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始于秦而兴于汉，尤其到了东汉，碑刻最为发达，留下了不少书法艺术的精品，其中的《曹全碑》可以说是隶书发展中技法最为成熟的代表作品之一。
《曹全碑》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又名《曹景宗碑》，碑高二百五十三厘米，宽一百二十三厘米，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一八五年）十月。碑阳凡二十行，每行四十五字；碑阴五列，上列一行，二列二十六行，三列五行，四列十七行，五列四行。此碑无额，明万历初年出土于陕西合阳莘里村，现存于陕西西安碑林。清康熙十一年后，碑身出现裂痕。从拓本看，《曹全碑》的字迹保存较为完好，虽不免少有风损，但字形轮廓及笔画的起讫用笔都仍清晰，这无疑为后人临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作为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曹全碑》在历代学人及书法评论家的心目中地位较高。清孙承泽赞誉其：“字法遒秀逸致，翩 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乃“汉石中之宝也”。万经平其曰：“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南海康有为先生则认为其与《孔宙碑》为“一家眷属”，“皆以风神逸宕胜”。徐树钧在其《宝鸭斋题跋》中称其碑阴书法“神味渊隽，尤耐玩赏”。
从前人诸多评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曹全碑》最显著的审美特征是典雅逸静。与其同时代粗拙的汉碑相比，《曹全碑》若一位翩翩君子，具有极高的修养，其个性不激不励，中正平和，既符合规范，又飘然逸出，与《张迁碑》等以追求真率拙朴的碑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曹全碑》典雅逸静的审美特征，大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一、纯用圆笔，内含蕴藉。
书法的用笔方法大致有三类。第一类为方笔，碑刻中较多见。因为镌刻的原因，其笔画起讫处大多呈方形，后人写字则有以刀痕的方角为美者，就是追求因之而成的坚劲刚狠的审美效果。汉碑中如《张迁碑》多为方笔。第二类为圆笔，笔画起收都呈圆势，行笔以中锋为主。第三类为方圆并用。历代多数作品中的笔法以方圆并用居多：有的以方圆为主，辅以圆笔；有的以圆笔为主，兼有方笔。《曹全碑》的用笔从完整的拓本看，则基本为圆笔。圆笔较为温和含蓄，这是此碑之所以能够取得静雅的艺术效果的关键所在。
二、运笔平实柔顺。
由于隶书基本结构的规定性，其线条绝对不能如行草书一样跌宕起伏，这就造成了隶书主静的天性。但同是主静的隶书，由于运笔方法不尽一致，所造成的艺术效果也就不同，波磔起伏明显的，如《石门颂》等，则有奔放飘逸之致；而《曹全碑》的运笔平稳徐行，一丝不苟，笔锋始终在笔道中行，笔画平实不滑，没有过度的起伏，使其线条更趋于内敛。而其所具有的动感，多半是因为有一些弧形长线造成的，如撇、捺、钩及横挑的弧势等，故有形意翩翩之趣。平顺柔实的线条，是构成《曹全碑》典雅逸静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三、线条凝练、简省，意到为止。
汉碑线条各具不同的审美特征，如《张迁碑》的粗涩，《石门颂》的灵动，《乙瑛碑》的丰腴，《张景碑》的细劲，《夏承碑》的缠绵„„《曹全碑》则为凝练简省。观其碑中字，线条没有装饰的迹象，往往一笔出去，至意想不到的位置便嘎然止住。许多点、短横尽量浓缩，多数字在上、下笔的承接处断开，留出较多空白。而其笔意丝毫不因笔画简缩而出现阻隔，反而显得更协调自然，空间更圆融、静和，使其卓然独立于其他汉碑之外。
四、结构稳定调匀。
《曹全碑》形体多呈扁形，少数有方或长方形。由于形扁，其势必呈横向，故而有稳的感觉。扁、横的形体主要由字的主横画拉长或撇捺开展造成的。与《礼器碑》相比，《曹全碑》的结构显得更调匀。这倒不是因为《曹全碑》比《礼器碑》规范或布置均等的缘故（其实，从结字的均匀程度看，可能《礼器碑》比《曹全碑》还要规整些），而是由于《曹全碑》的扁平及其结构中，上下左右的关系处理得更加自然合理的缘故。也正因此，《曹全碑》比《礼器碑》、《张景碑》等显得更加素静雅致，格调上高出一筹。其字形扁平，造成左右舒展，舒展的结构加之以圆笔的收敛，于是出现典雅的品格。
于是，我们学习《曹全碑》，除了从基本的用笔及结字入手外，更应从品位上去把握它，反过来说，只有对《曹全碑》有高层次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或解剖其基本技法，从而进入“形神兼备”的学书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