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的新文学运动中，戏剧算是一个晚熟的品种。人们普遍认为，直到一九二八年之前，戏剧都是处在一个提倡和开拓的阶段。当然，戏剧的成熟应当有许多的标准，但是成功的多幕剧的诞生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一条。有趣的是，在戏剧艺术尚不够成熟的年代，为数不多的几部多幕剧，却大多都是历史剧。在这些历史剧中，人们所熟知的有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还有欧阳予倩的《潘金莲》以及以古诗《孔雀东南飞》为素材改编的几个剧本。但是，还有一位著名的戏剧家则被人们遗忘了，那就是王独清。
王独清是创造社的著名诗人，他的历史剧在当年也曾有相当的成就。王独清共创作大型历史剧两部：《杨贵妃之死》、《貂蝉》。先生在其新文学史研究的开山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王独清的这两部历史剧曾给予了一定的论述。但是，此后数十年间王独清的历史剧创作，由于某种原因则被人们排斥在了文学史的研究之外了，于是作为戏剧家的王独清则被人们遗忘了。
作者说《杨贵妃之死》的发愿还在他居留法国的时候，其时他正在学习希腊文，受朋友的启发，遂生此念。回国前写成了第一场，广东时又抽空写了第二场。1927年“清党”事件之后，“这痛苦的刺激使我完成了这个剧本”，而且居然两周而竟。而“《貂蝉》便是承继《杨贵妃之死》的态度而作的。凡是《杨贵妃之死》没有完全表示出的，我都给补充在这个《貂蝉》里面了。”[㈠]作者说，“请看罢，我把为自由斗争的战云布满在这儿，并且又使一个总合的伟大的呼声从这儿突了出来，那便是：讨暴虐的民贼！”[㈡]这说明王独清的这两部多幕剧是在情绪亢奋中一气呵成的。它们都是为了配合现实的斗争有所为而作的，如同当年创造社同仁的历史小说一样，都是借古讽今，以回应现实的斗争。正因为如此，这两部戏剧也就表现出了共同的特点。
首先，这两部剧作在主题的定位上，它们都按照作者自己的理解和时代的需要，对历史上或文学作品中的有关故事，进行了新的加工处理，使其既充满了女性解放的时代色彩，也显示了作者提高女权的主观倾向。
唐明皇和杨贵妃生死离合的故事，自古以来就是文学作品乐于采用的题材。历史上众多的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大多有两种类型，或着眼于他们之间缠绵绯侧的爱情故事，或着眼于他们荒滛奢靡的误国之罪。而其中比较成功的作品又总是将二者结合起来，显示出“乐极哀来”的主旨，从而达到“垂戒来世”的目的[㈢]。为了协调或減弱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从白居易的《长恨歌》开始，这些作品也大都对历史上杨贵妃与安禄山暧昧关系的记述隐而不表。
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与历史上的这类作品最大的不同就是不承认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而将杨贵妃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这一内容突现出来，并给予新的独特的表现。在王独清的笔下，杨贵妃对唐明皇不过是虚与委蛇，而与安禄山才有着真挚不渝的爱情，她喜爱安禄山的雄伟的身材、强健的气魄、英武的雄姿，她也喜爱安禄山的异族的风度、温柔的爱情。她将安禄山视为“我的生命的生命”。为此，作者对历史上的事件进行了新的阐释。历史上的马嵬兵变，是因为在行军途中军士们发现了吐蕃的使者与杨国忠秘密勾通，因而聚众哗变。而该剧则对这一事件做了新的解读。剧中写道，听到唐军因此而哗变的消息，唐明皇惊恐不已，而杨贵妃则立刻想到一定是安禄山派人来为她传递消息。她回忆起了安禄山在一个月明之夜对她的热烈表白，回忆起了安禄山对她的坚定许诺，只是她不明白安禄山为什么要以声讨杨国忠的名义起兵。果然，高力士从杨国忠处带来了吐蕃使者送给杨贵妃的秘信。原来这是一封安禄山送给杨贵妃的亲笔信件，信中说：“此次起兵举事，纯为践别时月下之誓言，此生无其它愿望，只以此身献于皇后，即所失败亦所甘心。特露檄假称声讨贤兄国忠，盖欲使杨氏全族免除嫌疑，更可使现朝廷信任杨氏，以为与叛军不两立，遂听从一切奏议，得自由行事。”信中还再次致意：“此生无其它愿望，只以此身献于皇后，伏乞鉴谅寸心，相待勿忘。”读完这封信之后，杨贵妃陷入极度的快慰之中。这时，所有经受过的惊恐和劳顿，都变成了惭愧、抱歉，甚至是幸福了，于是她决心为他而牺牲了。因此，杨贵妃之死表面上虽然是被缢身亡，而实际上则是一个自觉殉情的烈女，“是一个为自由为人格奋斗的表率”[㈣]。
在传统的戏剧中，貂蝉也是一个受人注目的人物。在《三国志·魏志·吕布传》中，还没有貂蝉的姓名，也只不过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物。《三国演义》的作者给貂蝉赋予了一定的主动性，她为报王允收养善待之恩而为其分忧国事，从而在王允的连环计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王独清则作了更为大胆的想象，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故事。在王独清的笔下，貂蝉是一个忠心报国的人物。她以歌伎之身，遭逢乱世，倍感不幸，因而忧国忧民，渴望太平。她认定董卓是篡国篡权、祸国殃民的奸臣，早就想如何能借吕布之力而刺杀董卓。而吕布、李儒、王允等人，与董卓虽有不同，但也无一不是祸害百姓的好色之徒，他们都想独占貂蝉，使其成为自己的侍妾。貂蝉则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巧妙地应对周旋其间，终于假吕布之手杀死了董卓。事成之后，她当众饮酖而亡。作者说：“我给了她一个沉思殉教的性情，我给了她一个时代的刺激和一个环境的压迫，我给了她一个不安定的生活和一个渴喊着自由的心境，……她在我们的眼前竟然成了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勇士，竟然变成一个为自由而牺牲的圣者。”[㈤]
第二，这两部剧作在人物塑造上，对主人公倾注了浓烈的情感，从而将其塑造成了一个理想的人物。无论是有贵妃之尊的杨玉环，还是身为歌伎的貂蝉，她们都在外在的柔美之姿之中包藏着一股内在的阳刚之气，从而能在关键的时刻英勇献身。
历史上的杨贵妃本是被缢身亡，然而王独清笔下的杨贵妃却并没有那样的被动惨凄。在剧中，马嵬兵变发生之后，兵士杀死了杨国忠及其姊妹，进而要求唐明皇诛杀杨贵妃。唐明皇为杨贵妃百般辩解，封官许愿，只求饶恕杨玉环一死。正当唐明皇万般无奈、无计可施之时，杨贵妃却脱去外衣，一身缟素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她表示只要是真正地为着中国，为着长安，她可以尊重大家的意思，为国牺牲。她气度从容，让人去准备白绫，到佛殿的内堂等候。作者让她在生命终结之前，展示了深藏在她内心的两种激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她热爱长安，因为它是“中华民族产育文化的都城”，但而今长安却因安禄山而要毁灭，她实在于心不忍；但另一方面，她又爱恋着安禄山，爱他那雄伟的身材、强健的气魄，“全中国的人都没有你那样能使我感着愉快，感着渴慕。”她万般感慨：“唉，爱情！唉，祖国！我被你们两个苦闷到不能解决了！你们两个在世界上就是这样的冲突！难道你们就永远不能调和，永远要牺牲着无数的人类﹖”在这两种矛盾剧烈冲突而不能相容的时候，她决心为祖国而死，为爱情而死。她的死让所有在场的人为其英勇壮烈而感慨莫名，肃然起敬。在王独清的笔下，杨玉环不再是历史上无奈无助的杨玉环。用作者的话来说，他是将其作了女性的模范，从而使其成了“甘为民族甘为自由牺牲的人物”，是“为自由为人格奋斗的表率”。历史人物完全成了作者寄托情感、抒发情感的手段。
《貂蝉》中的主人公更是刚烈无比。在第六幕第三场中，董卓在其寿筵上大张声势，自叙其如何为国为民，只等关外的劝进表一到，就立即要夺国篡权，登基称帝了。当貂蝉看到这一幕丑剧即将上演的时候，她借机挑起吕布的妒意，欲借吕布之力诛杀董卓。此时她自撰了“牧野悲歌行”以抒已意，又故意亲近董卓。于是，吕布的妒意赿烧赿旺，遂声讨董卓，怒而杀之。而当貂蝉看到她利用吕布刺杀董卓的计谋已经实现，遂即刻从王允手中夺过毒酒，一饮而尽，自杀身亡。
作者在表现他所醉心的人物内柔外刚的特点之时，尽力刻画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物的复杂性，表现了她们在实现内在的自我追求时，所受到的外在的社会规范的制约。杨玉环虽然有贵妃之尊，但是她感到在她的青年时代“受尽了别人的摆布，不曾享受过一次真正的人的生活”。“歌过我不愿意歌的歌，舞过我不愿意舞的舞，我做了许多忍辱的事，许多强自为欢的事”。她感到自己过去的生命在做着别个无聊的牺牲。现在她有了做人的机会，当她在为自己的人格、前途、希望去奋斗努力的时候，她的内心无比的激烈冲动。但是，特定的身份使她早已预感到他们之间的悲剧结局，因此她终日忧愁抑郁，神思恍惚，一付病恹恹的样子。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之后，当唐明皇在她面前议及此事，表示其最终将兵败而亡，遭受裂尸之酷刑的时候，她则尽量掩饰她的惊恐不安，表现得矜持含蓄。而一旦离开唐明皇，她则激情迸发，不可抑制，和盘托出她内心的热烈、疑虑、爱恋、担心……。情感激赿之时，她甚至忘记了身旁的侍女，忘记了面前的姊妹，直抒胸臆，尽情坦露自己内心的秘密。
貂蝉作为一个身份低微的柔弱女子，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自然没有支配自我命运的权利。因此，作者更多的是表现其在他人的支配之下，内心的种种痛苦。一是身逢乱世之苦。貂蝉自知作为一个奴婢，她想要为国除奸绝然不是一件易事。她虽然憧憬着西施兴赿灭吴、为国复仇的故事，但其所能做的不过只是月下焚香，祈祷上苍了。二是命运无常之苦。作为一个美丽的少女，她知道吕布英勇盖世，自然不无心仪之处。听到吕布在王允面前向其求婚，遭到婉拒，她不由得心生感伤。王允拒绝吕布，并非为貂蝉着想，而是要自取貂蝉以为侍妾。当王允明确向貂蝉表示其意的时候，貂蝉严辞以拒，并以当年王允盛赞吕布之言以诘难斥责。王允盛怒之下，遂决计将貂蝉送给董卓为其义女，使其与董卓之义子吕布成兄妹之谊，永世不能成为夫妻。听到王允的毒计，貂蝉痛苦已极。她又一次在月光之下，将自己的期望寄托在了虚无缥缈的上苍。貂蝉以义女之身进入董卓宫室，董卓却立即将其设为专房，要待其登基之后立为皇后。心中充满了痛苦的貂蝉在宫中看到那么多的姐妹陷入深宫，失去自由。这时，貂蝉不再为自己一人的不幸而哀痛，她决心为国献身，要为与其同一命运的姐妹们争取出路，争取光明。
王独清所塑造的杨玉环和貂蝉，她们都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情感历程之后，跳出了个人的一已悲欢，最后终于将热烈的情感欲望与冷静的理性观念结合在了一起，从而成为了在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争取自由，争取解放，为国为民，自我献身的妇女楷模。
第三，王独清对人物命运的独特处理，使传统艺术中哀婉凄凉的戏剧故事具有了悲壮的气氛，使其成为了两首“英雄”史诗。为了突现这个特点，作者在处理人物面临死亡的戏剧场景之时，则是竭尽全力，尽情渲染。为此，作者没有在舞台上具体展现杨贵妃之死的悲惨场面，而是对她就死之前的情景，从人物服装到舞台场景，从舞美设计到舞台调度，都做了精心地筹划。
在《杨贵妃之死》中，当杨贵妃面临死亡的时候，“她拖着净白的长服的曳尾，背面向着他﹙按：指唐明皇﹚，在两旁分列着兵士的，一条很直的夹道中一步一步的向外走去。”作者让人物在刀枪林立的队列中穿行而过，这像是隆重的礼遇，像是夹道迎送的仪式，这显然为之赋予了一种英雄色彩。进而作者在全剧的第四场，为就戮之前的杨贵妃设计了亮相的专场，以显示人物的英雄气概。作者在舞台说明中描述了人物出场的环境是：佛寺的两扇大门，高大而且厚重。门前的台阶，则有数十层之高，显得威严无比。而聚集在阶下众多难民，则蜷坐蝟集。正当难民们苦痛呼号之时，杨贵妃则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她无语沉默，气度从容，沉思庄重，镇摄住了几乎要暴动的众多的难民。这时，她抬头抑望，神情傲慢，脚步缓缓，“走到了阶段最下一层，忧郁地站定，用两手遍抚着她近旁的众难民的头额，她仰望着天空摇头流泪。此时一切都静默了，她立在无数跪在她脚下的难民中间，像是一个庄严的雕像一样。”如果我们有幸观看演出的话，恐怕这满身缟素、挺身而立、昂首向上、仰望天空的主体人物的造型会深深地留在每个观众的印象里。
如果说杨贵妃之死是一种悲壮的话，那么貂蝉之死就是一种雄壮了。临死之前，貂蝉怒斥权奸，申说己意，表达了她为国除奸的意愿，抒发了她为国捐驱的激情。其言痛快淋漓，其情快慰无比。接着，暴怒的群众冲进宫阙，将董卓之脐，沃油而燃。火光之中，群众举起貂蝉，抬屍游行。这时，舞台上游行的火把燃成一片，胜利的欢声响成一片。俄而，幕后喇叭齐鸣，炮声大作。台前幕后，交相辉映，场面极其壮烈。作者将两个女性的牺牲都安置在有众多群众参与的大场面中，一用反衬，以表现出其超凡脱俗的高洁；一用正衬，以表现出其所具有的正义的力量。
第四，王独清在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因此，他的戏剧作品也同样注重追求一种诗意的美感。首先作者在选择人物、赋予人物性格之时，就充满了诗意。他集中全力表现人物的情感世界，这情感世界的主线激赿热烈，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大起大落、跌荡起伏。二者相较，如果说杨玉环情感的主线是满腹柔情从而甘心受戮，那么貂蝉情感的主线就是壮怀激烈而自愿献身了。二者之间虽有高下之别，但为激情所驱却是相同的。这样，随着人物的情绪的起伏激荡观众的情绪也难免起伏激荡，从而为观众带来了享受诗意的快感。这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性格并不停留在自身里，而是不断地外显，并且要在实际利害中不断地暴露自己精神内在一面的内容。这是最高一类的诗，是艺术底冠冕，＿＿这是戏剧类的诗。”[㈥]
与之相应，在表现形式上作者也采用了相应的艺术手法来加强它的诗意。其主要的手段是常常为人物安排大段的抒情独白，特别是在人物命运转变的关头。在《杨贵妃之死》的第五场，开场之初交待了若干背景之后，全场的主要内容就是杨贵妃的独白，可以说这简直是为人物安排的“独白”专场。这一段独白要长达一千余字，它全面的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杨贵妃先是表达了她对长安的热爱，接着回顾了她在长安的生活。遥望东方，她不由得想起她所钟情的安禄山。一旦想到安禄山，她就如痴如醉，陷入了迷狂。她直抒胸臆，赞美安禄山的英武。她沉痛哀叹，感慨爱情和爱国的矛盾。她痛心觖别，发抒殉情而死的决心。可以设想，在舞台演出之时，这一段独白肯定会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成为引人注目的戏剧场景。
在《貂蝉》中，作者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诗化其抒情独白的语言。如其第六幕第二场，当貂蝉已经决计借吕布之力而刺杀董卓的时候，她感到她的死，将会使动乱的中国、残败的长安有一个大的改变。这时，她面向东方，始则喃喃自语，继则高声朗诵：“哦，太阳要出来了，……，那远远的东方闪出夺人视力的红色，哦，我底希望来了，……现在长安城都要从睡眠中觉醒过来，……是的，长安＿＿中国，中国底太阳要出来了，……哦，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这些抒情独白，如慕如诉，如诗如歌。类似这样的语言诗化的抒情独白，在全剧中还有不少的片段。
在《貂蝉》中，作者还进而利用貂蝉歌伎的身份，安排了不少动人的乐歌以增强诗的氛围。全剧一共六幕，作者则安排了多场歌舞以集中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愫。其第二幕第一场，在王允的家宴上，权奸群集，酒醉狂放，甚至为董卓高呼万岁。这时，貂蝉则借歌舞之机，唱《西施曲》以表现其以身许国的心愿。在悠扬婉转的歌声中，寄托着她的款款深情。第三幕第三场则使众歌女演唱貂蝉新制之曲，以表现貂蝉作为一个青春少女对爱情的渴望。这段歌词一唱三叹，运用了叠韵复沓的手法，显得緾绵绯侧。第五幕第三场几乎可以说是乐歌的专场。作者在人物的大段抒情独白之间，先后安排了五段幕后衬歌，集中笔墨表现貂蝉的内心世界。这些歌詞或为五言古诗，或为骚体楚声，或为现代新诗，或为古体歌行。它们不禁展现了作者的诗歌才能，同时也使全场充满了浓郁的诗意，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第六幕第三场，貂蝉则唱自撰的“牧野悲歌行”以激励吕布，刺杀董卓。这四段歌词则运用齐整的语句、排比的手法，一气连下，既委曲动人，又气势浑浩。歌中唱道：
我爱你是为了你情意底温柔密浓，
我爱你是更为了你底过人的英勇，
你已经成了我唯一的希望的替身，
我热待着你去成就那伟壮的事功。
我是个女儿庸弱得好像弱不禁风，
我是个女儿庸弱得不能步出宫门，
可是我这像火烧着的赤诚的心上，
却和你一样的愤恨着祸国的敌人。
我爱你是为了你对我的情深意长，
我爱你是更为了你能够诛除强梁，
那公众的仇讐已经来在和你对面，
那正是你亮你那光荣剑锋的时光，
我是个女儿庸弱得被人折磨不堪，
我是个女儿庸弱得身世太过可怜，
若是你允许我的希望真成了空空，
那我便只有立刻来死在你的樽前。
应该说，王独清在这两部剧作中将古诗、新诗以及歌舞溶入话剧，这在中国五四以来的戏剧史上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创造。在中国话剧诞生不久的二十年代，他的这些探索和创造无疑提高了话剧创作的艺术品位。
五四以来，以妇女解放为其主题的戏剧作品层出不穷，其中以历史人物为题材者大多为翻案之作。郭沫若的《三个叛逆女性》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1926年，郭沫若已经完成了《三个叛逆的女性》的创作，并发表了《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一文。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妇女解放、关于历史剧的若干理解。他在引述了华尔士《女权主义》中的论述之后，说：“社会主义是唤醒阶级意识而形成阶级斗争，女权运动是唤醒性的意识而形成性的斗争。这个比较我觉得不仅在被压迫者方面的志趣是完全相同，就是在压迫者方面的态度也几乎是俨然一致。”郭沫若在文中还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历史剧的若干理解。他说，在《君》中他完全是为其私奔相如做翻案文章，因为“有许多文人虽然也把她当风流韵事，时常在文笔间卖弄风骚，但每每以游戏出之，……决不曾有人替她辩护过，从正面来认她的行为是有道德的。”而关于《君》，他说“大部分出于我的想象”，“君这个女性使我十分表示同情的，就是她的倔强的性格。……我从她这种倔强的性格，幻想出她倔强地反抗元帝的一幕来。我想我的想象怕离事实是不很远的罢。”[㈦]郭沫若的这些论述，道出了他这时创作历史剧的具体方法，那就是从新的思想观念出发，对人物做出新的理解；进行必要地合理地想象，在主要事件遵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情节。而其目的则是为了以历史人物表现出现实生活对时代所提出的要求。
作为创造社的成员，王独清的这两部历史剧无疑要受到它的启示和影响。事实上，从《杨贵妃之死》和《貂蝉》这两部作品的创作实际来看，其创作的基本方法与之也几乎毫无二致，那就是：以新的观念阐释人物；以作者的想象充实情节。但是，王独清的这两部历史剧与郭沫若的这三部历史剧也有显著的不同，那就是：立意上的区别。郭沫若的《三个叛逆女性》是要否定“三从”旧道德对妇女的束缚。他说：“女性之受束缚，女性之受蹂躏，女性之受歧视，像我们中国一样的，在全世界恐怕是要数一数二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生一世都让她们‘从’的干干净净的了。我们如果要救中国，不得不彻底要解放女性，我们如果要解放女性，那么反对‘三从’的‘三不从’的道德不正是应该提倡的吗？”[㈧]而王独清的这两部作品则是从女性的人格意识着眼。他说：“我起初要做这剧本的立意只有一点，就是想来提高女性。”作者认为中国女性“大半都不免有自私根性”和“奴隶的根性”，“我只是希望我们的女性能把这种根性除掉，我是在用杨贵妃作了一个女性的模范的”。 因此，作者在剧中将杨贵妃塑造成了一个理想的人物，她“不但没有自私的行为，并且是一个为自由、为人格奋斗的表率。”[㈨]而《貂蝉》同样也“变成一个为自由斗争的勇士，竟然变成一个为自由而牺牲的圣者。”[㈩]如果说，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的主题是要唤起现代女性在阶级斗争中反抗精神，那么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和《貂蝉》的主题则是要唤起现代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格意识。随着立意的不同，那么也就产生了更多的不同。如果说，郭沫若的《三个叛逆女性》的创作意识是受到现实社会生活的激发，那么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和《貂蝉》的创作意识则是源于他个人经历的体验。如果说，郭沫若的《三个叛逆女性》中人物的思想来源于人物内在的性格，那么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只是将人物当作了作者观念的传声筒。如果说，郭沫若的《三个叛逆女性》的思想基础是现实的社会革命的观念，那么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和《貂蝉》的思想基础则是内心的对自由民主权利的追求。因此，王独清这两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主张，虽然与五四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但是与当年的革命文学倡导者将文学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武器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
也许王独清已经感到他笔下的人物所体现的思想观念与当时现实斗争的距离，因此他在这两部的剧作的序言和附言中一再地说明它们与现实斗争的关系，说它寓含着“对于民众的激励”，“ 暗示出民众的权威”，“暗示出民众对于高压淫威的革命。”其目的是要“讨暴虐的民贼”等等。但是，它们精神特质，却并未体现出大革命失败之后的时代特点，却是充溢着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
[㈠] 《杨贵妃之死·作者附言》 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0年版
[㈡] 《貂蝉·序》 上海江南书店1929年版
[㈢] 洪昇：《长生殿·自序》
[㈣] 《杨贵妃之死·作者附言》 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0年版
[㈤] 《貂蝉·序》 上海江南书店1929年版
[㈥] 《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 1958年版，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主编《文艺理论参考资料》下册第51页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㈦] 《郭沫若论创作》第353页 第357页 第35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㈧] 《郭沫若论创作》第356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㈨] （《杨贵妃之死·作者附言》 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0年版
[㈩] 《貂蝉·序》 上海江南书店192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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