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70后代表作家之一。浙江温州人。媒体从业者。跑步爱好者。中短篇小说集《金属心》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另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施耐德的一日三餐》、中篇小说选《信河街传奇》、长篇小说《迷路》《空心人》等。曾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十月文学奖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张楚 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然后突然有些惊悚地意识到，关于哲贵最清晰的记忆大都与酒相关……第一次见是2008年初冬，我和他参加《人民文学》和《南方论坛》的会议，同居一室。那时他还留长发，额头明亮，目光清澈，斯文有礼，清晨早早爬起来冲澡，且冲澡时间巨长。交流也不多，有时在寝室，两个人安静地闲坐，你瞥我一眼，我瞥你一眼，又硬生生将目光拽到别处。于是知晓他和我一样，骨子里都是内敛之人，虽有交流渴望，但内心的胆怯还是将我们自然而然地封闭——造成的后果便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为自己的胆怯愧疚懊恼。还好，喝了酒就不同，这世上最无用的白色液体会将我们体内的胆怯瞬息掐消，无形蓝色火焰将我们焚烧成“他者”。我记得会议最后一晚，小龄老师和华栋兄均身体不适，酒过三巡，哲贵将我拽起来说，不如我们替《人民文学》打通关吧。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他的酒量。每人喝了十几瓶啤酒后我就怂了，偷跑至厕所呕吐，返回后哲贵又兴致勃勃地拉我打第二遍通关……他面不改色言辞得体，与安静时迥异。后来他拍拍我肩膀，说，兄弟，酒量还不错嘛。我强忍着将喷涌到喉咙的酒压下，虚色地笑笑。 第二次喝酒是在北京，怡和春天，哲贵请客。喝的红酒。人不多，六七个，先是将自带的四瓶喝掉，又两瓶两瓶地点。我仍像喝啤酒般喝红酒，很快歇菜。哲贵慢条斯理地说，张楚，喝酒跟写小说一样，要控制节奏，不能乱喝，不如这样，你陪我打通关吧……那天到底喝了几多红酒？已然忘却。只记得哲贵本是下午五点半的飞机，每当他想结束酒局，我都会劝他说，朋友相聚不易，再来一瓶吧。我估计生活中他也是耳朵软的人，因为后来他真的改签到翌日……一帮人换了三个酒场，一直喝到百花深处，各个神情疲惫，说话时都能闻到对方嘴里呼出的酒精味。跟哲贵喝酒是个奇妙的过程，他不硬逼你喝，但你会抢喝。他安然的犹如麋鹿般的眼神让你产生一种无端的信任感和舒适感，从而将神经调整到最放松的状态。 第三次喝酒是在温州，哲贵的地盘。记得那次同行的还有盛可以、付秀莹和郑小驴。哲贵叫了十个哥们陪酒。于我而言，那可真是场史无前例昏天黑地的厮杀。本以为南方人酒场上亦俱如哲贵般温文谦礼，结果完全相反。他们酒风彪悍酒令频出，很快，毫无节奏感的我喝挂。第二个挂掉的是郑小驴，最后只会眯着狐狸眼痴笑。等连付秀莹也趴桌上，唯盛可以单枪匹马苦苦鏖战……哎，哲贵抱着胳膊稳稳坐在那里，面蕴微笑，毫无怜悯之心。也许在他看来，把每位到温州做客的朋友喝倒，该是最盛大的外交礼仪了。
关于酒的记忆太多，哲贵那张忠实无欺、英朗帅气的脸庞就在这喧闹的、狂欢式的场合中慢慢沉淀凸显。我在小镇上忙碌奔走，有时难免烦闷苦郁，这时通常打电话问他，何时来北方？我们一起喝酒？他也总是北上之时给我打招呼，于是我如囚徒出狱般跳上长途汽车，怀揣兴奋与期许奔往北京。这样的次数愈多，就愈发了解哲贵。我发现哲贵不单酒量好，还异常干净整洁。比如他穿衣总是得体雅致，衣服朴素的样子却价格不菲（那些国外的品牌一个我都不记得），有点小闷骚，又不过分华丽张扬。他总是笑着问我，张楚，你背的是电工包吧？或者说，哦，又换了个黑色的电工包。
我知道在他内心深处，作家是个体面优雅的行当，无论旁人如何轻贱这行当，作家本人还是要保持着必要的自尊体面。在他小说里，这种干净、独立清洁的气质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哲贵的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大都在那条“信河街”上。大师们构建了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高密东北乡和香椿树街，哲贵也在审慎地、专注地建造着属于自己的独特王国。只不过他的关注点是奇异的、在当代文学史上少有作家关注的群体：那是群富起来的人。因了中国独特的历史缘由，这群人可能是当代中国最无法言说解读的一干人，可在哲贵这里，他们的精神世界作为标本被冷静地解剖、展示、反思和怅惘。哲贵的手法老练却不残忍，客观中又携带不经意的感性与性感，让我们为这些人的生活感慨释然，也为这些人的生活唏嘘忧虑。《金属心》中的霍科有先天性心脏病，炒楼盘致富后去英国换了颗金属心脏，但霍科并没迎接到他的新生，与妻子的关系仍然紧张，而商场上的尔虞我诈让霍科的那颗金属心依然脆弱。只有当他遇到盖丽丽之后，一切才豁然开朗。这篇小说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干净凛冽又不乏温厚忠实的气味，如同那篇《住酒店的人》。《住酒店的人》中的朱麦克是个奇异的男人。他是商场中的英雄，生活中却懂得“诗意地栖居”。他不喜欢住自己的别墅，而是住在陌生的酒店。身边美女如云，朱麦克却能洁身自好。我觉得朱麦克精神上的洁癖可能是哲贵对自己精神世界的一种梳理与折射：他自己是这种人，于是主人公也成了这种人，并对这种选择有种笃定的骄傲。这种精神上的清洁自律、甚至是轻微的自虐在哲贵诸多篇作品中都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展泄。在《空心》中，他写了形形色色的商人官人，女人情人。他们为了金钱名利奔波，不能自己，脚步也不曾有片刻停留，但主人公南雨跟恋人鲁若娃的关系却如山泉般清澈。当他想拯救深陷囹圄的鲁若娃时，鲁若娃却嫁给了南雨的朋友。她宁愿嫁给不爱的人，也不愿让洁净的爱有半丝杂质。我想，这不单是现实生活的一种罕见品质，更是哲贵对爱情、对当代荒蛮世界中的那种微弱的爱与柔软的某种贪恋。孟繁华先生谈论哲贵时曾这般说：哲贵对成功人士或富人阶层的“逆向”或“反谱系”写作，不仅是一种观念，同时也是一种胆识。他敢于以同情、悲悯的心情去书写这一阶层的苦恼、混乱乃至疼痛，以平实、温婉但也正面强攻的姿态面对过去的阶级论或流行的“仇富心理”。我觉得孟先生一语中的。哲贵自己也说过：“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我写我的理解和希望，以及理想。”在我看来，他委实做到了，而且比别人都出色。 如果没有哲贵，我相信所谓的文坛，委实少了一种可贵的真实和勇毅。
有时我会疑惑，是如何的经历“塑造”了哲贵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侠义、坦诚、大度、精神与他的肉身一样健硕漂亮。我知道温州是个神奇之地，富足多彩，优秀多思的作家却层出不穷（吴玄、钟求是、王手、程绍国、马叙、张翎、东君等等），那么，他的异质好像也理所当然。听说他少年时，曾出家做和尚。老老实实待了个把月，却发现自己对尘世仍有欲望留恋，于是又拂袖踏出佛门。每念及此，我眼前就会浮现出他纯净的眼神。一个人外表洁净容易，若是连灵魂也与皮囊相若，问世间安有几人？记得他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时，我曾经探望过他。我们在屋子里轻声细语地聊着文学与生活，与酒局上庞杂的声音相较，我们低沉的声色里带了某种肃穆虔诚。我们都知道，所谓声色犬马无非是刹那流离，无足贪恋，惟有文学，才是我们此生最圣洁的依恋。我还记得哲贵跟我说，我们都年近四十，不能像打游击一样写小说了，中国的作家写作寿命都短，到了对自己的未来做一个判断和筹划的时候了。他说这些话时，语气才有些许的高亢激动，仿佛一个初恋的男孩谈及了自己梦中期许已久的姑娘。我还记得，那时夕阳西下，金色阳光笼罩着他的身躯。他的瞳孔，是那种从未见过的沉美与天真，而他的倒影映在白色墙壁上，竟有些法相庄严的意味。我暮然觉得，他骨子里还是那个居住在寺庙里的人，听惯了暮鼓晨钟，之所以来尘世徜徉，无非是初心未了。于是我对他说：好吧，和尚。
当“和尚”两字吐出口时，他笑了笑。说实话，犹如我在某篇小说里所言，那是在我漫长、卑微、幸福的一生中，见过的最干净无瑕的笑容了。
张莉
在《我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中，哲贵说文学创作中对“商人”世界的书写是有偏见的。“这些年来，我看到太多带有明显偏见的文学作品，有些作品已进入文学殿堂，成为经典，可对‘人’的描写，特别是对商人群体的描写和塑造，带有明显的偏见。”他也许是对的，因为他的生活环境使他获得了比普通人更多的观察机会。这也意味着，他将对那些人——商人、脱贫致富者、“成功人士”、“富贵人群”重新进行改写。寻常小说中的生活：如何获得晋升机会，如何与上司周旋，如何付昂贵的首付；如何在贫困线上挣扎等，在哲贵小说中将是绝迹的，他的小说人物已经不必再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奋斗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金钱之于“脱贫者”毫无意义。如果我们相信某些富豪所标榜的——钱对他们只是银行卡“数字”的递减；如果我们想当然地以为金钱对于身家过亿之人无足轻重，就未免太天真了。哲贵试图书写的是金钱之于“脱贫者”的另外关系。是那种不由自主陷入金钱漩涡的生活。
潘祝平 摄
《跑路》写的是卷在财富漩涡里的人们，做实业的皮鞋老板禁不住高利贷高额回报诱惑，开始了他的投机生意，500万，1000万，1亿，2亿……当他把更多的钱投进高利贷行业，当他最终穷途末路，不得不借款维持时，真相才一点点浮出水面。《跑路》有关金钱，更有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欺骗。小说《信河街》亦是如此。那种“不信”与“欺骗”的氛围遍布小说，每个人的信誉都在透支，象滚雪球一样，最后又一个个跑路。以金钱引发的多米诺效应在脱贫者生活中显示了它的狰狞，由金钱引发的“不信”灾难足以吞没每个人的生活。
不信任还有另一种存在方式，即造假，以假谋利。一如《雕塑》，董娜丽以不断整容的方式来确认自己，丈夫唐小河对她的行为方式分析说，“事情的真相是，在你内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跟许娅一样去做假冒产品。可是，出了工商的事件后，你就怕了，不敢了，所以，你在再三犹豫之后，找到了给自己做整形手术的这个办法，因为在这个整形的过程中，你能得到内心的安慰”。——可是，这样的逻辑似乎也太强词夺理了吧？唐小河作为男人的“幸福”生活不也因这样的做假而受益，他为什么看到假的美的就兴奋，难道他的欣赏不是鼓励妻子继续整容的动力？当这位脱贫者振振有词地指责他的妻子时，你在小说中会看到属于富人的聪明、也看到属于男人的无理和霸道。
这是哲贵笔下的富人生活。不动声色是这位小说家的叙述基调，他不是全知全能者，在他的小说里，人物们没有被凭白地打上好或坏，黑或白的标签。事实上，哲贵和他的读者以及人物一样，是迷惑者、也是局中人，他站在每个人的立场上思忖着，做出适合他们的决断。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人和人们被一只我们看不见的大手在操纵，每个人都进入了怪圈，那个大手是命运？命运之说太夸张了，也许不过是贪欲，也许不过是被利益趋使罢了。身不由己地进入财富的漩涡里，看起来他们脱了贫，但真的脱贫了？过惯了富贵日子的人，谁愿意被甩出那样的航道，谁愿意视金钱为尘埃？不过是跟普通人一样罢了，不过是比普通人追求的金钱数目更大罢了。
“我能不能做到不带偏见地进入商人的内心世界，把他们当作一个‘人’，描写他们的彷徨和挣扎、欢乐与忧愁、淡定与恐慌、勇敢与懦弱、责任与逃避、得与失、哭与笑，雕刻出他们真实的形象？”（哲贵《我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这是这位主要书写“脱贫者”、“商人”的作家所思考的问题。这样的疑问或思考当然是有意义的。你知道，这世界上划分人的方式多种多样，我们、你们、他们；男人和女人；有钱人和穷人；有权人和无权人等等。在一位写作者那里，用某种标准来把人群截然不同地分开是危险的。要浮去金钱和浮华，要浮去皮相和表面，书写人本身，书写人的内心。也许，并没有哪位小说家敢说自己成功地写出了某一类人的真实形象，但试图抵达的努力却是宝贵的。试图浮去偏见的书写，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可能性的尝试是有意义的。
金钱不是数字，它们如此具体，是轩尼诗，是奔驰车，是玛莎拉蒂，是LV，是高尔夫生活……“物”充斥脱贫者们的生活，成为他们人生的标签和符码。“物”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人际以及处事逻辑。那位叫施耐德的男人，面对继女借钱拒绝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没钱，他把硕大的宝石戒指扔出窗外，告诉别人，那“宝石”戒指是假的。这个人，如此古怪。他节制、孝顺、不吃晚饭，凌晨跑步，许多生活习惯跟随他成为一种惯性，包括拒绝借钱也变成一种“下意识”。
施耐德的行为令人迷惑，当然他有他拒绝借钱的理由：“这些年，不断有人来工厂借钱。明说借，实是敲诈，有借没还。我说没钱，他们不信。他们手里掌握着工厂的生死大权。我不能得罪。只好想出戴假戒指的办法。他们一开口，我就说没钱。他们说你戴这么大戒指，还没钱？他们一说，我就把戒指脱下来扔到窗外的河里，说，这戒指是假的。谁也不会料到我会来这么一手，都愣住了。我像一只狡猾的壁虎，自断尾巴，逃过一劫又一劫。”（《施耐德的一日三餐》）“狡猾”的施耐德揭开了自己的骗局。面对只想和他发生金钱关系的人，他便以另一种金钱逻辑来应对。他也许并非我们理解的为富不仁，他只是厌恶欺骗和贪婪罢了。
读《施耐德的一日三餐》时，我想到李敬泽在《限度中的力量》中对哲贵小说评价，他使用了“公正”一词，在他看来，那不是理论和观点上的公正，而是艺术上的公正。“这种艺术公正要付出代价——他省略了，或没有看到很多东西。但这种公正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他看到了他所写的那些人所能看到的东西，那些人在他们的限度内所能领会的真理，他们可能是，甚至只可能是这样看待和领会自己、这样看待和领会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
我以为，这一看法非常恰切。尤其是李敬泽提到作家所省略的东西，以及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深深的反讽之意，“我猜想，在很多年后，哲贵的这批小说会比现在很多在同一问题上发出慷慨激昂的声音的作品更有价值，因为他怀着同情，但又很可能是怀着最深的反讽之意，在小说中验证了他的人物的人性水平。”（李敬泽《限度中的力量》）“反讽”也许并非哲贵刻意追求，也许他的目的只是渴望公正讲述商人生活，但对生活的逼真讲述和小说中人物对个人逻辑的言之凿凿让人感到分裂、古怪和可笑。我不知道小说家是否同意这种分析，但作为读者必须坦率承认，我们从小说中感受到了那种一本正经表象下的古怪和可笑，这种可笑恰恰是用最朴实的讲述态度才可以获得。严肃与古怪，可笑和正经，公正与怪癖，这是哲贵小说的丰富处，是最有意味也最迷人处，这也是不动声色的讲述方式所带来的。
反讽之意也出现在了《空心人》中。鲁若娃追求富二代南雨不成，最终决定嫁给另一位对她有好感的有钱人。可惜南雨听到鲁若娃结婚时并没有感觉。他似乎不进入通常的人际逻辑伦理，从来都是有“你来”，却不一定有“我往”。傲慢，冷漠，排斥他人，是这位富二代的生活状态。这是没有感受力的人。一辈子不用为金钱奋斗是多么幸运的事情。但是，如果这种幸运吞噬了一个人的感受力，吞没了一个人的感知系统呢？如果一个人的感觉系统全部因“富”而被抹平，没有狂喜，没有热爱，没有悲伤，没有欢乐，没有忧愁，没有恐惧——这样的人生是否依然令人艳羡？
没有什么比感受力更重要。一个人足够敏感，才可以领略这世界的美好和复杂。你体验到寒冷也体验到火热，体验到苦辣也体验到酸甜，所有这些感受都好过无知无觉。作为这世界的过客，拥有热爱和情感是多么宝贵。有一颗不断跳跃的心，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便意味着作为人，你要和这世界发生一切应该发生的关系。
《空心人》的结尾处，“空心人”南雨听到鲁若娃曾为他打过胎时，“南雨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捅了一下。”这与其说是人物的感受，不如说是相信人心美善的叙述本人的意愿。《空心人》令人难忘处在于它写出了一个人或一群人生活的空洞感。也许哲贵只是讲了一段情感的升灭，但在这升灭中，你分明感受到这世界里“空心人”的存在。——为什么会有“空心”？难道是因金钱而被抽空了人心，难道仅仅是有钱人才有空心？这样理解世界和人是狭隘的。人际脆弱、人心苍白，不仅仅属于有钱人，《空心人》写的是有钱人的生活，但也不仅仅是有钱人的生活。
所谓脱贫，不过是脱离了物质的贫困罢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脱离精神贫困。当哲贵努力为他所要表现的人群画像时，金钱必然成为他创作的关键词，而“心”则是他创作中另一个重要意象。什么是心，这位小说家并没有给过读者答案，人心的山水过处如何复杂和幽深，并不是他的意图所在。他所关心的，他所执念的，是空心、是金属心、是心的迷失。
比如《金属心》。如果你能想到一个人安了“金属心”后的强大——不再担心死亡随时随地的威胁，那么你便可以理解金钱如何使一个人强大了；如果你能想到一个安了金属心的人那里，一个无痛感的心如何一点点被温暖、被情谊、被不爱金钱的女人所打动，你就会知道，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远大于它的题目“金属心”。——小说有关一个人的心如何因财富变成“金属心”、又如何因人性和情感而变回人的心。你能想到一个安了金属心的人突然感受到那种湿漉漉的美好吗？那是有关人性复苏，人心回暖的故事。
顺着心的方向张望，我们将越过金钱和物质的屏障，看到情感，看到心灵，看到那些与金钱和财富并不必然有关的东西。《迷路》写的是寻路，写的是这些富人在野外的生存，以及寻路中的种种挣扎。这让人不由不想到我们如何在由金钱构成的雾霾里寸步难行。
小说的结尾，麻妮娅和夏孝阳在野外宿营，夏看到了一把铜哨子。“他问麻妮娅这个铜哨子是干什么用的？麻妮娅愣了一下，对夏孝阳说，铜哨子是招魂用的，在山上时，有的驴友走失了，或者迷失本性，其他驴友就用铜哨子招他的魂；还有一个用处是招自己的魂，人在山上，容易产生幻觉，迷失自己，这个时候，用铜哨子一吹，魂魄就归位了。”
那把铜哨子如此迷人，具有某种象征和隐喻色彩，正如小说中两位男女主人公也意识到的那样。
麻妮娅看见夏孝阳手里还拿着那个铜哨子，翻来覆去地看。最后，他终于忍不住对麻妮娅说：
“我吹一下铜哨子好不好，反正这里也没别人。”
麻妮娅点了点头说：
“好啊！”
得到麻妮娅的答复后，夏孝阳突然又显得胆怯的样子，犹豫了两次，才把铜哨子放进嘴里。他用鼻子吸了深深的一口气，鼓起腮帮，吹出去，嘹亮的哨子声从帐篷里跳跃起来，奔腾着向白云尖深处冲去。麻妮娅的眼泪一下就滚出来了。（哲贵《迷路》）
《迷路》的收尾处让人想到很多，但也可能什么都让人想不起，因为那哨子声太嘹亮了。它在召唤，在唤醒。我们会因此神游一会儿。——是什么使麻妮娅的眼泪掉下来？是那种呼唤。想一想群山之中那嘹亮的铜哨，也许我们会百感交集。只有在这个空旷的大自然里，只有离开那么多丰饶的“物”，一个人才可能如此贴近她的自身，贴近她的心。《迷路》写的是脱贫者麻妮娅的寻找，也写的是象她一样的无数人的寻找。一个物质富足的人不一定必然是精神整全者——有钱的人，富足的人，贫穷的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其实都在寻找一种精神生活的建设。《迷路》以一种象征和寓言的方式讲述了“脱贫人”的生活，也讲述了我们时代所有人的生活状态。
写出脱贫者的日常生活，更写出脱贫者生活中的麻木和痛苦；书写我们时代在金钱面前的种种困窘、焦虑和不安，也写下我们时代苍白的精神生活、以及我们对这种生活的试图摆脱。多年以后，重读哲贵这些小说时，我们感兴趣的不再是脱贫者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充斥他们日常生活的那些“物”了。绝不是。使我们保持兴趣的永远是那些人、那些人心、心突然痛了的那一刻。——物随时随地会被新鲜之物覆盖，但人心的痛苦和不安却能跨越时间。
作者简介
张楚
河北唐山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作协专业作家，为河北文坛“河北四侠”之一。作品《良宵》荣获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张莉
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青年一辈评论家翘楚。主要关注中国现当代小说、当代文化现象及中国女性写作发生与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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