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兴华论史｜帖学历史中的王羲之(一)

沃兴华，1955年生于上海，1977年考入华东师大历史系，1979年破格考上华东师大古文字专业研究生，198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4年破格晋升教授，1995年任博士生导师。先后在华东师大历史系、艺术系任教。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评委、上海市书协秘书长、流行书风展主持人等。现任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评判的态度乃是新思潮的根本意义与共同精神，它要打破既定的观念，从新估定一切价值。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帖学历史中的王羲之

（一）

文/沃兴华

孙过庭《书谱》的第一句话是：“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钟繇善行书，张芝善草书，到王羲之集为大成，登峰造极，成为帖学的开山之祖。帖学从晋末发展到明末，一千多年，经历了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人尚技、明末清初尚情的发展，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王羲之，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王羲之。这一千个王羲之与唯一的王羲之其实只是一个，没有唯一的王羲之就没有那一千个王羲之，没有后来的一千个王羲之那唯一的王羲之早就死了，而合二为一的王羲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他一直在被取法，在被各个时代文化所塑造。苏东坡说：“智者创物能者述，非一人而成。”帖学史上的王羲之也应作如是观。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王羲之，比较来看，明代地位最高，项穆的《书法雅言》说：“宣尼逸少，道统书源，匪不相通也。”“尧舜禹周，皆圣人也，独孔子为圣之大成；史李蔡杜，皆书祖也，惟右军为书之正鹄。”王羲之成了书法界的孔夫子，再看他一生的命运，与孔夫子一样，历经波折，下面一组文字对照着读很有意思。

1、孔子生前，以匡复周礼为己任，周游列国，到处碰壁，危厄于陈蔡之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王羲之立志仿效夏禹文王，“驱使关陇巴蜀”，但命途多舛，只做了个会稽内史，人微言轻，谏止殷浩北伐又屡屡不成，最后只好辞官还家，放浪山水，寄情翰墨。开始时也不受待见，有“家鸡野鹜”之诮。

2、到了四百年后的汉代，孔子才慢慢走了运。统治者把儒家定于一尊，六经也列入了学官。

王羲之书法在南朝一度不十分走运，《南齐书·刘休传》说：“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贵之。”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海内非复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王羲之几乎被人忘却了，直到梁武帝的推崇，尤其是三百多年后唐太宗皇帝的鼓吹，才风靡天下。

3、东汉时，王充写《问孔》《刺孟》，说明孔子的地位并不神圣，公开批评也不要紧。

唐朝，人们也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王羲之，韩愈说：“羲之俗书趁姿媚。”张怀瓘《书议》说：“逸少书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

4、两宋以后，儒学经过朱子理学的改造，成为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孔子进了文庙，金元两代，替孔子戴上了高帽，称之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祭品吃得越多，形象越神化，教义则被改造得越来越模糊。

宋初，太宗刻《淳化阁帖》，二王占了一半，以后不断翻刻，鱼鲁豕亥，面目全非。元代，在理学影响下，王羲之书风经过复古派的改造，变得循规蹈矩，理论研究则条分缕析，琐碎刻板，为技日益，为道日损。总之，“治世”的作用越来越大，书法的地位也随之增高，而真实面目却越来越模糊了。

5、科举取士，限制了士大夫的思想，四书五经成为文人学士踏进官场的敲门之砖，腐儒们断章取文地将孔子的思想鲁莽割裂，敷衍成高头讲章，其精义已无人顾及。

受利禄的驱使，明初的王羲之书法进一步被改造为光、黑、亮的台阁体，统治者把它作为封建政治的意识形态，作为“助人伦，成教化”的工具，一般读书人把它作为科举仕进的敲门砖，结果形势兼顾的精神丧失殆尽，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致天下书风共趋于刻板庸陋。

6、清代考据学兴起，历代统治者和御用文人所再造起来的孔子形象遭到揭发，原先认为孔子所修的六经被认为是其所订，而且其中包括了许多后人的伪托。清末维新运动，废除科举取士制度，五四新文化运动，砸掉了孔子的牌位。

清代碑学兴起，书法家开始批判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帖学，认为各种刻帖失真走样，末流风格卑俗，李文田等人甚至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手笔。进入二十世纪，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碑版造像和敦煌遗书等的发现，从根本上动摇了王羲之至高无上的书圣地位。

图1 沃兴华临王羲之尺牍

王羲之与孔子的命运如此相似，每个时代都不相同，现在要评说这种变化的是是非非，必须先搞清楚王羲之的真实面貌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真实的王羲之

汉末，书法进入自觉的时代，人们开始关注书法艺术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蔡邕写了《九势》，说：“书肇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焉。”“自然”是表现内容，即自然万象和思想感情。“阴阳”是表现形式，即各种各样的对比关系，比如用笔的轻重快慢、点画的粗细长短、结体的大小正侧、章法的疏密虚实、用墨的枯湿浓淡等等，这些对比关系很多，如果归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形及空间关系，如粗细长短、大小正侧、疏密虚实等，另一类是势及时间节奏，如轻重快慢、离合断续等，形和势是书法艺术最基本的表现形式。

到东晋，王羲之继承和发展了蔡邕的理论，在《记白云先生书诀》中说：“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力圆则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峻，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同仰非近，背接非远，望之惟逸，发之惟静。敬兹法也，书妙尽矣。”将这段话与蔡邕的《九势》相比，第一句中的道和混元之理类同“自然”，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内容。第二句分析阳气和阴气的特点，类同于“自然既立，阴阳生焉,”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第三句中的内外、盈虚、起伏和远近，都是一组组的对比，是阴阳的具体阐述。第四句强调书法表现的全部奥妙在于阴阳对比。显然，这段话是对《九势》的发挥。王羲之的书论还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和《笔势论》等，如前所述，以形势兼顾为特点，都是对《九势》理论的进一步发挥。

王羲之书法创作的特点也是形势兼顾，庾肩吾《书品》评王羲之书法“尽形得势”，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说：“逸少学钟书，势巧形密。”比如他的《丧乱帖》（图2），用笔轻重快慢，离合断续，结体大小正侧，左右摇曳，唐太宗一针见血地指出：“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前句讲笔势连绵，特点是笔断意连，后句讲造形变化，特点是如斜反正，两句概括起来就是形势兼顾。

图2 晋 王羲之《丧乱帖》

总之，王羲之书法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基本特征为形势兼顾，这是真实面目。

二、王羲之的发现

汉以前的书法强调形，到汉末，字体剧变，从章草到今草，从隶书到行书，从分书到楷书，共同特点是加强连绵。书法艺术为了与时俱进，兴起尚势书风，强调“一笔书，”点画牵丝缭绕，结体大量省略，结果造成字形变化太大，难以释读，不能“视而可察”，违背了文字的实用功能，于是出现复古诉求。梁武帝萧衍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说：“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如自省览，有异众说。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

梁武帝的观点引起了大家讨论，陶弘景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中说：“伏览前书(即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若非圣证品析，恐爱附近习之风，永遂沦迷矣。伯英既称草圣，元常亦自隶绝，论旨所谓，殆同璿玑神宝，旷世以来莫继，斯理既明，诸画虎之徒当自就缀笔，反古归真，方弘盛世，愚管见预闻，喜佩无届”。他认为萧衍的复古观点具有力矫时弊的作用，但是他的“反古归真”既不取钟繇的古，也不取王献之的新，而是特别推崇介于两者间的王羲之，认为梁武帝的褒贬可以“使元常老骨，更蒙荣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唯逸少得进退其间，则玉科显然可观。”

图3 沃兴华临晋人尺牍

梁武帝又写了《答陶隐居论书启》，主张文质彬彬的表现方法和审美观念，并且在形与势的表现上也主张兼顾，认可陶弘景的观点，转而推崇王羲之书法为“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风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这是对王羲之书法最初的肯定与发现，标准就是形势兼顾。

三、王羲之的确立

到唐代，太宗李世民说：“朕万几多暇，四海无虞，愿与诸臣共相教学（王羲之书法），以粉饰治具焉”。为了推广普及王羲之书法，他大力推崇，举措有三：第一，撰写《王羲之传论》，奉王羲之为帖学的开山之祖。并且明确揭示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的特点是形势兼顾。第二，撰写《笔法诀》，把点画放到结体的关系中来研究，除了基本形的写法之外，强调两种变形，即因笔势连绵的变形和因体势雷同的变形，将三种写法统一起来，克服了王羲之笔势论的繁复杂乱，“会其数法，归于一途，披卷可用，下笔无滞。”（详见本章第四节“关于唐人重法”）第三，在得到王羲之的《兰亭序》之后，命著名书法家和榻书人反复临摹，并根据《笔法诀》加以改造，强调点画的起笔行笔和收笔变化，从形和势两方面既雕且琢，精益求精，“一点一画，皆有三转，一波一拂，皆有三折。”“一点一画之间，皆三过其笔，盖一点微如粟米，亦分三过向背俯仰之势。”“毫发死生”的精妙表现出神经末梢的战栗，让人“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创造了帖学书法的最高典范——唐人摹《兰亭序》（图4）。

图4 唐 冯承素摹《兰亭序》

总之，《王羲之传论》确立了王羲之为帖学书法的不祧之祖，《笔法诀》完善了王羲之形势兼顾的书论，唐摹王羲之《兰亭序》，创造了帖学书风的经典。于是，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得到确立，形势兼顾成了书法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的根本原则。

——节选自沃兴华著《中国书法史》（修订版，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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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振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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