬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理想境域。对此，朱熹作出了如下的诠释：“致，推而极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惧而为之，以至于至善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缪，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只有合于至诚、至善，方能“致中和”；唯有“致中和”，才能“天地位，万物育”。人如果能把“中和”发挥到极致，就能有助于宇宙万物的化育。因为“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在此，儒家关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为天地立心等思想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倡扬，凸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致中和”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致中和”的“和”，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是统一体内部多种要素、各种关系所达到的和谐通达，是众物互补的共生共荣，而非无原则的附和、同一。《国语》对“和”与“同”这两个概念之内涵作了严格的区分，并赞成“和”而反对“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性，求则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昧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 郑语》)。对此，孔子也明确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 子路》)，“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 季氏》)。孟子则推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 公孙丑下》)。董仲舒也指出：“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诚择其和者，以为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虽有不和者，必归之于和”(《春秋繁露 循天之道》)。由上可见，“和”乃是天地万物自然运行的源泉或动力，而“致中和”则是人道与天道得以贯通的基础或前提。
三、现实与理想的统一
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不仅是儒家亦是道家、道教和佛教共同向往的理想境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这里的“三”即是非阴非阳的“中”。“中”以道冲(“和”)的形式产生万物。因此，“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道德经》第二十二章)。庄子云：“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庄子 齐物论》)。强调适宜为度，守中为要。守中，方能以不变应万变。因而，“是直以阳召阳，以阴召阴，非吾所谓道也”(《庄子 徐无鬼》)。道教经典《太平经》亦主张：“阴阳者，要在中和。”禅宗的中道智慧亦强调通权达变、圆融无碍，不执两边而取中道。可见，道家、道教与佛教信奉的“守中”、“要在中和”、“不执两边而取中道”等思想与儒家“致中和”的中庸之道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庸之道不仅是中国文化亦是世界文化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有黄金分割的“中道”思想。印度佛教褒扬中道，认为所述道理，不堕极端，脱离二边，即为中道。印度佛教的“中观”学派在阐释一切事物皆“无自性”和“毕竟空”的观念时，采用了“二谛”理念，即用“俗谛”说明一切现象是有，是幻有；用“真谛”说明一切现象是空，是真空。以二谛合明“中道”，从而将“空”与“有”两种对立的观念融合起来，体现了印度佛学的圆融通达。正由于此，那烂陀寺的佛学家们在讲学时，是将佛教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以对峙的态度看待各派。
中庸之道追求的理想境界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始终与具体的、可感的现实紧密相连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礼记 中庸》)。中庸之道，不仅仅作为道统、理想、观念而存在，同时亦作为生存方式存在于人们追求理想的纷繁现实和具体实践之中。中华民族不仅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中庸”的观念和智慧，而且亦形成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维模式和生存方式，并以之作为行动的准则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据《论语》记载，尧、舜、禹等上古帝王都把“允执其中”作为传位的授命辞并加以履行，后来的商汤以及周代的文、武、周公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中”的道统，且亲身躬行。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于他们既崇奉中庸之道，又践行中庸之道。《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 尔。”庸之义，常也，用也，谓是不用而寓诸庸者欤!中庸之道亦是日用常行之道，“中”(体)只有在“庸”(用)中，亦即在具体的生存实践中、在具体的德性践履中得以显现。中庸的理想也只有通过实践，在体用的贯通中与现实勾连、统一。
也许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庸》即是对先秦时期礼坏乐崩、战乱频繁、社会动荡、道德裂变的社会现实的理性反思。正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境域的向往，《中庸》云：“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朱熹对此的诠解是：“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并认为，中庸之道“放之则弥六和，卷之则退藏于密……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出于对社会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深层忧虑，《中庸》为世人勾勒了一幅国泰民安的理想画卷，并激励人们以尊德性而道问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方式去实现理想。
总之，中庸之道凸显了中华民族在追求现实与理想统一的征程中永不言弃的执著精神、至诚至善的理想人格、和而不同的清醒意识、随时变易的持中智慧。“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 中庸》)的人生态度和实践理性，将永远激励着炎黄子孙孜孜不倦地去追求理想，并将理想变成真正的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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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