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不问出处？

二○○○年到香港后，与一些多少有点内陆背景的港人见面时，经常听到一句话：“英雄不问出处。”

　　语意很明确：对那些已经成功的现实英雄，没必要再去追究他们的过去是不是见不得人──这样的观念，在法治不健全的地方，应该也是共有的通病。

　　每当如此，我虽未置可否，但对这种“成王败贼”的逻辑，骨子里不敢苟同。

　　四月二十四日，至福建晋江，意外安排参观施琅纪念馆。此前，对施琅其人，知之不多；纪念馆建成时间看来也不长，布置有些空空荡荡。

　　导游在按部就班地介绍，特别提到最近刚刚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一边听介绍，一边有人小声问我：“有人说他是汉奸呀”，我环顾周围，小声响应：“算是贰臣吧”。

　　临离开，纪念馆赠送岳麓书社二○○六年一月出版的《施琅将军传》一册，作者施伟青在书的前言中是这样介绍施琅的：“早年曾是郑芝龙、郑成功部将，旋因与郑成功发生矛盾，导致父、弟受株连被杀，而被迫离郑从清……”结尾是“谨以此书纪念这位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将领”。

　　书的面目已经很清楚了。但把“降清”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从清”，显得很不经意；降清原因的归结，让我也不经意地想到吴三桂，据称因陈圆圆受辱，为红颜一怒而降清，仅仅是不那幺理性。

　　施琅与郑成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幺矛盾，“导致父、弟受株连被杀”？前言中含糊其词，书中倒讲得很清楚：第一次降清不久，施琅又加入郑成功的反清义旅，施琅就郑的决策两次提出不同意见，引起郑的不满；施琅有战功却未官复原职，心生不满；施琅杀了郑明令不让杀的部将曾德，郑大怒，欲杀施琅，施逃脱，郑杀其父、弟……两人遂“剪为仇敌”。

　　这被一些人称为“微嫌”而成为施琅叛郑降清的理由，实际是说不过去的。

　　有意思的是，在晋江，一位五十多岁施姓企业家就曾当我们的面抱怨：“我们小时候，施姓人氏在村里都有些抬不起头来，因为祖上出了个汉奸；现在才知道，原来不是那幺回事。”他的抱怨，倒是告诉人们，在并不久远的年代，施琅为汉奸，还是公认的。

　　我没看过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从央视网站检索得知，“该剧以清康熙皇帝收复台湾的史实为背景，讲述了著名爱国将领施琅将军成功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过程，艺术地再现了施琅将军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毕生精力的英雄壮举”。

　　虽为文艺创作，施琅助清朝收复台湾的史实应该问题不大。但施琅力主攻台，其《陈台湾弃留利害疏》，能较早认识到台湾对于海防之重，也很难得；但上疏之外，恐难排除作为叛将为父弟报仇、作为降将急于事功之心；叛郑又攻郑，更陷自己于不义。硬加上那些诸如“爱国将领”、“成功完成国家统一”、“英雄壮举”之类，实有刻意放大其“功绩”、故意漠视其名节之嫌。引来争议，应在情理之中。

　　有关施琅的争议，据说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分，且似乎都有见地。只是一旦上升到国家、民族这样的政治层面，难免功利和实用，即使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也只能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难以廓清其真实面目。

　　对施琅的评价，核心问题是在如何看待他的降清，因为涉及人品，为立身之本。这其实既毋需牵向满汉民族之争，也不必扯到明清朝代之变，仅就气节问题对他作出道德评价，即已足够。一个失节不忠之人，在任何时代，都无以立身，为各方唾弃；而其后的作为越大，只会被指祸害越深，骂名更大。以此衡量施琅立身行事，结论不言自明。

　　“贰臣”是指“王朝易代之际，兼仕两朝的大臣”。《辞源》还专设有另一词条“贰臣传”：“清弘历（高宗）干隆四十一年，诏于国史增列贰臣传。所载明朝降清之大臣，共十二卷，一百二十人。”施琅虽未列其中，但干隆以忠君为标准，在上谕中把降清的明朝官员均称为“贰臣”，认为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大节有亏”，尽管为清朝作出了贡献，其子孙甚至还在清朝做官，但以忠君的标准衡量，他们是不完美的。事实上，郑成功去世后，康熙亲书挽联赞其“孤忠”，并不因反清而否定其忠君。这一做法，被认为是“摆脱了一时的功利计较，肯定了中国历史中永恒的忠奸观念”。

　　贰臣，事关气节，是做人道德底线的丧失，向为人所不齿。如果对贰臣也要“一分为二”，以为可以瑕不掩瑜，表现的不再是宽容和公道，只能是功利的驱使和原则的缺失，终为社会所不容。

　　我们常说“文以人废”。其实，因人而废的，不仅是文；如果人品立不住，与其有关的一切皆可废，毫不足惜，因为“失节事大”。

　　英雄不问出处，本身是一种做贼心虚的不自信姿态。近乎残酷的现实是，越是英雄，越要问清出处。“出处”经不住拷问的英雄，不能说是真英雄。对于他们，即使不能施行法律和行政的惩处，苛之以何为荣何为耻的道德审判，从来不可或缺，无人能免；即使当时幸免，后世也难逃脱；因时势而强做翻案文章，反易自取其辱，为天下笑。

　　此为通例。中外古今，概莫能外。施琅岂能独免?

　　二○○六年五月十二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