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清两代，绍兴既属浙东，又属江南。至清代，绍兴酒、绍兴师爷、绍兴话已是通行海内，成为绍兴地域文化的标志。绍兴酒风行天下，理应在清代中期以后。由于地窄民稠、识字率高、科举竞争加剧等诸多原因，绍兴人外出游幕、处馆、经商成风，足迹遍布各地。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造就了绍兴人的内在性格处于多面性的矛盾状态，即俭啬、刚崛与狙狯并存。若是以江南区域为视野，吴文化与越文化在保持江南文化趋同性的同时，也不乏差异性。
来源：《安徽史学》(合肥)2020年第03期。
究历史时期的天下大势，经济、文化呈现一种由北向南的转移态势。一方面，在上古甚至中古时期，“以雍、冀、河、洛为中国，楚、吴、越为夷”；然进入唐末、五代以后，声名文物“反以东南为胜”，大河南北，不无少让。①另一方面，就天下大势观之，“江浙”地非上游，然自明代以后，国家财赋已“尽在东南”。②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且久已为研究者所关注。所谓的“东南”“江浙”，仅仅是笼统言之，若是更加细化，则更应关注吴越。至晚从清初以来，人们提及苏州，首先想到的是“状元”与“梨园子弟”。二者已经被视为“苏州土产”或“苏州土宜”③，几成苏州的城市名片。至于绍兴，根据梁章钜的记载，清朝人常笑绍兴有“三通行”，言外之意是“名过其实”。所谓“三通行”，一为“刑名钱谷之学，本非人人皆擅绝技，而竟以此横行各直省，恰似真有秘传”；二为“州人口音实同鴂舌，亦竟以此通行远迩，无一人肯习官话而不操土音者”；三是“酒亦不过常酒，而贩运竟遍寰区，且远达于***绝域”。④可见，绍兴师爷、绍兴话、绍兴酒三者，在清代已是“通行海内”，同样成为绍兴的城市名片。清代有两则俗谚，大抵可以证实绍兴人之行遍海内。一则俗谚是“鷌鸟豆腐绍兴人”，“此三者，不论异域殊方，皆有”。⑤此谚出自范寅《越谚》，其意是说绍兴人如麻雀、豆腐一样遍布全国各地。另一则俗谚是“无绍不成衙”⑥，其意是说绍兴人遍及各地衙门，已经成为各地方衙门佐治人员的主要来源。绍兴现在自号“酒乡”“桥乡”“名士之乡”，大抵符合实情。在此抛开桥乡不论，从绍兴酒、绍兴人、绍兴话三个层面，就绍兴地域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稍加探讨，进而将其置于江南区域文化的视野之下，就吴越文化再做一些尝试性的比较。但凡记载一方地理之书，无不涉及地理沿革、形胜、风土、物产诸门类。探究明清时期绍兴地域文化的形成，无疑需要从这几个方面追溯其源，而后考察其地域文化的确立及特点。(一)地理沿革
绍兴，古称东扬州、越州、越郡。按照一般的说法，在上古时期，绍兴仍属“荒服国”，唐虞时尚未有名。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会诸侯，江南计功，命之为“会稽”。会稽一称，实为“会计”之义。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平定江南等地，越国国君降，置“会稽郡”，治辖吴地。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改为“吴州”。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改为“越州”，不久再罢越州，改为“会稽郡”。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又改称“越州”。天宝元年(742年)，恢复“会稽郡”一名。建炎四年(1130年)，宋高宗为避金兵，自温、台返回，驻跸于越州。次年，改元“绍兴”。越州的官吏、军民、僧道上表乞府额，宋高宗云：“昔唐德宗以兴元元年幸梁州，改梁州为兴元府”，于是就借用兴元故事，赐名“绍兴府”。绍兴一名，由此确立。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改为“绍兴路”，属于浙江行省。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以后，于洪武二年(1369年)恢复“绍兴府”一名，属于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下辖山阴、会稽、萧山、上虞、余姚、诸暨、新昌、嵊县八县。清因袭明代之制，仍称“绍兴府”，下辖八县，隶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属分巡宁绍台温海防兵备道。⑦(二)风土形胜
浙江一省，有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即钱塘江(浙江)。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东、浙西，故又有“两浙”之称。浙东、浙西，形势、风俗各异。⑧绍兴府属于浙东。绍兴水乡风情的构成，自然难以离开众多的江河湖泊。纵横交错于绍兴的河港、池塘姑且置而不论，即以大江、大湖而论，绍兴亦复不少。以江来说，最有名的就是钱塘江。钱塘江源自徽州府黟县，经富阳县150里入县境，转北流，至杭州府海宁县界入海。钱塘江虽非流经绍兴之江，却是钱塘、萧山二县的分界线，江西为绍兴府属的萧山县，其西兴驿为江边的著名渡口。⑨在钱塘江之外，流经绍兴府属各县的江流还有四条：一为东小江，源出台州的天台山，西至新昌县，又西至嵊县北，经会稽、上虞而入海；二为西小江，源出山阴县，西北经萧山县，东复山阴抵会稽而入海；三为余姚江，源出上虞县，东经余姚县，又东过慈溪县至定海而入海；四为诸暨江，源出金华的东阳、浦江、义乌，合流至诸暨县，经山阴至萧山入浙江。⑩除了天然的江河之外，绍兴府内尚有一条运河，又称浙东运河，既得灌溉之利，又是绍兴一府的交通大动脉。绍兴的科举士子、普通读书人，大都通过运河，在萧山西兴渡过钱塘江抵达杭州，而后走向全国。浙东运河，西自萧山的西兴驿，东通曹娥江，东西横亘300余里(一说200余里)，流经萧山、山阴、会稽、上虞四县。西兴是一个水驿，在萧山县西10里，钱塘江的东岸，西兴镇运河南岸。运河由西自东，从萧山至钱清，长50里。东入山阴县，径入府城中，至小江桥，长55里。又东入会稽，长100里。(11)绍兴之湖，最为闻名的是镜湖(又称鉴湖)，此外尚有湘湖、夏盖湖、白马湖、上妃湖、西溪湖。镜湖，在会稽县南三里，属于山阴县，绵跨山阴、会稽二县，周回358里，总受二县三十六源之水。王羲之有云：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镜湖之名，由此而来。(12)湘湖，在萧山县西二里，周回80里，溉田数千顷。(13)夏盖湖，在上虞县西北45里，北枕大海，周回105里。海岸有夏盖山，湖直其南，蓄白马、上妃二湖之水以防旱，地势东低而西高，旁立三十六漾，溉田1300顷。白马湖，一名渔浦湖，在夏盖湖之南，周回45里，三面皆壁大山，三十六涧水均会于湖。上妃湖，在夏盖湖之南，白马湖之西，周回35五里，《水经注》称之为“上陂”，后误称为“上妃”。西溪湖，在夏盖湖西南三里，溉田2000余顷。(14)绍兴有山、有水、有湖，自具一种独特的水乡风情。东晋、南朝以来，直至明清，文人学者，对绍兴山川景色，各有描摹。东晋王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顾长乐从会稽回，有人问他会稽山川之美，顾氏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15)这两段记述，几乎成为后人描摹绍兴山川景色的范本。入明之后，诸家关于绍兴山川景色的记载众多，无不一派水乡风情。诸如绍兴人张元忭称，“吾越岩壑之胜甲天下，鼓棹而出游，远近数十里之内，其为奇峰、邃谷、怪石、好泉者，信步皆是。”群山所宗，尤以秦望山为最高。环秦望之麓，遍布佛寺，如明觉、普济、广福、天衣，更以云门寺为胜。自义熙迄明代千余载，皆湮于榛莽，但故址依然。(16)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记载绍兴城市“一街则有一河，乡村半里一里亦然，水道如棋局布列”，犹如天造地设。(17)又说绍兴“度郯川而西北则河水平流，两岸树木交荫，莲荇菱芡浮水面不绝，鱼梁罾笱，家家门前悬挂之，舟行以夜，不避雨雪，月明如罨昼，昔人谓，行山阴道上，如在镜中，良然。”(18)明末清初绍兴人张岱论自己家乡的山水景色：“会稽佳山水，甲于天下，而霞蔚云蒸，尤聚于山阴道上。故随足所至，皆胜地名山。”(19)绍兴乡土物产丰富，尤以霉干菜、绍兴酒最为常见闻名，且更能反映绍兴人的日常生活。据明末清初人周亮工的记载，至晚在清初，霉干菜与绍兴酒，已经并称。如顺治八年(1651年)，周亮工与画家陈洪绶在杭州定香桥晤面，陈洪绶欣然答应替周氏作画，“急命绢素，或拈黄叶菜，佐绍兴深黑酿”，云云。(20)所谓的“黄叶菜”，应该已是霉干菜的嚆矢。关于绍兴酒的起源，大抵有以下两说：一说起源于越王勾践之时。如清人方濬师记载：“山阴县西有投醪河，一名箪醪河，亦名劳师泽。相传勾践栖会稽，有酒投池，民饮其流，战气百倍。今绍兴酒遍天下，殆权舆于此。”(21)此可略备一说，因来自传言，并不足信。另一说则认为起源于六朝以前。如清人梁章钜引梁元帝《金楼子》云：“银瓶贮山阴甜酒，时复进之。”由此断言六朝以前，绍兴酒“已盛行矣”。且在六朝时，绍兴酒即“名为甜酒”，足见绍兴酒的醇美00)又据宋人朱弁《曲洧旧闻》载，张能臣记宋代天下酒名，有明州之“金波”、越州之“蓬莱”，可见绍兴酒在宋代已然具有名酒的地位。然置诸整个宋代各地酒品，甚至仅仅限于江南名酒诸品，绍兴“蓬莱”酒的名声，也不过与明州之“金波”，杭州之“竹叶青”“碧春”“白酒”，苏州之“木兰堂”“白云泉”，湖州之“碧澜堂”“霅溪”，秀州之“月波”等并列而已。(23)从诸多史料记载不难发现，在明代，绍兴酒名闻天下的地位尚未完全确立。明人曹安《谰言长语》称，绍兴酒“入口便螫，味同烧刀，此酒一出，金华、浙、闽诸酒皆废矣。”(24)此虽可备一说，却并不能证明绍兴酒在明代中叶已经风靡全国。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明人一向信奉“南茶北酒”之说。茶是南方的好，而论酒则以北方所产为佳。如明代与绍兴同属浙东的宁波人薛冈就持“南茶北酒”之论。他以自己足迹所至北方五省的经验，列出了不少北方的佳酿。据薛冈的品第，清风吕氏所酿堪称“北酒之最上”；南和刁氏所酿则稍为次之，但也称得上是“北酒之上品”。至于南方所酿之酒，只有苏州的三白酒，才“庶几可饮”。此外，如宁波、绍兴所产的三白酒，“几乎屯刀，可刮肠胃”。(25)顾清对酒的品评中，也认为山东之秋露白，淮安之绿豆酒，括苍之金盘露，婺州之金华酒，建昌之麻姑酒，太平之采石酒，苏州之小瓶酒，都很有名，但不如广西之腾县酒、山西之襄陵酒。尤其是山西的襄陵酒，被顾清誉为“第一”。至于永嘉酒、绍兴酒，虽亦有绝佳者，但大多被“松江酒”的名头所掩而不甚彰显，甚至直接称为“松江酒”。(26)明人顾起元喜饮酒，但不善饮酒，将自己品尝过的佳酿开列了一张单子。(27)绍兴的“豆酒”虽在其列，但正如前引《谰言长语》所载，“入口便螫，味同烧刀”，并非为时人所追捧。绍兴酒尤其是绍兴黄酒的风行天下，理应在清代中期以后。明末清初人姚廷遴自记明末幼年时，松江府城中的一般小户人家，早上必喝松萝茶，晚上必饮“竹叶青”与“状元红”两种酒。(28)所言“状元红”，即属绍兴黄酒。(29)至清初，绍兴黄酒已成为京城流行的南酒之一。如刘廷玑记载：“京师馈遗，必开南酒为贵重，如惠泉、芜湖、四美瓶头、绍兴、金华诸品，言方物也。”即使如此，刘廷玑对绍兴黄酒仍不乏微词，认为“惠泉甜而绍兴酸，金华浊醲，均非佳酿”。(30)清代中期以后，据博明《西斋偶得》所载，当时天下“盛行三事”，即绍兴酒、昆腔曲、马吊戏。(31)大致生活在乾嘉年间的浙江海盐人周广业曾叹言：“今所重者，则独在绍兴酒”。他说绍兴酒“味既浓厚，行亦甚远，每坛可三十斤许，以石灰周涂之，泥封其口。”(32)这几乎已与后世绍兴的坛酒趋于一致。梁章钜的记载亦可证实，当时的绍兴有“三通行”，其中之一即绍兴酒“贩运竟遍寰区，且远达于***绝域”。(33)从清人甘熙的记载可知，绍兴的“百花酒”“高粮酒”也开始进入到南京市场。(34)又清末光绪年间，在北京宣武门外北柳巷路东的长发号，专门发卖绍兴酒。(35)清末李虹若写有一首《酒楼》诗，可见绍兴酒在北京酒楼相当风行，诗云：“陈绍斟来色似茶，高楼午酌胜仙家。藕心莲子冰初浸，嚼得寒香沁齿牙。”(36)清末嘉兴的土酒俗称“时酒”，亦名“黄酒”，“自越酿盛行，好饮者皆不顾而睡”。(37)显然，绍兴酒的流行对嘉兴的土酒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绍兴酒一旦风靡，随即引来美食家的评骘。清人袁枚号称美食家，其所著《随园食单》名闻当世。袁枚自称性不近酒，却能深知酒味，他将绍兴酒评为“如清官循吏，不参一毫造作，而其味方真”；又称绍兴酒，“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世故而其质愈厚”。基于此，袁枚认为，存贮时间不超过五年的绍兴酒，“不可饮”，搀水的绍兴酒，存贮时间亦不能超过五年。此评堪称“真深知绍兴酒之言”。(38)清代中期以后，绍兴酒通行天下的原因，还在于缺少其他品类的酒可以与其相抗衡。这主要得益于山阴、会稽之间得天独厚的鉴湖水。鉴湖之水，最宜酿酒，易地而酿，则难成佳酿，居于其他府的绍兴人，也曾如法酿酒，但因水质不同，酒味随之“远逊”。(39)当然，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即以广东顺德为例，当地的水质就颇为适合酿造绍兴酒。如顺德有一水乡陈村，其水虽通海潮，但“味淡有力”。绍兴人认为，当地的水质与鉴湖水相近，就“移家就之，取作高头豆酒，岁售可数万甕”。于是，屈大均将陈村之水命名为“酿溪”，并作一诗，云：“龙眼离支十万株，清溪几道绕菰蒲。浙东酿酒人争至，此水皆言似鉴湖。”(40)就酒品而言，山阴所产之酒，即称“甜酒”，显然属于绍兴黄酒。但绍兴酒并非一概都是甜酒，至少在酿造之时，即已有“路酒”“家酒”之分：路酒，“可以行远”，显然属于贩卖之酒；家酒，则只供家常之用。显然，家酒品质明显优于路酒。(41)至于绍兴黄酒的品类，则数“女儿酒”(又称“女酒”)最为闻名，此即今日所谓的“女儿红”。关于女儿酒的由来，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最为流行的说法，传说绍兴富家养女，刚满月，就开酿好酒数坛，直至此女出门，则以此酒陪嫁；另一种说法则来自杭州人，认为女儿酒由男家所酿，直至娶妇时，就以此酒为“纳币之需”，故称之为“女儿酒”。两说相较，再以《格致镜原》所引《投荒杂录》印之，当以前说较为符合事实。女儿酒的收藏，至少须有十余年。女儿酒的酒坛，通常以“彩绩”装饰，故又名“花雕”。根据绍兴旧志所载，尚有荳酒、薏苡酒、地黄酒、鲫鱼酒各种名称，以荳酒最为著名。荳酒以绿豆为曲，统名之为“老酒”。此外，又有一种“萧酿”，以萧山金井之水酿制，可与“越酿”并重。(42)上面提到的“老酒”，其实是越谚土语。但凡绍兴所产之酒，在家乡则称“老酒”；一旦贩卖于外地，则称“绍兴酒”。根据范寅《越谚》所载，绍兴酒的分类显然比梁章钜所记更为详细且精确。绍兴酒的品类大致有：加饭酒，大抵饭多则力厚味重，加饭就是加重之意；京庄酒，可以运抵北京不坏；广庄酒，内陆运至广东，路途更远，则必须双加重，故有此名；花雕酒，酒坛有花，大倍于常，娶聘时不论贫富，均必须用花雕酒。若是按酿造节候分，以立春前后为界，立春前冬季酿造的，称“冬工酒”；立春后酿造的，则称“春工酒”。上述均为绍兴黄酒品类。绍兴酒中亦有烧酒，一般称为“淋饭酒”。此酒以酒酿饭淋冷落缸，用糟粕起蒸，“甑流汽下”，即为烧酒。绍兴烧酒，最佳者为“镜面”，无花，掺水反而起花；次者为“楼花”；最次者，则为“有花”。(43)正如前引越谚所云，“鷌鸟豆腐绍兴人”，在明清两代，绍兴人的足迹遍布海内，甚至远至澳门，充任“通事”之职。(44)其实，并非绍兴人天生好游，轻弃乡土，而是时势所迫，为了维持一家生计，不得已而为之。细究绍兴人远游的原因，大抵不外以下两点：一是绍兴“地窄民稠”，为求生计，不得不外出。对此，万历年间纂修的《绍兴府志》有系统的记载。据此可知，在经历了六朝东徙、宋代南迁之后，绍兴已是“生齿甚繁，地更苦狭，非复昔之地广人稀矣。”(45)明末绍兴人祁彪佳的记载，更将绍兴因“地窄民稠”而导致粮食不足的窘况暴露无遗。祁彪佳对山阴一县做了初步的统计，全县田仅62万余亩，“民庶之稠”，即人口则超过124万，“以二人食一亩之粟”，即使是丰登之年，亦止供半年之食，所以“每藉外贩，方可卒岁”。(46)正如明末绍兴人王思任所言，“民稠则欲不足，欲不足则争，争之不得则骛，骛之思，必起于贤智者”。绍兴既是“贤智之乡”，且又“喜骛又善骛者也”，所以“骛必极于四方，而京师尤甚，得其意者什三，失者什七”。(47)二是绍兴人识字率高，士人科举仕途竞争加剧，那些在科举上已经绝望的士子，只好外出觅生计。在明清时期，绍兴人好学成风，史称：“下至蓬户，耻不以《诗》《书》训其子；自商贾，鲜不通章句；舆隶亦多识字。”(48)明末清初人张岱，更是说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49)绍兴人读书成风，识字率相对较高，导致以下两大结果：一是绍兴一府科名甚盛，二是绍兴人外出处馆成风。就此而论，王士性说“宁、绍盛科名缝掖”(50)，显非空穴来风。正如王思任记载所言，绍兴人游寓四方，尤以京城为甚。这同样可以从于慎行与王士性的记载中得到印证。于慎行对明代京城之民的比例，有下面一段阐述：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营卫之兵十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就四方之中，会稽之民十得四五，非越民好游，其地无所容也。(51)可见，明代绍兴籍的移民，占据京城外来移民的十之四五。在明代，越人游食三辅蔚然成风，甚至有人挟策籍在北京中举，并引起一些官司。王士性有两则记载，相比于慎行更为详细，他说：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为利，人大半食于外。(52)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次者兴贩为商贾，故都门西南一隅，三邑人盖栉而比矣。(53)细绎上述两则记载，大抵可以证明下面几点：其一，绍兴人“壮游在外”或“人大半食于外”的原因，一是因为“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二是因为“科名缝掖”很盛。其二，绍兴人外出所从事的职业有三：一是“舞文”，即“入都为胥办”；二是“佣书”，亦即处馆教书；三是“竞商贾为利”，亦即“兴贩为商贾”。其三，绍兴人尤其重视同乡戚里关系，互相依靠，互相借重。其四，绍兴人外出游寓之地，以京城居多，尤其集中于“都门西南一隅”。下面顺着王士性的思路，就明清绍兴人游食于外之风再加详细论证。其中外出原因前已论及，不再赘言，仅从以下三点加以考察：首先，绍兴人外出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有“舞文”“佣书”与“兴贩为商贾”三种。就“舞文”而言，明清稍有差异：在明代，绍兴人多为“人都为胥办”；入清以后，则更多游幕天下。明代绍兴人陶望龄曾敏锐地观察到，“今京师侨寄浮食多越人，走毂下诸郡邑，率遍渔阳”。除了京城之外，近畿各县同样成为绍兴人的游寓之处。至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则有“商贾、工伎、佣书、赁作”(54)，尤以做胥办居多。明代鉴于浙江及苏州、松江二府，均属财赋之地，且江西士风谲诡，所以规定此三处士人不得出任户部官员。然户部的胥吏，大多是“浙东巨奸”，尤其是绍兴人。他们“窟穴其间，那移上下，尽出其手，且精于握算，视官长犹木偶”。(55)京城官员，无论是政事，还是拜客赴席的日课，均不得自由，“前后左右皆绍兴人”。其结果，则导致衙门政事把持在绍兴人手上，即史料所云“坐堂皇者如傀儡在牵丝之手，提东则东，提西则西，间有苛察者欲自为政，则故举疑似难明之案，引久远不行之例，使其耳目瞀乱，精彩凋疲，必至取上谴责而已。”(56)入清之后，绍兴人更是游幕天下，凭借自己擅长的“刑名钱谷之学”，“横行各直省”。(57)就“佣书”而言，则以余姚人外出处馆居多。明末绍兴人王思任曾说，余姚人游学至三吴，“十七为师，十三友也”。(58)“师”则处馆，“友”则成为“幕友”。以处馆言之，其例俯拾皆是。如成化年间，刘翊任内阁大学士，他家中教子的西席，就是余姚人黄珣(59)；余姚人谢迁，后官至大学士，在他少年时，也曾“馆于毘陵某家”(60)；松江人治学，以《诗》《礼》《春秋》三经居多，对《周易》精通者很少，所以余姚人在松江做塾师的颇多。(61)就“兴贩为商贾”而言，绍兴人外出经商也是蔚然成风。从明人沈德符的记载中不难发现，浙东人(包括绍兴人)为了牟利，在北京养殖蛙、蟹、鳗、虾、螺、蚌等水产，“堰荒积不毛之地，潴水生育”，以致“腥风满市廛矣”。(62)此外，如绍兴人陈抑之，“治盐策起家”，专门以贩盐为业，且在天津侨居已经多年。(63)至清末，上海的各个钱庄，大多是由绍兴人开设。(64)其次，前引王士性的记载，说绍兴人“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同样可以从史料记载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如明人何良俊记载：“南渠之门则喧寂相半，然其门下往来者皆旧亲识也。盖余姚士子皆出外谋生，鲜有家居者。时孙忠烈长子锦衣公在朝，故余姚人丛集于京师，皆出入于二家。”(65)文中所云“南渠”“孙忠烈”，指吕本与孙燧，所云“锦衣公”，指孙燧长子孙堪。他们都是绍兴府余姚县人，可见当时余姚人“丛集于京师”，均出入吕、孙两家。再次，明清诸多史料显示，绍兴人外出游食，以游寓北京居多。京城繁华，易于谋生，丛聚于此，也是情理中的事。如周应中，绍兴府会稽县人，幼年孤贫，客居京城，以“针工”为业。周应中利用闲暇时间，学习举子业，且颇精工，得以顺天府籍“补诸生”。至隆庆五年(1571年)，中进士。(66)即使像京郊的昌平，是明代皇家陵墓所在地，远离国门，且近于边塞，“其城郭公府市廛庐井，可以取衣食者，视京师不过百一”，聚居于昌平的绍兴人，“复非少也”。(67)在清代，很多绍兴人寓居北京，且在北京占籍落户。如孙维隆，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他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其父至北京“业贾”，于是“占籍顺天府宛平县”。(68)又如潘氏兄弟太邱、燕邱，绍兴府上虞县人，“流寓都门三世”。他们的父亲，就曾中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顺天府乡试举人，任太原府同知，清初补江西崇义县。(69)流寓京城的绍兴人渐趋繁伙，自然会在京城城厢及其郊区，形成绍兴人自己的居住社区。越人因为贫隘，轻去乡土，来到京城居住谋生，很多人客死无归。明代，绍兴“义人”白受采与“乡之老而贤者十人”商议，拟在京城设置义庄(或称义冢)，得到了客居京城300多名绍兴人的响应，筹集经费2140余两，在京城齐化门外买地，专门设立山阴、会稽两县义庄，“以葬其客死而无归者，而屋其归而有待者”。(70)可见，明代北京的山会义庄，兼具义冢、会馆两项功能。除了流寓京城之外，绍兴人尚客游其他诸多地方，游屐所至，甚至到了关外辽东。如沈文奎，字清远，浙江会稽人，世居曹娥村。后客游遵化，清兵破遵化，被掳至关外。清太宗采纳范文程的建议，在盛京特选士子，沈文奎登第一名，充秘书院纂修官。顺治元年(1644年)，扈从入关，累官至兵部尚书。一般认为清朝开科进士第一人为傅以渐，其实应是沈文奎。(71)绍兴府山阴县人孟永光，工于写真。明末时，游寓辽东，后归顺清朝，“以画衹候内庭，为世祖所知，命内侍张笃行受其笔法”。(72)毫无疑问，人的习俗源于所处的地理环境，此即所谓的“风土”；而人的性格，则又与习俗相关，此即所谓的“习性”。就地理环境而言，绍兴一府，并非仅仅限于海滨，实则兼具泽国、山谷、海滨三者。绍兴府所属萧山、山阴、会稽、上虞、余姚五县，既濒临海滨，又是水乡泽国，而诸暨、新昌、嵊县，则地处丘陵山谷。如此多样化的地理环境，加之富庶与贫瘠合一，最终导致绍兴人的内在性格处于多面性的矛盾状态，即俭啬、刚崛与狙狯并存。俭啬之性，反映在日常生活习俗上，就是生活节俭，不事奢靡。就此而论，地处浙东的绍兴，与地处浙西且习近于三吴的湖州、嘉兴、杭州，则区别相当明显。考绍兴人生活俭朴，显然渊源有自。据《嘉泰志》记载，绍兴人的生活习俗，“不奢靡，士大夫家占产甚薄，缩衣节食，以足伏腊”。(73)又据旧志记载，绍兴虽有陂池灌溉之利，丝布鱼盐之饶，但“其商贾工作，皆习简朴，不华丽”。(74)在明代，绍兴人依然保持生活节俭的习俗。如明人陆容认为，绍兴并非像苏州那样，有亭馆花木之胜，而是在土地上多种桑、茶、苎，“其俗勤俭，又皆愈于杭矣”。(75)冯梦祯的日记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关于绍兴士大夫生活习俗的记载：“(己丑)二月二十四日，早雨。赴商大理之席。……越中士大夫肴馔俱粗恶，不堪下箸，商君席品物精美，又出佳茶，甚骇。物色之好，以有吴姬故。吴姬能变越俗，亦可尚已。”(76)从中可知，即使是筵席，绍兴士大夫的肴馔也是颇为“粗恶”，商氏家庭筵席上之“品物精美”，又能喝上“佳茶”，完全是出于席上有“吴姬”之故，是吴姬改变了“越俗”。李乐有一则记载，记绍兴人朱赓任礼部尚书，家居时，设饭招待朋友，因为缺少仆人听用，桌案上的碗盘菜肴，“时躬自举移，不以为怪”。李乐由此想到自己的家乡浙西嘉兴、湖州，发出“嘉、湖间安得有此风味也”之叹!(77)此外，李乐为了探访禹穴，曾经到过会稽，并在一座佛寺中休息，他惊奇地发现，借寓这座寺庙读书的绍兴人有十几人。其后，仆人又告诉他，这些绍兴读书人在一起会食，“俱用菜腐，旬日或设咸鱼，不知有肉味也”。(78)李乐还曾经到一位在其家处过馆的绍兴籍秀才友人家小酌，家贫无仆，“其子躬持肴酒服役，但不以为耻”。(79)这种读书甘心淡薄的风气，正好说明了绍兴人生活之俭朴。到了清初，史家谈迁对绍兴人之俭朴也深有感触。越人善贾，这是一种天性。照理说来，善贾则易赚钱发家，容易导致生活奢靡。然让谈迁感到惊异的是，越人虽善贾，但“类缩口节腹，讳土木而谢藻绩”。绍兴人奔赴四方经商，“廉贾三之，贪贾五之，智尽能索，恒以其居为蓬蔂”，在居住上坚守俭朴，不讲究奢侈。谈迁闲游越中时发现，那些阀阅人家，尽管世代簪缨，但“一榱一桷，毋或妄溢焉者”。这绝不是因为“缔造之艰”，无力建造别墅园亭，雕梁画栋，而是绍兴人“多重视其橐，稍足以蔽风雨，支堂构，荜门圭窦，亦任之矣”。(80)可见，还是生活俭朴习性使然，即使士大夫家族，也无不如此。仔细考察绍兴人的刚崛之性，决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山水、风土、人文传统的产物。关于此，不妨先引清人邵廷采的一番议论，作为讨论的起点。邵氏云：范蠡、大夫种、计然、后庸，古忠智勇杰士并产越。越山泽之秀甲东南，于位为巽，为福德，为文明。禹庙、宛委，藏书在焉。生其土者，类有强直不屈之气，善观时变，见机势。一二人激于不平，则从而解纷难者辄有数千百人。其刚崛之性，并而为义烈；狙诈之情，奋而为忠孝。往往扶植纲常之事，不得越之人不能成焉。陈卧子诗云：“越国山川出霸才”，盖不虚也。梁、陈间，王琳、虞寄以奇节著，宋、明，正人辈接，风流日上，至万历以后而先泽渐微，乃多杂出于辟书从事之间，岂地脉之升降使然哉？(81)这两段记载反映了下面二个事实：一是绍兴人的性格，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类有强直不屈之气，体现为一种刚崛之性，而从这种刚崛之性演变而来者，则是表现为“义烈”；另一方面，却又善于观时变，见机势，体现为一种“狙诈之情”，这种狙诈，一旦奋起，同样可以变为忠孝。二是大体上从明朝万历以后，绍兴人文传统开始有所变化，出现了很多人外出做幕宾的现象。这当然不是一句“地脉之升降使然”就可以得到解释，确实与社会客观环境的变化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明万历以后绍兴人游幕成风，同样与绍兴人性格中所具有的“狙诈”之情有关，尤其是他们那种善观时变、见机势的特点，颇为适合“杂出于辟书从事之间”。邵廷采的讨论，已经涉及山水、风土、人文传统对绍兴人性格的影响。即以山水而论，显然与绍兴人的刚崛之性不无关系。自东晋以来，绍兴人凿山取石，以作铺路、建宅、叠岸之用，留下了诸多如曹山之类的石宕，看似“鬼刻神镂”，却被人讥为“残山剩水”。如此山水，正如张岱所言：“山为人所残，残其所不得不残，而残复为山；水为人所剩，剩其所不得不剩，而剩还为水。山水崛强，仍不失其故我。”(82)即使是残山剩水，犹不失崛强之故我，绍兴人的崛强之性，显然已经钟于山水风貌。再以风土而论，风土与人情确乎是相生相伴。绍兴人的性格，决定于绍兴当地的风土。绍兴城中，大多用石。街间石坊，如鳞次栉比。此外，不论是大家的门闾，还是桥梁衢道，无不是用上好的青石甃治。由于需要大量的青石，于是石工专门在府城南十里的乌门山上取材。(83)凿山取石，用于门闾、石坊、桥梁、街道、河岸、花窗，有时甚至用于坟墓的石椁，绍兴人对青石的情有独钟甚至不解之缘，并非简单地构成山阴道这样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已，而是与绍兴人的性格颇有关系，体现为一种石头精神，亦即刚毅、崛强。此外，从人文传统来看，绍兴俗崇经术，师友相传，颇有次第，精深融彻，循礼守法，一旦有人僭逾礼法，则“共诮之”。绍兴的士大夫，一向以名节相尚。早在宋代，山阴县人杜衍就告诫门生曰：“浙人偏激易动，柔懦少，立衍于上前执奏，人乃曰：'得无非两浙生否？’”明代嘉靖、隆庆以来，抗疏者籍籍。如当时权相有言：“惟绍兴人饶我不过。”此语在明代传遍天下。(84)绍兴人的崛强之性，除却刚硬的面相之外，另一面相则是“忍”，以及由此而来的“韧”。这一传统，首先来自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报仇雪耻。弘光朝时，绍兴人王思任在给内阁大学士马士英的书信中，就坦然直言：“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污纳垢之区也。”(85)而对王思任来说，确乎能践行此言，殉节而死。值得引起关注的是，王思任从地土的视角，对吴越之人的性格加以探讨。他认为，三吴地处“沃土”，其地域性格则为“民谑”。生长于沃土之人，身体口腹有余，所行无非出于身体口腹。越中尤其是余姚，地处“瘠土”，其地域性格则为“民忍”。生长于瘠土之人，这个“忍”就已经深入到“心性之间”。余姚人身处瘠土，即使簪笏奕望，但身体口腹常感不足，所以只好“游学走三吴”，凭舌耕谋生，甚至遭到“三吴有余者”的戏谑。面对如此窘况，余姚人还是保持自己的本色，常常不说“吴语”，只说“姚语”，目的无非是“暗庇其心性”。(86)明代末年，绍兴出了两位名臣，一是刘宗周，一是祁彪佳，正好代表了两种绍兴人，也即绍兴人的两种性格。在这两位名臣中，因为刘宗周是正统的理学大家，所以较有争议。如当时的余姚人沈求老，就认为刘宗周是一个“正人”，并为他未能进到“大人”这一人格层次而惋惜。而余姚的一些少年，更对刘宗周颇有微词，说他不能“转移变化”，甚至说他“负君负国”。这种看法，当然不免稍显偏激。尽管沈求老对刘宗周有所不满，但还是道出了实情，显得较为公允。他认为，刘宗周之“骨力”，祁彪佳之“才猷”，都堪称“一时之绝”。(87)所谓骨力，反映了绍兴人刚崛的一面；所谓才猷，则又反映了绍兴人善观时变、机智甚至有些“狙诈”的另一面。所谓狙诈之性，说白了就是“师爷气”。早在明代，沈德符已经归纳出了“山会胥史伎俩”之说。他以绍兴人朱升为例，对此细加印证。朱升在自宫以后，进入内廷，成为太监，被罢逐之后，“犹居都城阛阓中，厚自奉养，家尚殷富，颇好书画尊彝之属”，还不自量力，冒认与绍兴人大学士朱赓为同宗，甚至与朱赓的疏族称兄道弟，“狙狯闪烁，犹然山会胥史伎俩也”。(88)由此可见，所谓的狙狯之性，就是善于攀附。入清之后，从“山会胥史伎俩”衍生出了“幕派”。清代湘乡人知府罗镜堃撰有《公余拾唾》8卷，光绪二十年有家刊本。书前有自序云：“天下刑名、钱谷幕友，盛称浙之山阴、会稽。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几于人人诵法律之书，家家夸馆谷之富。余仕浙，谂知若曹积习至严且忌。凡呈禀批札等事，如尼父制《春秋》，主人莫敢赞一辞。即甚不惬，必亲与婉商，求再酌。主人不能举笔，一举笔，则以为暴其短而襆被去矣。此所谓幕派也。”云云。对此，刘声木得出如下结论：“幕派之骄横，可想见矣。”(89)在明清两代，越语方音久已存于绍兴人的心性之中。随着绍兴人的流寓四方，尤其是外出处馆、游幕，绍兴话在清代几乎已经通行天下。明末人王思任在论及绍兴府余姚县人前往三吴一带处馆时，就说这些游学的余姚教书先生“常不为吴语，作姚语，而实暗庇其心性”。(90)清人梁章钜亦说绍兴人的口音“实同婚舌”，但绍兴人外出，无论是处馆、经商，还是游幕，竟然口操“土音”，凭着一口绍兴话，“通行远迩，无一人肯习官话”。(91)明人王士性曾云：“八方各以其乡土，不纯用正声，难以彼此相诮也。”这无疑应该成为论定各地方言、方音的准则。随后，王士性又指出越语的特点，大致是王黄、周州、陈秦、山三、星声、申辛、舒胥，“共为一音”。(92)绍兴话属于吴语系统(93)，即所谓的吴越同音。如《吴越春秋》卷5载大夫文种之辞曰：“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顾颉刚据此推论，吴、越之言当甚相似，故曰“同音”。(94)吴指吴地，在明清时期多称“三吴”，也就是以苏州府为中心的苏南，浙西湖州、嘉兴诸府。越指越地，在明清时期多称“越中”，也就是以绍兴府为中心的浙东地区。吴越同音，固然可以作为苏州、绍兴同属江南的一个佐证，但吴越文化终究有所差别，这在方言上也有部分的证据。首先，从明代的史料记载中不难发现，吴、越两地方言尚有所差异。如取物，在吴地称为“擔”(平声)，而在绍兴、宁波浙东一带，则称“驼”。(95)其次，相较之下，吴语柔糯，越语刚硬。绍兴乡老有谚语云：“绍兴人讲白话，苏州人讨相骂。”所云“讲白话”，是绍兴土语，大抵与官话的“聊天”、北方话的“拉家常”相近。“讨相骂”一语，出《左传》之“盐脑”，服虔解释为“如俗语相骂”(96)，类似于官话的“吵架”。细绎这句绍兴俗谚的意思，是说绍兴人平时聊天嗓门之大，几与苏州人吵架时的声音相近。一刚一柔，却又区别明显。对此，当代武侠作家金庸深有同感。他在小说《鹿鼎记》中，借助韦小宝对陈圆圆所说的一段话，道出了绍兴话与苏州话的区别：“我听人说，西施是浙江绍兴府诸暨人，相貌虽美，绍兴人说话，'娘个贱胎踏踏叫’，那有你苏州人说话又嗲又糯。”(97)可见，在金庸的心目中，绍兴话与苏州话之别，主要在于绍兴话硬，苏州话“又嗲又糯”。绍兴方言与官音区别甚大。关于越语方音，近人周作人有所论及。他认为，大概学绍兴方言难处不在发音别扭，读音有例外最是麻烦事。他举例，如“大”字，读“陀”去声，用于读书时的官音则仍为“大”，地名如大路、大坊口读土音，大云桥、大善寺却又用官音；如“水”字，土音读若“史”，地名大抵一律如此，但人名如鲁迅小说中的“运土”本名“运水”，又仍读作“绥”上声，而不叫作“运史”；又如“猪”，土音读“支”，“桃子”读“桃执”，“人”读“银”，但鸡子、鸭子、杏仁、朱红柿，都还是照普通读法，不曾改变。(98)绍兴话虽属吴语方言，发音却颇为近古。如《诗经·豳风》“予未有室家”一句的“家”字，与上面的“据”“荼”“租”“痦”诸字相叶；又《小雅》“复我邦家”一句的“家”字也与上面的“樗”“居”两字相叶，均发音“姑”。还有《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对晋悼公述虞人之箴云：“武不少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家”音也与“夫”音相叶。(99)从这三条记载发现，绍兴方言“家”发“姑”音无疑渊源有自。越语不仅近古，而且在某些发音中，多近于北方口音。如“及”字，绍兴土音读若“其”，越谚中的“来弗及”“来碌弗及”，两个“及”字读音均作“其”；“击”字，绍兴土音读若“计”，打人“一击”“两击”，越谚均作“一计”“两计”；又如“极”字，绍兴土音读若“嬉”，越谚凡言“极多”“极好”，读音均作“嬉多”“嬉好”，均为“极”的音转。(100)越语不仅音有近古之处，而且很多越谚均有出典。清代绍兴人平步青对此颇有研究，并举出了不少越谚出典，据此稍列几例如下：一是“理书”。绍兴人把“温书”称为“理书”，亦非无本。如《颜氏家训》卷上《劝学篇》：“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101)二是“鲜明”。越俗把“物之精采者”称为“鲜明”，此语两汉时已然。(102)三是“假充”。绍兴人把“人之诈冒者”称为“假充”，有时说“假充在行人”，有时说“假充有钱人”。“假充”二字，颇为古老，《汉书·哀帝纪》：“材质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宫师。”颜师古曰：“谦不敢言为太子，故云假充。若言非正。”(103)四是“省”“省省”。绍兴人称俭约之人为“省”，有时又作“省省”。此说本于《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贬食省用。昭元年，省穑而用之。”《方言》卷10有云：“迹迹属属不安也。江、沅之间谓之迹迹，秦、晋谓之屑屑，或谓之塞塞，或谓之省省，不安之语也。”可见，“省省”二字，亦有所本，然古语均作“省事”解，而并非是指“俭约”。(104)在越谚中，有很多反映了绍兴地域文化之特色，细加分析，大抵有：一是反映绍兴人生活勤俭之风。如越谚云：“种田弗离田头，读书弗离案头。”是说“业精于勤”。又越谚云：“惜衣有衣穿，惜食有食吃。”是说生活必须俭朴。还有越谚云：“衙门钱，一熢烟；生意钱，六十年；种田钱，万万年。”(105)是说非义之财，理无久享，唯有勤苦得之为上。二是展现绍兴水乡风情。周作人对此颇为关注，认为范寅《越谚》中所记的“船到桥门自会直”，“只要铜钱多，巷牌抬过河”，均是水乡的背景。巷牌即牌楼，在北方亦有之，唯像绍、萧沿官河一带那么的石坊林立，却也少见。(106)三是反映绍兴好学、游幕、重视生意、为人精明等诸多民风。如越谚云：“来读弗来读，书钱要实足。”(107)绍兴俗尚俭啬，通常不实足付钱，唯有付给塾师的束修钱，虽贫不欠，且不敢虚数。又越谚云：“四书熟，秀才足。”(108)所谓的“熟”，并非指能背诵《四书》，而是说须将书理解明晰，曲折周知，融会于心，然后方能达之于笔。是说绍兴人的好学之风。越谚云：“公门中，好修行。”(109)越多游幕，笔下能够生杀人，此言实则劝勉游幕之人，修行积德。绍兴人重视生意，即使是肩贩生意，亦并无轻视之意，故越谚云：“扁担是条龙，一生吃弗穷。”(110)无论是游幕，还是做生意，无不让绍兴人变得精明，所以越谚又云：“馔得绍兴钱，除非活神仙。”(111)基于江南概念的认定，以苏州府为中心的吴文化、以绍兴府为中心的越文化，显然同属江南区域文化。就此而论，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通过仔细观察而得出的论断，显然值得加以深思。他以“人”为经，以“物”为纬，将吴、越文化置于一处论说，进而论定吴越文化的两大共同特征：一是“止生人不生物”，且两地之人，“既繁且慧”，无论是“冠盖文物”，还是“百工技艺”，吴越人的心智“咸儇巧异常”；二是两地物产虽“不称乏”，但均非“天产”，而是“多人工所成，足夺造化”。(112)即使如此，也有清代史料记载揭示，苏州、绍兴虽然同是食米之乡，两地的“乡女”却有所不同，“苏乡健妇乃多于浙”，也“胜于绍”。(113)可见同一区域文化下的吴、越，因为其他诸多复杂的原因，同样会在部分层面体现出差异性。江南区域文化视野下的吴越比较，某种程度上是由山川风土的差异所定。吴越山水，同属江南，却多有不同。明人陶琰因游幕而到过绍兴，对绍兴的山水与苏州作了下面很有意思的比较。他说：“大抵吴中山水，如歌儿舞女，有晓风杨柳之思。越中山水，如老衲名髯，有郁苍澹荡之致。每咏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语，觉王、谢音徽如在。”(114)一个如“歌儿舞女”，难免给人“晓风杨柳之思”；一个如“老衲名髯”，自然具有“郁苍澹荡之致”。山水不同，造成吴越士风之别。前引王思任的记载，以“沃土之民谑，瘠土之民忍”一说，概括苏州与余姚的差异，事实确乎如此。论及吴地风土习俗，大抵可以从以下两点观之：一是苏州人“聪慧好古”，善造假古董，且领导着天下的时尚潮流。明人王士性曾说苏州人，“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115)与此同时，苏州人又善于操持海内“上下进退之权”，即领导天下时尚潮流：“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116)二是苏州风俗相当“丽靡”“浇薄”，为人“空心虚伪”。明代画家文徵明就是苏州人，他对苏州风俗的评说还是可信的。他说：“吴俗丽靡，喜任智能，以獧黠牟大利。业稍增羡，辄骄盈自恣，绮繻鼎食，以相取下。而逐末之家为甚。”(117)在清代，苏州府辖一州七县，旧时就有评语说：“金太仓，银嘉定，铜常熟，铁崇明，豆腐吴江，叫化昆山，纸长洲，空心吴县。”所包含的意思如下：金、银富厚，铜臭铁刚，豆腐淡，叫化龌龊，纸薄，空心虚伪。(118)苏州人做买卖喜欢漫天要价，故明代笑话说：“苏州人撒半价，视其讨价半酬之可也。”(119)清代的笑话直白揭示：“苏州人惯扯空头，与人讲说，他说两句，只好听他一句。”(120)此外，俗谚中有“苏人发尽空心”之说，意思是说，人的头发没有中间空虚的道理，而只有苏州人的头发都是空心的，是讥讽苏州人做事空虚。(121)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苏州人的玲珑剔透之处。反观越地习俗，清人戴名世认为，绍兴的山水特点，造就了绍兴的人文俗尚。绍兴人文，自宋以至于明，堪称达到极盛，其人文俗尚的特点，就是“尚气节，敦诗书”。(122)此外，绍兴一地，最是“古道相传，尊师重傅”。如绍兴人罗万化、张元忭都高举鼎甲，却均师事俞咨益，且在一同拜见地方官时，侍坐一旁，不以为屈；绍兴城中缙绅回籍，必先进谒文庙，拜见儒学先生，而后拜见府县地方官；缙绅道遇绍兴府、山阴县、会稽县三学学生，虽不避轿，必让三学学生行过而后行。(123)诸如此类，足见绍兴士风之醇厚。一地有一地的风土，便有一地的文学，风土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且使文学呈现出地域性的风格。近人周作人在考察了明末以至清末300年的绍兴文学后，得出了“飘逸”与“深刻”两大潮流的论断。所谓飘逸，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以王思任、张岱为代表；所谓深刻，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以毛奇龄为代表。(124)绍兴余姚人黄宗羲也同样得出了“吾越自来不为时风众势所染”的论断(125)，证明绍兴地方文学足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清初文人宋琬，论定明代徐渭之文，“阴怪奡兀，不尽合古人法度”，却又难掩一段“精光气焰”；清代山阴人徐缄堪称徐渭之流亚，自信而不随流俗，曾云：“文章非以悦俗，不为当世所骂，则必无后世之传也。”(126)他们两人“落落焉与世俗鲜有所谐”，显然都保持了自己的文学性格。即使如此，就文坛而论，苏州人确乎领导着明清两代的时尚潮流。张岱深感苏州人“极有乡情”，喜欢“阿其先辈”。一见世人趋奉钟、谭，冷淡王、李，就“故作妒妇之言，以混人耳目”。张岱作为绍兴人，尽管坚信必须“自出手眼”，不受苏州人风气的“溷乱”，但事实颇让其感慨万千，浙人(包括绍兴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摹仿。如一巾帻，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苏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苏人巾又变低，袖又变小矣。”为此，浙人常常被苏州人讥笑为“赶不着”。(127)由此可见，绍兴文人在保留独立性的同时，也不免受到苏州时风的熏染，最后陷于“赶不着”的尴尬境地。这或许就是吴越文化的最大差异。注释：
①王士性：《广游志》卷上《杂志上·地脉》，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②顾炎武著、黄坤等点校：《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备录上·浙江通志》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1页。
③钮琇：《觚賸续编》卷4《物觚·苏州土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苏郡状元》，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6页。
④梁章钜：《浪迹续谈》卷4《绍兴酒》，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7页。
⑤范寅著、侯友兰点注：《越谚点注》卷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⑥“无绍不成衙”一谚，至晚在明代已经出现。冯梦龙所编小说《醒世恒言》中就说：绍兴地方“惯做一项生意”，就是花钱钻谋地方佐贰官，进而认为“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绍兴”。参见冯梦龙：《醒世恒言》第36卷，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470页。
⑦关于绍兴的地理沿革，可分别参见万历《绍兴府志》卷1《疆域志·沿革》，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53-57页；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浙江·绍兴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4-1975页；乾隆《绍兴府志》卷2《地理志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63-64页。
⑧顾炎武著、黄坤等点校：《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备录上·浙江通志》第4册，第2401页。
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浙江·绍兴府》，第1981页。
⑩[朝鲜]崔溥著、葛振家点注：《漂海录》卷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7-88页。
(11)关于绍兴境内浙东运河的记载，可分别参见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浙江·绍兴府》第4册，第1975、1980-1981页；万历《绍兴府志》卷5《山川志》，第606-607、707页。
(12)(13)(14)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浙江·绍兴府》第4册，第1975、1978，1981，1985页。
(15)万历《绍兴府志》卷4《山川志一·山上》，第297页。
(16)张元忭撰、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8《记·登秦望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页。
(17)(18)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1页。
(19)张岱著、云告点校：《琅嬛文集》卷3《古兰亭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9页。
(20)周亮工：《赖古堂集》卷22《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24页。
(21)方濬师：《蕉轩随录》卷12《绍兴酒》，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81页。
(22)梁章钜：《浪迹三谈》卷5《绍兴酒》，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81页。
(23)朱弁：《曲洧旧闻》卷7《张次贤记天下酒名》，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9页。
(24)(31)转见周作人：《绍兴酒的将来》，陈子善、鄢琨编：《饭后随笔——周作人自选精品集》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25)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卷2，《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38页。
(26)顾清：《傍秋亭杂记》卷下，收入《涵芬楼秘笈》，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27)顾起元：《客座赘语》卷9《酒》，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4-305页。
(28)姚廷遴：《历年记》上，载《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
(29)据清人平步青所言，举凡牡丹、荔枝、菊花，原本皆有“状元红”之名。至清代，越人又将“酒之醇者”称为“状元红”。参见平步青：《霞外捃屑》卷10《状元红》，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94页。
(30)刘廷玑：《在园杂志》卷4《诸酒》，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0页。
(32)周广业：《循陔纂闻》卷1，祝鸿熹、王国珍点校：《周广业笔记四种》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
(33)梁章钜：《浪迹续谈》卷4《绍兴酒》，第317-318页。
(34)甘熙：《白下琐言》卷4，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35)李虹若：《朝市丛载》卷5《食品》，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36)李虹若：《朝市丛载》卷7《都门杂咏》，第139页。
(37)项映微著、范笑我点校：《古禾杂识》卷3，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第43页。
(38)梁章钜：《浪迹三谈》卷5《酒品》，第478页。
(39)梁章钜：《浪迹续谈》卷4《绍兴酒》，第317-318页。
(40)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陈村》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页。
(41)梁章钜：《浪迹三谈》卷5《绍兴酒》，第481页。
(42)梁章钜：《浪迹续谈》卷4《绍兴酒》，第317-318页；梁章钜：《浪迹三谈》卷5《女儿酒》，第481-482页。
(43)范寅著、侯友兰点注：《越谚点注》卷中《饮食》，第204页。
(44)庞尚鹏：《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357，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835页。
(45)(48)万历《绍兴府志》卷12《风俗志》，第951、947页。
(46)祁彪佳：《祁彪佳集》卷6《节食议》，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6页。
(47)王思任：《杂记·二还亭记》，载《王季重十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
(49)张岱著、云告点校：《琅嬛文集》卷1《夜航船序》，第49页。
(50)(52)(53)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第67、67、70-71页。
(51)于慎行：《谷山笔麈》卷12《形势》，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9-130页。
(54)陶望龄：《陶文简公集》卷4《檀令王公擢地官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5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编》卷3《历法·算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89页。
(5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畿辅·京师名实相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10页。
(57)梁章钜：《浪迹续谈》卷4《绍兴酒》，第317页。
(58)王思任：《杂序·<醉吟近草>序》，载《王思任十种》，第47页。
(59)王圻：《稗史汇编》卷82《仕进·得谏掇魁》，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0页。
(60)王圻：《稗史汇编》卷23《德行下·谢公阴德》，第369页。
(61)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6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2《户部·西北水田》，第320页。
(63)谈迁：《北游录》之《纪文·贺陈抑之新居序》，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1-242页。
(64)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7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65)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8《史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页。
(6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0《京职·周宁宇少卿》，第520页。
(67)陶望龄：《陶文简公集》卷6《昌平州义庄记》，第342页。
(68)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28《恤赠道衔中宪大夫孙君勖堂家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0页。
(69)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2页。
(70)陶望龄：《陶文简公集》卷6《昌平州义庄记》，第342页；张元忭撰、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7《记·义冢记》，第193-194页。
(71)(72)余金：《熙朝新语》卷1，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73)(74)万历《绍兴府志》卷12《风俗志》，第946、947页。
(75)陆容：《菽园杂记》卷13，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6页。
(76)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卷3，己丑二月二十四日条，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77)李乐：《续见闻杂记》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2页。
(78)李乐：《见闻杂记》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87-288页。
(79)李乐：《续见闻杂记》卷11，第1032页。
(80)谈迁：《北游录》之《纪文·贺陈抑之新居序》，第241-242页。
(81)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5《赠越掾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282页。
(82)张岱著、云告点校：《琅嬛文集》卷2《越山五佚记·曹山》，第87页。
(83)陶琰：《仁节先生集》卷6《雪船述》，钞本。
(84)万历《绍兴府志》卷12《风俗志》，第950页。
(85)计六奇：《明季南略》卷5《思任又上士英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6页。
(86)(90)王思任：《杂序·<醉吟近草>序》，载《王思任十种》，第47页。
(87)陶琰：《仁节先生集》卷8《游学日记后》。
(8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6《内监·二中贵命相》，第166页。
(89)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10《论幕派骄横》，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21页。
(91)梁章钜：《浪迹续谈》卷4《绍兴酒》，第317页。
(92)王士性：《广游志》卷下《杂志下·声音》，《王士性地理书三种》，第228-229页。
(93)关于吴语及绍兴方言的研究，可参见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吴子慧：《吴越文化视野中的绍兴方言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杨崴、杨乃浚：《绍兴方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
(94)顾颉刚：《浪口村随笔(二)·吴、越语言同》，《顾颉刚读书笔记》第4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2091页。
(95)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5《古今方言大略》，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9页。
(96)范寅：《越谚剩语》卷上，范寅著、侯友兰点注：《越谚点注》，第360页。
(97)金庸：《鹿鼎记》(修订本)第32回，香港明河社1981年版，第1310页。
(98)周作人：《方言与官音》，《饭后随笔——周作人自选精品集》下册，第28-29页。
(99)方濬师：《蕉轩续录》卷1《家音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47页。
(100)范寅著、侯友兰点注：《越谚点注》卷下《北方口音》，第286页。
(101)平步青：《霞外捃屑》卷10《理书》，第693页。
(102)平步青：《霞外捃屑》卷10《鲜明》，第694页。
(103)平步青：《霞外捃屑》卷10《假充》，第695页。
(104)平步青：《霞外捃屑》卷10《省省》，第708-709页。按：“省省”二字，在越语中，亦有“省事”一解。如劝人不要多事，则曰“你省省算哉”云云。
(105)范寅著、侯友兰点注：《越谚点注》卷上《警世之谚第二》，第22-24页。
(106)周作人：《俗谚的背景》，《饭后随笔——周作人自选精品集》上册，第34页。
(107)(111)范寅著、侯友兰点注：《越谚点注》卷上《事类之谚第九》，第78页。
(108)范寅著、侯友兰点注：《越谚点注》卷上《格致之谚第四》，第30页。
(109)范寅著、侯友兰点注：《越谚点注》卷上《警世之谚第二》，第24页。
(110)范寅著、侯友兰点注：《越谚点注》卷上《格致之谚第四》，第38页。
(112)王士性：《广游志》卷下《杂志下·物产》，《王士性地理书三种》，第227页。
(113)徐珂：《清稗类钞》之《饮食类·南北之饭》，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383页。
(114)陶琰：《仁节先生集》卷8《游学日记后》。
(115)(116)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第33页。
(117)文徵明：《文微明集补辑》卷29《石冲庵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7页。
(118)褚人穫：《坚瓠五集》卷2《吴评》，《笔记小说大观》第15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150页。
(119)冯梦龙：《<笑府>选》99《撒半价》，周启明校订：《明清笑话四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120)陈皋谟：《<笑倒>选》61《说两听一》，《明清笑话四种》，第103-104页。
(121)褚人穫：《坚瓠余集》卷4《空心发》，《笔记小说大观》第15册，第564页。
(122)戴名世：《戴名世集》卷2《道墟园诗序》，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7页。
(123)李乐：《续见闻杂记》卷11，第1031-1032页。
(124)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载氏著：《谈龙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125)黄宗羲：《南雷诗文集》，《序类·姜山启彭山诗稿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126)宋琬：《安雅堂文集》卷1《徐伯调岁星堂集序》，《宋琬全集》，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21页。
(127)张岱著、云告点校：《琅嬛文集》卷3《又与毅儒八弟》，第142-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