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谣 谚楚歌 玄言诗 逸诗 南朝乐府 北朝乐府 应试诗
古谣谚
秦代以前，远及上古时代的歌谣、谚语。先秦诗歌除《诗经》、《楚辞》及“逸诗”外，还有些歌谣谚语，它们也反映了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
远在文字出现之先，歌谣就已在人民口头流传。由于当时无法记载下来，今天只能从古代文献中去发掘一些后人追记的材料。如《弹歌》，是一首古朴的原始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它以两个字为一拍，构成四个短句记录了制造弹弓弹出土丸，追赶飞禽走兽的狩猎生活片断。相传为上古伊耆氏时代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性》）这本是蜡祭祝辞辞句带点命令口气实际上是求八蜡之神消除自然灾害，使人们生活得以安定。歌辞句式整齐，文字技巧已相当熟练，不可能出于传说中的伊耆氏时代，后代追记时大概已加润色。《尚书·汤誓》则记载了传说是夏代末年的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表现了人们对暴君的仇恨，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绪。《孟子·梁惠王》也有同样的记载。说是诅咒夏桀的民谣，应当是比较可信的。
传说为上古时代的歌谣散见于文献中的还有《击壤歌》、《卿云歌》、《夏人歌》、《麦秀歌》等。所载之书，虽然比较晚出，但韵语赖口头流传，记载之前当已有较长的流传时间，记载时可能作些修饰，又难免受当时文体的影响，但不能断定它们就是伪作。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见《帝王世纪》)据记载，这是帝尧时代一个80岁老人所唱的歌。从社会发展史看，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相当低下不可能有独立“凿井”“耕田”这样的经济生活，那个时代的人，也不大会有“帝力何有于我”的思想。这些□牾之迹，或出于后人的改笔，但从基本内容看，应该还是产生较早的。再如《卿云歌》“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见《尚书大传》卷一）这首短诗，有内容有辞采句式整齐，技巧娴熟，虞舜时代的口头创作很难达到这样高的造诣，显然经过后人润色，但它的内容，表达了歌颂日月、崇拜自然的朴素感情，保存了古代思想习俗的影子。
古籍中记载的时代稍后一些的歌谣，如《采薇歌》，据《史记·伯夷列传》，它产生于以四言诗为主体的《诗经》时代象这种艺术上比较成熟的自由体歌辞即使可能产生也未必能完全保持原貌。《楚狂接舆歌》(《论语·微子》)、《孺子歌》（《孟子·离娄上》）则已透露出向《楚辞》体过渡的端倪。
与《楚辞》更接近的是战国时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据《说苑》记载这首歌是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过来的乘船的是王子鄂君子皙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歌调婉转感情深挚。“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句隐语，“枝”是“知”的叶音，有点象南朝民歌沈德潜评此诗说“与‘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同一婉至。”（《古诗源》）
古代往往谣、谚并称，其实谣和谚意思相近而又有别。谣指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谚指谚语，它用简单通俗的固定语句，说明一定的道理。
殷商以前的谚语，今已罕见。记载谚语较多的古书莫过于《左传》如：“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闵公元年》）；“狐裘□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僖公五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僖公五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昭公三年》）。这些谚语产生的上限，已经很难考定，而它所反映的内容和表现的形式，都已相当成熟。前两例亦谣亦谚，后两例已近格言，都不可能是上古初民的创作。
《论语》、《孟子》、《荀子》、《国语》、《战国策》、《礼记》等书中记载的古谚语还有很多，产生和写定的时间更晚，大体上都是句式整齐的格言式的语句，是人们劳动和生活经验的总结。
楚歌
古代的楚地民歌。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是南方大国，占有江淮流域大部分地区。它在政治、文化上虽与中原地区有所交往，但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保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诗歌、乐舞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
早在《诗》三百篇中，就已经包括了中国中南部江汉流域的民歌──《周南》、《召南》其中某些作品如《汉广》、《螽斯》《□有梅》等诗隔句用一“思”字、“兮”字缀在句末，很有规律，在形式上显示出一定特色。另外，在其他古籍中也保存一些楚地歌谣，如《接舆歌》(《论语·微子》)、《孺子歌》（《孟子·离娄》）、《越人歌》（《说苑·善说篇》）、《徐人歌》(《新序·节士篇》)等。它们都不是四言体，而且都在隔句末尾用语助词“兮”字，与中原地区的民歌在形式和风格上都有不同。这些楚地民歌的艺术特色，曾被屈原所吸取，成为他创造“楚辞”体诗篇的基础。
楚歌在秦汉之际和西汉初，仍然在楚人中流行并受到喜爱如《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军壁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史记·留侯世家》“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汉书·韩延寿传》：“歌者先居射室望见延寿车□□楚歌。”又据《汉书·礼乐志》说：“高祖乐楚声。”汉高祖刘邦所作著名的《大风歌》，正是楚歌体作品。
玄言诗
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自魏晋以后，社会动荡不安，士大夫托意玄虚以求全身远祸。到了西晋后期，这种风气，逐步影响到诗歌创作。尤其是东晋时代，更因佛教的盛行使玄学与佛教逐步结合许多诗人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老子）之旨归，赋乃漆园（庄子）之义疏。”《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还指出“过江（指东晋）佛理尤盛”。这个诗派的出现，虽反映了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但其实质则与王弼、何晏、阮籍、嵇康等早期玄学家不尽相同。西晋后期，玄学已成为门阀士族的思想理论，这种理论又经东晋支遁诸人之手，与佛教思想结合起来，反映当时士大夫逃避现实的精神状态。孙绰、许询是玄言诗人的代表。由于玄言诗大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缺乏艺术形象及真挚感情文学价值不高，所以作品绝大多数失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有孙绰诗12首、许询诗3首。此外谢安、王羲之等所作的《□亭诗》，也是典型的玄言诗。不过由于魏晋玄学提倡“得意忘象”，所以自然景物也往往作为领略玄趣的：“言象”出现在玄言诗人的笔下。如孙绰《秋日》诗就写得较有文采。许询也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的写景佳句。《□亭诗》中也有较为生动的景物描写。谢灵运那种夹带玄言的山水诗，和陶渊明一些诗所创造的恬淡意境，似也多少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逸诗
先秦古籍中常常引用“诗”句，其中有一些是今本《诗经》305篇以外的，前人称它们为“逸诗”。
今传的《诗经》并非足本，如《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等6篇，篇名都见于《仪礼·乡饮酒礼》和《仪礼·燕礼》，而其辞不存。《毛传》以为“有其义而亡其辞”，朱熹《诗集传》认为这6篇皆“有声而无辞”。多数学者则同意《毛传》之说，以为本来有辞而亡逸了。还有《商颂》，据《国语·鲁语》说，原来有12篇，今《诗经》所收只有5篇，其他7篇何时散逸不能定。此外，今传本《诗经》中还有阙句的情况，如《小雅·沔水》共3章，前2章每章皆8句而第3章仅有6句朱熹疑脱首2句；《周颂·维清》仅有4句，朱熹疑有脱文；《鲁颂·□宫》共9章，前5章中，第一、第二、三、五章每章皆17句，独第四章为16句朱熹以为脱1句。姚际恒《诗经通论》反对朱熹之说，以为此诗无阙句，但理由不足。
先秦古籍所引的“诗”句，如《荀子·王霸》所引“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臣道》所引“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以及《解蔽》、《正名》和《法行》等篇中都有些“诗”句，但不见于今本《诗经》。又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以及《左传·成公九年》、《襄公五年》、《襄公八年》、《襄公三十年》、《昭公四年》、《昭公十二年》、《昭公二十六年》中所引的一些诗，也都如此。但这些诗是否都是原属《诗经》所收而后散逸的诗尚难断定。其他古籍如《国语》、《论语》等书中还有一些。这些“逸诗”总数并不很多。
清代郝懿行《郝氏遗书》中有《诗经拾遗》1卷辑录较为完备。
南朝乐府
东晋至陈末的乐曲歌辞，包括民歌和文人作品两类。在现代的研究著作中，南朝乐府一般指这一时期的民歌。
东晋渡江以来，长江流域的经济得到开发。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商业、交通和城市经济有了相应的发展，作为娱乐的歌舞也随之在贵族官僚和一般平民中空前盛行。《南史·循吏传》记载宋文帝时“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齐武帝时，“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歌舞既已成为社会上广泛的需要，新的乐曲和歌辞乃不断在民间产生以代替陈旧的雅乐，并为乐府官署所采集和加工。
今天所能见到的南朝乐府民歌约近500首全部录存在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中，其中绝大多数归入“清商曲辞”，仅《西洲曲》、《东飞伯劳歌》、《苏小小歌》等不足10首(不计民谣)分别归入“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清商曲辞”中所收主要为“吴歌曲辞”和“西曲歌”两类。《宋书·乐志》：“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西曲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可见吴声歌曲是长江下游以建业（今南京市）为中心这一地区的民歌，西曲歌则是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民歌。前者的歌辞比较集中，尤以《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华山畿》、《读曲歌》等为多；后者则曲调较多而歌辞不很集中。
《乐府诗集》中收录的各种乐曲，绝大部分都引用载籍作了解题。例如《子夜歌》中引《唐书·乐志》以之为晋代女子名子夜者所造，《华山畿》引《古今乐录》所记宋少帝时客舍女子殉情时歌“华山畿”一曲，轶事传闻，颇足增添情趣，但多难视为信实的史料。
今存的南朝乐府民歌常常可能与文人的作品相混。由于当时文人喜欢拟作民歌，一旦在流传过程中遗落作者，即易被认为民歌。反之，民歌也可能误署文人的名字。例如《碧玉歌》前三首，《乐府诗集》引《乐苑》以为是汝南王所作，但题下却不署著撰人玩其语气恐是民间作品。后两首，《乐府诗集》不署撰人，但《玉台新咏》以第一首为孙绰作，第二首为梁武帝作；《艺文类聚》也以第一首为孙绰所作。孙绰时代较早，主要写作玄言诗，不至写出这样旖旎的作品；梁武帝则是大量拟作民歌的作者，《子夜歌》中最后二首就见于他的集中，所以这首《碧玉歌》也可能是他的拟作。诸如此类文献不足已难确考。除去这些可疑的作品，余下的民歌多作女性口吻，其身分可见者多为商家、贫民、船户、妓女等，属于城市居民的中下层。
汉乐府民歌反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北朝乐府民歌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南朝乐府民歌则十之八九属于女子所唱的情歌。这自然不是当时的社会没有产生怨刺之音，而是由于搜录民歌目的在于满足上层统治者的声色之娱，搜录者就必然摒斥和这一目的格格不入的作品。
这些情歌中所表现的，绝大多数为不合封建道德规范的男女之情，即并非正式配偶之间的爱情。它们大量地公然出现，正是魏晋以来封建礼教的控制力量相对减弱的结果。一般说来，歌辞中所表现的爱情是坦率而健康的，其中最能见出民歌特色的是那些痴情和天真的描写：“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子夜歌》)“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读曲歌》）前一首写女子在明月之夜苦苦思念情人，仿佛听到了他的呼唤，因而脱口应诺；后一首描写热恋连连呼唤情人要共同发誓永远不相抛弃。又如《子夜春歌》“春林花多媚”刻画女子在春光中的惆怅，《华山畿》“相送劳劳渚”描写别离的痛苦，《襄阳乐》“女萝自微薄”表现爱情的执著，《懊侬歌》“发乱谁料理”谴责男子的虚伪，也都是值得注意的篇章。特别是《西洲曲》，五言三十二句，是南朝乐府民歌中少见的长篇。歌中写一个女子从春到秋，从早到晚对情人的思念，感情细腻缠绵，音节悠扬摇曳，为这一时期民歌中最成熟最精致的代表作。
情歌中也有轻俗浮艳的作品，严重的甚至近于猥亵。究其原因，一则是城市居民本来就有其庸俗的一面，二则是当时社会风气的浸染。但总的来看，这类作品所占的比重不大。
“清商曲辞”中还有《神弦歌》18首，这些都是江南人民娱神的乐歌。所祀之神不尽可考，大多是地方性的“杂鬼”。今人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曾就歌辞中的“杂鬼”之名及地名略作考证。这些歌辞有些描写祠庙和环境，有的描写祭祀场面，有的描写想象中神的生活。其中最有情致的如《白石郎》，其一写道：“白石郎临江居前导江伯后从鱼。”其二写道：“积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艳独绝，世无其二。”白石是建业(今南京)附近的山名，白石郎可能就是此山之神。又如《青溪小姑》：“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清溪小姑传说是三国时吴将蒋子文第三妹。这两首歌辞都通过对神的赞美流露出爱悦之意颇有《楚辞·九歌》的余韵。
除了情歌和娱神歌两类之外，还有一些民歌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江南水乡的明媚风光和生活情调。如“清商曲辞”中的《采桑度》描写采桑和养蚕；《懊侬歌》中的“江陵去扬州”和《黄督》中的“乔客他乡人”写行旅，可见出当时水运交通的发达。又如收录在“杂曲歌辞”里的《长干曲》：“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潮。”将一个风里来浪里去的弄潮儿写得栩栩如生，描绘出一幅江南风情画，是一篇动人的佳作。此外，“杂歌谣辞”中还有一些反映政治、民情的歌谣，如《吴孙皓初童谣》等。这些作品虽然数量不多，混杂在大量情歌中还是很有特色的。
南朝乐府民歌的艺术风格与汉乐府民歌的质朴和北朝乐府民歌的刚健迥然不同，以清新婉转、本色自然见称。《大子夜歌》“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二句本来赞美的是《子夜歌》的曲调，其实也不妨引申为对南朝乐府民歌艺术特色的形象概括。这种特色的形成，和当时的经济生活、社会习俗、文学风尚乃至地理条件都是息息相关的。在艺术手法上，最明显的特点是谐音双关隐语的运用。例如“黄蘖向春生苦心随日长”(《子夜春歌》),苦心指苦味的黄蘖树心，又指人心；“春蚕易感化，丝子已复生”(《子夜歌》)，以“丝子”谐音“私子”；他如以“莲”谐“怜”、比“篱”谐“离”等等。这种隐语也常见于当时文人诗歌里，这无疑是文人向民间文学学习的结果。
与前代、后代的作品相比较，可以看到南朝乐府民歌在思想和艺术上承上启下的关系。“自从别欢来，奁器了不开。头乱不敢理。粉拂生黄衣”（《子夜歌》），使人想起了《诗经》中的《伯兮》；“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欢闻变歌》），信誓旦旦，又和汉乐府的《上邪》一脉相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华山畿》),生不同衾死则同穴可以和大致同时流传的梁、祝故事互相辉映;“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读曲歌》），又已下启了唐人“打起黄莺儿”的艺术构思。共同不等于雷同，南朝乐府民歌从前人那里汲取营养，在自己的生活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风貌，又从而□溉后人，发生过深远的影响。
南朝有不少文人喜欢创作乐府歌辞，作品数量比较多的有谢灵运、鲍照、谢□、沈约、王融、江淹、吴均、江总等人，帝王中则有梁武帝、简文帝、元帝父子和陈后主。其中鲍照卓然挺出，成就最高。其他作家的作品，多属刻意拟古或模仿民歌，清新活泼者少，华丽绮靡者多。至于那些质木滞重的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更不足论。总之，南朝文人创作的乐府，成就不能和民歌等量齐观。
北朝乐府
一般指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载的“梁鼓角横吹曲”。这些乐曲有的是十六国时代的产物，如《企喻歌》、《琅琊王歌辞》等。有的则产生于北魏后期，如《高阳王乐人歌》（高阳王元雍，孝文帝元宏之弟），风格比较豪放，虽出于乐工之手，而带有较浓厚的民歌色彩。
北魏宫廷和贵族邸宅中所用乐歌，原先有不少是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歌曲。据《新唐书·乐志》载，北魏音乐中的“北歌”有鲜卑、吐谷浑和部落稽三族的歌谣。《隋书·经籍志》所载《国语真歌》10卷、《国语御歌》11卷，大抵是鲜卑歌。但这些少数民族歌谣由于元宏推行汉化以及民族的融合，后人对歌辞不能理解，就逐渐散失了。
现在所见的“梁鼓角横吹曲”的曲调虽出于少数民族，但其歌辞已经过南方汉人的翻译和润饰，有些已非本来面目。如《折杨柳歌辞》：“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中的“虏”字，显然是南朝乐官译为汉语时所改。还有一些歌的曲调虽起于北方，歌辞可能已经梁代乐官易为古诗或南朝人的作品。如《紫骝马歌辞》六曲，前二曲较质朴似是北方民歌；后面“四曲”即从“十五从军征”以下，据陈释智匠《古今乐录》说是古诗。历来的研究者大多认为此诗是东汉时代的产物。又如《黄淡思歌》的第三曲：“江外何郁拂，龙洲广州出。象牙作帆樯，绿丝作帏纤”，不论从诗中所提到的名物以及诗本身的风格，都与南朝民歌相近。这首诗，也可能是梁代乐官用北方曲调谱唱的南方诗歌。在“梁鼓角横吹曲”中还有类似的例子，如《雍台》据《古今乐录》说是梁代胡吹旧曲，而今存的歌辞却是梁武帝萧衍和吴均所作。
“梁鼓角横吹曲”中所保存的北朝民歌，其风格比南方的“吴声歌”、“西曲歌”质朴，反映的生活面也比南朝民歌广阔。南朝的民歌几乎全是情歌，而且偏于描写柔情。北方则因为战乱频繁，所以民歌往往能反映出人民在那个动乱时代的种种生活状况。如《企喻歌》写的是军容和尚武精神。但在连年战争中，许多人阵亡，也使人感到沮丧发出了“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的悲叹。有的歌辞也写到了战争中的痛苦如《隔谷歌》写被围的人“弓无弦箭无栝，食粮乏尽若为活”；另一首则写到当了俘虏“骨露力疲食不足”的苦楚。有些歌辞还写到了一些社会问题，如《幽州马客吟》写到了贫富不均的问题，断言“黄禾起赢马，有钱始作人”，似是贫穷者的怒怨之词。《捉搦歌》写到了贫贱人民的苦难：“男儿千凶饱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琅琊王歌辞》说“客行依主人愿得主人强”，反映了在战乱中一般百姓不得不托庇于“坞堡”之主的社会现实。
北朝民歌中也有情歌，但由于经济生活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这些情歌显得粗放和坦率与南方民歌的□艳柔靡大不相同。如《地驱歌乐辞》“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捉搦歌》的“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可能是由于少数民族不象汉族受封建礼教束缚，所以能无顾忌地说出内心的话，有些诗句非常真率如《地驱歌乐辞》中的“老女不嫁蹋地唤天”，《折杨柳枝歌》中的“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在汉族作品中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
据《旧唐书·音乐志》载，北魏乐府中的“北歌”中还有《白净皇太子》等曲。这些歌原本都是“燕魏之际鲜卑歌”，其中多“可□”之辞，用少数民族语言歌唱，歌辞不易解。但梁代乐府的“胡吹”中也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等，音调与“北歌”不同。那些“北歌”至唐尚有存者，后来因汉人不懂鲜卑语，就都亡佚了。
著名的叙事诗《木兰诗》，历来也认为是“梁鼓角横吹曲”中的一首。此诗两次提到“可□”，和“燕魏之际鲜卑歌”有些类似。多数研究者认为此诗产生于北魏但诗中有一些辞语和某些诗句的风格又和唐人作品相近。可能它原是一首鲜卑语的民歌，后来经南方人翻译和加工，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因为梁陈时南朝宫廷中也演奏北方乐曲。《隋书·音乐志》载陈后主“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
北朝民歌也有一些没有收入“梁鼓角横吹曲”。其中较著名的如《魏书·李安世传》所载的《李波小妹歌》，可能是一首北方汉族的歌谣，它反映了当时居于北方的汉族在不断的战争中也养成了尚武的风气。又如北齐政权的创建者高欢曾命大将斛律金唱《□勒歌》。此歌今见《乐府诗集》卷八十六，它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此诗很少雕饰，雄浑天然。金代诗人元好问评此诗云：“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勒川”确实道出了此诗的佳处（见《□勒歌》）。
应试诗
科举考试所采用的诗体。也称试帖诗。唐代科举以进士科为贵。但进士科加试帖经与杂文，自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始行于武后朝常试以诗赋题目。所试一般为五言六韵或八韵的排律，有的题目上冠以“赋得”二字。现存较早的有苏□《御箭连中双兔》、张子容《璧池望秋月》、《长安早春》等。应试排律，对于唐代文人锻炼掌握作诗技巧起一定作用，但由于题材、格律的限制，这类作品一般思想、艺术价值不高。比较著名的有钱起《湘灵鼓瑟》、焦郁（一作周成）《白云向空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