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之变:可怜身在帝王家(一)

他们身边,净是些时髦的奉承话,

和搜罗殆尽的声色犬马,

在这里,良知听命于感性的要求,

若满足不了,定遭痛骂;

在这无边欲壑的中央,

寻欢作乐的皇上,仅仅对死害怕。

          —— W. H.奥登:《凯洛斯与逻各斯》



1、甲申之变:崇祯皇帝朱由检

人的出生原本是不可选择的,受命于天是天潢贵胄高贵血统的传承,基本是人治社会“打天下者坐天下,坐天下者保天下”的政权运营规则的秉性所赋予,这就是封建帝制“君臣父子纲常礼教”的产物。因而天不变道也不变。然而,天象示警,说明就是要变天了,道统改变,法统也将随之转移。然而,千年不变的是封建专制体制是因循着强者为王的家天下原则,按照丛林规则在厮杀和掠夺中了却王朝的更替的程序,完成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千古如斯,万年不变。不管是阴谋篡位还是起兵造反,英雄不问出生,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作为明帝国的天潢贵胄的末代皇帝崇祯,自出生起就没有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作为不被皇太爷看中的皇长子朱常洛的第五子,一出生就战战兢兢活在宫廷风云诡谲的阴谋中,在阴森森的皇宫中度过惶恐不安的童年。等到他的同父异母兄朱由校即位,他被封为信王,也从来未幻想过当上皇爷。只是老兄朱由校在江山内忧外患中暴病身亡,他才在风雨飘摇中意外地登上了皇位。而那个时候正是魏忠贤专权时期。


花了很大劲的才将被阉竖篡夺的权力夺了回来,又面临着和整个文官集团的博弈,如果像他的爷爷神宗皇帝那样当一个甩手掌柜他或许也能够当一个安享荣华富贵的皇爷,偏偏他又是一个心怀雄才大略,做梦都想当中兴之主的皇爷。这样崇高的理想必然要和糟糕的现实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他的理想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梦魇几乎压了他的一生。这就决定了他就是当上了皇爷,后半生依然是悲催的,因为运行了将近二百八十年的帝国机器已经完全地老朽而难以正常运营,修修补补已经无济于事。推倒从来,作为皇室江山社稷的继承人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于是只好在机器不断地朽烂中勉强运转,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是体制腐败或者结构性腐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部机器无论从政治、经济、社会成果的制造来说,已经难以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唯一剑走偏锋的是文化上却因为异端思想的崛起,形成了一个令世人刮目相看的高峰,即使这个高峰被后来满清统治者所枚平、所镇压,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影响依然振聋发聩,余韵不绝,一直草蛇灰线绵延到清末再一次崛起和西洋文化合流,成就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峰。


崇祯皇帝作为个人即使是贵为天子也只是体制中的一员,是结构中运营的螺丝钉,体制的崩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和个人素质基本无关,完全是那种王朝兴衰规律所导演的历史性悲剧,不幸被选中的角色是崇祯皇帝朱由检。他成了这个逐渐驶向死亡之海破船上名义上的总舵手,而手下的轮机长和水手们都幻想着弃破船逃生去了。乃至于他的悲催,连带了整个皇族尤其是皇家命运的悲催。整个历史悲剧是从他的皇爷爷万历王朝开始的,演出到他父亲、兄长的时代已经进入尾声,他是悲剧的落幕者,虽然他成为末代皇爷呢?


可以说选择他做皇帝,从个人禀赋而言,并不意外,在皇族中他确实是一个文武兼备,个人品质无可挑剔的人才。据明末清初最优秀的学者、伟大的诗人吴伟业《绥寇纪略》(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927月版第407页)中记载(笔者已译成白话文)

皇帝焦虑劳心于天下已经有十七年,对朝政的恭谨对生活的节俭如同孝宗皇帝(明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英明果敢类似世宗(嘉靖)皇帝。崇祯帝长相白皙丰满,看上去英俊非凡。声音洪亮如钟,处理政务机敏果断,读书手不释卷。手握毛笔能够写一笔流利的欧阳询体书法。皇帝有文武之才,他善骑射,常在西苑骑马,随从护驾的人没有能够跟得上其坐骑的。在观德殿表演射箭,能够挽起300石的弓,发箭皆能命中靶心。有空时常常用黄绳穿在沉重的石头上,用手高举着说:“这是我经常练习的玩意儿”。在行祭祀郊庙大礼时,先是在宫中以散斋致敬,而后出紫禁城去斋宫行礼。每日早朝莅临大殿议事,面容严肃,姿势端庄,凌晨必准时起床,朝典绝不见有伸懒腰打哈欠等倦遣之色。居深宫之中,皇上不苟言笑,神态庄重。教导太子和诸王,遵从礼法。对待左右随从,从不因为私事而发怒,以小过错而处于严刑。崇祯帝没有玩弄珠玉的嗜好,不沉缅于歌舞声色之中,无爱好珍禽异兽游艺园林之娱乐。有空时常常弹奏古琴雅乐自娱,他命令中书省制定新曲供其弹奏,他说:“这些足以愉悦心神,胜过其他娱乐。”过去宫中经常用金银豆子撒在地上,让太监宫女们去争抢以逗笑。皇上登基后,割除陋习而改为以枣子、栗子取代。宫中有月宴、有时宴,外戚或者公主家时常进贡时鲜甘果,崇祯皆传旨罢免。自年初开始,又停止了苏州、南京、杭州织造局制造绢帛绸缎的任务,崇尚穿戴浣洗过的衣服,脚上的袜子也应以布质做成。皇上说:“朕刚刚率领天下去奢侈返朴素,且令诸皇子知道生活的艰难,应当从自身开始做起。”皇上御览百司的奏章,指导授予方法策略,查考根据,洞悉其中要点,抉择其中瑕疵,上书的人常常为之流汗,心中觉得慌恐,退朝后却感到心悦诚服。皇上无论手书或者口授诏书,告诫数百言,无不援引根据详实恰当,行文切合实际,指示明确。常常半夜有太监手捧圣旨到内阁,有大臣披衣起读,太监说:“皇上尚未睡也。”在即位之初,循儒家之教,尊先王之言,与士大夫切磋礼义之道,以比较汉、唐、宋三代兴隆之策,励精图治。未过几年,祸乱大作,巧伪滋生,皇上不得已用权,行踪转向审察奸徒应对局势变化,谏者往往不能感觉到皇上发生的变化,以至于受到谴责和呵斥。然而,皇上常常拍着大腿长叹道:“这实在不是太平世道的做法。”如果各方面都相安无事,当然应该是宽租税,薄刑法,以致百姓休生养息,而现在灾荒兵燹,交相迭至而不已,群臣又乘国家危急,多方耽误军国大事。于是上下猜忌防备,导致内忧外患,皇帝心情意绪愤懑疲惫,法令纷乱更替,以致天下事浸淫糜烂而不可有大的作为。

当然,在这段对于崇祯皇帝的描述中,对其多有溢美之词。而对于思宗秉性中诸多美好的德行的颂扬,相信是接近真实相对客观的。相比较中国历史上诸多亡国之君的荒淫无道,思宗皇帝如果在升平之际应当是一代中兴明君,然而他偏偏身在王朝末世,又登上摇摇欲坠的大位。吴伟业对其登基初期的雄心伟略及末期的性格处事变化给予了较客观的评价。


透过清代遗民吴伟业对于崇祯皇帝褒扬溢美之词,从历史的事实来看,崇祯皇帝也有着难以克服的性格和人格缺陷,这多少和他不幸的早年人生经历有关。


崇祯帝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当初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迫于文官集团苦谏力争和全国舆论的压力,才勉强立了崇祯他爹,后来的光宗皇帝朱常洛为太子;但是被立太子之后的常洛依旧生活在郑贵妃的阴影之下,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宫内甚至发生“廷击案”——郑贵妃买通社会上流氓,企图闯宫打死常洛。常洛的儿子们的日子那就更不用说了,七个儿子夭折了五个,剩下的两个在精神上都存在问题,这是童年生活压抑所带来的后遗症,并非吴伟业所歌颂的天纵英睿和智慧的秉性所导致。


熹宗天启皇帝从小依恋奶妈,做了皇帝之后索性将国事交给了奶妈和名义上的丈夫魏忠贤去管,自己沉溺于木工活不可自拔,这当然是童幼时期的缺少教育和恐怖生活所导致畸形性格和爱好,和人君要求相去甚远。尽管后来的史家发现满清在入主中原以后将原来存放于沈阳故宫的档案进行了大量的销毁和篡改,对早期游牧民族出生的祖先刻意隐恶扬善,相比较而言在修撰明史时又对故明王朝的君主做了明显的丑化。这种丑化是从晚明的武宗朝到思宗朝一以贯之的,这种篡改历史的做法几乎是所有改朝换代胜利者惯用的伎俩,目的当然在于证明前朝君王失德,不得人心,满清新主取代是天命所在,入主中原是具备政治合法性的道统所在,法统正当。虽然爷们是少数民族,曾经是大明帝国臣子,但是各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中是平等的,尽管这种平等是金戈铁马拼搏出来的,你汉家的皇帝宝座也应当轮流着让俺满族家来坐坐,你崇祯皇帝就得滚蛋。况且俺这宝座不是从你手中夺来的,而是从李自成贼寇手中获取,俺还隆重安葬了你,对于你殉国的壮举给予很高的褒奖,授予你庄严而伟大的谥号,俺爱新觉罗家也算对得起你老朱家了,况且你老朱家不是也曾经夺取过蒙古忽必烈家族的宝座吗?


崇祯皇帝也回避不了历史造就的命运。他的生母早逝,从小欠缺母爱、缺乏安全感。天启年间魏忠贤秉政,他深恐被害,精神上一直处于忐忑不安和忧惧恐怖的状态中。长期郁结在心,必然形成性格上障碍,使得个性非常多疑,不信任别人,甚至带有某种间歇性“精神病”的非理性状态。《明史·庄烈帝纪》中描写崇祯:

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上气。任察而刻薄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


简单几句话,就可以使人感觉到作为一个明君他不是很适合的,再加上遭遇了一个腐朽的百年老店,王朝体制的运转已经严重失灵,他和他的家族悲剧性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


王朝的官僚体制支撑着朝政的运转,也制约了君主权力的行使。虽然在明王朝初期太祖爷废除了宰相制度,政令全出自君主个人,内阁只是办事机构。但是由于皇帝本身素质的不一,导致了皇权的逐步衰落而落入官僚集团手中,皇帝有时往往成为虚君。内阁依然朝着宰相制度的方向运行,君权越来越受到限制,皇帝虽然号称天子,但是“替天行道”道义解释权力却是以士大夫科考精英们以圣贤之说、祖宗之法来进行演绎的,今上之言虽也成为八股取仕的标准之一,但是必须按照祖宗成法和圣贤之言有选择地在实践中运用,这样就有效制约着看似坚挺无比法力无边的君权。而号称精英的帝国文官集团,其中某些人为搏上位所进行的个人权力斗争、党同伐异、欺上瞒下、以权谋私愚弄世人和皇上,使得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因为理论脱离实际完全不能整合人心。政权的核心理论“程朱理学”被动摇,反而那些被目为“野狐禅”的异端邪说借助着那些世俗人情小说在在世上如同野火般流窜,自从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横空出世,由原本维护纲常礼教的政权统治支柱,逐步转向由人本位所支撑的本体思维,如同星球的裂变那般充斥着大明的天空,一时群星璀璨,逐步延伸出“性灵学”、“童心说”等等,各种流派思想纷呈导引出人心思变,人欲横流严重冲击着“从天理灭人欲”纲常等级,老百姓变得不那么顺从忍让了,大家敢说敢干,由令人摆布的猪狗,变成了特立独行的个人,人性的张扬导致帝国的权威自然堕落。不仅在民间大行其道,而且暗中主导着士大夫阶层的实际生活,那些三纲五常礼义廉耻反而成了脱离实际的伪道学,不为官场和民间所实行,这实际是帝国礼崩乐坏的信号,是社会信仰危机的总爆发。


在内忧外患的晚明显得更加突出的是政治体制的危机,涉及到皇权的衰落。因为明代内阁所拥有的“票拟”之权,使得内阁对于皇帝权力的限制超过宰相。而崇祯皇帝基本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正统君主,更是对于祖宗之法和先贤之言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内阁的政客们早已演变成了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里男盗女娼,以侵害国家利益中包私囊满足私欲的伪君子。可以说越到国家危难之际,崇祯皇帝对这些问题看得越清楚,却无力回天,很难挽回这些失落的纲常和坠失的礼教。施政的不如意,日渐糜烂不堪的现实使得他常常发脾气,责罚杀戮大臣,以证明自己皇帝权威的不可动摇性。尤其是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错杀忠良和帅才袁崇焕,导致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和帝国的人才危机。


不难看出内阁的票拟制度,这种方式与唐宋那种由中书、门下省和翰林院多种机构结合一起草拟下行诏令和审核上行奏章的做法要集中、简便和有效得多。但是由此而来表面的宰相制度已废除,皇帝有直接指挥六部百司的权力,实际许多军国民生大计均需通过“票拟”定夺贯彻。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内阁的左右和限制。可以说明朝政治的每一项举措都在内阁票拟的控制之下。这就是万历皇帝可以多年不上朝,但是官僚体制却一直在按照统治集团权贵的意志在运作,其中遇到如同张居正这样的权臣,功高震主,导致了身后的身败名裂被臣僚围攻,被皇帝清算。这种文官体制抗衡皇权的事件从武宗朝到世宗、穆宗、光宗、熹宗延续到思宗朝层出不穷,越演越烈,直至不可收拾,王朝在内外交困中走向死亡。


越是到皇朝末世时期的崇祯朝,官僚们生怕在重大军国大计方面的承担责任更是相互推诿不负责任。而明成祖朱棣在亲征大漠归来,曾意气风发地说:“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番、南岛、西洋诸夷,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税薄币,也无兄弟敌国之礼”(见《东谷赘言》)。而成祖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其目的就是要“天子守国门”让大明天子亲自在一线看守国门。大明王朝历经二百七十六年风雨,一直秉持着“不和亲、不割地、不纳贡、不用女人换取和平。”这就是封建皇权和士大夫共同遵守的祖宗成法。就是大兵压境,有大臣提出议和、迁都,李自成提出割地、赔款、封王等条件,崇祯和诸大臣商议良久而迟迟不能决策,使得王朝转危为安,借助东南半壁,再图振兴的良机在君臣无休止的博弈中流逝,实质就在于君臣均不肯承担这种违背祖宗成法的责任。


崇祯皇帝只能最终走向煤山遗憾地成为中国历史上为王朝殉节的最高统治者。因此,他在王朝终结时对于整个官僚集团的怨恨情绪溢于言表,不但博得帝国朝野的广泛同情,而且得到自己两大对手的赞誉,想必李自成和后来的清朝统治者从内心都是理解崇祯苦心、苦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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