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和婚姻在同步辩证演进，《婚姻法》会对人们的婚姻产生一种导向。自2011年8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在百姓婚姻中引发了一些效应，人们开始关注婚姻契约，关注夫妻财产公证，然而婚姻契约的效力问题尚需法律工作者的明确界定。
《婚姻法》不排斥婚姻契约
2001我国修正后的《婚姻法》，在夫妻财产问题上总体是以法定财产制为主，约定财产制为辅，约定优于法定的现行夫妻财产制度。如《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所做的书面约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出台不久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力图达到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各个部门法从总体上的一脉串联性。《〈婚姻法〉解释（三）》中开始寻求《物权法》、《合同法》等财产性法律介入夫妻家庭关系调整中。例如其中第六条之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婚姻法》在处理婚姻内部关系时并不排斥与合同法携手。
身份关系婚姻契约的效力困惑
为避免婚外情所导致婚姻的解体，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在婚前或者婚后订立所谓“忠诚协议”。但司法实践中对夫妻忠诚协议效力认定的判决也不同。法院在审理此类协议之离婚诉讼中基本上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一、因不忠方没有实现其相对方身份权，以“空床费”形式判决赔偿；二、依据双方签定的忠诚协议，判令不忠方向相对方按照约定赔偿；三、认为夫妻间的忠实义务是道德义务范畴，非法律强制性义务，判决不予支持。随着公民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意识的加强，婚姻中涉身份性协议将越来越普及，由此引发的身份协议纠纷也将越来越多的诉诸司法。不论忠诚义务是法律义务，亦或道德义务，从长远趋势来看，忠诚协议效力终将为社会所认可。本文主张夫妻忠诚协议有效缘由有二：首先，夫妻忠诚协议内容如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忠诚协议的内容是当事人双方平等自愿签署且是真实意思表示，则应该有效；其次，《婚姻法》允许夫妻双方自行约定财产处置。
再比如夫妻双方关于生育协议的效力问题，如夫妻约定婚后三年内生育，女方由于学习或工作等原因，违反了约定不愿生育或自主人工流产，男方以侵犯生育权为由，将女方诉之法院请求赔偿，如此约定的效力问题也很不清。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认为，如果在妻子未告知丈夫而自行堕胎的情况下，丈夫想主张索赔时，如可以证明双方存在生育契约，就能要求妻子承担违约责任。但有学者认为，生育权属于人身权，不属于夫妻双方可约定范畴，所以此类诉求应做无效处理。因此，对于此类有关生育约定尚需谨慎为之。
《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如此明文规定便导致《婚姻法》和《契约法》在横向连接时，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两条本应拧在一起的两条锁链便断了一条，只能囿于财产关系领域的衔接让二者的连接显得过于单薄和缺乏稳固性。然而，我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只是一些财产属性极强的规定和原则，如等价有偿原则不能完全移植换土于《婚姻法》，但并不能说明《合同法》中所有的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被必然抛弃，譬如司法实践当中遗赠抚养协议，就是涉及夫妻财产和相关身份性的双重约定，说明《合同法》所确立的制度及原则在《婚姻法》中存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关系契约理论对婚姻契约的扩容支撑
如何让人身关系的约定也“光明正大”地成为契约的范畴，便成为推进《婚姻法》和《契约法》横向对接的突破所在。此时，《契约法》的调整范围关键是需要“关系契约”加以扩张界定。“关系契约理论之父”苏格兰裔美国学者麦克尼尔在法学域的代表著作《新社会契约论》一书，把契约从社会学的角度引领达到新的广阔天地。麦克尼尔认为：“契约是规划将来交换过程的各种关系，所谓契约不再是法学解释中的个别的、孤立的意思表示，而是包括了当事人及其协议内容的内在性社会关系的社会经济概念，并且使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在契约关系中水乳交融；未来准确把握契约关系，不能囿于就法论法的概念诠释，有必要导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关系契约理论是在对古典契约理论批判继承发展而来，包括了以契约模型来分析研究婚姻家庭。这就为《婚姻法》和《契约法》横向连接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为婚姻的性质界定和契约模型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