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什么能写出《定风波》？

佛道思想的积淀。苏轼与佛道结缘，是很早的事。他出生的四川眉山是中国最早的佛教传播地之一（附近就是佛教圣地峨眉山和著名的乐山），当地人普遍笃信佛教，历代高僧迭出。拿苏轼家里来说，他父母“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佛教指：佛宝、法宝、僧宝）”（苏轼《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除了父亲苏洵、母亲程夫人，他弟弟苏辙乃至妻子王弗都信佛，苏轼生长在一个佛道气息很浓厚的家庭。尽管从小以读儒家经典为主导，佛道之文也没有偏废。苏轼在《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诗中，跟弟弟回忆起少时读书还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 而宝月大师惟简还是苏轼宗亲，两人终生交情深厚。无论家庭、教育还是交往，佛道之于苏轼，可以说从小耳濡目染。这为日后的思想发酵埋下了种子。

及其年长，苏轼为学、交游、做官，都留下了与僧道来往的足迹。最直接的反映就是那些诗文唱和。其中的佛道高僧占了相当的比例。有明确记载的多达100多位。比如我们比较熟知的佛印、参寥子。佛印是在贬黄州认识的，两人流传故事很多。参寥子又名“道潜”，法号“妙总大师”。两人则在公元1078年就认识了，此时苏轼还是徐州太守，参寥子作诗“彭门千里不惮远，秋风匹马吾能征（《访彭门太守苏子瞻学士》）”去拜访，两人一见如故。苏轼称赞他“诗句清绝，可与林逋相上下，而通了道义，见之令人萧然”（苏轼《与文与可》）。参寥子成为跟苏轼唱和最多的方外人士，在苏轼诗文中前后出现高达100多次。

更早在公元1071年，34岁的苏轼初贬杭州时，便与当地高僧惠勤、惠思相交。并写下七言古诗的名篇《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描写了高人生活的淡泊宁静。流露出神往之情。

对于道家思想，苏轼的热情主要在《庄子》。其在读《庄子》时，曾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早年入仕，更是“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其一》）。儒家、道家一起抓。

正是因为从小便习佛道经典，成年后又广泛交游，不断在碰撞中汲取思想，苏轼在那场人生巨变发生之前，先就有了足够的沉积。这样的好处是，一旦遇到逆境，他的佛道思想便能产生积极的反馈，获得精神上的强大力量。表现在行为上，就是越不顺越潇洒。反映到文艺作品里，每逢被贬，杂糅了佛道思想的诗文就会大量出现。仅是做杭州通判三年，这方面诗文就有100多。后来被贬黄州，四年也有90多，再就是惠州、儋州，又有100多。

这类作品占到了苏轼全部著作的十分之一，难怪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会说：“唐宋时人，若裴休、苏轼，于宗教两途，并皆有所悟入。或一句一偈，赞扬吾道，犹夜光照乘，千古之下，光不可掩，粲然与佛日争明，即吾曹或与之酬酢。”

艺术与心境的不断磨合。早在写出《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之前，苏轼已经写出了具有旷达风格的高水平之作。比如那首著名的七律和诗《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仅仅前四句，24岁的苏轼已经具有了哲思的深度和放旷的情怀。之后的小令名作《望江南·超然台作》：“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全词淡淡的愁绪几被隐没，突兀而出的尽是卓立于人间的“超然”之态。当然，还有最经典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天上地下，任我驰骋，已经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之境，其情其理其趣其思，一派浪漫飞逸，何等洒致！这些都奠定了诗人创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艺术基础。

“乌台诗案”的爆发。无论个人命运、创作风格还是整个宋代文坛的生态，都因“乌台诗案”而发生了大震动。案发之前的苏轼，活得比较随性，写诗作文经常吐槽，用王朝云的话说，“满肚子不合时宜”，南宋朱弁《曲洧旧闻》载，“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

写什么，总不免带上一些情绪，于是，当他由徐州调任湖州，例行公事地写工作汇报《湖州谢上表》时，不知不觉就出现了这样的几句牢骚：“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养小民。”就是这两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看似平常，其中的“新进”、“生事”却都是神宗一朝的热门加敏感词汇，本身带有暗讽新政的倾向。变革派正愁没处立威，苏轼撞枪口上了。很快他的近期诗文和与人唱和之作被别有居心者罗织，连欧阳修、司马光、当时的驸马王诜都受到牵连，终于酿成震惊朝野的大案。

苏轼本人见到朝廷架势，当时就吓懵了，“老幼几怖死”（《黄州上文潞公书》），押解途中几欲跳河，一到京城，便是长达100多天的关押和轮番审讯，连服毒自杀的药都备好了。他后来在《晓至巴河口迎子由》中回忆，开头就是“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所以当他得知最后被贬黄州时，已觉万幸，出狱就写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却也许下了“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苏轼《与沈睿达》）的志愿。

苏轼的性情、心理、思想、创作，在一场生死劫里，得到全面的磨练和洗礼。在经历“梦绕云山心似唐，魂飞汤火命如鸡”(《狱中寄子由》其二)的命悬一线,“朝游云霄间，欲分丞相茵；暮落江湖上，遂与屈子邻”(《刘莘老》)的高峰到谷底后，苏轼的精神世界彻底打开，一到黄州，僧道往来更加频繁，除了有“百事灰心，无复世乐”（苏轼《与杨元素》）的惊魂未定，更多的是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所记“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于是，苏东坡诞生了。

而最能反映他的这一巨大转变的，正是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千古经典，《定风波》妙在何处？

这是一个分水岭的标志。从纵论天下的才子到儒释道兼通的圣哲，从爱发牢骚的文青到中国文化之光，苏轼在这场人生的修炼里，华丽转身了。如果说他之前的作品也有一些触及了旷达的情怀，比如上面提到的七律《和子由渑池怀旧》，词《望江南·超然台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多少有一些，但在没有经历死里逃生的劫难之前，很难说有什么生命的东西，那种质感的飞越，是从黄州开始的，到《定风波》则是一个里程碑的跨越。

我们来看这首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大凡读过这首词的人，没有不爱的吧？连同自注不到百字，何以千年以来魅力不衰？

行云流水的文风，迭出的名句。苏轼在《文说》里曾自信地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这真不是吹。全词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生字、僻字，从头到尾博学的苏轼竟然一个典故也没有用，连借代、倒装这类容易造成理解困难的惯常诗词手法，词人依然没有。从下雨写起，落雨而止，边写边感，一气流贯。不仅达到王国维不隔之说，也将词写得轻灵飘逸，音节谐婉。词人似不着点力，读者也读不费力。

就是这样近乎白话的词，几乎通篇名句。每一句单独拈出，都有洗练的简美。而上、下两阕的煞拍，更是千古名箴。“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网络时代，多少人用作了个性签名。

以小见大的智慧。词人自注里说，词的缘起不过一场不期而遇的雨，何等平常小事。谁在意呢。不过有伞的撑伞，没伞的躲雨罢了。可是苏东坡眼里不一样，一场雨不仅关乎淋不淋湿，怎么躲的问题，还关乎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以什么样的心情抒写。一场再平常不过的自然之雨，词人广泛地联系到社会人生，并上升到一种信念、一种哲思的高度。这说明什么？说明生活处处藏玄机，人生到处是学问。不必要等到曹雪芹告诉你：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苏子已经由词讲得明白，哪怕再琐碎的日常，也可以发现、提炼，这取决于你的眼光、趣味与智慧。觉得生活无聊，可能只是你无聊。

无与伦比的旷达与潇洒。这体现在“何妨吟啸且徐行”的自我陶醉，体现在“竹杖芒鞋轻胜马”的坦然，体现在“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无喜无惧，体现在“山头斜照却相迎”的容易满足，但更体现在词的最后三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以议作结，议中带景，景中有情，情、景、议的融合无迹，极大地升华了全词境界，使得一首小令焕发出哲理的光芒。其中的双关语意，尤增韵味。

一路回首，什么是晴？20岁高中进士，连欧阳修也大呼“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是吗？24岁应中制科考试，列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是吗？为一方太守，任职杭州、密州、徐州，治称一方，是吗？什么是风雨？屡屡外放，远离朝廷，志不得大展，是吗？困于群小，致有百日牢狱之灾，是吗？

已矣，“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超然、淡定、洒脱的话里，凝聚了苏轼全部的人生态度和生命哲学，并将其定格在了以后的人生里。他不再“百念已灰冷（《送参寥师》）”，他是苏东坡了。

魅力不衰：艺术与人格的高度合一

苏轼的这份旷达与洒脱，如果只是停留在这首诗词里，那这首词的魅力起码要少一半，毕竟之于中国，所有最好的艺术，最终都会与人格相合。苏轼此词亦然。通过这两件事，我们能看到一个真旷达的名士。

一是晚年的苏轼被贬惠州、儋州时，已经是57岁的垂老之躯，却在六年的时间里，仍然活出了精彩。对于一个瘴气丛生，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地方，一个缺吃少穿时不时就要“典衣做重九”、“落英亦可餐”的边境，苏轼却以“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心态，乃至把海南当成第二故乡，“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最后，他还成了海南文化的开拓者。63岁离别之时，面对一个让自己失去了妻子，饱受磨难的地方，苏轼却作诗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把这六年时间，当作人生最美的旅行，念念不舍地离开。

第二件事，是与章惇的关系。苏轼与章惇，同年进士，两人一度是好友。苏轼晚年的遭遇，却全拜章惇所赐。章惇一上相位，报复旧党，先就拿苏轼开刀，远贬惠州，三年之后，因为苏轼的两句诗“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觉得苏轼过得太逍遥，再贬儋州，完全不顾苏轼已经是60高龄的老人，或成心要置这位昔日的老朋友于死地。然而三年之后，徽宗上位，局势又变，章惇失势，被贬雷州，苏轼则获释北还，听到章惇的遭遇，苏轼拍手称快了吗？

他在给老朋友的信中言道：子厚(章惇)得雷(州)，闻之惊叹弥日。海康（雷州）地虽远，无甚瘴。舍弟(苏辙)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章惇之母）也。

闻之“惊叹”，还想到要安慰对方老母。全无戾气、怨气、怒气，只有温暖的人性。

之后，他还进一步表示，“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我们都向前看吧。与信同去的，还有苏轼附带的药方和养生文章。

这两件事，难道不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最好诠释吗？

结语：

写作这首词时，公元1082年，苏轼已经在被贬的黄州呆了两年。不仅自食其力解决了一家温饱，也给自己安上了雅号“东坡居士”，随之，史上最著名的《定风波》诞生。从此，苏轼彻底变成了苏东坡。《定风波》也成了苏轼人格与魅力的写照。后人也不断从中汲取着精神上的力量，而不只是单单欣赏着她的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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