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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的霍金教授 | 艾伦·尤尔教授追忆导师

201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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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霍金去世的消息刚一发布,我便于凌晨在巴尔的摩闻知噩耗。那一瞬间,我脑中闪现出斯蒂芬坐在电轮椅上转圈的样子,脸上挂着大大的咧嘴笑容。


1970年代末,我师从斯蒂芬攻读量子引力学博士。那时,斯蒂芬还没有蜚声世界,尽管我记得已经有电视制作人、一位宇航员、一位好莱坞女演员来拜访他。然而,他在物理学家之中的声望却是异乎寻常得高。一位教授告诉我:“他的工作已经达到爱因斯坦的水平,如果他在引力的量子化方面取得成功的话,他将作为比爱因斯坦更伟大的人载入史册。” 另一位做出过诺贝尔奖水平工作的教授说:“他解决了广义相对论的所有问题,现在他正在进入量子力学领域,也会解决这一块的。”


那个时候,斯蒂芬的研究工作连续十个年头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GR),它可能是人类最伟大的智慧成就之一。和几乎所有其他物理学理论不同的是,广义相对论是爱因斯坦在几乎没有任何实验指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广义相对论不仅具有美学吸引力(有时候它被称为“美丽的理论”),还研究探索宇宙本身的大尺度结构。


正是广义相对论的那种美,以及它试图“理解”宇宙的那种大胆,诱惑了我这个十六岁的中学生,我的理想从成为一名职业运动选手变成了成为爱因斯坦第二,从此我的学业进步神速,让我的老师们都倍觉惊奇。


但是,一直到1960年代初,广义相对论在概念上和数学上的复杂性仍然意味着人们无法清晰理解它的预言。这个理论涉及到很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概念,比如时空的弯曲,连爱因斯坦都对广义相对论的深远意义犯过概念性错误,包括怀疑(近期发现的)引力波是不是广义相对论的正确预言。用数学术语说,这个理论是高度非线性的,与大多数的古典物理学定律不同,它非常难以求解和做出预言。事实上,一直到1960年代初,当斯蒂芬开始研究的时候,广义相对论的场方程只能在极少数高度限制的条件下求解,广义相对论在更加现实和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能得到什么预言尚不明确。


科学的百年传承,朱珑博士和导师艾伦·尤尔教授的科学探索之旅


斯蒂芬关于广义相对论的研究改变了这一切。他的导师丹尼斯·夏马(Dennis Sciama)将数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当时刚刚提出的思考广义相对论的新视角介绍给他(夏马激发和鼓励了彭罗斯对广义相对论的兴趣)。这带来了所谓的广义相对论的黄金时代,斯蒂芬、罗杰·彭罗斯和一起开展研究的同事们找到了在不受限制的条件下由广义相对论推导出预言的方法。这些结果依然令人震惊。他们证明了黑洞极有可能会出现,预言了黑洞的大部分属性,还计算出黑洞发生碰撞时会出现的情况。但是,斯蒂芬一惯大胆,他在博士论文中进一步给予这些结论全新的解读,指出广义相对论决定了宇宙只能起源于一个奇点,或者说大爆炸。那时候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物理学家有足够的物理直觉和数学技巧能做出和理解这些预言。如果实验能够证实他的预言,斯蒂芬仅凭着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就能拿到诺贝尔奖。最近建造出来的引力波探测器(由斯蒂芬的朋友基普·索恩(Kip Thorne)共同领导)让人们对实验验证即将到来重燃希望。


之后在1975年,斯蒂芬更进一步,令人难以置信地预言了黑洞辐射,现在被称为“霍金辐射”。斯蒂芬在一次会议上介绍了他的研究结果,会议的一位组织者说他完全是胡说八道,当场休会。这位组织者的反应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斯蒂芬的研究结果融合了物理学中完全分离的、表面上毫无联系的三大领域: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QM)和热力学。这说明这些基础理论之间可能存在尚未被意识到的深刻联系。这个结果至今仍缺乏实验证明,也不明确如何求证、何时才能证明,但是强有力的间接证据让大多数物理学家相信它必须是真的。霍金辐射的公式将镌刻在斯蒂芬的墓碑上。


两年后我认识斯蒂芬的时候,他已经放下了广义相对论的研究,完成了霍金辐射的分析,开始着眼于发展一个新的理论,把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统一起来。这是基础物理学中仅剩的几大挑战之一,也是通向万物理论圣杯之路的关键一步,将统一物理学的整套体系。把一个理论量子化是指把类似广义相对论这样的“古典”理论(一种作用于日常生活尺度及更大尺度的理论)重新构建,使它和在非常小尺度上出现的奇怪物理学性质相一致。量子力学是1920年代发展起来的,其概念复杂性也许比广义相对论更大,比如不确定性原理说,我们不可能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


到那时为止,物理学的四大基础相互作用(的理论)中有三大理论已经成功量子化,广义相对论是唯一的例外。然而,把广义相对论量子化的难度非常大。首先,把任何理论量子化都很难,第一例是量子电动力学(QED),把电磁学(EM)量子化,是狄拉克(他是夏马的博导,也就是斯蒂芬的学术师祖)启动了研究,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才成功。这在概念上和数学技巧上都有难度,很难找到一个量子化的理论能推导出数学性质良好的预言,所以几乎所有的尝试在数学层面就被否掉了,甚至都用不着去检验它跟实验是否相符。其次,量子电动力学要求把一个线性理论(电磁学)量子化,这比把一个像广义相对论这样的非线性理论量子化要简单多了。物理学家学会了如何把一些非线性理论——所谓的规范场论量子化,这也花了将近二十年时间,而且这些方法还不能应用于广义相对论。再次,除了在微小尺度下之外,量子效应一般都很弱,而引力(相对于电磁力)已经是一个较弱的相互作用了。因此,即便费尽千辛万苦,引力的量子化或许也只能对广义相对论进行极小的修正,而这在实验上几乎不可能观测到?


当师从斯蒂芬攻读博士的机会摆在我面前的时候,量子引力的种种挑战让我犹豫不决。但是,他的声望——我何时能有幸跟他这样的人共事?——他的胆识和乐观说服了我。我问他有没有什么现成的方法可以测试量子引力,他说“没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了他著名的招牌咧嘴笑。他当时正在研究一种方法,叫做“量子引力的欧几里得方法”,它基于由知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作出的一个对量子力学的直观的重新阐述(也借鉴了狄拉克的一些想法)。而且,斯蒂芬猜测量子引力效应可能很强,因为量子效应造成的微小黑洞可能释放大量的霍金辐射(小黑洞把物质转化为能量的效率远远大过核聚变,因此可产生终极武器)。


反过来说,要真正理解霍金辐射,以及在黑洞越小、黑洞辐射越大的情况下它如何能引起巨大爆炸,你还需要理解量子引力。





斯蒂芬的研究小组人不多,很像一个大家庭。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他周围,他的妻子简有时候会带着两个孩子罗伯特(Robert)和露西(Lucy)过来,提摩西(Timothy)就是那时候出生的。一个博士后唐·佩吉(Don Page)和后来也成了他的学生的尼克·华纳(Nick Warner)住在斯蒂芬家,陪伴他上下班回家。我们轮流帮他喂食和做其他琐事。我至今还很不好意思地记得,有一次轮到我照顾他的那一天,我忘了告诉斯蒂芬我要去伦敦。


我们偶尔跟他一起去看电影,比如《热情如火》、《黑洞》。我记得一天下午他觉得很无聊,我帮他玩《龙与地下城》游戏(Dungeons and Dragons)。我帮他看过孩子,他还组织过新年夜聚会。不过,尽管他很友好也很随和,我从没有当面叫过他“斯蒂芬”,也许是因为我上的是传统英式学校,只有非常亲近的朋友才会直呼其名。


我开始读博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斯蒂芬认为在茶室才能做出最好的研究”。每到早餐茶和下午茶时间,他的研究小组会齐聚DAMPT茶室,随意讨论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几乎一切话题。午餐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一个街区以外的研究生中心(Grad Pad)或者偶尔去附近的酒馆。午餐时间大家会一直持续天马行空的讨论,我记得聊到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带着典型的物理学的傲慢说它“基本上微不足道”(当然不是斯蒂芬说的)。


霍金和他的研究小组成员在剑桥的DAMPT茶室讨论,右一:霍金,右三:艾伦·尤尔


那时候斯蒂芬还能说话,只是越来越困难。我勉强能听懂他的话,但是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这个技能。我读博第一年,他放弃了自己讲课,因为很显然听众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听懂他的发音(他们听到他讲的笑话会大笑)。所以他准备好讲稿,坐在讲台上,让一个学生来讲。那时候我特别腼腆,很庆幸他从来没有要我上台去讲。第一次在斯蒂芬面前演讲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尽管他事前给了我很有帮助的建议,事后还向我表示了祝贺。


我记得,尽管我的学业进展寥寥,他却一直非常支持我、鼓励我,他的幽默感几乎无所不在。我尤其记得他开玩笑说,想要把引力量子化也许是一个物理学家发疯的第一个征兆(这源于一个英格兰中学生的笑话,发疯的第二个征兆是自认为你成功了)。他的残疾几乎从来没有被人提起过,他似乎很笃定坚决不让身体的残疾阻止自己做任何事。他是那么乐观向上,只要他在场,我的脑子里就从来没有冒出过为他感到难过的念头。


埃迪·雷德梅恩(Eddie Redmayne)在电影《万物理论》中完美地捕捉到他的很多特点。当我看到雷德梅恩坐着轮椅出现的第一个画面时,我以为他就是斯蒂芬。他的姿势,肌肉的动作,他的性格,还有咧嘴笑的样子,一切看起来都惟妙惟肖。但是对我来说,电影让人感觉很怪异,因为其他人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他们生活中的原型——斯蒂芬在一群赝品中间干什么?而且,虽然大部分人的性格似乎属实,但仍有一些人,比如丹尼斯·夏马(Dennis Sciama)跟我记忆中的他们相去甚远。


埃迪·雷德梅恩在电影《万物理论》中饰演霍金


这种家庭氛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斯蒂芬跟来访的名人交谈时,我们围坐旁听是很自然的事。这些访客中有物理学“巨头”狄拉克(Dirac)、盖尔曼(Gell-Mann)和施温格(Schwinger)(他和费曼(Feynman)、朝永振一郎(Tomonaga)一起成功把电磁学量子化),还有世界级数学家阿蒂亚(Atiyah)、辛格(Singer)、米尔诺(Milnor)、彭罗斯(Penrose)和年轻的丘成桐(Shin-Tung Yau)。


那段日子里我们偶尔也接待过来自中国的访客和一些俄罗斯的顶尖科学家。遗憾的是,可与斯蒂芬比肩的俄罗斯科学家雅可夫·泽尔多维奇(Yakov Zeldovich)却不允许访问西方国家,但是他和斯蒂芬在东德的一次会议上一见如故,彼时东德正在铁幕之下。我尤其记得狄拉克,因为他资格最老,与量子力学的发明和爱因斯坦都有直接关联。斯蒂芬和狄拉克看起来关系很好(两人通过夏马在学术传承上相连),狄拉克其人寡言少语。我听说有一次,夏马激动地跑去告诉他当时的导师狄拉克,说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宇宙理论,问狄拉克要不要听他讲讲,狄拉克就回了他一个字“不”。我比他幸运多了,因为我在餐厅取餐的时候,站到一旁给狄拉克让路,他对我说了两个字“谢谢”。


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保罗·狄拉克,他是霍金的博士生导师的导师


我读完博士之后就很少见到斯蒂芬了,因为我直接去了美国做博士后研究量子引力学,不久即离开物理学转向人工智能。在我读博期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陷入了自我怀疑。我的博士论文不算出色,但也中规中矩,但是论文的贡献主要在数学层面,在引力的量子化方面并无太多建树。斯蒂芬的欧几里得方法运用了一个数学技巧,叫做“解析延拓”,我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对不对(一位美国的量子引力专家说“你不能这么做”,斯蒂芬回答道“我已经做了”)。我无法确定到底是因为问题的难度,还是由于我自身智力的局限性而让我心存疑问。也许是我不够聪明,没法把引力量子化?


在美国的第一年,我了解到美国专家学者们把引力量子化的其他方法,但是这些方法都无法让我信服。我不由地猜想,也许没有人足够聪明到能把引力量子化,就算有人成功了,如果不能做任何实验,我们又怎么知道是不是成功了呢?有些物理学理论是基于数学之美和一致性而发展起来的(最早由狄拉克阐述),斯蒂芬的霍金辐射是一个典型范例,但这些都是特例,即便狄拉克本人关于量子力学的研究也有大量的实验指导。


出于这些疑问,我转了课题,转到麻省理工研究人工智能(AI)和理论神经科学。相较于物理学这样一个看起来已经被研究过头的领域,我更喜欢在一个刚刚起步的新领域做研究。在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新的领域,有许多全新的问题等着我们去探索。而相比之下,物理学中剩下的问题似乎难出天际。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吸引我的原因是,认识人类大脑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认识宇宙。而且,跟物理学一样,人工智能不单是在象牙塔里,它还很有可能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大多数的现有技术都是建立在19世纪和20世纪物理学的基础之上)。最后,人工智能还涉及到数学,而我喜欢数学。





斯蒂芬一直对人工智能很感兴趣,在他去世前几年曾谈及AI的潜在威胁,说人工智能“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糕的事”。2015年他在“关于人工智能的公开信”上签名,呼吁对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作为人工智能领域一名积极的研究人员,我认为人工智能的短期风险往往被夸大了,但是我同意人工智能专家斯图尔特·拉塞尔(Stuart Russell)的观点,他也在公开信上签名了,认为“是时候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现在做不算早”。


“关于人工智能的公开信”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我认为人工智能可以给社会带来巨大益处,比如可以对癌症这样的疾病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可以帮助视觉障碍人士和老年人,可以应用于自动太空探测。人工智能给一些产业的就业带来威胁,我同意这个观点,而我曾经的壁球对手尤戴·卡马加(Uday Karmarkar)研究了工业化与技术之于就业与工资的发展史,则认为就业的历史发展趋势随时间变化巨大,新技术一般会创造新的就业。然而,这一次可能不一样,从长期来看我们可能真的要对翻天覆地的变化严阵以待了,比如,迈向“休闲”经济,如凯恩斯在1930年所设想的那样,人们一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


另一个重大风险在于,如果人工智能取得的成就和益处不能为全社会共享,它可能会带来,用斯蒂芬的话说,“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新途径”。最糟糕的情形是人工智能会带来机器人军队、监视技术和心理战(比如通过滥用网上信息),让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里描述的恐怖成为现实。斯蒂芬担心“有人会设计出一种自我改进和复制的人工智能,这将是一种超越人类的新生命形式”,我倒没有那么担心,至少短期内没有。


人类的智慧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差距其实是无比巨大的。人工智能系统还只不过是脆弱的“高能白痴”,它们在少数一些高度限制的领域内完成某几项工作堪称能手,但是它们缺乏灵活性、适应性,也不具备人类智慧的通用性。人类大脑的复杂程度几乎无法想象,虽然我们在神经科学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破解人脑道阻且长。我们还需要很多突破才能真正理解人类智慧,设计出具备能和人媲美的人工智能系统,有些突破可能比把引力量子化或者发展一套万物的物理学理论要难得多。我注意到斯蒂芬很愿意公开谈论人工智能的风险,这体现出他对社会问题的广泛兴趣和关切,他最近还公开批评政府拨款不足,严重削弱了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


很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与斯蒂芬探讨这些问题,不过我觉得我的观点应该不会对他有丝毫的影响。1980年代初我转向人工智能研究后我们见过几次面,他当时听到人工智能很感兴趣。那时候人工智能显然还很原始,没有高级到能产生任何威胁。但是,斯蒂芬也许已经开始担心它的潜力。1979年,他被剑桥大学任命为卢卡斯数学教授(他的前任包括大名鼎鼎的艾萨克·牛顿和狄拉克),在他著名的就职演讲中,他猜测物理学可能在三十年后消亡。发言结束时,他戏言即便物理学没有消亡,物理学家也有可能不复存在,因为他们都会被计算机取代!他的这种担心到现在看来尚不成熟,可以说人工智能勉强让物理学家能更好地开展研究。


1980年代初期之后,我跟他见面就不多了。其中最难忘的一次是他被授予哈佛大学荣誉教授,我那时是哈佛的一名年轻教授(“你给自己找后路了吗?”斯蒂芬开玩笑说,他知道哈佛大学年轻教授的待遇不怎么样)。我的朋友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建议我们提名斯蒂芬为哈佛大学荣誉科学博士。于是我们写了一封信,请求哈佛最顶尖的教授们签名(他们都很高兴)。一连几个月杳无音信,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康苏埃罗·柯利亚(Consuelo Correa)打电话说,斯蒂芬被授予哈佛大学教授,电视上正在直播!吉姆和我躲开同时获得荣誉学位的德国总理科尔(Helmut Kohl)的保镖去找斯蒂芬,斯蒂芬亲切地邀请我们一起加入荣誉教授午餐会,在那里我们听到了艾拉·菲茨杰拉德(Ella Fitzgerald)的演唱(她也获得了荣誉学位)。


1990年,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受聘仪式。前排左一:斯蒂芬·霍金,左二:艾拉·菲茨杰拉德


还有一次是多年以后在加州理工(Caltech),他的地位堪比摇滚巨星,他在巨大礼堂的演讲门票全部售罄。幸运的是,我的一个朋友动用她的媒体关系,让我装成媒体记者混了进去。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斯蒂芬,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恶化了,他的脸上没有浮现他的招牌咧嘴笑容,而是用温暖的目光向我示意。他的演讲开篇提到了他最早上的初中,一所鲜为人知的学校叫做“拜伦中学”(Byron House),这所学校后来关闭了,它也是我上的第一所学校,真是神奇的巧合。


我想起有一次在剑桥的茶会讨论时,我们竟然发现,斯蒂芬带的三个研究生(我、克里斯·波普(Chris Pope)和尼克·华纳(Nick Warner))都跟斯蒂芬上过同一所学校。正如斯蒂芬所言,因为这些学校都不是名校,这个巧合让人觉得更加不可思议。更令人称奇的是,那位在狄拉克之后、斯蒂芬之前被授予卢卡斯教授荣誉、写过一篇著名报告抨击人工智能的詹姆斯·赖特希尔爵士(James Lighthill)也曾就读于拜伦中学。





离开物理学转向人工智能之后,我以旁观者的身份远远地关注物理学的发展。最初的那几年,我时常担心我做了错误的决定。也许在量子引力领域会有巨大突破,我错过了所有的精彩,而我的朋友们将名垂青史?也许量子引力的欧几里得方法取得成功,抑或是也许超弦理论(String Theory)和M理论等其它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我向自己保证,如果真是这样,我就去休几个月假,试着学习这些理论。不过,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说服自己去尝试。


看上去,量子引力和万物理论的研究似乎比一开始着手研究时想象的要难得多。缺乏实验数据是主要的障碍。关于引力波和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的最新实验结果只是证实了在我读博之前就早已存在的理论。另一个重大发现是宇宙的膨胀速度比之前所认为的要快得多,任何理论都没有预计到这个情况。人们对物理学理论的技术细节和数学属性的认识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隔行如隔山,我这个门外汉已然说不出内行话了。我记得有一次在伯克利的午餐会上,一个数学家朋友极力为超弦理论辩护,反驳一位遗传学家的批评,但是他的理由是基于超弦理论在数学方面的进展,而不是作为一个已经被证实的科学理论。


爱因斯坦认为我们处于三维空间、四维时空,而超弦理论认为我们处在九维空间、十维时空


对我而言,我担心的是这一领域的常见论述似乎没有说清楚哪些是已知为正确的结果(比如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电动力学这种经实验反复证明的理论),哪些是虽为推断但有强有力的间接证据的结果(如霍金辐射),哪些是更接近于猜测。我把多重宇宙、高阶维度、宇宙暴胀和M理论归入最后这一类。


我并不是批判物理学家研究这些课题,因为他们绝对比我更有资格决定物理学未来要探索的最佳方向。然而,作为物理学新闻报道的读者,我感到惋惜的是猜测性理论被提出来的时候,往往把它们说的看上去就像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跟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电动力学这样已经证明的物理学理论一样。我有时会把彼得·沃伊特(Peter Woit)的网站“Not Even Wrong”介绍给朋友,让他们有一点合适的怀疑态度,清醒认识基础物理学的状态。


注:Not even wrong是著名物理学家泡利的名言,'That is not only not right; it is not even wrong,'  这不光不对,连错都算不上。这也是很多物理学家批评无法被实验验证的物理理论的说法。


我关注物理学,目睹了斯蒂芬成为科学的普及者和科学界名人,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他的科学著作都是传世佳作,他能抓住关键一语中的,用最好、最简单的语言阐述观点。这部分可能归因于他的身体残疾。学生时期,我偶尔帮斯蒂芬听写,因为进度极慢,每一个字都很费劲,我常常暗自沮丧,但得到的结果却是异乎寻常的清晰。他清晰的思维,从他备受欢迎的科学著作和电视演讲可见一斑。


我很难去做评判,因为我了解这些书中内容所基于的资料,尽管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有多喜欢他的书,这些书传播的物理学知识有多令人兴奋。令我忧心的是,在他最后的几本书里仍没有明确区分物理学的哪些内容是已知确认的,哪些内容更多的还只是猜测。诚然,最近流行的物理学著作大多都有这个问题,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基础物理学的现状。


我觉得基础科学是一项英雄事业,有点像在探险。历史上大多数探险都以失败告终,仅有少数历经多年千辛万苦才终于成功(读一读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第一次环游世界的旅行日记,570多人仅有18人生还)。科技进步和认识宇宙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并尊重那些以此为终生事业的人。


斯蒂芬早期关于广义相对论和霍金辐射的研究几乎已被证实,而他关于宇宙的波函数和早期宇宙的无边界条件的研究能否同样被证实,目前来说还为时尚早。由于需要的实验超出我们的财力和技术,造成实验数据的缺乏,这要求物理学家按照数学之美的标准去研究物理,正如狄拉克所提倡的那样。这样得出的推论是不确定的,可能还会误导,但是爱因斯坦、狄拉克和斯蒂芬这些物理学家仍然成功了。而且,正因为缺乏实验来指明方向,我们也不清楚还有什么其他的策略继续探索。


毋庸置疑,斯蒂芬本人可以被视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之一。他在《时间简史》封面上的照片——一个身体残疾的人坐着轮椅,身后是浩瀚星空,传神体现出他克服巨大的生理残疾探索终极存在问题的胆略和决心。这个问题就是,在一个不起眼的银河系中偏远一隅的一颗小行星上,一支猴类种群如何认识宇宙的基本规律?


霍金《时间简史》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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