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庄在浙行实考述

韦庄，字端己，京兆人，生于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前蜀武成三年（公元910年）卒于成都。他生逢唐末乱世，经历了黄巢之乱，求仕求食，流离颠沛，足迹遍及中原大地、大江南北，闽越湘赣、三秦巴蜀。年近六旬，始于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进士及第，历任拾遗、补阙等职；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入蜀，任王建掌书记，后成为前蜀的开国宰相。

他是晚唐五代时期的著名诗人和词人。他的诗作反映了时代的苦难，人民的痛苦，其描绘黄巢之乱的长篇史诗《秦妇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杰作伟构；他的词作风格清丽婉转，是“花间词派”的代表词人。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起义之时，他身陷长安。中和二年（公元882年）秋冬之际，他离开长安，暂寓洛阳。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春夏之间，离开洛阳，南下江南，入幕周宝。光启三年（公元887年）三月，周宝的镇海军发生军变，这年十月韦庄随周宝到达杭州，此为韦庄入浙之始。是年十二月底，周宝病逝于杭州漳亭驿，韦庄遂入住越州，后又移居婺州。从文德元年（公元888年）起至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止，其在浙大约有三个年头。这三年之中，韦庄从隐居乡野到求仕入朝，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的一生之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现考其在浙之行实，述之如下：

一、暂住会稽  入幕浙东

《浣花集》卷五第一首诗题之下自注曰：“时在婺州寄居作”。 夏承焘《韦端已年谱》遂以为周宝离世之后，韦庄即入住婺州[ ]，齐涛《韦庄诗词笺注》[ ]、任海天《韦庄研究》皆承之[ ]，聂安福《韦庄集笺注》则以为是年居越州（即会稽）[ ]。细读同卷之中《江上题所居》一诗，夏说或有不妥，当以聂说为是，即其最初当为迁居越州（会稽），即今浙江绍兴。其《江上题所居》诗曰：

故人相别尽朝天，苦竹江头独闭关。

落日乱蝉萧帝寺，碧云归鸟谢家山。

青州从事来偏熟，泉布先生老渐悭

不是对华长酩酊，永嘉时代不如闲。

诗中有句曰“苦竹江头独闭关”。考《浙江通志》卷八九：“苦竹驿，《山阴县志》：去县二十九里迎恩乡有苦竹城。在唐时为驿，今废。”[ ]  苦竹江头自当在苦竹城或苦竹驿之左近。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江南道二”， 唐代之时，浙东观察使理所为会稽，辖越州（治会稽）、婺州、衢州等七州，而山阴虽另为分治，然为会稽所属[ ]。韦庄曾居会稽（山阴），是为的证，时在文德元年春（公元888年），即周宝离世之次年春。

杭州本为周宝镇海军之地。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十月当周宝来到杭州之时，钱鏐奉董昌之命驻军杭州，其即以部将之礼，出郊列阵迎接。唐代制度：藩帅郡府可自辟僚佐。而“自广明乱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檄。”[ ] 晚唐末世，特别是“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迹进身。”[ ] 于是遂有“传食诸侯”之说。这对于士子们来说，其目的还是谋衣谋食，以解决生活所需。这时，董昌主政越州。周宝一死，董昌自当将韦庄延揽入幕。[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谓：“庄早尝寇乱，间关顿踬，携家来越中，弟妹散居诸郡。”[ ]  

董昌，杭州临安人。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之后，为杭州刺史，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十一月取越州，次年春为浙东观察使（治越州）[ ]。乾宁二年（公元895年）董昌自称大越罗平国，即皇帝位。《新唐书》将其列入逆臣传，然其在僖宗朝时，“为治廉平，人颇安之。当是时，天下贡输不入，独昌赋外献，常参倍，旬一遣。”[ ] 越州为浙东之地，虽然偏于一隅，但它平和安详，战乱之中应该说这是一个宜于居家的处所。

《浣花集》卷五又有诗《将卜兰芷村居留别郡中在仕》，此郡亦当为会稽郡。诗曰：

兰芷江头寄断蓬，移家空载一帆风。

伯论嗜酒还因乱，平子归田不为穷。

避世漂零人境外，结茅依约画屏中。

从今隐去应难觅，深入芦花作钓翁。

“兰芷江头寄断蓬，移家空载一帆风。” 诗中明确说出自己即将乘船南下，移居兰芷（属婺州兰溪），因之留诗一首，与浙东观察使中在仕之幕僚相别。

这时昭宗已于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即位。《资治通鉴》曰：“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然。”[ ] 当时不少人寄希望于昭宗之中兴，于是“故人相别尽朝天”，都远赴长安谋职去了；但是在韦庄看来，其时内有宦竖，外有强藩的状态并未改变。此时之政局仍然不过如同东晋永嘉时代一般，内乱外患，不绝如缕，中兴之期，希望渺茫，忻然高兴，不过徒然而已。于是，他虽钱帛短缺不丰，却醉酒度日。他日日“嗜酒”，而今“归田”，皆是因为时势不靖，战乱未消。他的目的是归隐而去，难觅其踪，那么所去之地当与会稽要有相当的距离。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婺州（治东阳），即今浙江金华。 “正北微东至越州三百九十里。” [ ]。如此，则会稽与婺州相距有近四百里之遥。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这的确是一个难以寻觅、宜于隐居的处所了。

聂安福虽然主韦庄曾居越州（会稽），但却以为韦庄此诗中所谓“留别郡中”为其从“婺州幕职移居兰溪”[ ]，此诗则为居婺州之后所作，此论或有不当。如上所述，韦庄入幕当在会稽。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婺州治东阳，兰溪距东阳不过五十里。咫尺之遥，似乎也难以称“隐”。而从会稽到婺州，远离政治中心，去州四百四十余里，“避世漂零人境外”，这才有点隐居的意味吧。诗题中未写郡名，或为即席赋诗，不需再言也。

二、结友贯休 谈玄论佛

夏承焘先生以为韦庄“寄居婺州，当即在去年自昭义还金陵之后”，失于详考，已如上述；然谓“端己此时避乱，何故远客婺州，或与（贯）休有关耶。”[ ] 此言则有据可考。

释贯休，字德隐，俗姓姜氏，婺州兰溪县登高里人。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休七岁，投婺州兰溪县和安寺圆贞禅师，出家为僮侍。后與齐已、皎然皆以詩聞名，並稱為“唐三高僧”。

据田道英《贯休生平系年》）[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贯休二十八岁，西至荆湘一带，曾与当时南楚才人一起写诗赠轩辕集，诗名耸动于时。后漫游各地，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左右，贯休返婺州主持戒坛。天复二年（公元902年）贯休入蜀，受王建礼遇，号禅月大师。

贯休在成都时与韦庄成为诗友，唱和甚多，《全唐诗》存诗三首。其《和韦相公见示〈闲卧〉》诗中有句曰：“脱颖三千士，馨香四十年。”诗中赞美韦庄才能超群，脱颖而出；二人的友谊如同美酒，醇厚馨香，历经四十年之久。由此上推四十年，即公元862年。其时韦庄侨居虢州，亦有南下荆湘之举。[ ]。韦庄与贯休初次相识，应该在贯休西游荆湘、韦庄南下荆湘之时。所谓四十年者，乃约而言之也。此时，韦庄则屏居婺州兰溪，两人再度相会。

贯休入蜀之后，韦庄与贯休第三次相会，其《和韦相公话婺州陈事》[ ] 诗述及二人当年婺州之情事。诗曰：

昔事堪惆怅，谈玄爱白牛（自注：法华经以白牛喻大乘）。

千场花下醉，一片梦中游。

耕避初平石，烧残沈约楼。

无因更重到，且付济川舟。

从诗中所述来看，当年在婺州之时，韦庄与贯休谈玄论佛，推崇大乘；虽有济世之意，但战乱频仍，惆怅不已。颔联两句写实，言其日日买醉，神游梦中。颈联两句用典，言其躬耕田野，避世而居，夜读诗书，灯烬烛残。“初平石”谓仙人黄初平。《真诰》曰：“黄初平，丹溪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见其良谨，将至金华石室山。其兄初起寻索历年，得见，问羊何在，曰近在山东。往视，但见白石。初平叱石变羊数万头。初起知其得仙道。”[ ] “沈约楼”，即金华元畅楼，“金华府治有元畅楼，南徐太守沈约建，有《八咏》。宋郡守冯伉因更八咏楼”[ ] 。贯休之诗为我们展示描绘了韦庄当年在婺州躬耕苦读的生活状态。

唐代为佛教盛炽之时，韦庄一生与僧人结交甚早。其《浣花集》卷一之中即有三首与僧人交往的诗作，或落第之后求问前景（《下第题青龙寺僧房》），或与远行的僧人告别送行（《送日本国僧敬龙归》），或入山中拜访高僧大德（《访含弘山僧不遇留题精舍》）。在诗中，他甚至直呼其为“吾师”，崇拜敬仰之情溢于言表。但当年，他屡屡入试求取功名，虽然归隐之意不时浮现心头，但终究还是锐意进取的。而此时的韦庄既经历了世事之艰，又遭逢时事之乱，其消极归隐之意遂逐渐增长，与贯休终日谈玄论佛了。

三、依族而居 隐居兰溪

韦庄移居婺州（治东阳）即今浙江金华，也许还有更为重要的关系。唐时婺州辖金华、义乌、永康、东阳、兰溪、武义、浦阳等七县。早在唐天宝年间，京兆韦氏一族韦履淳已经迁居婺州。据《东眷韦氏家乘》[ ] 所载，韦履淳为开元十九年乙巳进士，任丞相府都事，因耿直而忤宰相，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谪守岭南朱崖（今海南琼山县）。后遇恩赦而量移，遂改迁婺州法曹参军。在婺州，韦履淳与东阳县知事戴叔伦交好。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遂辞去公职全家迁居东阳县，卜居城北龙泉坊，长期繁衍，遂成为旧时城区六大族之一[ ]，。李白曾有《见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五言诗相赠：“闻说金华渡，东连五百滩。全胜若耶好，莫道行路难。猿啸千谷合，松风六月寒。他年一挥手，摇艇入新安。”[ ] 这时，韦氏家族在此定居已经百年左右，成为一个大家户族，其子孙自当散居东阳各地。东阳、兰溪相距不远。韦庄远从京兆长安而来，选择兰溪，依族而居，则是更大的可能。又，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逍遥公房中相武后之韦待价有弟名履冰，履淳或为其同室之弟焉。韦庄亦出逍遥公房，亦为韦待价之后。如可考实，则韦庄与韦履冰之血缘当更为亲近。

韦庄在诗中对自己在婺州的隐居生活多有描述。他在《山墅闲题》（《浣花集》卷五）中描述了自己的山居生活：

逦迤前冈压后冈，一川桑柘好残阳。

主人馈饷炊红黍，邻父携竿钓紫鲂。

静极却嫌流水闹，闲多翻笑野云忙。

有名不那无名客，独闭衡门避建康。

这里冈峦起伏，迤逦曲折，河渠纵横，桑田渔塘。夕阳西下之时，美不胜收，与故乡长安之韦曲颇有几份相象。在这里他归隐乡间，与乡人杂处而居，情谊交好。或受主人之赐，红黍为饭；或受邻人之邀，携竿而钓。有名无名之客，不时造访，但他却紧闭衡门，以避祸乱。诗中用了侯景建康之乱的典故以描述当时战乱之烈。侯景，南朝梁人，曾封为河南王。后举兵叛乱，在江南各地大肆劫掠，为祸惨烈，梁武帝被围建康台城而死，史称侯景之乱。

在韦庄看来，虽然时局不靖，但他对自己的所居之地却是相当的满意。他赞美自己的居所，是“结茅依约画屏中。”（《浣花集》卷五《将卜兰芷村居留别郡中在仕》）而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这里更是美妙无极。“绿波春浪满前陂，极目连云禾巴  禾亚 肥。更被鹭鸶千点雪，破烟来入画屏飞。”（《浣花集》卷五《稻田》）于是在他的诗中出现了少有的盛赞夕阳之美的语句。但是，这却不免使他倍增思乡之情，“云晴春鸟满江村，还似长安旧日闻。”（《浣花集》卷五《闻春鸟》）“杖策无言独倚关，如痴如醉又如闲。孤吟尽日何人会，依约前山似故山。”（《浣花集》卷五《倚柴关》）。他甚至梦入潼关，望见了西岳华山。诗曰：“梦中乘传过关亭，南望莲峰簇簇青。马上正吟归去好，觉来江月满前庭。”（《浣花集》卷五《梦入关》）这些明白如话的诗句，写尽了他的思乡之情。

韦庄归隐婺州是带着家室一起前往的。《韦庄集?浣花集补遗》有《悼亡姬》三首，其第三首曰：“六七年来春又秋，也同欢笑也同愁。”这首诗作于韦庄及第之后。韦庄乾宁元年（公元894年）进士及第，上推七年，为昭宗即位之初龙纪元年（公元889年），正当其移居婺州之后。

韦庄辞职归隐，生活困顿之至。春天到来的时候，春和景明，本应情绪和畅，但他的《遣兴》（《浣花集》卷五）诗却道出了其内心的难言之隐。诗曰：

如幻如泡世，多愁多病身。乱来知酒圣，贫去觉钱神。

异国清明节，空江寂寂春。声声林上鸟，唤我北归秦。

“如幻如泡”是用佛经之语。《维摩经?方便品》曰：“是身如泡，不可久立。……是身如幻，从颠倒生。”这是说人生如同水泡，不可久存，瞬间破灭。世事如同幻影，颠倒变幻，了无常态。多年的战乱流离，使他对人生充满了幻灭之感。时局不靖尚可借酒浇愁，但经济的拮据却使他无能为力了。西晋鲁褒著《钱神论》，谓“钱之为体……为世神宝。” “无德而尊，无势而热。” “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 因而魏晋名士羞于谈钱，而此时生活的困难，却使曾以魏晋名士自许的韦庄深深感地受到了金钱的力量。一生之中，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写下了“贫去觉钱神”这样的诗句。无可奈何之中，他写下了安慰家人乃至奴仆的诗句。在给姬妾的赠诗中写道：“莫恨红裙破，休嫌白屋低。请看京与洛，谁在旧香闺。”（《韦庄集?浣花集补遗?赠姬人》）在给女儿的赠诗中写道：“见人初解语呕哑，不肯归眠恋小车。一夜嘺啼缘底事，为嫌衣少缕金花。”（《韦庄集?浣花集补遗?与小女》）在给男仆杨金的赠诗中说：“半年辛勤葺荒居，不独单寒腹亦虚。努力且为田舍客，他年为尔觅金鱼。”（《韦庄集?浣花集补遗?仆者杨金》）在给女仆阿枉的赠诗中又说：“念尔辛勤岁已深，乱离相失又相寻。他年待我门如市，报尔千金与万金。”（《韦庄集?浣花集补遗?女仆阿枉》）我们在这些诗中看到的是：韦庄的家人女儿衣着简单，而爱姬甚至是衣衫褴褛了。仆人们已经欠薪多年，甚至还要承受冻馁之苦。面对如此的困境，对家人他只能好言劝慰，而对奴仆们则只能许下一个遥远的诺言了。

而其《婺州屏居，蒙右省王拾遗车枉降访，病中延候不得，因成寄谢》（《浣花集》卷五）一诗，则更多地传达出了他隐居婺州之时思想情绪。诗曰：

三年流落卧漳滨，王粲思家拭泪频。

画角莫吹残月夜，病心方忆故园春。

自为江上樵苏客，不识天边侍从臣。

怪得白鸥惊去尽，绿萝门外有朱轮。

“屏居”者，隐居也。韦庄流落于此，长达三年。从文德元年（公元888年）离开会稽算起，其第三年应当是大顺元年（公元890年）了。在此屏居的三年之中，他思家拭泪，忆念故园，闭门谢客，为樵采薪。虽有天子近臣造访，但他却以病为由而拒之不纳。

四、诗赠陆扆 进退未决

他的心志渐渐地还是有所改变。当一位陆谏议到来的时候，他的归隐之心还是开始松动了。他的《和陆谏议——避地寄东阳进退未决见寄》（《浣花集》卷五）一诗，表明他面对现实的困境，回顾往昔，思索未来了。诗曰：

未归天路紫云深，暂驻东阳岁月侵。

入洛声华当世重，闵周章句满朝吟。

开炉夜看黄芽鼎，卧瓮闲欹白玉簪。

读易草玄人不会，忧君心是致君心。

首联说他久驻东阳，未赴京都。而今京都之地紫气萦绕，吉兆祥瑞。頷联用陆机之典，比拟陆氏，盛赞其才华出众，声名显赫。《晋书?陆机传》云：“（机）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后遂名重于世。”颈联则述说自己的隐居生活。“黄芽”，乃道家炼丹所产之物。《辞源》（修订本）引《云笈七签》曰：“若要长生，须服五色铅汞、丹砂、黄芽之药。” “卧瓮”，乃嗜酒者之典。《晋书?毕卓传》：“毕卓字茂世，新蔡鲖阳人也。少希放达，为胡毋辅之所知。太兴末，为吏部郎，尝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瓮侧，至醉而去。”这两句是说他修道嗜酒，不问世事。尾联则以扬雄自比，言其如同扬雄一般，研读《易经》，草撰《太玄》，精研义理，虽洞测天下之势，然而地远势偏却无人知会。他只是担忧国君国运，一心致君尧舜，以报其拳拳之心。据诗题可知，当是先有郑拾遗之诗，而后才有韦庄之和诗的。郑拾遗之诗今日无法考知，推想起来很可能是言说国事，劝其进取；韦庄则遂假和诗之便而申说已意。从韦庄的和诗中，我们看到了韦庄虽以嗜酒归隐为辞，但是其心灵深处还是怦然而动，遂进退难决了。

这个能使隐居三年的韦庄怦然心动、改弦更张的陆谏议是什么人呢？文献不足，难以确考。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疑为陆翘，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陆氏为据，以为“翘，婺州剌史。” 陆翘是“玄宗相陆象先玄孙，象先玄孙又有陆希声相昭宗，是陆翘与韦庄同时。” 而郁贤皓《唐剌史考》则以为中和四年至景福元年间，婺州剌史为蒋瑰[ ]。二者相互牴牾，或有不确。笔者揣测：极有可能是曾在昭宗朝为相的陆扆。理由有三：一、谏议为谏议大夫之省称，司谏诤之职。《旧唐书?陆扆传》曰：“陆扆字祥文，本名允迪，吴郡人，徙家于陕，今为陕州人。……光启二年登进士第。……龙纪元年冬召授兰田尉，直弘文馆，迁左拾遗兼集贤学士。”[ ] 龙纪元年即公元889年，陆扆在是年出任左拾遗。拾遗虽为八品小吏，但为清选近侍之官，与谏议大夫同司谏诤之职。其谏议大夫之职或史有失载；二、陆扆之诗，今存一首，名《禁林闻晓莺》[ ]，诗艺平平，但当时文名甚炽。《旧唐书》本传曰：“扆文思敏速，初无思慮，挥翰如飞，文理俱惬，同舍服其能，天子顾待特异。”[ ] 与韦庄诗中盛赞之意，文理不悖；三、陆扆本为吴人，祖辈迁居陕州。而韦庄曾长期居住虢州，今又流寓吴越。虢州，唐时属河南道之陕州，则韦庄与陆扆本有同乡之谊，此时韦庄则又居其父母之邦吴越之地，登门拜访，亦其宜也。

说到陆扆，还有一桩关于其应举录取的趣事。据五代人孙光宪《北梦琐言》“陆扆相六月及第”条所载：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僖宗再幸梁洋，（陆扆）随驾至行在。于时奔避劳止，又时当六月而相国（指陆扆）策名，尔后在翰林，暑月苦于蒸溽。同列戏之曰：今日好造榜天。以其进取非时也。然相国文才重德，名冠一时。”[ ] 检徐松《登科第考》，这年录取进士九人，陆扆为状元。唐代科举放榜，正常年份时在三月，而陆扆等人皆破除常规，于盛夏六月进士及第。光启二年（公元886年）韦庄亦曾往“陈仓迎驾”，拟追随僖宗 [ ]，然中途犹疑，失意而归。如果韦庄亲耳听到从长安随行至兴元的陆扆等人皆“破格” 录取的旧闻，恐怕心中不能不顿生感慨的吧。他也许会因自己的中途彷徨失去良机而懊悔？他也许会感到朝廷非时录用而亟需人材？他也许会觉得非常时期的“破格”录用会重现在自己的身上？他曾经感慨“望阙路仍远，子牟魂欲飞”（《浣花集》卷五《婺州和陆谏议……》），而今感到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种种的思虑和猜测才使他在“乱世归隐”与“进取入仕”之间开始动摇起来，于是遂“进退未决”了。

五、纵论国是 解送离浙 

韦庄隐居婺州之时，有名无名之客时有造访。无名之客或为邻父野老，而有名之客则为旧识新友了。自从与陆谏议相遇之后，其仕进之意日有所增。每当与旧识相见之时，其内心难免有所波动。其《送人归上国》（《浣花集》卷五）曰：

送君江上日西斜，泣向江边满树华。

若见青云旧相识，为言流落在天涯。

与故友相别，他泪落沾襟，这不仅是相别之时的感伤，更多的是对自己不幸的哀叹。他嘱托友人，回到长安之后，向身在青云的高官旧友述说自己流落天涯的不幸。

而当一位郑拾遗到来之时，他再也不吟咏他隐居生活的闲适，而是以一首长诗尽道所以，全面抒发了他自战乱以来的全部感受，其诗曰《和郑拾遗秋日感事一百韵》（《浣花集》卷五）。

陈思《韦浣花年谱》、吴汝煜主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均谓郑拾遗指郑谷。聂安福以为：“考郑谷仕宦经历，此说可信。”[ ] 夏承焘先生亦主此说，但将其诗系于文德元年（公元888年）。聂安福《韦庄年谱简编》将其系于大顺二年（公元891年）秋。韦庄说自己是“三年流落卧漳滨”[ ]，窃以为或当在大顺元年（公元890年）秋，“三年”之语盖当以虚数计之。

《唐才子传》卷九：郑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光启三年（公元887年）柳玭下第进士，授京兆鄠县尉，迁右拾遗、补阙[ ]。然据《登科记考》乃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孔缄榜进士，未知孰是。

如前所述，在见过陆扆之后，韦庄归隐避乱之志已经改变，他在求仕与归隐之间已经“进退未决”了。在这一首唱和诗中，韦庄则一改旧日隐居避乱的观念而大发感慨。这首五言诗百韵千言，遍用典故，排律对偶，精心结撰。聂安福之《韦庄集笺注》对其解析甚详，足资参酌。笔者以为，其诗的内容本在“感事”，因而韦庄在概述了黄巢入京前后的种种情事之后，感怀国事艰难，指斥朝政之失的议论似乎更应加以重视。

韦庄以为在庚子事变之后，朝廷举措，颇有失当之处：第一、强化藩镇，强干弱本。诗曰：“遍命登坛将，巡封异姓王。志求扶坠典，力未振颓纲。”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各地藩镇日益加强，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此时黄巢义军虽然已经失败，但自中和三年唐军收复长安前后起，诸将进封王侯者甚众。其目的本为促其勤王，以固唐室，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各地藩镇日益座大，不仅相互攻伐，而且逗挠观望，甚至心存异志，于是朝纲颓败，国力衰落。韦庄诗中之议，这既是对现实的观照，也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第二、诸事不修，农桑尽废。诗曰：“覆餗非无谓，奢华事每详。四民皆组绶，九土堕耕桑。”餗，美食也。覆餗，言鼎中食物从中倾覆而出。《易》有言曰：“鼎折足，覆公餗。”意谓物不能胜其事而废。韦庄指出，连年征战，士农工商皆以取军功为富贵之阶，于是诸事失常。特别是战事频仍，民不聊生，农事尽废。中原之地，“西至关内，东及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 ] 就连富甲天下的扬州，也“庐舍焚蕩，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 ] 第三、官吏奢靡，国库空虚。诗曰：“飞骑黄金勒，香车翠钿装。八珍罗膳府，五采斗筐床。宴集喧华第，歌钟簇画梁。”战马以黄金为其衔勒，车乘以翠钿为其妆饰。膳食以八珍为美，卧床以五釆为适。府第之中宴集喧哗，栋梁之上歌钟缭绕。这是韦庄在周宝相府所见的事实，各地藩镇也大体如此。庚子乱后，韦庄曾有《咸通》一诗，慨叹咸通时代物情奢糜，以致遂有当日败乱之象；而今败乱已成，仍然奢靡如此，世事又当如何呢？韦庄对此陷入了深深的忧虑。毫无疑问，这些议论显示出了韦庄以“中兴社稷臣”（《浣花集》卷四《赠野童》）而自许的胸襟和抱负。

诗中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自己流落遐域而身遭不幸的申说，并表明了能得到提携任用的希望。他先是诉说了自己生活贫困，疾病在身，流落漳江之滨，贫病交加，几乎要病入膏肓的困窘。接着表达了对郑谷的希望。“势将随鹤列，忽喜遇鸳行。”他为在战乱之中遇到郑谷而欣喜，因为国运的改变正当其时，他自己也有了效命朝廷的机会。而今“已报新迴驾，仍闻近纳隍。”“紫闼重开序，青衿再设庠。”皇室归位回京，新政已经施行。他申说自己是“去国时虽久，安邦志不常。良金爐自跃，美玉椟难藏。”多年以来他操劳王事，志在安邦。他自比为良金美玉，在爐中光彩夺目，在椟中难以自藏。他“北望心如斾，西归律变商。跡随江燕去，心逐塞鸿翔。”此时正当秋令，他心如旌斾，飘摇不已。身如江燕，意在遽离；愿如鸿鹄，志在北归。现在“身虽留震泽，心已过雷塘。”表明他纵然其身尚在江南，而心志已经北归在途了。在诗中他感谢这位郑拾遗的探访，表示了自己急迫北归的心情。诗的最后说：“话别心重结，伤时泪一滂。伫归蓬岛后，纶诏润青缃。”纶诏者，天子之诏令也；青缃者，书写诏令之绢帛也。临别之时，他愁绪凝结，热泪滂沱。他等待着回到京城的郑谷，能为他亲笔书写天子的诏书。其北归入仕之情，溢于言表，韦庄对郑谷是满怀期望。

韦庄在这首诗中，一开始就说他“负笈将辞越，扬帆欲泛湘”。一个“将”字，透露出他与郑谷相见之后，不久即要西行而去了。此次西行，韦庄从东阳出发。《韦庄集》卷七有《东阳赠别》一首，当是卷六阑入之作。诗曰：

绣袍公子出旌旗，送我摇鞭入翠微。

大抵行人难诉酒，就中辞客易沾巾。

去时此地题桥去，归日何年佩印归。

无限别情言不得，回看溪柳恨依依。

诗中以绣袍公子指称官吏。当地官员们之所以前来送行，这是因为“去时此地题桥去，归日何年佩印归。” 诗中用了司马相如从成都题桥而赴长安取仕的典故，这说明其辞越泛湘之目的是要入京应举的。看来他在此受到举荐，于是从闲适隐居、进退未决而变得积极入世了。

说到韦庄在异乡受到举荐，就要回顾一下唐代应试之时的举荐的制度了。参加应举本应在本乡本籍进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应试之人也往往迁往他乡，冒籍参试（如同今日之高考移民）。唐末战乱频仍，影响了举子的正常应举，使他们很难往返于京师与本籍之间来回取解。一些举子无法在本籍取得解送者，即在他乡他籍参加府试，甚至想方设法参加国子监的取解。寄应国子监取解方式的最大好处，就是举子不必假冒户籍就可达到不在本籍取解的目的，而且落第之后，次年还可由监司解送。这种情况在唐末五代之时比较普遍[ ]。“在唐代，荐贤举士原则上是文武百官、各级官员的一种政治义务和职责，甚至布衣名士皆可分享荐举的权力，对于他们而言，善举贤才实为一种社会责任和荣誉。”[ ] 而且如上所述，京兆韦姓在此地已经成为世家大姓，其社会影响和人际关系自然广泛而巨大，资助韦庄应举取解亦当是情理之中的事。韦庄此次赴京信心倍增，很可能是在这里获得了官府解送的资格。

韦庄在这首诗的开始即表示，他“负笈将辞越，扬帆欲泛湘”了。他下定决心，要离开东阳，回到长安积极求仕了。他遂于大顺元年（公元890年）之秋，离开东阳，取道湘赣，踏上了北归赴阙之途。在旅途之中，他赋诗一首，题曰《信州西三十里，山名仙人城，下有月岩山，其状秀拔，中有山门如满月之状。余因行役过之，聊赋是诗》（《浣花集》卷七）。他将这次出行称作“行役”。行役，是因服役或公务而行旅在外。自从离开长安、洛阳之后，这是他第一次将自己的出行称为行役。这足以说明，他的这次出行是受到举荐的了。四年之后，他终于在乾元元年（公元894年）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刊《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