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
形象学（法文：Imagologie，英文：Imagology）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形象”[1]，法国当代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巴柔（D.H.Pageaux）将之概括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2]。形象学与比较文学的发轫同步，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探索一国形象在异国的文学流变，即它是如何被想象、被塑造、被流传的，分析异国形象产生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并找出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形象。
第一节?形象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一、形象学的渊源与发展
形象学与比较文学学科本身同时产生于19世纪，是“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所偏爱的一个研究领域”[3]。20世纪40年代末，其理论体系已初具雏形，80年代渐趋成熟，90年代之后进入我国比较文学界。我们首先介绍几位对形象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比较文学学者，阐述他们的主要观点和贡献，以了解形象学的发展史。
形象学的始作俑者是法国学者贝茨（Louis-PaulBetz）。1896年，贝茨在《关于比较文学史的性质、任务和意义的批评研究》一文中指出，作为一门新学科，比较文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互相观察的：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4]这段话中虽然没有出现形象学这样的字眼，但对两个民族怎样借助文学形象互相观察、互相认知的描述却十分清楚。20世纪初期，法国学者巴尔登斯贝格（F.Baldensperger）提供了形象学研究的具体范例《法国文学中的英国和英国人》。20世纪40年代，法国学者卡雷（J.M.Carré）认为比较文学应注重各民族间、各种游记、想象间的互相诠释，并遵循这个原则写出了《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1800—1940》（1947）一书。卡雷的高足基亚（M.F.Guard）把“人们所看到的外国”专辟一节，写进他的《比较文学》（1951），指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再追求抽象的总括性影响，而设法深入了解一些伟大民族传说是如何在个人或集体的意识中形成和存在下去的”[5]，并认为这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极富前景的领域，“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6]。
20世纪50年代末，以韦勒克（RenéWellek）为代表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对形象学研究发出责难，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1958）一文中从文学性出发，批评卡雷和基亚“最近突然扩大比较文学的范围，以包括对民族幻象、国与国之间互相固有的看法的研究，但这种做法也很难使人信服。听听法国人对德国或英国的看法固然很好——但这还算文学研究吗？”并说其“代价是把文学研究归并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史料研究之中”[7]。此后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艾金伯勒（RenéEtiemble）在《比较不是理由》（1963）一文中也批评形象学研究与史学家、社会学家或政治家有关，而文学性不足。
但形象学研究并没有因此而停步，研究者们一方面认真检讨和反思形象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一方面吸收各种后现代理论，不断完善其理论体系。如果说20世纪40—50年代是形象学研究的传统阶段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是其当代阶段；如果说卡雷、基亚等是传统形象学的奠基者的话，让-马克·莫哈（Jean-MarcMoura）、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iPageaux）等则是当代形象学的创始人。莫哈在《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1992）一文中指出：“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8]强调“形象学拒绝将文学形象看做是对一个先存于文本的异国的表现或一个异国现实的复制品。它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种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9]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异国形象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巴柔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1989）、《形象》（1994）等论文中指出形象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形象研究不是“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实’程度及其与现实的关系”[10]，而“应该注重研究支配了一种文化的所有动力线”[11]，认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12]，提出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强调了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对思考形象的一个特殊形态——套话，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一国对异国文化有三种基本的态度或象征模式，即狂热、憎恶和亲善。
与传统形象学相比，当代形象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注重对形象塑造“主体”——“注视者”或“观看者”的研究，即由原来只研究被注视者一方，转而研究注视者。传统的形象学特别关注形象的真伪，自然把注意力集中于被注视者一方；当代形象学吸收了接受美学、保罗·利科的想象等理论，由原来单纯注重被注视者，转而重视注视者。按照接受美学的有关理论，如果把被描写的异国视为一个文本，那么对异国形象的描述就可视为是对异国这一大文本的阅读和接受。另外，异国形象和想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想象有两类，一是休谟的再现式想象，把形象归于感知；二是萨特的创造性想象，根据缺席来对他者进行创造。当代形象学认为形象是注视者对被塑造者“接受”的结果，是创造性的想象，因而没有必要追究形象的真伪程度，研究重点自然就转到形象塑造者主体身上，研究形象塑造者是如何接受和塑造他者形象的，同时透视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欲望和需求。
此外，与传统形象学相比，当代形象学还特别注重“被注视者”与“注视者”的互动性。在当代语境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他者”存在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在与“他者”的互识、互补、互证中才能更好地认识自我，因而不再把异国形象看成是单纯的对异国现实的复制，而是放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进行研究。
形象学的当代发展还从其他后现代理论中获益。如后殖民理论，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剖析了西方人眼中“他者化”的东方形象，指出其虚构性和背后隐藏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内涵。另外，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形象学同样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获益。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研究了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和想象，以及这种隐喻和想象所蕴涵的种族差异和文化冲突。如：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二、形象学的特点与功能
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与一般文学研究中的形象有相同之处，即都是作家创造出来的具有感情色彩和审美意义的形象，但二者也有诸多差异。
首先，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只限于异国异族形象，而一般文学研究中的形象既可以是异国异族形象，也可以是本国本族形象，而且大多是本国本族形象，也就是说，一般文学研究中形象的含义要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异国形象宽泛得多。
其次，一般文学研究中的形象通常只局限于人物形象，而异国异族形象在文本中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它可以是具体的人物，也可以是器物（比如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瓷器、丝绸的描述）、景物（如18世纪英国的中国园林），还可以是观念（如英国的培根、韦伯认为中国语言是人类的初始语言）和言辞（如西方关于中国的套话“哲人王”、“傅满洲”、“陈查理”）。而且异国异族的形象一方面注重对他者的塑造，另一方面更注重探讨隐含在他者形象背后的创造者民族的自我形象，评价的标准也不再是逼真性和独创性，而是异国形象背后的文化差异与时代需要。作者的个体行为也退居次要地位，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中介，一个承载着集体想象和时代需要的中介。
在明确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与一般文学研究中的形象的异同之后，我们把形象学的特点归纳为投射性、互动性和跨学科性三个方面。
一是主体欲望的投射性。任何一国作家对异国的观察永远不能像本土人希望他们看到的那样，作家们往往将异国视为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或一个乌托邦。因此，形象学中的异国形象既有客观因素，又有情感因素。从辩证的角度讲，任何一种异国形象都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对异族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影响和诠释情况，同时也折射出本民族的欲望、需求和心理结构。
异国形象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巴柔在对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进行定义时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13]一种文化关于另一种文化的知识和想象，经常是该文化自身结构本质的投射和反映，它意味着该文化自身的本质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断裂，于是就以想象的形式投射到异域文化中去。这种异域形象实际上是渗透着自身内在本质的形象。
一个社会在想象和塑造异国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异国形象对本土文化来说是一个他者，是一种外在视角。一国作家在对异域形象进行描述时，能够说出对自己的社会不便表述、不易感受、不曾想象到的某些东西。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异国这一他者是作为形象塑造者的欲望对象而存在的，形象塑造者把自我的欲望投射到他者身上，把他者当作一个舞台或场所，在其间确认自我，展示自我的隐秘渴望，表达自我的梦想、迷恋和追求，叙说自我的焦虑、恐惧与敌意。英国学者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一书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形象在欧洲的变迁，认为欧洲人的中国观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与其说是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14]。因此，构成他那本书的历史是观察者的历史，而不是观察对象的历史。
二是“他者”与“自我”的互动性。异国形象的欲望投射也带来他者与自我的互动。当代形象学的重要发展是“他者”概念的确立，而“他者”概念受惠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差别和对立把语言中的一切成分联系了起来。这一思想后来在本弗尼斯特（EmileBenveniste）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在《一般语言学问题》中指出：“我”之为“我”是由于与“他者”的区别，“他者”之为“他者”是由于与“我”的差别。“自我”和“他者”都没有确定的本质，只能处在不断的相互指涉之中，“自我”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和影响，“他者”是必不可少的参照系。当代形象学研究者以此为基础阐释了形象的基本含义，我们上文谈到的巴柔对形象的定义即是如此，他说“一切形象都源自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15]理解异族与认识自我是密不可分的。一国作家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和需要，塑造出什么样的异国形象，都是在将异国作为一个他者，一种相异性来看待的，这个他者，这种相异性是认识自身、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因而对他者的剖析也是审视自我、建构自我的一种形式。“他者”实质上是另外一个自我，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自我，或者发现另外一个自我，这实际上是一种互动认知，即互证、互补、互察、互鉴
三是总体研究的跨学科性。研究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涉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需要研究者在文学、文化人类学、史学、社会学、民族心理学等学科交汇处进行综合性的考察，因此，形象研究涉及诸多复杂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往往又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形象场”。“形象场”这一概念是我国比较文学形象学领域的专家孟华提出来的，她受到物理学中“场论”概念的启发，创造性地提出这一研究方法，对形象学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场论”在物理学中指各种物理场的运动规律及其相互作用，20世纪30年代德裔美籍学者勒温（K.Lewin）将其应用到心理学领域，用以描述人在周围环境中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将这一理论应用到社会学当中，认为在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相互作用的场，提出了语言场、文学场、艺术场等概念。孟华将这一概念应用到形象学研究当中，认为异国形象就像物理学意义上的一个粒子，其产生是由于各种语境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一认识和巴柔的见解不谋而合，巴柔说：“形象学所研究的绝不是形象真伪的程度”，“它应该研究的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研究那些支配了一个社会及其文学体系、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动力线。”[16]
曹顺庆还把变异性作为形象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认为“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17]
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通常并不是异国现实的客观呈现，而是具有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色彩。莫哈认为：“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来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而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集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则是乌托邦的。”[18]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维护和保持现实及现实秩序；而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存秩序的，具有颠覆、构建社会的功能。意识形态化的形象是将塑造者一方的社会群体价值观投射到异国形象身上，通过调解异国的现实，来符合本国群体认可的象征模式，从而消解和改造异国形象，达到归化异国的目的；而乌托邦化的形象是塑造者一方力图否定其社会的群体价值观，创造出一个根本不同于自我世界的异国形象。因此，对异国形象的意识形态化不会造成自身文化传统结构的变化，它只是在既定视野内提供一套编码符号，将异己的信息消融在自身传统之中；而乌托邦化的形象则是将他国作为一种异己力量，促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调整。
三、形象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
形象学主要研究异国异族形象，而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形象在文本中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它可以是具体人物、风物、景物描写，也可以是观念和言辞。下面我们从注视者、被注视者、注视者和被注视者的关系三个方面对形象学的研究内容加以探讨。
首先是注视者。注视者是当代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注视者在塑造异国形象时受到身份、先见、观看异国的时间、距离、频次等因素的影响。[19]
先说时间、距离和频次。观看时间的长与短、观看距离的远与近、观看频次的高与低，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观看者对异国形象的塑造。作为观看者，他只能看到他观看时间内的他者，而观看时间的长短决定了他看到的是细致还是粗略，是走马观花还是下马看花。观看时的距离则具有物理和心理双重含义。其中的远与近，决定了观看的清晰与模糊、兴趣盎然与兴味索然。观看频次的高与低同样会影响观者对他者的印象。低频次的观看会使对象局部化、单面化，对他者形象的把握也会流于粗浅、零碎，而高频次的观看则使对象趋于整体化、多维化，观者塑造的他者形象也会趋于完整、细腻。比如，与仅到中国观光的美国作家所描述的中国形象相比，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又译《西行漫记》）中塑造和描述的中国形象要丰满、细腻得多，也更完整，更具立体感。这是因为斯诺在中国停留的时间长，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都比较近，观看的频次也高。
再看身份和先见。观察者的身份和对异国的先在认识，同样影响着对异国形象的塑造。观察者不论是到异国旅行、访问，还是在异国长久居住，都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定的身份。身份一方面赋予人既定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也对人的活动领域及方式做出某些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份直接决定着观察者在异国能够接触的人群和社会生活的层面。比如，在中美交往早期，商人、外交官、传教士代表着美国人观看中国的三大群体，不同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来中国的不同动机。商人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当同中国做生意能够赚钱时，他们不吝赞誉之辞；而当生意难做、活动范围受局限时，他们的赞誉之辞又变成了愤恨和诋毁。商人身份决定了他们接触的是中国的商人和少数官员。外交官站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立场上，符合本国利益时就赞赏中国，有违本国利益时则展示一个负面的中国。他们的高官身份限定了他所接触的是中华帝国的高层人物，得出的中国印象也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教士抱着解救数以百万计不信仰上帝的中国人脱离苦难的信念而来，当他们发现中国人难以皈化时就指责、诅咒。他们的传教士身份、较为渊博的知识和在中国较长时间的居住，决定了他们接触面广泛，对中国文化、对不同阶层的人了解较深入，因而他们塑造出来的中国形象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如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的《中国总论》（TheMiddleKingdom）、明恩溥（ArthurSmith）的《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Characteristics）都是影响美国乃至西方之中国形象的重要作品。
在所有制约形象塑造者观看异国的方式中，先见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观看者所拥有的经验世界、知识体系、价值参照、认知方式和伦理取向，决定着他在观看时所持有的立场、观点、伦理态度及价值评判标准。先见盘踞在人的内心，根深蒂固，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观察者观看他者的重要因素。比如，由于美国是从英国脱胎发展而来的，他们都使用英语，同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因而美国早期的中国观受英国中国观的影响很大。安森（GeorgeLordAnson）在其《世界航行记》（Anson’sVoyageAroundChina）中所记述的中国人“怯懦、虚伪、不诚实”的看法，影响到后来美国商人山茂召（SamuelShaw）的中国印象和美国建国初期学校使用的地理教科书，教科书里把中国描述成“最不诚实、低贱、盗窃成性，并利用天生的机灵来提高骗术”[20]的国家。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中国之行，将中国视为“半蛮夷”的国家，半个世纪以后，美国把中国人看做“不受欢迎的移民”。
“社会集体想象物”是与注视者有关的形象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异国异族形象虽经作家之手创造，但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作家对异国异族的理解不是直接的，而是以作家本人所属的社会和群体的想象为介质的。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异族形象是整个社会想象力参与创造的结晶，作家在其中只充当一个媒介，法国当代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巴柔将之称为“社会集体想象物”，这个想象物与一个社会、集体的过去和未来密切连在一起。一个异国形象可以是对社会集体想象物的认同，以英国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为例，如萨克斯·罗默（SaxRohmer）笔下的傅满洲（FuManchu），就是当时盛行于英国甚至整个西方的“黄祸”思想的反映；一个异国形象也可以与社会集体想象物完全背离，如笛福在《鲁滨逊飘流记》第二部《鲁滨逊飘流记续编》（FartherAdventureofRobinsonCrusoe，1719）和第三部《感想录》（SeriousReflectionsduringtheLifeandSurprisingAdventuresofRobinsonCrusoe，1720）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就与当时英国人对于中国的主流认识相悖，他对中国文明的攻击在当时欧州对中国的一片赞扬声中非常刺耳；一个异国形象还可以把对异国的描述强加给公众舆论，如哥尔斯（OliverGoldsmith）在《世界公民》（CitizenoftheWorld，1762）中试图避开那个人们理想化了的、摆满家具和庸俗装饰品、盛产烟火的中国，强调一个理性和富于同情心的国度，并把这一关于中国的“想象”在西方世界确立和流传开来。
其次是被注视者。被注视者也就是“他者”，指存在于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游记、回忆录等各种文字资料中的异国人、异国地理环境、异国肖像（如绘画、瓷器、园林等），其中“套话”（Stereotype）[21]是描述被注视者的一个重要术语，是形象的一种特殊而又大量的存在形式，是陈述异族集体知识的最小单位，它“传播了一个基本的、第一的和最后的、原始的形象”。[22]因此，研究“套话”就成为形象研究中最基本、最有效的部分。比如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有大量这样的“套话”，像“哲人王”、“约翰中国佬”、“异教徒中国佬”、“傅满洲”、“陈查理”、“功夫”等等。套话是形象塑造者关于他者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并且它一旦形成就会融入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本族人对异国异族的看法。套话具有持久性和多语境性，它可能会长时间处于休眠状态，但一经触动就会被唤醒，并释放出新的能量。比如“哲人王”，这是西方人在“中国热”的背景下构筑并解读的中国形象。当时欧洲人不仅在中国找到了哲人孔子的思想，而且找到了实践这种思想的典范——康熙皇帝。“哲人王”形象随着“中国热”的退潮而遁入历史的沉船，但在20世纪中后期一度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在经济上飞速发展，特别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乐观向上、团结友爱、互助合作，让陷入精神困境的西方人刮目相看。中国再一次成为道德理想国，而执掌这个国家的是一位智慧、完美的“哲人王”——毛泽东。
最后是注视和被注视者的关系。巴柔指出注视者和被注视者之间有三种主要的关系，这就是狂热、憎恶和亲善。狂热是指“异国文化现实被一个作家或集团视作是绝对优于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这种情况下对异国的描述“更多地隶属于一种'幻象’，而非形象”；[23]憎恶是指“与本土文化相比，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低下和负面的”；[24]亲善是指“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正面的”，而注释者文化“同样也被视为正面的”，[25]双方相互尊重、互相认可。狂热要求粗暴的文化适应，憎恶要求他者象征性的死亡，这两种情况下本土与异域之间的关系和交流基本上都是一种幻象，分别是关于异国的幻象和关于本土文化的幻象，亲善才称得上是对异国的正确评估和诠释，即以平等的态度承认他者、理解他者。
四、形象学的研究方法与前景
对于形象学的研究方法，我们从其基本原则和具体操作两方面来探讨。实证是形象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因为形象学一开始就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范畴，其研究特点是注重文学间的事实联系。注重事实联系使形象学研究具有扎实的根基，形成严谨、实证的研究特色。而形象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则包括文本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条路径。
文本外部研究具体说来就是文学社会学的研究，主要是结合形象产生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进行综合研究，体现出形象学研究的跨学科性。我们重点要谈的是文本内部研究，巴柔把这种研究分为词汇研究、等级关系和情节研究三个层面。[26]
第一是词汇研究。词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异国文学作品中关于“他者”的词汇所做的基于统计学方法的分析与辨析。在某一特定的时期，或在某种特定的文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传播“他者”形象的词汇，这些词汇中一部分是与作家个人的表达风格或言说方式密切相关的“个性化”词汇，另一部分则是在特定时期或不同时期反复出现、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套话”，套话研究在当代形象学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前面已做阐述。
第二是等级关系。在对描述异国形象的文本进行词汇使用情况的统计之后，就要进一步考察作家与被注视者之间的陈述与被陈述关系。孟华认为：“只要涉及'我’与'他者’的关系，立刻就会引出一组组对立的等级关系来”，比如“我——叙述者——本土文化；他者——人物——被描述文化”。[27]我们应当对所有典型形象文本的重要对立面进行分析，最终从各种对立关系的研究中得出相应的结论。比如当我们考察西方文学中的第三世界形象时，常常发现第三世界总是被描写成传统的、农业的、附属的，与此相对应的西方形象则是现代的、工业化的、支配性的，这种描写的背后隐含的是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
第三是情节研究。孟华认为：“在这一阶段，形象是一个'故事’。”[28]它从两种文化、两个文本系列间的对话开始，用记录、沉淀在注视者文化中的各种定型化的词汇或程式化的情境、主题写出来。故事情节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而其中隐含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我们研究，我们要揭示、阐释这类故事的文化象征意义。
以上我们分别介绍了形象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但在实际研究中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仅关于异国的“套话”会流露和传递出一定的社会文化信息，等级关系、故事情节的分析和研究更是和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密不可分，因此形象学研究应该以文本为依据，把各种研究方法贯通起来，灵活运用，使形象分析更趋全面、深入。
形象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正日渐显示出其巨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在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密切的时代，异国异族形象出现在一国文学作品中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因而，形象学的研究对象会越来越丰富。尤其是目前许多国家都十分注重自身的国家形象塑造，将之视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和“声誉资本”，现实社会中国家形象建构的强烈需求赋予形象学研究以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价值、审美意义、现实需求结合起来，使得形象学研究的前景越来越广阔。
第二节?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形象学案例分析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都不是理论家们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有大量的实践作支撑，形象学研究也不例外。在其基本理论问世之前，中外文学作品中已经存在大量的异国异族形象。西方文学中从《伊利亚特》中的特洛伊人，《埃涅阿斯纪》中的迦太基女王，《神曲》中的奥德修斯、埃及艳后，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人夏洛克、摩尔人奥赛罗，18世纪欧洲文学中的中国故事，19世纪拜伦的“东方叙事诗”，到20世纪卡夫卡的“中国长城”，毛姆、劳伦斯作品中的美洲、印度、中国、南太平洋等，都是关于异国异域的描述；中国文学中从《山海经》的羽民国、无肠国、黑齿国，《西游记》的乌鸡国、车迟国、西凉女国，到近现代文学创作中大量的基督教意识呈现，都是异国异族形象的例证。尽管我们这儿列举的中外表现异国异族的作品仅是形象学大海中的几朵浪花，但也说明中西民族从古至今一直关注着异国异族形象。形象学理论产生后，研究异国异族形象的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成果既有理论层面的深入探讨，更有实践层面上的广泛剖析。下面我们以周宁教授的论文《中国异托邦：二十世纪西方的文化他者》为案例，分析如何运用形象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具体的形象学个案研究。
该文以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和法国作家安德列·马尔罗的《人的状况》为研究对象，探讨了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下面我们结合形象学理论，从异国形象的想象性特征及其乌托邦和意识形态内涵、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套话或定型化形象三个方面，对该案例进行详细的解析。
首先，异国形象虽是对一国的描述，却带有浓重的想象性特征和特定的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内涵。形象学理论认为，异国形象不是异国现实的复制品，而是存在于作品中的相关主观感情、思想意识和客观物象的总和，它和想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研究时没有必要追究形象的真伪程度，而是研究形象塑造者是如何接受和塑造他者形象的，同时透视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欲望和需求。案例论文在这方面结合具体文本，进行了充分的阐释。
案例认为，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中国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政治伦理意义的异托邦，一个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文化他者，”“一个隐藏了西方人欲望与恐怖的梦乡。”[29]在《消失的地平线》和《人的状况》这两部西方小说中，中国分别以想象中的人间乐园和人间地狱出现在读者面前。《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幸福的山谷”，处在想象地图和知识地图之间。《人的状况》中地狱一般的上海“既是一个现实的城市，又是一种想象的场景。”那是一个坟场一样的所在，人们在死亡的恐怖中凄惨度日，苟且偷生。这两部小说的背景都是作家“主观臆想的中国”，正像香格里拉是希尔顿当时所能想象到的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一样，马尔罗笔下的上海是他所能想象到的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
由于希尔顿和马尔罗笔下的中国形象不是中国现实的呈现，而是带有浓重的想象色彩，因而案例没有一味探究两位作家的中国形象真实与否，而是努力挖掘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所包含的乌托邦和意识形态内涵。乌托邦化的形象是塑造者一方力图否定本社会的群体价值观，创造出一个根本不同于自我世界的异国形象。其功能是质疑本社会的现实，提出构建一种更好现实的可能。意识形态化的形象是按照本社会的模式、使用本社会的话语塑造出来的异国形象，其功能在于维护和保持现有秩序。就《消失的地平线》和《人的状况》这两部作品来看，前者塑造的是一个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后者描述的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
《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风景如画、闲适恬静，融东方的自然灵性与西方的物质文明于一体，是一个完美的乐园。这一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是由当时西方的社会现实和西方人的内心需求决定的。希尔顿发表这部小说时正值一战带给西方人巨大的心灵创伤和物质浩劫、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受到质疑、二战的阴云又在空中密布的时候，西方文化人无限伤感地叹息西方文明在没落，一些负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希望从古老的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寻找拯救之光。《消失的地平线》出版后很快风靡整个西方世界，正是西方人希望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生存智慧拯救西方甚至拯救世界的思想的反映，其目的是质疑西方的现实，建构一种新的西方秩序。
与香格里拉相反，马尔罗《人的状况》中的上海危机四伏，充斥着血腥、屠杀和仇恨，到处是贫困、混乱、肮脏的人间地狱图景。案例中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认同”的一种“策略”，西方的强大、文明、秩序需要东方的贫弱、残暴、混乱来衬托。“中国是西方的异已世界，它帮助西方人确定自己存在的位置和意义。”
不管是希尔顿笔下乌托邦化的人间乐园香格里拉，还是马尔罗笔下意识形态化的人间地狱上海，都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形象学理论认为，异国异族形象虽出自一个作家之手，但并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作家本人所属的社会和群体的想象力参与创造的结晶。案例认为，希尔顿和马尔罗的中国形象“代表着西方历史上中国形象的两个极端”，一个是“天堂式的莫须有的地方”，一个是“地狱般的莫须有的地方”。
其次，当代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它一方面反映了本民族对异族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也投射出本民族的欲求和心理。理解他者和认识自我密不可分，剖析他者也是审视自我、建构自我的一种方式。案例认为，希尔顿的天堂想象和马尔罗的地狱想象“不仅包含着某种关于历史事实的置换想象，也包含着西方人对世界与自我的某种深层想象”。中国形象是一个巨大的屏幕，西方在这个屏幕上放映着自己的希望和恐惧。
西方塑造的中国乐园和中国地狱形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了西方人不同的需求和心理，案例中对这一点进行了历时性的剖析。中国最早以“赛里斯”或契丹蛮子出现在西方人的想象视野中。在马可·波罗和曼德维尔那里，中国是财富、君权和秩序的世俗乐园；在启蒙哲学家那里，中国是文化和道德的理想国。这一方面反映了18世纪以前中国在制度、文化等各方面都要优越于西方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彰显了西方自身的困境和欲望。马可·波罗和曼德维尔笔下充满财富与权力象征意味的“契丹形象”表达了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对城市发展、自由贸易、统一市场的向往，激发了西方社会中被基督教文化所压抑的世俗欲望。西方人在羡慕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饶、城池众多、道路纵横的同时，也在体验自身的缺憾、压抑与不满。而整个18世纪是欧洲的“中国热”时代，中国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尺度，一方视野，一种价值观。启蒙哲学家将中国当作欧洲的榜样，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所提供的中国合乎理性的道德政治与贤明智慧的康熙皇帝。20世纪西方关于香格里拉的想象，重复了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关于“大汗的国土”和“大中国帝国”的形象特征，西方人依然把中国视为拯救西方的希望。
与肯定性的中国形象相对，西方人意识中还有一个否定性的中国形象。案例中指出，启蒙运动之前，西方的中国形象“主导价值是肯定的，西方对中国的情感主要是敬慕中的欲望与恐惧；启蒙运动以后，……否定性形象占主导。……中国不再是欲望之地而是惩戒之地。”浪漫主义时代英国作家德·昆西鸦片梦幻中的中国地狱景象，20世纪初期流传于西方世界的傅满洲形象，20世纪30年代马尔罗笔下的上海，一方面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另一方面也说明强大起来的西方不再需要把中国作为激励和超越的力量，而是需要一个从各方面都能证明自己强大、合理的对衬物。从前的仰慕变成此时的鄙视，中国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西方自身的缺憾与不满、傲慢与偏见。
中国是西方的一个他者，它一方面让西方在与这个他者的互识、互补中更好地认识自我；另一方面，正如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指出的，中国作为西方虚构的他者，其背后隐藏着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内涵。案例中认为：“中国在西方的想象中不管表现为天堂还是地狱，其文化功能都是确立一个表现差异的他者。”把中国描绘成人间地狱的《人的状况》包含着殖民话语自不必说，就连把中国乌托邦化的《消失的地平线》实际上也包含着殖民话语，尽管从表面上看是西方在向东方寻找启示和救赎。统摄天堂般的香格里拉的大喇嘛，竟是18世纪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当感到自己的大限已到、需要有人继承衣钵时，他认为当地的藏族人和汉人都不能承担此命，只有从欧洲人中挑选，小说的主人公康韦就是他选中的衣钵继承者。美妙的香格里拉虽然坐落在中国，但管理它的却只能是西方人。在希尔顿看来，似乎只有西方才能造就、管理这样一个人间天堂，其殖民主义心态不言而喻。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西方关于中国的套话或曰定型化形象。形象学理论指出，套话或定型化形象是形象学研究中最基本、最有效的部分，它是形象塑造者关于他者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并且一旦形成就会融入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本民族对异族的看法。而且，套话还具有多语境性，只要语境适合，它就可能再次出现。如西方文学中关于中国的一个重要负面套话傅满洲，20世纪前30年，他作为“黄祸”的化身，不时出现在西方的通俗小说和好莱坞电影中。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反侵略的事迹激起了西方世界的同情，傅满洲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但随着蒋介石的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西方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恐惧，“黄祸论”思潮沉渣泛起，变成“红色威胁”主宰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主流意识。适应西方官方歪曲中国的需要，傅满洲再次复活，以更加邪恶、恐怖的面目，活跃在好莱坞电影中。
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有大量的套话，我国形象学专家孟华教授就曾对西方文学中关于中国形象的套话“开明皇帝”、“黄祸”以及中国文学中关于西方形象的套话“洋鬼子”、“大鼻子”进行过详细的梳理与分析，我们这里重点看一看她对“开明皇帝”和“洋鬼子”的分析。孟华指出，在18世纪法国作家笔下，曾有一个被反复使用的中国形象“开明皇帝”，这一套话的最初制作者是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在“礼仪之争”中，那些长年服务于清廷的神父不断向欧洲人描绘了康乾年间中国的富庶、繁荣，皇帝的博学、公允和对传教士的宽容，称中国皇帝都是孔门弟子，知书达理、热爱艺术、捍卫法律……于是，康熙、雍正、乾隆等中国皇帝便渐渐与启蒙作家理想中的“开明君主”的内涵叠加在一起，终于造就出中国“开明皇帝”的形象。[30]而“洋鬼子”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一百年间中国人言说西方人最具代表性的话语。明代作品中的“洋鬼子”带有“怪诞”、“贪婪”、“鄙俗”的特征，显示出中国人的“轻蔑”、“恐惧”和“憎恶”。清代时则“混有对相异性的好奇、欣赏和友善之情”，而鸦片战争使“洋鬼子”一词成为单一语义——仇恨的负面套话，将自我和他者绝对对立起来。[31]
周宁的案例中虽然没有出现“套话”或定型化形象这样的字眼，但其中所分析的乐园和地狱这两种中国形象类型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反复出现，正是定型化形象的典型特征。案例认为，乐园形象源于西方人对“丝人国”的想象，然后由马可·波罗、曼德维尔、启蒙哲学家不断推向高潮。地狱形象源于蒙古入侵欧洲，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时代大量出现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德·昆西散文中可怕的东方怪物、杰克·伦敦小说中黄种人对西方人史无前例的入侵，都在重复中国是地狱的传说。到了20世纪，这两种形象类型依然不断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里。20世纪开始的时候，西方一方面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著述，将中国描述为残暴、贫困的地狱，另一方面又有《中国佬的来信》那样的文本，将中国塑造成纯朴、宁静的乐园。20世纪20年代，基于一战的浩劫，西方的知识精英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到了30—40年代，西方尤其是美国将中国视为反法西斯战争中“崛起的英雄”。但这段香格里拉式的中国形象很快消逝，新中国的建立使红色中国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人间魔窟。而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左翼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又成了改造社会的乌托邦，但中国这种“美好新世界”的形象很快又在70年代后期遭到质疑。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让西方人有一种中国正在西方化的幻觉，西方的中国形象再一次由暗复明。但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形象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90年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又成了一个专制的社会。正如案例中所总结的：“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摇摆。”乐园和地狱这两种定型化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历史中积淀而成，像套话一样，一遇到适合的语境就被唤醒，随西方期待视野的变化而交替出现。
以上我们通过案例剖析，展示了如何运用形象学理论进行具体的形象学分析。形象学个案研究是一个广阔的、大有可为的领域，它不仅为比较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场所，也为形象学学科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习题
一、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二、当代形象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三、概述形象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四、简述形象学中注视者与他者的关系。
延伸阅读
一、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二、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三、孟华等著：《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四、周宁：《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学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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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孟华：《形象学》，见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4页。
[2]?巴柔：《形象》，收入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4页。
[3]?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收入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
[4]?〔德〕胡戈·狄泽林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方维规译，《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
[5]?马·法·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06页。
[6]?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07页。
[7]?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3页。
[8]?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收入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9]?同上书，第24页。
[10]?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收入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
[11]?同上书，第123页。
[12]?巴柔：《形象》，收入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13]?巴柔：《形象》，收入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
[14]?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常绍民、明毅译，时事出版社、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15]?巴柔：《形象》，收入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16]?巴柔：《形象》，收入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6页。
[17]?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4页。
[18]?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收入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19]?参见张月：《观看与想象——关于形象学和异国形象》，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20]?StuartCreightonMiller，TheUnwelcomeImmigrant:TheAmericanImageoftheChinese,1785—1882.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9，p.93.
[21]?Stereotype的汉译不一，澳籍华人学者欧阳昱在其著作《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中将其译为“滞定型”，孟华将其译为“套话”，还有学者将其译为“定型化形象”、“定型视野”、“刻板印象”等。
[22]?巴柔：《形象》，收入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
[23]?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收入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1页。
[24]?同上书，第142页。
[25]?同上。
[26]?巴柔：《形象》，收入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8—174页。
[27]?孟华：《形象学》，见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76—177页。
[28]?同上书，第177页。
[29]?引自周宁：《中国异托邦：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以下引自该文的内容不再一一加注。
[30]?参见孟华：《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收入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
[31]?参见孟华：《中国文学中一个套话了的西方人形象》，收入孟华主编：《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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