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齐涛先生的《韦庄诗词笺注》出版，书中对韦庄的生平提出若干新的理解和认识，值得重视。书中作为附录收入了齐先生的论文《韦庄生平考》，其第二节《陈仓迎驾辨》（以下略称齐文）中，对韦庄《浣花集》卷四《夏初与侯补阙江南有约遽闻捐馆因成长句四韵吊之》诗中所言此次北上西行的目的提出了质疑，以为其真实的目的不是“陈仓迎驾”，而“向襄王劝进，似乎更为可信。”[[1]]（P.684） 从齐先生的用语来看，这个判断只是一种推测或猜想，这是一种或然性的判断。作为或然性的判断，就存在一个或然率的问题，即是说可能性的大小。笔者以为这个判断成立的可能性太小，甚至没有可能。事关韦庄的思想观念、政治选择，不可不辨。
这首诗的全名是《夏初，与侯补阙江南有约，同泛淮汴，西赴行朝。庄自九驿路先至甬桥。补阙由淮楚续至泗上，寝病旬日，遽闻捐馆。回首悲恸，因成长句四韵吊之。》其诗题下小注为“巳后自浙西游汴宋，路至陈仓迎驾，却过昭义相州，路归金陵作。”自中和三年（公元883年）起，韦庄在浙西润州入幕周宝。作为一个布衣，其“西赴行朝”或当是受周宝之命而为。诗题明示，韦庄此次西行北上是在乙巳年之后，即丙午年亦即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夏初。农历以四、五、六月为夏，夏初当为光启二年四月之初。那么，在此之前的数月之中，长安政局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件呢？
据《资治通鉴》二百五十六卷所载，光启元年十二月“乙亥夜，（田）令孜奉天子自开远门出幸凤翔。”光启二年春正月“戊子，令孜请上幸兴元，上不从，是夜，令孜引兵入宫，劫上幸宝鸡，黄门卫士从者才数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庚寅，上以孔纬为御使大夫，使诏还百官，上留宝鸡以待之。”三月“丙申，车驾至兴元。”“夏，四月，壬子，（朱）玫逼凤翔百官奉襄王李熅权监军国事，承制封拜指挥，仍遣大臣入蜀迎驾”。[[2]]（P.8328-8334） 《资治通鉴》引《唐年补录》曰：“三月十七日，车驾至兴元。”即丙申日为三月十七日。据此推算，光启元年十二月乙亥为十二月二十四日；光启二年正月戊子为正月初八，庚寅为正月初十；四月壬子为四月初三。这个时间表明，田令孜劫僖宗往凤翔、宝鸡（陈仓），事件虽然经年隔月，其实不过半月时日。关中长安距江南润州路途遥远，在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下，从关中到江南，消息传递大约需要四、五十日。* 虽说唐时驿道畅通，但是战乱时期不能不受到破坏和限制，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四月之初韦庄起程之时所得到的消息，就只能是光启二年春正月僖宗迁往凤翔、陈仓（宝鸡）的消息。这时的襄王李熅不仅没有僭位称帝，只是“权监军国事”，而且“仍遣大臣入蜀迎驾”[2]（P.8334）。襄王李熅僭位尚未形成事实，甚至连襄王李熅“权监军国事”的消息也未得到，韦庄怎么可能“西赴行朝”去向襄王劝驾呢？当僖宗由凤翔至陈仓（宝鸡）之时，仅有少数官员随从，僖宗曾“诏还百官”。依情理推断，侯补阙作为朝廷命官，得到消息应诏前往，而韦庄与之同行求一官之职，倒是非常可能的。这正如韦庄诗中所说：“九重圣主方虚席”，“本约同来谒帝阍”；然而，不幸的是侯补阙中道捐馆，这个愿望只能付诸东流，因此回首悲痛而赋诗悼之了。
在黄巢起义战事频仍之中，韦庄曾多次在诗中表示过他的愿望。他的政治理想是：“平生志业匡尧舜”（《韦庄集》卷一《关河道中》），“大盗不将炉冶去，有心重筑太平基。”（《韦庄集》卷二《长年》）他的期待是：“但有羸兵填渭水，更无奇士出商山。”（《韦庄集》卷二《辛丑年》）因此，作为一个心怀政治抱负的诗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他必然会审时度世，做出慎重的选择。而考之唐史，这时的形势复杂多变，韦庄“西赴行朝”的目的，是有多种可能供其选择的。这不仅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也还有周宝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环境的影响。
首先，光启元年之后，政治形势动荡不安，各地藩臣各有选择。
唐僖宗于光启元年（公元885年）三月回到长安。这时黄巢已经兵败被杀，但是经过黄巢起义的打击，唐室政权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各地藩镇趁势而起，想在这场动乱之中，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这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洛，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瑄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费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3]]（P.96） 这时的唐僖宗虽然威望大减，但是作为一个政治符号，他仍然是唐王朝的象征。各地藩臣相互攻讦之间，虽然不受皇室制约，但还不时上表奏闻，甚至请求封赏，直至襄王“权监军国事”，也还“遣大臣入蜀迎驾”。 当时的形势，恰如历史学家岑仲勉所说：“内廷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宦官，外朝有保爵禄而拥王室之士族。”[[4]]（P.457）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四月朱玫以武力威逼朝官奉襄王李熅权监军国事之后，“加诸侯官爵，以淮南节度使高骈为太师中书令、江淮盐铁转运、诸道兵马行营都统。又以淮南右都押衙、和州剌史吕用之检校兵部尚书兼广州剌史、岭南东道节度史，令户部侍郎柳涉（按，《资治通鉴》作杨陟）往江淮宣谕，户部侍郎夏侯浑（按，《资治通鉴》作夏侯潭）河北宣谕。诸藩节将，多受其伪署；惟定州、太原、宣武、河中拒而不受。”[3]（P.97） 因此，虽然当时朝官之中，不少人在朱玫的武力威逼下接受了封赏；而各地藩臣面对襄王宣谕，就有多种选择：或接受，或抗拒，或观望。特别是黄河南北的重镇——定州、太原、宣武、河中——皆拒而不受。因此，韦庄（以及周宝）就未必拥戴襄王。
在这样的政局变动中，高骈得到重用，这有着特殊的原因。高骈领有淮南八州，实力最强，而且早有背逆之心。在黄巢进入长安前后，唐僖宗对其寄予厚望，曾多次为高骈加官进爵，派遣使臣促高骈讨伐黄巢。当时的形势，恰如著名的史论家王夫之所说：黄巢虽然占领了长安，但只是流动作战，“无尺地一民为其所据”，“自关以东，自邠岐以西北，自剑阁以南，皆非巢有。……使骈收拾江淮，趋河頟扼其东奔之路，巢且困死于骈之掌上。”[[5]]（P.29）
但是高骈却逗挠不行，终不出兵，唐僖宗遂陆续罢除了高骈的一些重要职务。“骈既失兵柄，又解利权，攘袂大诟，”竟至于“上表自诉，言辞不逊。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负陛下。’……上命郑畋草诏切责之。……骈臣节既亏，自是贡赋遂绝。”[[6]]（P3432-3433） 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唐之分崩灭裂，以趋于灰烬者，实骈为之。”[5]（P.29）所以，当襄王李熅僭位之时，不仅襄王封赏高骈，而且高骈还主动向襄王“奉笺劝进”[2]（ P.3445）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高骈依附襄王李熅自然不能成为其它藩臣也必然依附的理由。
其次，周宝与高骈矛盾尖锐，势不两立。
在这场政治事件中，周宝的态度史无明文，既未见其拒绝，亦未见其向襄王劝进。那么，推想起来，周宝的态度很可能是观望形势的发展变化了。这不仅因为唐僖宗作为唐朝王室代表的这个政治符号尚且存在，还因为周宝自有其忠于王室的政治立场，特别是由于他处在一个相对特殊的政治环境之中——他与高骈的矛盾和对立——使他不能作出如同高骈一样的选择。
周宝和高骈俱出神策军。神策军为唐朝禁军，是朝廷倚重的对象。高骈为淮南节度史，治扬州，在江之北；周宝为镇海军节度史，治润州，在江之南。起初，高骈曾以兄事宝。中和元年，唐僖宗寄希望于高骈，委以重任，高骈遂对周宝有所轻视。二人临江而治，“封壤相邻，数争细故，遂有隙。”[6]（P.3429） 中和元年（公元881年）九月，“骈檄宝入援京师，宝治舟师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访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并吞江东之志，声云入援，其实未必非图我也。’宝未之信，使人觇骈，殊无北上意。”[6]（P3429）事实证明，高骈无心讨伐黄巢，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高骈之将董昌以及钱鏐、诸道行营都都统王铎等人都看到高骈的这个意图。此后，高骈周宝两人遂成对立状态。史载：周宝、高骈两人感情交恶，高骈“遣使责宝：‘何敢轻侮大臣？’宝诟之曰：‘彼此夹江为节度史，汝为大臣，我岂坊门卒也？’由是遂为深仇。”[6]（P.3429）
由于高骈无心出兵，行动不力，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之后，唐僖宗则逐渐将希望转移到了周宝身上，晋封周宝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天下租庸副使，甚至于封为汝南郡王。而周宝在得到重用之后，其态度则与高骈相反。周宝“以京师陷贼，将赴难，益募兵，号后楼部。”[[7]]（P.575）而这时高骈则上表诬陷周宝，史载：“帝在蜀，淮西绝贡赋，（高骈）谩言道浙西为宝剽阻。帝知其诬，不直骈。”[7]（P.575） 而周宝也向朝廷上奏高骈之过。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七月，“镇海节度使周宝奏高骈承制以贼孙端为宣歙观察使。诏宝与宣歙观察使裴虔馀发兵拒之。”[2]（P.8273） 此后，两人相互攻讦，矛盾日益加深，形成对抗局面。周宝和高骈两人之间对唐室的态度如此相左，矛盾又如此剧烈，可以想见，当襄王僭位、高骈当政之时，周宝怎么可能效法高骈，积极劝进呢！如果韦庄此次“西赴行朝”为周宝所遣，那么周宝的这个态度就不能不影响到韦庄的意向。
齐文曰：“周宝与田令孜积怨颇深。884年周宝以婿杨茂实为苏州剌史，‘田令孜以赵载代之，茂实不受命，宝表留，不听。’后又有‘右散骑常侍沈诰使至江南，负田令孜势，震暴州县。嗣襄王下令搜令孜党，宝收诰及赵载杀之。’” [1]（P.685）齐文以此为据，认为周宝与田令孜积怨颇深，定向襄王劝进。
按，此事可疑者有三。1、时间有误。上述引文原出《新唐书·周宝传》。原文在以上两段引文之间，叙述了周宝牙将张郁作乱常州之事。依《通鉴》所记，此乃光启二年春正月之事。文中“是时”当指光启二年（公元886年）春正月，而襄王僭位乃四月间事。此时襄王尚未僭位，不可能下令周宝。
2、记事不明。田令孜虽然专权朝政，为人所恶，但其始终依傍僖宗。襄王“权监军国事”后，田令孜自知不为天下所容，遂“自除西川监军使，往依陈敬瑄。”[2]（P.8335）而依引文所述，似田令孜与襄王同时在朝，沈诰依仗田令孜之权势横征暴敛，襄王才下令搜捕田令孜党。
3、事理不通。田令孜专擅大权，声名不佳。周宝杀沈诰、赵载，只为报复当年积怨。襄王僭位之事，与此无涉；而如依齐文所言，则此事发生在公元884年，即中和四年，而此时僖宗尚在成都，襄王还未能视事，下令周宝云云更是无从谈起了。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治史严谨，取材审慎，史书有不同记载者往往以“考异”存之。也许因为此事可疑之处甚多，《资治通鉴》才正文不取，考异不存。因而以此为据，认为周宝曾依附襄王，显然根据不足。
齐文又以为：从“韦庄北上路程可证非往陈仓迎驾。”[1]（P.685） 考韦庄此次北上西行，其行期大约有半年之久。他在《自孟津舟西上雨中作》诗中说：“来时楚岸杨华白，去日隋堤蓼穗红。”杨柳四月飘絮，时当春末夏初；红蓼九月结穗，时当秋末冬初。这就是说，韦庄的行期是从四月的夏初至九月的深秋。虽说最初目的是“西赴行朝”，但是韦庄此次西行并未到达长安。* 从其诗中所留踪迹来看，他最西只到了孟津（《自孟津舟西上雨中作》），而更多的则是在黄河两岸逡巡辗转。其所到之足迹有河南汴州（《汴堤行》）山西闻喜（《含山店梦觉作》）、山西长子（《题貂黄岭官军》）、河南内黄（《过内黄县》）、山西垣曲（《垣县山中寻李书记山居不遇留题河次店》）、山西晋城（《天井关》）、山西壶关（《壶关道中作》）、河北清河（《清河县楼作》）等地。韦庄为什么一直在黄河两岸逡巡辗转而畏葸不前呢？
这其中的原因，要从襄王李熅僭位这个事件本身来寻找。应该说，这个事件是藩镇之乱中发生的一场闹剧。这场闹剧虽然只有八个月，但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光启元年三月，唐僖宗从成都回到长安之后，王室的财政支持只有同州、华州、凤翔数州租税。田令孜为解王室财政之困，自光启元年四月起，解除了王重荣的安邑、解县两池盐池使并自兼其职，同时徙其河中节度史（治河中）为泰宁节度史（治兖州）。于是王重荣遂多次上表历数田令孜之罪，并与河东节度史（治太原）李克用结好，而田令孜则结好邠宁节度史朱玫（治邠州）、凤翔节度史李昌符以抗。十二月底双方战于沙苑，朱、李大败，李克用进逼京城，田令孜即胁僖宗出幸凤翔，光启二年春正月初又至宝鸡。此后，朱、李又不愿再为田令孜所用，且惮李克用、王重荣之强，遂与其合。朱、李追逼僖宗至大散关，攻之不克，僖宗逃至兴元；而襄王李熅因病未能逃脱，为其所得，遂带回凤翔。是年夏四月初，朱玫以武力逼凤翔百官奉襄王李熅权监军国事。冬十月，又奉襄王李熅即皇帝位。而到了十二月，朱玫的部下王行瑜因战败而怕祸及已身，于是在得到杨复恭传檄之后，遂以迎僖宗大驾为名而反，并擒朱玫而杀之。这时襄王李熅急奔河中，王重荣诈为迎奉，诱而杀之，并将其首送往僖宗兴元行在。至此，襄王僭位之闹剧历时八月而结束。
从这场闹剧复杂多变的过程来看，这场闹剧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从整个事件的过程看来，朱玫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反复无常，襄王李熅是则是受其武力逼迫而僭位，从而成了他们的傀儡，并没有什么政治基础。第二，双方虽然军事对峙，但是都还要借重于唐僖宗的政治影响。王重荣、李克用逼进长安之时，是用“清君侧”的手法，上表唐僖宗请诛田令孜、朱玫、李昌符。朱玫、李昌符依附王重荣之后，又与其一起上表请诛田令孜。光启二年四月，朱玫在逼襄王李熅权监军国事之后，也仍然要“遣大臣入蜀迎驾”。[2]（P.8334）直到冬十月襄王李熅即皇帝位之后，朱玫才抛弃了唐僖宗这面政治招牌。第三，事态发展，变化多端，手段恶劣，难以征信。朱玫在导演这场政治闹剧中使用了多种手段，先用武力威逼，后用政治谣言。朱玫在立襄王李熅之时，曾谋于萧遘而遭其反对，遂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异议者斩！”[2]（P.8334） 五月，为说服拉拢李克用，朱玫又假襄王之名制造谣言遣使传檄，说僖宗在流亡途中已经“苍黄晏驾。”[2]（P.8336） 李克用识破朱玫的谣言，而且“焚诏书，囚使者，移檄邻道，称：‘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驾。当道已发蕃、汉三万兵进讨凶逆，当共立大功。’”[2]（P.8337） 六月，李克用又遣使奉表僖宗称：“方发兵除逆党，迎车驾，愿诏诸道与臣协力。”李克用此表到达山南之后，史载：“上出示从官，并谕山南诸镇，由是帖然。”[2]（P.8338） 韦庄经汴宋路到达东都洛阳地区之时，正是这些事件陆续发生之时。作为一个心怀政治抱负的诗人，在这么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怎么可能冒然向襄王劝进呢？
韦庄在其诗前小注说：“自浙西游汴宋路至陈仓迎驾，却过昭义、相州”，这是有其特定原因的。如前所述，光启二年四月之后，黄河南北诸镇特别是太原、宣武、河中，拒而不受襄王李熅的宣谕和封赏。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治太原，朱温（朱全忠）为宣武节度史治汴州，王重荣河中节度使为治河中（今山西永济），他们是朱玫的宿敌。光启二年六月，三人曾联合共讨朱玫。而中和四年八月，僖宗已从李克用之请，任李克用之弟李克修为昭义节度史。那么，一向忠于王室、胸怀大志的韦庄，滞留在与襄王、朱玫对抗的军事重镇之中，特别是在李克用之弟李克修执掌兵权的昭义、相州一带逡巡辗转，就只有两个可能了：或者观望局势，静待其变；或者劝其勤王，支持僖宗。总之，向襄王李熅劝进则是没有任何可能的。
综上所述，韦庄此次西行北上的目的不可能是向襄王劝进。只要我们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深入地考察，对当事人的政治立场态度进行全面地分析，这个判断是显而易见的。以为其“向襄王劝进，似乎更为可信。”乃未之深考也。
参考文献
* 据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所引李翱《李文公集·来南录》中，李翱经汴宋路从东都洛阳至润州之旅，行程约三十七日。陈文见《寒柳堂集》。
* 韦庄于景福元年即公元892年作《投寄旧知》，其中有语“十年无路到三秦”。十年前即882年，即中和二年。可见韦庄从黄巢之乱后离开长安到此时回京应考，未从到过长安。齐著亦将此诗系于此年。
[1] 齐涛 .《韦庄诗词笺注》（下）[M] .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2] 《资治通鉴》第18册[M] . 北京：中华书局.1956.
[3] 《二十五史》影印本第5册《旧唐书·僖宗纪》[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4] 《隋唐史》[M]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
[5] 《读通鉴论·唐僖宗》第十四卷[M] . 商务印书馆早年铅印线装本.
[6] 《通鉴纪事本末》第11册[M] . 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二十五史》影印本第6册《新唐书·周宝传》[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刊《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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