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信仰
何为国家信仰？
国家信仰，是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的精神基石。民族向哪里走，国家向何处去，都建立在国家信仰这些基石之上。国家信仰，构成了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内在特质。民族之别、国家之分，不仅体现在传统文化、经济水平等外在方面，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国家信仰上。有什么样的国家信仰，就孕育了什么样的文化和什么样的制度，就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就决定了什么样的的国家力量和地位。
人不可无信仰，民族不可无信仰，国家不可无信仰。缺乏信仰，注定前进的道路是懵懵懂懂，注定未来的前途是渺渺茫茫。从纵向来看，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国家信仰。从横向来看，在不同的国度，也具有不同的国家信仰。在当下世界一体化的时代大背景之下，我们应当塑造什么样的国家信仰，才能在日益激烈的世界竞争格局中胜出呢？这些都是我们亟需回答的时代大课题。国家信仰为全体国民的前进方向和行为规范，提供了精神支持和源泉动力。国家信仰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愿景，共同的未来，共同的利益。在此之基础上，就能够共同绘制和创造更加美好的蓝图，就能够共同刻苦努力奋发上进实现中国梦。
01 论法律信仰
法律，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橡皮筋，想拉长就拉长，想缩短就缩短；有人说是礼帽，想装扮就戴上，想摘下就扔弃；有人说是工具，想使用就使用，罢了就抛掉；有人说是目的，想追求什么样的价值，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有人说是游戏，是富人政要们的游戏，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在纷繁的大千世界里，以上的种种说法，各有各的理据，各有各的视野，很难说它们是完全的对，或是完全的错。不过，在此想说的是，法律是内心的信仰，既要景仰它，也要遵守它，更要爱护它。没有人心信仰的法律，注定是游戏，是工具，是礼帽，是橡皮筋，想什么是什么。没有人心信仰的法律，注定是丧失了力量。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言，“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一切都告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那么，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会再有力量。”
法律，为何要被信仰呢？
一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称，“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好的秩序，是所有人的愿望，但特权崇拜者和为非作歹者例外。在好的秩序下，人们才有可能和条件对生活产生切实可靠的预期。在安然有序的今天，人们才有动因去憧憬明天的光明。在无序和混乱的世界，人们无非是在扮演飞鸟走兽，一切都为短暂的现在而挣扎。好的秩序是人们最大的利益所在。好的法律，创设出好的秩序；好的秩序，生产出好的法律；好的秩序，创造出好的利益；好的利益，需要好的法律来做基础，来做保障。好的法律和好的秩序，是全体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所以，法律（假定是良法善治）就成为了人们所期望的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成为了人们的内心的共同向往、希冀和追求。这种自然而然的积极内心活动，就形成了人们对于向好、向善的追求。基于善，基于好，法律自然就成为人们的信仰。这一点，与向好、向善的宗教会成为人们的信仰一样浅显易懂。
二如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勒鲁说所说，“平等是一切人类同胞所具有的权利”，“平等是一项神圣的法律，一项先于其他一切法律的法律，一项派生其他法律的法律。”对平等的向往和追求，是绝大多人的热切希望，当然奴隶主、封建君主和特权者也要除外。那么，人们到哪里去发现平等呢？追求平等呢？实现平等呢？这就得仰赖于法律了。因此，到法律中去寻找平等，到法律中去实现平等，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寄托向往和希望的圣境。人们将不平的事，向法律诉说；将心中的冤屈，向法律求助；将不公的待遇，向法律求解。于是乎，法律成为平等的保护神，成为平等的衡量器。因此，也可以说，平等孕育了法律，法律保护着平等。只要平等的火焰燃烧在人们的胸中，那么，对法律的渴望、对法律的求助、对法律的追逐，就永不会停歇，除非平等的火焰在法律的火炉中已经燃烧殆尽。对平等的渴望与信仰，便是对法律的信仰的内在基础。无论路程多么艰辛，结果是多么不公，人们的心中始终会燃烧着法律的希望和信仰的火亮，哪怕它们是只有丁点般的大小。
三如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所说，“哪里有正义，哪里就是圣地。”公道的、正当的东西，是社会共同追寻的。正义就是公道的、正当的价值追求。但是，不同的人，对正义有不同的评判。你有你的正义观，他有他的正义观。人们对正义的定义，往往会存在一些出入，或是较大的出入，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出入。那么，人们理解和界定正义的交集在哪里呢？一是共识，二是道德，三是法律。共识和道德是变动的，很不稳固。在通常环境下，法律会成为正义的最大交集，会成为正义的化身。人们追求高尚的、幻想的正义，通常会不得其法，不入其门。法律作为一个物什，摆放在那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追求的对象、信仰的目标。正义寄托于法律，法律运化着正义；正义隐形于法律，法律彰显着正义。在正义的舞台上，人们的普遍安定得以保障，社会的公共福利得以安排，大众的幸福自由得以传递。承载了正义的法律，承载了正义的能量，激发了人们对它的向往、寄托和信仰。倘若法律承载了邪恶的话，则普天之下莫能信之。
总之，秩序、平等和正义所蕴藏的价值和美感，令法律具备了被信仰、被追求的内在基础。法律越能表达秩序、平等和正义的内涵，那么，法律就越会被人们所信仰。当然，信仰也并不是用来赏花观月的消遣。毕竟，信仰对人们产生了强大的约束力。对抗约束力的逃逸，则若隐若现地形成了对信仰的偏离或者背叛。
那么，对法律信仰的逃逸，又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一是习惯于用“姓社姓资”的有色眼镜，来过滤法律。在文明和进步的当代，法律成为全体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如果仍然延续用阶级成分的观点、所有制成分的思想、世袭制的遗传基因和计划经济的命令手段，来管理社会、发展经济，则越发显得落伍和笨拙。用法律来治理社会、发展经济，是超越一切社会形态的人类共识。无论国家的性质如何，也无论姓社还是姓资，任何国家都需要进步的法律。法律是既是存在的必然，也是必然的存在。无论是作横向比较，还是作纵向比较，凡是信仰法律的时期，凡是信仰法律的国家或地区，那个时期或那个国家、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就比较迅速和健康。反之，凡是法律迷茫、缺失的时期，凡是法律迷茫、缺失的国家或地区，要么是经济衰退，要么是积贫积弱。从宏观来看，法律是综合性的制度，是协调性的制度，是反映多数人意志的制度，它能够最大程度地给社会以指引，给公众以预期，给人民以期盼，给社会以方向，给国家以力量；它可以最大程度地抵御来自各方的恣意行为，抵御来自各方的短视行为，抵御贪腐对国家的伤害。从微观来看，法律是具体的集体规则，是公平的集体规则，是透明的集体规则，是开放的集体规则，它能够最大程度地预防、减低或释放个别或诸多利益冲突给社会、给国家造成的震荡或伤害，能够鼓励和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推动社会和时代向前发展，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护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放眼开来，谁拒绝法律，谁就拒绝了进步。谁信仰法律，谁就获取了信心，谁就获得了动力。个人如此，国家亦莫不如此。依法治国，须得举国信仰法律。不具法律信仰的依法治国，则将止于形式。
二是未能用普遍的爱心，来呵护法律。从它那里得到利益的时候，就欢喜它；从它那里没有讨到便宜的时候，就憎恨它；从它那里想攫取不当的好处时，就僭越它。在这一点上，法律好像是玩偶，变来变去为我所用。如果能用关爱的心、尊重的心，来呵护法律，那么，法律信仰就具备了生存的土壤。我们也许可以从美国的强盛之道里，获得一点启发。“美国人尊重法律---美国人爱法律如爱父母---每一个人从法律力量的增强中看到个人利益。……他们把立法看成一项契约，认为自己也是契约的参加者。”对于强盛和霸道的美国，设想一下，采取什么手段可以颠覆它呢？经济霸权在它手中，军事霸权在它手里，文化霸权在它掌里，似乎没有太多的方法。假如废掉美国的法律，废掉美国人的法律信仰，我们可以想象，美国将顿时驶向衰落。但这种假设的前提却根本不会存在。当崇尚规则、呵护法律，成为自觉行为和惯性动作的时候，我们的法律信仰就建立起来了。只要春天来到，法律信仰的种子就会自然萌发，就会开花结果。
三是过分地看重法律的工具作用，未将它当作信仰予以尊崇。反省我们的过去，凡是法律坚守得比较好的时候，凡是法律执行得比较好的时期，社会就比较稳定，经济就比较发展。我们不必过分看重法律的工具作用，为一时、为一事、为一境、为一景、为一例、为一人、为一利、为一求、为一令，不顾程序的正当性，不顾实体的正义性，而非常功利化地解读之、运用之，而去破坏法律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公平性。一旦失去了这些，工具就真正地成为工具了。法律就失去了它的公信力，信仰也不再成其为信仰了。
最后，法律信仰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
它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价值，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既不专属于资本主义，也不专属于社会主义。我们大可不必谈“法”色变。当我们信仰它的时候，尊重它的时候，适用它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快步进步的趋势与和谐共荣的趋势。法律信仰，是发自内心的真切追求；是源自行动上的自觉适用；是来自规则和制度上的洗礼。我们要让法律成为国家的基本信仰。十八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马布利在其《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文中，用一个“爱”字对法律信仰作出了生动而凝练的诠释：“只要爱自由，就足以建立共和国。但是能够维护共和国，并能使她繁荣的，只有爱法律。”
（摘自《论国家信仰》王大潮 law-expres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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