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10/11/2 13:40:06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比较文学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徐志啸先生学术访谈
徐志啸 马世年 赵晓霞
一、学术经历
马世年(以下简称“马”)：徐先生，您好！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受《甘肃社会科学》前主编董汉河先生的委托，对当前的一些学术名家做学术专访，以揭示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以及沉潜在那些成就之后独特的学术动机、兴趣、理念与方法等。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访谈。
我总以为，要真正了解一名学者的贡献，仅靠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著述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看到他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更要深入到他们具体研究的背后，看那些学术表象之后属于学者个人所特有的东西。因而，我更侧重对学者自身的研究，包括他们的学术经历、学术个性，以及支撑他们整个研究的基本学术思想等。因此，我想首先请您就自己的学术经历做一回顾。
徐志啸(以下简称“徐”)：首先，对你打算做一系列的学术专访，我感到很有意思，这无论对学术研究本身，还是正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乃至决心今后走学术道路的青年学子来说，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因为这些专访的话题内容对他们一定会有启发与参考价值。即便是受访者本人，通过你的全方位的层层深入的系统提问，实际上也促成受访人对自己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和研究领域作一次全面的回顾，从而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并从中发现自身学术研究的亮点和薄弱点，以利于今后的继续深入和拓展。为此，我在这儿先要对你在专访前为熟悉专访对象所做的案头资料准备工作等所花费的时间和辛勤劳动表示敬佩和感谢。
我的学术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应该是“史前”准备阶段，也即还没有正式踏入学术殿堂前的时期——那是1978年恢复高考之前。按理说这不能算是学术经历的部分，只能说是早期向往学术或者说向往进入学术殿堂的阶段。但对我来说这个阶段很重要，因为没有这个阶段的“渴望”和“心理准备”，不可能有其后的第二、第三阶段出现。我自幼即是个“大学迷”，一心向望能进入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成为其中一名学子，以后终身走学术研究的道路——成为教授或科学家。但是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的这一梦想，高中未毕业就被分配到了上海郊区农场务农，在那里干了近三年。后抽调到了上海，经过短期培训，当了中学教师。虽然上大学的机会失去了，但“大学梦”并没泯灭，加上自己似乎天生就有争强好胜的性格，处处都想争第一，所谓“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便促成了自己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虽然已是一名中学教师，工作和收入都已很稳定，却还是执意要参加高考，离开中学教师岗位，重新成为一名学生(我当初填的志愿，全部是复旦大学，心中之念是“非名牌不入”)。可以设想，假如没有当初那股劲，我恐怕至今还是一名中学教师，与学术就沾不上边了(这样说绝非贬低中学教师，毕竟中学教师的工作主要是教好学生，与学术研究的距离较远)。第二阶段，应该是三次考试——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三次考试实际上乃是人生的三次搏击，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说都十分不易，其中前两次搏击的比例都是25比1。这段时间从1978年初本科入学到1988年底博士毕业，前后加起来整十年，这十年是我正式迈入学术殿堂并确立学术研究方向的阶段。但是，我为进入学术殿堂所经历的这个阶段，与一般人有些不同：一是，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我跳了三年，并换了专业——从复旦历史系的二年级本科生考上了复旦中文系的研究生，开始跟从著名教授陈子展先生学习先秦文学；二是，研究生毕业留校四年(1985年当上讲师)后，由陈子展先生推荐，考上了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林庚先生的博士生，继续从事先秦文学研究。应该说，这个阶段基本确立了我的研究方向——先秦文学，重点是楚辞研究，这是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做的都是楚辞研究的课题，而两位导师也都是楚辞研究的专家，在海内外声誉很高。周建忠在他的《当代楚辞研究论纲》一书中评说我很幸运，占了名校名师的双重“名分”，我想，这既是我第一阶段时心向往之的目标的实现，也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天赐的幸运。这种幸运客观上促励我要以导师的肯定与鼓励为动力，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做出业绩，以不辜负两位导师的厚望，更不辱没名校名师的“名分”。第三阶段，是北大博士毕业直到现在，大约十五、六年时间，这个阶段，可以称是从古典到比较及古典与比较并举的时期。从北大回到复旦，虽然是重新分配(并非“定向”“委培”之类)，但我的专业方向却发生了变化，由先秦文学转到了比较文学。很多不了解内情的人，以为我回到复旦后为自己挑了个时髦的专业，以适应当时时代的变化，其实完全不是那回事。我的这一转向完全是被“逼”出来的，否则我将无法在复旦继续“存在”，这话讲起来比较复杂，在此只能略而不赘，容日后有机会详述内细。但坏事还是变成了好事，因为它客观上逼着我必须下大功夫，拓宽视野，从更宏观的领域研究文学。于是我从屈原、楚辞的比较研究入手，一个一个专题，一篇一篇论文，逐步地构建起了古典与比较的框架，从而开始具有了与众不同的研究个性和特点。这当中的艰难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无论先秦文学还是比较文学，都不是容易驾驭的专业，而我先前的基础是先秦文学，比较文学完全要重砌炉灶，这得花费多大的精力与时间！但我还是“硬啃”下来了——以比常人翻倍的努力。可以告慰的是，在我的学术经历中，不仅是学历上一步步上了阶梯，且还从国内走向了欧、亚、非——至今为止，我已应邀出访过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作学术演讲、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作国际学术交流，这为我进一步开拓与深入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学术思想：“古典与比较”
马：徐先生，就您的学术领域而言，无论是古典文学、尤其是楚辞研究，还是比较文学研究，您都有着丰硕的成果。《楚辞综论》《日本楚辞研究论纲》《先秦诗》《中外文学比较》《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简史》，以及您的自选集《古典与比较》等著作在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总体看来，正如您自己的总结，“古典与比较”这一个性色彩是非常突出的。您在学界的地位，主要也体现在这一方面。很多关于您的学术评论，譬如“传统在比较视窗中的现代转型”、“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研究范式的探索”、“立足于比较文学立场的日本楚辞学史研究”等，尽管表述不尽相同，而其所反映的思想本质上其实是一致的。我将您的这种思想概括为“比较文学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知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如果它能够涵盖您的研究，那么，这一思想的形成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它的独特的内涵体现在哪些方面？它的意义又在哪里？
徐：看来你对我的研究花了不少功夫，了解得很全面。我完全赞同你的概括——“比较文学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该说这个概括既涵盖了我的研究领域，又点出了我的与众不同的研究风格——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古典与比较，虽然是我的论文自选集的书名，但我为取这个书名颇费了一番斟酌，我希望它既符合书的实际内容，又能体现我的研究范畴与特点。现在看来，不仅我自己感到还满意，也得到了你的认可，而且你在此基础上还作出了更符合逻辑的推断，并以此作为访谈主题的核心语汇，这使我感到欣慰。
说实在话，我迄今为止的全部研究，确实可以用“古典与比较”来概括——我的所有论文和著作，既包含了“古典”(专指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也有“比较”(中外文学与文化比较)的内容，其中，“比较”大多包含在“古典”的范畴内，而“古典”的范畴中又时不时可见“比较”的影子，用“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作概括，应该说是大致准确到位的——“古典与比较”确实贯穿于我的全部研究之中——它们有分有合，互为渗透，是我实际研究领域与研究特点的切实写照。当然，话虽这么说，但在我研究生涯的开始阶段，却并不是有意识地以“古典与比较”作为自己明确的研究方向的，那时似乎只是冲着硕士和博士学位，对自己今后几十年的研究还谈不上胸有成竹的特别考虑与打算。北大博士毕业后重新回到复旦，由于客观条件的无情逼迫，促使我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目标。我是古典文学研究出身，一下子要转到比较文学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既困难又舍不得：困难的是，必须“恶补”比较文学(还应包括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舍不得的是，已经打下的古典文学基础，特别是先秦文学(以楚辞为重心)根底，和在陈、林两位著名楚辞专家指导下已经比较成熟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成果。但是现实又逼迫我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经过激烈而又慎重的考虑，我最终决定走“古典与比较”的道路——不放弃古典本行，将其纳入比较的范畴，在比较的视域中走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新路子，扬长避短，开拓出一个属于自己独特风格特色的研究新生面。决心既下，刀就从屈原与楚辞上开——因为这是我已驾轻就熟的领域，何况我研究楚辞《九歌》的博士论文中，其实已经有了涉及比较文化和文学的成分。我想，以此作引申阐发，完全可以做出一些开创性的工作。由此，便有了《屈原与但丁》《论屈原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等论文。没想到，此举博得了学界的好评，楚辞学者同仁们对我的这一大胆开拓予以了肯定评价，认为是拓宽了楚辞研究的领域，走出了一条新路，虽然其间先后也有同题论文的问世(如“屈原与但丁”)，但其影响和评价似都不能相及，这便给了我信心和决心。在这个基础上，我开始逐步向纵横两个方向延伸，并力求宏微观结合，写出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它们涉及了中外文学关系、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海外汉学研究等领域。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一门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学问，其文献积累之厚、历代著述之丰、本身学问之深、涉及文人学者之多，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任何一个学者，即便毕其一生之精力，也只能窥此座学问冰山之一角，何况历代层累积淀的成果又何其多，我们今人要作出突破性的创见，发前人之所未发，实非易事。今天的时代已进入21世纪，中国应走向世界，世界要走入中国，文化的碰撞、沟通、交流、融合，迫使我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面对这开放的世界，必须做出新的抉择，作适应历史发展的现代转型。这就需要我们有宏观的眼光、比较的视野，努力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对研究对象作立体的全方位的透视，从而通过中外比较，将研究推向更深更广的层面。为此，我感到，传统的治学路子固然要继承发展，引进外来文化与文学，用比较的方法与眼光，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新的解析与诠解，恐怕也不失为当今时代条件下可行的路子与方向。这也就是我之所以选择走古典与比较相结合道路的原由。
三、楚辞研究：别求新声于异邦
马：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学术研究正处在一个从沉寂走向复苏的特殊时期，这也是那个时代所独有的历史特征。就每一位学者而言，身处其中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学术选择本身便表明了这一点。以何者作为研究对象，既是个人兴趣之所在，同时也是历史机缘之所在。您在那个时期将《楚辞》作为自己的专攻方向，并且成为解放后的“第一个楚辞学博士”(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这对于传统的楚辞学而言，无疑是有着时代意义的。这是我们很感兴趣、也很想请您谈谈的一个方面。
同时，就您的楚辞研究来说，“中外文学比较”的视角与方法不仅被学界所认同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更是开拓了传统的楚辞学研究涉及不多的新领域。譬如《日本楚辞研究论纲》等著作，别求新声于异邦，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我想，这也是您“古典与比较”、或者说“比较文学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那么，您撰写此书的缘起与学术动机是什么？与此相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您如何评价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
进一步说，以您的研究视角来展望楚辞研究的前景，您认为将会有哪些方面的拓展与突破呢？
徐：确立楚辞作为我的学术研究的专攻方向(起步阶段)，其实起初并无明确的意识，只是因为硕士生阶段要写毕业论文，一番思考斟酌后，对楚辞何以在屈原时代产生发生了兴趣，于是便搜集材料，从楚国历史、楚文化、先秦散文、《诗经》与楚辞的关系等方面做了全面考察，论文写成后博得了评委们的好评，这使我对楚辞研究产生了浓厚兴味，结果，博士论文也继续了这个路子，对《九歌》作了全方位的考察，提出了一系列的见解。这里，首先应该感谢推荐介绍我参加全国性楚辞研讨会的我的导师陈子展先生，是他在年逾八旬时，自己无法亲自参加当时由湖北省发起在秭归召开的首届楚辞学术研讨会，但热情地执笔写推荐信，让我这个当时研究生尚未毕业的弟子代表他与会。这一做法对还未出茅庐的我，实在是莫大的鞭策和鼓舞(虽然因系里的原因，我最终没能与会)；之后，我有缘参加了在大连召开的辽宁省楚辞研讨会，会上认识了一批学术界的前辈和同仁们，自此，一次次的邀请与会，客观上迫使我在每次与会时都要拿出像样的论文赴会，既是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次的学术交流。于是，月积年累，便有了能成系列的成果，而后便积文成集了，我的第一本专题论文集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由台湾三民书局正式出版了。你说的“国内第一个楚辞学博士”，那只是因为时间上沾了光，并不能说明什么，对我来说，倒是台湾出版我的《楚辞综论》一书，令我欣喜和惊讶，因为我一与他们无任何关系，二此书出得很精美，有平装和精装两种版式，三他们还付给了我远比当时大陆高的稿费(用美元支付)，这是对我很高的褒奖和激励，记得当时我刚拿到还散发出书香的新书时，其激动兴奋的心情，比生了儿子还高兴——妻子当时说的真实话语。
诚如你所指出的，我最近出版的《日本楚辞研究论纲》一书，有着较高的意义和价值(恕我用“较高”，而不用你说的“很高”)。这是我个人独立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完成后得到好评，200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辑出版的第二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将其收入，向全国社科界宣传推广，该书共收入22个学科的71个项目(复旦大学仅入选此一项)。我为何会想到搞日本楚辞研究这个课题呢？这是我利用了自己同时研究两个学科的长处——一是古代文学的楚辞研究，一是比较文学的海外汉学研究。从楚辞研究来说，我一直感到，这个学科领域要继续深入下去，必须拓宽研究界域，可以将眼光投向海外，特别像日本这样一个汉学研究特别发达的国家，应该重视引进介绍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这无论对中国楚辞学本身的发展，还是对我们借鉴外国的汉学研究成果，都很有价值和意义；而对比较文学来说，海外汉学研究如今已成了一个学术热点，因为通过比较海外的汉学研究成果(包括理论和方法)，可以为我们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有利于国际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与发展，也有利于中国文化与文学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我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委对我这项研究的支持，没有这个强有力的资助，我恐怕很难完成这个课题。当然，这里也要深情感谢曾经专邀我赴日本做学术演讲的日本秋田大学石川三佐男教授，他的热情邀请，使我有机会利用在日本逗留期间，搜集了研究课题所需要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虽然石川教授的邀请与我的研究课题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由于时间上的巧合，使得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完成了资料搜集工作，如果没有他的这次“雪中送炭”式的邀请，我要完成这个课题项目，会有很大困难，至少完成项目的时间上要大打折扣——这大概也算是我的一个幸运吧。
关于日本的“屈原否定论”问题，我在《日本楚辞研究论纲》一书中有着明确的表述，这包括对日本学者研究的章节部分内容和书中附录的我自己的专题论文(专与日本学者商榷)。应该首先肯定，在日本，绝大多数持“屈原否定论”的学者对屈原并不怀有敌意，这与今天的政治应该没有关系，他们多是冲着学术本身来的——或由于传统文献资料的不足与不可信而对中国历史上有无屈原其人产生怀疑，或比照屈原作品的文本内容而对屈原的著作权发生疑问。当然这当中不排除确有故意标新立异甚而哗众取宠的学者，但总体上看，一些比较严谨的学者，虽然立论有偏颇，但其治学的路子和方法却不无可取之处，例如冈村繁的由作品比较对照入手而发现问题，石川三佐男从历年考古和出土文物中寻找依据等，对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应该有些参考借鉴意义。书中我对此都作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阐释和说明。由此连及到楚辞研究的突破与开拓前景问题。坦诚地说，作为传统的楚辞研究，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确实面临着如何继续开拓创新的问题，因为它毕竟已走过了近二千年的历史，已问世了成百上千的论著，即便20世纪以来，其论文与著作的数量也已达到了惊人的数字，如何在这基础上再做出创新性的贡献，实在是个大难题，重复前人的劳动已毫无意义，要有完全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除非有新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否则根本不可能。我写《日本楚辞研究论纲》一书，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这种困难，我是试图拓宽研究的领域，将目光投向世界。至于楚辞研究的前景问题，我想，无非是两个方向目标———加深、拓宽：加深，除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掘进，更多的是要依靠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和解读，以及重视考古和文物出土资料；拓宽，则应将视野拓展到世界范围，从全球角度作宏观透视，具体课题可以是世界范围楚辞的传播与研究，也可以从文化人类学角度作宏观比较研究，解剖楚辞中难以解开的涉及人类早期阶段的神话与历史传说之谜，并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人类早期活动记载作比较，从中得出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四、中国古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与路径
马：我们可以将话题由楚辞研究进一步延伸开来。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目前都面临着一个类似的问题：如何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中深入展开研究？我的意思是，“比较”本来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大凡研究，必有比较，无比较就无研究。以之为一门学科，则主要是指全球化语境下不同文学与文化之间的比较。但就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看，“中外文学比较”所涉及到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比较什么？如何比较？这里隐藏着一个潜在的命题：关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世界定位问题，或者说是身份的认同问题。我们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文学与文化？自然而然，这就回归到传统的话语模式“体”与“用”的关系当中了。譬如，因为《荷马史诗》，我们在谈到上古诗歌的时候，不是感叹中国古代没有史诗(不涉及少数民族的史诗)，就是非常勉强地以《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几首诗来与之相对应；同样，我们也将先秦寓言与《伊索寓言》比较，最后发现先秦似乎并没有像《伊索寓言》那样的寓言专集，而忘了《韩非子》中的《储说》与《说林》等；甚至得出中国寓言一直到20世纪初才独立的可笑结论来。很显然，以往的研究确存在着一种倾向：总是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古代文学纳入到西方文学观念的框架中，用您的话来说，“始终摆脱不了西方中心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那么在您看来，到底应当怎样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比较研究？
徐：看来，你对比较文学确实花过功夫，说的话有些在行。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不是在中国首先诞生的，虽然中国在欧美标举比较文学学科旗号前，早已有了比较文学的萌芽和胚胎了，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门外来的学科，是20世纪初叶留美归国的一批学者正式引进的学科，它毫无疑问属于一门新兴的学科——相对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而言，尤其是它的真正勃兴，乃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期。你提的问题很有意思。在一般人看来，所谓比较文学，那就是比较，比较早晚，比较优劣，比较有无，这本身固然不能说错，但是作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来说，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比较只是手段和方法，不是目的，而比较文学更不是单纯的方法论，这一点，在比较文学界，原先也是不太明确的，或谓有争论的，现在大约比较趋向一致了。所谓比较文学，正如你的访谈标题所示，它是提供一种视域，一种宏阔背景下审视文学的眼界，让我们通过跨国度、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认识文学(包括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等)及其发展的本质规律与风格特征，这种比较是异中求同、同中求异，前者寻求文学发展的本质规律——共性，后者探讨各国或各民族文学的独特个性特征，两者都是不通过比较无法认识并获得正确的结论，这才是比较文学的目的和实质。明确了这点，对于你所说的问题，也就比较显豁了。那么，如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呢？从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义及其学科分支范畴来说，其实可做的事很多：其一，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即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互相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影响日本、韩国(朝鲜)及东南亚地区等，中国古代文学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特别对欧洲(也包括美洲)作家思想及其创作的影响，和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接受(其中不排除文化与思想的接受)，以及西方文化与文学和其他外来文化(如印度佛教等)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文人对它的接受；其二，从文化人类学角度，作宏观的平行考察，得出跨国度、跨文化的文学审美价值方面的结论，也可以是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的平行比较，窥一斑而见全豹，透过异同表象的比较，发现其中的本质规律和个体特征；其三，将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大框架下做宏观审视，结合作家作品的具体对照，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性和独特发展轨迹；其四，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与西方文学思想作宏微观相结合的比较———即所谓的中西诗学比较，领略中西方不同的文学理论形态、模式与表述方式及其发展道路，从中寻找中国古代诗学现代转型的路子以及与西方世界对话的话语；其五，海外汉学研究、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以及用西方理论和方法阐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或文学思想，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可以纳入比较文学研究范畴的话题或内容。当然，这里必须指出，对我们中国学者来说，这种比较研究，必须打破“西方中心论”，不能再让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论的阴影笼盖在我们头上。因为历史的客观事实绝非东方或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在被动地受着西方的摆布和左右，东西方文化本是平等地平行发展的两条线，只能说彼此影响的或早或迟、或多或少，而不能说谁强谁弱、谁主谁次。当然，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能因此有意标榜或抬高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变相地搞东方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主义，那种认为“皇帝轮流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也是不可取的。
五、“比较文学”的学科思考：困境与出路
马：就我国的比较文学学科本身来说，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门学科目前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生存或者消亡。原因自然很复杂，除了学科自身建设的问题外，关于学科本身赖以存在的合理性也受到了质疑：从学理的层面分析，以方法论的“比较”来规定一门学科只能是导致其无边界性。我们也看到，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确实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与问题。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些问题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从而为其寻求新的出路。徐先生，我读到您前几年的一些文章，就是专门谈比较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例如《百年中国比较文学》《展望二十一世纪的比较文学》等。我也了解到，您将《中国比较文学简史》一书作了较大的修订，出版时更名为《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简史》(网上还有一篇以“史家眼光宏微观照”为题对本书的评论，写得很不错)。显然，您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也在不断地深入。徐先生，这几年您又有哪些新的看法呢？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其出路到底在哪里？
徐：我还是这句话，看来你对比较文学也很关注，这使我感到高兴。确实，比较文学不仅在中国面临困境，而且在世界范围，包括西方的欧美，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这同这门学科本身还不健全，还在不断充实完善中有关。在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有过两次大的学术危机：第一次是20世纪中叶，由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对法国影响学派发难而提出的危机说，其时诞生了综合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美国学派；第二次是20世纪末叶，由引进比较文化而引发的又一次比较文学危机，那是一次担心比较文化冲垮比较文学的危机。应该说，这两次危机都反映了这门学科本身学理的欠缺和薄弱。好在两次危机都没能摧毁学科本身，相反，似乎通过危机反而增添了学科发展的生机，因为人们从危机中认识了自身的不足与欠缺，并以此补缺增生，第一次如此，第二次也如此。对中国而言，第一次危机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其时的中国因为客观社会条件不允许，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科，而第二次危机的影响，则是毫无疑问的了。人们真的担心，如此下去，比较文学真的要被比较文化所替代了。比较文化，究其实，也实在太“大而无当、不着边际”了，啥都可以扔到这个篮子里。幸亏学者们还是理智的，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引进比较文化本来是件好事，它可以拓宽研究的领域，将文学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更全方位地全面认识自己。问题是我们的研究者本末倒置了，将原本文学的本体抛弃了，让文化替代了文学，从文学到文化，或干脆从文化到文化，文学只是成了点缀或附庸，而文化这个概念本身范畴又何其大，它几乎涵盖了世上的一切。认识到了这点，问题就好解决了，人们也就可以“改邪归正”了：只要认认真真地从文学本身出发，虽然拓宽到文化，但始终以文学为中心，最后也不忘回归到文学，真正解决文学的问题，这就解决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关系了。
至于中国比较文学的真正出路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学科本身的理论建设，相信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自然而然会越来越充实完善，不需要我们太担心，而我们实际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需要的乃是踏踏实实的学风，不要过于标新立异，追求时髦口号，也不要太受西方风向标的影响，西方吹啥风，就跟着唱啥调，应该扎扎实实立足于东方中国。在比较的视域中，认识西方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东西方的文学透视与比较，以寻求跨东西方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并进而更好地全方位地认识中国文学的风格与特质，这样的话，这个学科一定会健康有序地发展，展示她应有的学术魅力。
六、自我的学术认知
马：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对自己学术研究的风格与个性的自我认知。就今天的访谈的主题本身而言，我是将您定位在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这一方面的。其实，这样的定位可能并不准确，或许，“古典与比较”这两翼在您那里难分伯仲、同等重要，不过，它们之间毕竟是有距离的。我们想知道，您对自己是怎样定位的？还有，记得周建忠先生在《当代楚辞研究论纲》中论及您的研究时，提到“京派”与“海派”的问题。我觉得以此来评价似乎也并不准确，不足以概括您的研究所具有的独有风格与个性。那么，您对此又有着怎样的自我认知呢？
徐：这个问题在你的所有问题中是最难回答的，因为我对自己的认知，其实有时候还不如别人清楚，这就是所谓的“旁观者清”，而且自己对自己认知的评价，往往会受各种因素影响，并不一定能说到点子上，这就像你要问我最喜欢自己的哪本著作、哪篇论文，我真的没法准确回答，说得通俗些，它们都是我的孩子，都喜欢，只是出生早晚和个头长相不一而已。不过，对于古典与比较的关系，我还是可以回答的。我是由古典起家的，且始终没有脱离过古典，恐怕这辈子是不会离开古典了，而比较现在是我的主要“饭碗”，或者说是第一专业——我现在是两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在前，中国古代文学居二，这是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存档中标明的，且我现在所在的教研室是比较文学教研室，如要我离开，我还真的不舍得呢。从学问本身来说，真的，我现在每搞一个课题，都自然而然要将两者结合起来，我的职业眼光已经形成了古典与比较的紧密结合，难以解脱了。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连参加古代文学博士生的论文答辩，我都几乎会对每一篇博士论文，都或多或少提出一些古典与比较相结合的问题与看法，这不是我故意作秀或卖弄学问，实在是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使然，这个倾向似乎参加旁听的博士生们也发觉了，有一次开座谈会，会上一位博士生就非常明确地说出这个印象。这就是说，我的治学风格和特点——假如说你认为它客观存在的话，那就是“古典与比较”，这大约是最好的概括。至于“京派”与“海派”的问题，这恐怕是周建忠的看法，他或许是因着我分别毕业于复旦和北大这两所大学，而它们分别处于上海和北京这两个30年代代表这两大学派的城市的原因吧。但其实从今天来看，地域与学派风格之间其实已经没有严密的联系了，很多土生土长的上海学者恐怕都像我一样，并不具有浓厚的“海派”风格。不过，我至今仍很感激周建忠对我的研究所做的全面评述，因为他执笔为文的时候，我还是刚毕业不久的博士，现在看来那时的我其实还处在很不成熟的阶段，他却大胆地把我列入了《当代楚辞研究论纲》一书中，作为评述的对象(书中所评对象中我的年龄最小)，并很有预见地用了“驰骋云梦面向世界”作标题(与你一样，标题抓得很准，很到位，你们俩都为此花了不少功夫，令我很感动)，后来的事实也果然验证了他的预言——我确实多次跨出了国门，将学术视野面向了世界。我有一次和他当面开玩笑说，谢谢你的预见，让我真的步出国门走向了世界，他高兴地笑了。
最后，在结束我们的谈话之前我还想说几句你的问题之外的话。我很有幸，这辈子跟了两位著名教授，他们的言传身教，他们的精深学问，对我来说真正是可享用一辈子的宝贵财富。陈子展先生去世较早，1990年4月离开了人间，如今林庚先生也于前不久(2006年10月4日)谢世了，我为自己失去了恩师而深感悲痛，我也为他们都是高寿者而感欣慰，我想，我唯有在今后的学问道路上取得令他们在天之灵高兴的成就，才是对两位恩师唯一最好的回报。
[作者简介]：
1.徐志啸(1948-)，男，浙江镇海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等职。出版专著《楚辞综论》《先秦诗》《中外文学比较》《近代中外文学关系》《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简史》《古典与比较》《日本楚辞研究论纲》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2.马世年(1975-)，男，甘肃静宁人，文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3.赵晓霞(1979-)，女，甘肃酒泉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1．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2.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兰州730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