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Kathy D. Miller (Miller)
出息嘉宾：Robert Young(Young), Robert Mayer(Mayer), Michael Link(Link)
Miller：大家好，我是 Kathy Miller，来自于地处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副教授。今天很高兴您们能参加纪念美国临床肿瘤协会（ASCO）50 周年的活动。
现在我很荣幸的对 ASCO 历任的 3 位主席的到来表示欢迎。第一位是 Robert Young，他是 RCY 医学的主席和老校长，费城的 Fox Chase 肿瘤中心的 CEO。他在 ASCO 的任期是 1989 年至 1990 年。
第二位是 Robert Mayer，他是哈佛医学院 Steven B. Kay Family 的医学教授，波士顿 Dana-Farber 肿瘤机构的学术事务副总监。他在 ASCO 的任期是 1997 年至 1998 年。
Michael Link 是我们最年轻的主席，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儿科教授，也是加利福尼亚州 Lucille Packard 儿科医院的医生。他在 ASCO 的任期是 2011 年至 2012 年。
首先欢迎三位教授的到来。
50 年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代表轮回的一半。我们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回顾肿瘤学中发生的变化，社会中发生的变化，或许也能小小的预测一下未来 50 年可能出现的变化。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 Dr Young，在您的任期中，肿瘤学领域取得的主要进展是什么？
1974-1984：前所未有的治愈
Young：在那段时间内，我们开始观察到在某些特定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中出现了治愈现象，而在之前，这些疾病是被认为无法治愈的。
我们发现，在小儿白血病，以及一些成人白血病患者中——霍奇金氏病、非霍奇金氏淋巴瘤，以及睾丸癌中，出现了治愈的患者。这些是我们那个时代所出现的显著的进步。我们也开始发现在具有复发高危风险的实体瘤（如乳腺癌和结直肠癌）患者中辅助化疗具有良好的效果。
Miller：那请问您们在那时是否存在以下的想法，即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治疗中所取得的进步是否意味着也存在其他的一些有效的化疗方案能对逐一击破实体肿瘤？
Young：肿瘤科的医生生性乐观，所以对您的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强烈的预感到我们需要应用相同的理念、并将它们用于实体肿瘤，寻找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在不同模式的毒性反应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将上述内容相整合，我们也应该观察到在一些可以治愈的独特的恶性肿瘤中所出现的某些相似类型的预后。
1994-2004：分子分析至个体化治疗
Miller：Bob，您在 ASCO 的任期约是 10 年后。在那个时候，在肿瘤学领域有发生怎样的变化？
Mayer：我们发现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治疗中所取得的经验直接用于实体瘤患者。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患者中，我们发现在显微镜下形态一致的肿瘤，其生物学特征、遗传学特征和分子学特征很可能大相径庭。因此，患者具有不同的预后，对治疗的反应液各不相同。
此外，由于我们认识到乳腺癌并非单个疾病而是数个疾病的组合，因此我们重新确定了针对乳腺癌患者的辅助治疗方案和预防性治疗方案。我们对于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治疗方案的认识也得到了增长。虽然肺癌（尤其是非小细胞肺癌）仍不能治愈，但是其已经成为一种可治疗的疾病。我们需要进行分子学测试和遗传学测试来确定对患者的治疗方案。
2004-2014：靶向治疗的原则
Miller：Michael，你是数年前 ASCO 的主席。您能展望一下未来数十年内在肿瘤学领域能取得怎样的进展么？
Link：在我的任期中，我们对既往的一些科学研究进行了再次探索。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所进行的治疗的分子机制。我们第一次找到了证据证明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肿瘤部位的特异性来进行靶向治疗，并且患者对治疗存在良好的反应。
再一次，在针对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治疗上又取得了领先的进展，针对某些既往被认为无法治愈的疾病有了特定的治疗方案，这里我所指的具有治愈可能的方案并非骨髓移植。现在，我们具有了靶向治疗药物，由此可以带来较长的缓解时间，如果我们认识到靶向治疗的机制，那么这些方案也能用于实体瘤患者。
在将来，我们必须认识到肿瘤的异质性，即乳腺癌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基于不同的分子驱动因子的很多种不同的疾病。因此我们必须针对患者给予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治疗靶点本身并不能区分血液系统肿瘤和实体肿瘤。
在淋巴瘤患者和一些实体肿瘤患者中，我们观察到了一些共同的靶点，针对这些治疗靶点进行治疗或许能带来巨大的治疗反应。在未来在这种方案下我们能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我们希望我们能更深入的认识针对分子驱动因子的治疗靶点。希望这样的治疗方案毒性更小，特异性更强。
一家“小型企业”聘用了其第一位员工
Miller：在这 50 年内，肿瘤学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并出现了巨大的改变，作为一个组织 ASCO 也在不断的成长。第一节 ASCO 会议仅有 50 人参加，所进行的演讲也只有三个。当您们回想您的任期时，请评价一下当时 ASCO 的状态，以及当时 ASCO 作为一个组织所面临并试图解决的问题？
Young：我在 1968 年第一次参加了 ASCO 的会议，那届会议的参会人数约为 200 人，但是那届会议仅仅是美国肿瘤研究会议的一部分，为时约半天。在那个时候，我们仍是一个小型组织，很多的信息仅来自于简单的研究，如评估在某些肿瘤中化疗的价值。
在我成为主席的 1990 年，我们强大了很多。我们有了自己的会议，是一个完整的会议，在大会上有很多随机研究的结果得到发表。此时的 ASCO 与我首次接触到的 ASCO 完全不同。
ASCO 一直面临的一项挑战是它在不断的成长，目前约有 34000 名成员，所以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组织。在我的任期内（1989 至 1990 年），我们雇佣了 ASCO 的第一个员工。这代表着组织的快速扩展。
当政府机构开始指出需要关注组织内肿瘤科医生的临床实践时，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增加了。我们的组织似乎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由组成协会的学术型的肿瘤学家组成，他们也是协会以前的领导者，另一个阵营则由社区肿瘤医生组成，并且在两个阵营间所存在的分歧在逐步变大。
在那个时候，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威胁是组织是否会分裂，成为两个独立的组织，即学术型组织和社区肿瘤学组织。在那段时间内，我们的工作是致力于确定社区肿瘤医生的兴趣和关注点，目的是使他们融入到组织中，我们的工作成效显著，现在你们所看到的是社区肿瘤医生已经完美的融入了这个学术型的机构中。
从美国协会成为全球性协会
Miller：我们之前所谈论的 ASCO 是作为一个志愿者机构，直到刚才的谈话中，我才直到最近这个组织雇佣了它的第一个全职雇员。这太神奇了。我想问的是，Bob，在你的任期内（大概十年之后），这个组织有没有面临新的挑战？
Mayer：我们面临着无数的新的挑战。当 Bob 和我开始在 ASCO 共事时，这是一个合同机构。它由一家芝加哥的公司所管理，该公司同时还管理着很多其他的机构。我们并不具有特殊性，对他们而言，我们并不是全职的。我们创办了一本杂志——《临床肿瘤学》。我们开办了年轻研究者项目，全部由这个“兼职组织”所管理。
在 1994 年或 1995 年，ASCO 聘请了其自己的执行副主席，他是 ASCO 的一名前任主席——John Durant，他是位于伯明翰的 Alabama 大学的高级行政人员。他在 Alexandria、Virginia 开设了办公空间，在我是 ASCO 主席的时候办公室也在那里。
现在我们的办公室已经搬迁两次，也变得更为宽敞。当我任 ASCO 的主席时，我所拥有的全职雇员有 48-49 人，我认为人数已经相当多了。当然，我们的规模也比最初扩大了 5-6 倍。ASCO 成为一个全年的组织。
Bob 指出，我们需要在学术型肿瘤专科医师和社区肿瘤科医师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是美国临床肿瘤协会，但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世界性的临床肿瘤组织。
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的成员越来越多，我们需要认识到他们的需要。因此，在我的任期内，我们安排了一些人对非美国人和非美国成员进行管理，至今仍有数个这样的角色的存在。在将来，如果 ASCO 的主席不是美国人，我想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作为一个组织，ASCO 的结构逐渐完善，随着其成员的增加它也在不断成长。在我的任期内，ASCO 的成员有 18000-19000 人。在 Mike 的任期内，我们的成员数进一步增加。作为一个组织，ASCO 在不断成长。
Miller：在 21 世纪早期，当你是 ASCO 主席的时候，据说 Michael 你的全职雇员有 300 多人？
Link：那时我们的雇员约有 300 多人，并且那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变化。ASCO 所拥有的成员决定了这是一个神奇的组织。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成员是所有与肿瘤病人有关的医务人员，我们的研究了领域涵盖了护理乃至社会服务。
这些都成为了 ASCO 的一部分。当肿瘤网络被建立的时候，我们的工作转向了肿瘤治疗的成本和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到患者的治疗方案。
这些问题是一个成熟的组织所面临的问题，因为这个组织代表了肿瘤患者和与肿瘤患者相关的专业人员。在 Bob 的任期内，他经历了从拥有一个雇员到三十个雇员，发展到今天的数百个雇员。我从这个神奇和成熟的组织中获益良多。
Miller：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一件事在不断发生变化，即主席在融合成员上所起到的作用。主席是这个组织面向公众的代表和发言人，包括确定年会的主题等。
Mayer：在我的任期内，我们关注的是临终关怀，因为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肿瘤专科医师贯穿于患者的治疗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很多时候，肿瘤专科医师只着眼于给予患者何种治疗方案，目标是缩小病变，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目标。
针对上述观点存在着争议。在我的任期内，我们进行过一场辩论，那次辩论会的参会人员挤满了会议室，辩论的主题是医师是否应该支持自杀。目前这个观点仍然是存在争议的。
ASCO 的未来发展
Miller：Bob，你认为在未来的 10 年或是 20 年乃至 50 年内，ASCO 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Young：我们具有人口学的挑战。我们的社会不断壮大和衰老。肿瘤是老年人群的疾病，很多肿瘤病人都需要护理。在医疗成本增加和护理机制的变化下，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如何来进行护理（医师、护士、助理医师和很多其他个人）。
进行靶向治疗需要我们完整的对我们临床研究的体系进行再评估。当我和 Bob 任主席时，我们进行临床研究的方法与现在完全不同。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我要质疑的是在未来的 50 年内 ASCO 对如何向患者提供最好的照料这一关注点是否需要改变。
Miller：那我们如何来吸引新的成员加入 ASCO 呢？
Mayer：在医学院里，我所处的环境就是一个学术型的氛围。在美国内科医生协会内，Bob 和我是最早拿到肿瘤学专科医师资质的人。在 ASCO 的支持下，肿瘤科可以与心内科或消化内科相比拟。
Miller：Michael 你的观点是什么呢？
Link：在科学的帮助下，我们对肿瘤的认识越发深入。如果年轻人阅读报纸，他们就能感受到在肿瘤科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我同意 Bob 的观点。我们作为肿瘤专科医师、作为一个榜样是为了将实验室的结构转化为临床实践。
肿瘤领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领域，如果其他人也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他们或许也会投身这个领域。我还要指出的是你们也应该投身于儿科领域，这好像有点偏题。
Miller：三位，今天很荣幸你们能出席这次访谈。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得到的。今天，ASCO 的三位历任主席与我们一起回顾了 ASCO 的历史，以及展望了 ASCO 的未来。
再次感谢你们的出席，以及你们为我们、为 ASCO 所作出的工作。也感谢各位观众和我们一起度过的时间。我是 Kathy Miller，从 ASCO 2014 现场发回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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