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大片的概念应该追溯到冯小刚赢得票房佳绩的《甲方乙方》，但真正让中国影院重现“满员”场面的应该是两年前的《英雄》。新画面老总张伟平曾经这样总结《英雄》的成功秘诀：它打造了一个文化事件。
这部只要收入２０００万元就能让张艺谋心满意足的武侠片，最终通过张伟平丰沛的想像力成为迄今为止的国产片票房冠军——拍摄期间封杀所有宣传，首映典礼放在人民大会堂，之后包机辗转各地不遗余力造势，这在以往中国电影发行史上见所未见。但正是凭借这样的大手笔，《英雄》拿下２．５亿票房，超出张艺谋预期的１０倍还多。
随后的《十面埋伏》依法炮制，大牌明星，工体首映，造势，煽情，尽管影片本身恶评不断，但最终还是拿下１．５亿票房。这一次的《千里走单骑》也不例外。
如何获得良好的市场反馈，如何把手中的片子发行好，这对中国商业片发行人的智慧提出了挑战，此前获得１．２亿票房的《天下无贼》和１．５亿票房的《功夫》发行方——华谊兄弟当初就把《天下无贼》的发行弄得别具特色：邀请一干记者，包下一列火车从北京奔赴香港，并命名无贼号。沿途记者们的大量宣传使这部片子名气大振。
无论《英雄》还是《无极》，无论《天下无贼》还是《功夫》，中国商业大片的发行者们正在摸索一条足够吸引眼球的发行之路，事实证明，这既是中国电影市场企图国际化的努力，也是给低迷的电影市场注入的强心针，它拉回了正在流失的观众。
如果我们平静地解剖两大高手的资历，不难发现品牌的树立已经是２０年前的事情了，作为第五代导演甚至整个中国电影的佼佼者，他们凭借最初对艺术形式的极端冲动打造了《黄土地》这样的新时期经典，随后，两人各立山头，凭借一系列国际大奖成为中国电影的两面大旗，品牌为他们夺取了几乎先天的融资及档期优势。
电影工业的特殊性在于它对资本的高度倚赖，一旦获得足够支持，导演可以更自由地从多个方向进行尝试。导演何平曾经表示，电影做大之后失败的概率反而小了，因为投资太大。投入越大的越来越有胆量冒险，也就会越走越远。许多人并非没有才华和能力，但是他没有资本去冒险，因为没有人帮助他共同去冒险：所有的制片人都希望赚钱。
中国电影品牌实在太少，从计划时代走来的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就像根系强壮的大树抢走了太多养分，更多优秀导演要得到投资或回报都必须付出更大努力。结果，“没名气”的小成本制作已经很难进入观众视野。
仍以颇受小资青睐的贾樟柯为例，他的名声更多地由盗版光碟的广泛传播获得，无论《小武》还是《站台》都没有公映机会；《世界》即便参加了戛纳电影节并获得了公映，但还是难以获得基本票房；相同的情形在王小帅那里重演，获奖的《青红》叫好不叫座，头一次导片即获大奖的顾长卫也感叹《孔雀》的票房不尽如人意；被院线和观众承认的品牌似乎只有张、陈、冯，似乎他们的电影才是“可以看的电影”。
去年中国电影的年产量高达２１２部，今年据悉达到３００多部，但其中大部分电影直接进了仓库，根本无法进入院线发行。进不了院线，就意味着片子难以赚到钱，更不用说产生广泛影响。
恶性循环是显而易见的：小众电影或一部分无名导演的好作品很难真正和观众见面，观众又在对这些导演的疏离中只认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品牌，不经意间树立了一个坐标系，一些优秀导演被长期排除在了这个坐标系之外。
香港金像奖主席文隽对此提出过尖锐批评：长此以往，中国电影很难取得长足发展，遑论成熟的商业化、市场化，更不用提“拯救”；目前大片上档、下档的时间几乎固定下来，大片享受空前礼遇，其余电影难见天日；定期上档有利于拉入广告赞助，但定期下档未必合理。内陆影院未尝不能采取类似香港的轮换上片、多部放映，让票房决定电影的生与死。
文隽建议，国家广电总局可以制定政策，要求影院定期安排一些小成本电影，观众不喜欢的，自然就会下档，观众喜欢的，可以接着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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