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发挑战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每当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响起，我们每个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顿时油然而生。
不过在1949年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国歌时，其中一句话却引发了争议，词作者田汉也想要进行修改。
当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却摇了摇头，坚持将歌词保留下来。
那为什么会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国歌？哪句歌词引发争议？周总理又为何会坚持保留下原歌词呢？
解放军接连打响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基本消灭了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正式宣告覆灭。
大家也开始为新中国成立做准备，当年6月份，全国各地的民主人士云集北京，为新政府的建立献计献策。
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常委会于6月16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由周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决定，设立6个筹备小组，以完成建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其中，国旗、国歌、国徽的拟定工作，被交给了第六小组负责。
第六小组组长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马叙伦，副组长为叶剑英、沈雁冰，组内还有田汉、廖承志、郭沫若等13名组员。
接过重任后，第六小组片刻不敢懈怠，立即起草了一份征集启事，在各大主流报刊登出，向全国人民寻求合适的方案。
国歌，是代表国家的歌曲，是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正因如此，对于国歌部分的征集，小组做出了严格规定，要求歌词必须同时符合中国特色、政权特征、新民主主义及新中国之远景。
很快，各地创作的稿件如同雪花般飞到了北京，截止8月20日，共有632件完整的国歌词曲，单独的歌词、歌谱则有694首。
投稿者覆盖范围极广，从年轻的学生，到著名的艺术家，从朴素的农民，到远在海外的侨胞，每一份稿件，都承载着他们的爱国情操。
对于这一千多份稿件，筹备委员会进行了仔细的审核，还请来专业音乐家进行弹唱。
然而，经过几天高强度的初审，委员会一致认为，还没有哪份稿件可以直接拿来当国歌。
时间正一分一秒地流逝，距离建国的日子越来越近，第六小组的成员都十分紧张。
如果继续评选的话，将耗费大量时间，即便能够找到合适作品，还得敲定演唱人选，想要在建国仪式前走完一系列程序，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于是，有人提出，不如从已有的歌曲中进行选择，可以大大缩短流程。
对于已有歌曲的遴选，第六小组提出了两点要求。
第一，必须得是流传已广的名曲，最好全中国人民都能耳熟能详，第二，歌曲必须符合中国革命的特色，彰显民族精神。
基于这两点要求，小组挑选出了《在太行山上》《渔光曲》《大刀进行曲》《延安颂》等歌曲，作为备选，但一直没有定论。
就在众人还没决定好之时，马叙伦等人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原来1949年春，作为中央代表团代表，郭沫若曾前往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根据大会主办方要求，各大代表团在入场时必须播放本国国歌。
可是，新中国尚未建立，自然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在征询代表团成员的意见后，郭沫若决定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入场时进行播放。
考虑到新中国即将成立，郭沫若根据时局，将开头两句歌词改为“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每一个乡村城市发出了解放的吼声”。
这时大家也想起了此事，于是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当国歌。
虽然《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1935年，距离1949年已经过去了14年，但《义勇军进行曲》在人民群众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在海内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这还得从它的创作过程开始讲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各行各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电影界猛醒救国、宣扬抗日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次年，夏衍等人在党的安排下进入上海电影界，并在1934年成立了爱国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业公司。
1934年，日本在东三省蠢蠢欲动，严重威胁了北平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安全，抗战形势愈发紧张。
在这一背景下，电通影业打算拍摄一部抗战题材的电影，用来鼓舞士气、支援抗日。
这一重任交给了著名剧作家、文艺活动家田汉。
此前，他曾担任《南国月刊》主编，也曾创作出话剧《苏州之夜》《回春之曲》，还为影片公司写过《三个摩登的女性》等进步电影剧本。
在当时的文艺界，田汉的影响力十分巨大。
1934年秋天，田汉创作出一部名为《凤凰的再生》的影片。
片中表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知识分子，从彷徨无助，到毅然决然走向抗日前线，得到锻炼与成长的故事。
比喻中华民族如同凤凰涅槃一般从烈火中得到重生。
为了展现片中青年诗人写作长诗《万里长城》的情节，田汉又将片名改为《风云儿女》，更加直白地突出主题，反映全国人民要求联合抗日的心愿。
由于时间紧、任务中，田汉的《万里长城》只创作出一节便提前向电通影业交稿，而这一节，便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几个月后，田汉便因为积极宣传抗日，被国民政府逮捕，关进了大牢。
田汉身陷囹圄一事，让电通影业的同志们群情激愤，他们加班加点，将故事改写为电影台本，并火速投入到拍摄工作之中。
与此同时，田汉被捕也在文艺界引起了一场风波，著名音乐家聂耳便义愤填膺。
听闻《风云儿女》接近拍摄完成，还差一个片尾曲时，聂耳主动找到夏衍，向他提出，自己愿意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
但在创作过程中，聂耳也被国民党反动派盯上了，为了保护他，上级组织决定，将他派往海外，一边躲避国民党抓捕，一边进修音乐。
4月中旬，聂耳顺利抵达日本，在那里，他将自己精心创作的曲谱寄给了上海电通影业公司，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正式诞生了。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大气磅礴，节奏铿锵有力，旋律明亮雄伟，整首歌给人以坚定不移、不可阻挡之感，十分贴合抗日前线的战斗氛围。
正因如此，随着《风云儿女》的播出，《义勇军进行曲》也火到了大江南北，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高昂战歌。
1936年6月7日，上海市体育场举行了5000多人参加的群众歌咏大会，全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现场气氛无比激昂。
很快，持枪的国民党警察包围了体育场，打算阻止活动进行，就在此时，歌咏大会主办人刘良模举起话筒，激动地说道，
“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爱国，我们都不愿当亡国奴，我们今天唱的都是爱国歌曲。”
说罢继续引导大家合唱。
警察的爱国之心，也在高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之中燃烧起来，没多久，持枪的警察，竟然与群众唱成一片。
也正是在这一年，张学良在陕西创办了“长安军官训练团”，为组建抗日部队做准备。
一天，张学良视察学员们居住的窑洞，突然外面传来了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张学良也激动起来。
他跳上土炕，向全体学员喊话，“我们要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去收复失地，重整山河”。
从此以后，他给每个班都配备了一台留声机，专门负责播放《义勇军进行曲》等爱国歌曲，在他看来，一首振奋人心的歌曲，要比讲台上的授课更加重要。
《义勇军进行曲》甚至还流传到了海外，1941年，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便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还灌录了一张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名字就叫《起来》。
1935年5月，《电通画报》刊登的《义勇军进行曲》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也在其著作《人民之战》中写道，
“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偏僻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义勇军进行曲》，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唱这首歌。”
夏衍曾说，“一支好的革命歌曲，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的确是这样，《义勇军进行曲》鼓舞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让中华民族从“最危险的时候”走到了抗战胜利，将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了我们的国土。
《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时代的限制，正因如此，在1949年遴选国歌时，《义勇军进行曲》得到了一致认可。
然而，问题却也接踵而至。
有人认为虽然《义勇军进行曲》拥有着深刻的内涵，但它的部分歌词可以进行修改。
在政协会议分组讨论时，有的委员就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不妥。
毕竟，我们已经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国家正走向繁荣，怎么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
郭沫若也表示，“赞成它当国歌，但歌词修改一下好些”，词作者田汉也建议这句歌词可以修改一下。
“我觉得该曲是好的，但歌词在过去它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
9月25日晚，第六小组成员在中南海丰泽园与毛主席、周总理召开会议，一起商讨此事，众人纷纷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见是否修改歌词一事引发争议，周总理主动提出，
“我看，要么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毛主席点了点头，对周总理的意见表示认可。
之后毛主席又补充说，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是帝国主义的威胁仍然存在，帝国主义曾经对中国的压迫更是不能遗忘。
“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
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歌词也保持原样，不做任何修改。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万众瞩目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全世界的关注下，毛主席严正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随后，他郑重地按下电钮，五星红旗缓缓升起，《义勇军进行曲》开始播放。
这是《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在慷慨激昂的歌声中，广场上的人民群众眼含热泪，为新中国的成立激动和自豪。
居安思危、安不忘危，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品质，在遴选国歌这么一件“小事”上，我们也能体会出毛主席与周总理过人的胸怀与眼界。
如今，中国正在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弘扬爱国情怀、凝聚中国力量显得更为重要。
在此过程中，国歌也将继续为我们提供源源不绝的精神动力。
由于平台规则，只有当您跟我有更多互动的时候，才会被认定为铁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