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中国古代商帮那么发达，为什么没有留下百年企业？
一个家族的荣耀，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寡，而在于每个家族成员对待财富的态度。
家族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家”这个概念非常重。古籍里其实很少提到“国家”这个概念，往往叫做天下，所谓“家天下”。即便提到家庭和国家的关系，也是说家国、家国情怀。到近现代以后这个名词才倒过来，如林则徐有一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所以“家”这个概念，在中国人传统意识中是至高无上的。
族，就涉及到宗姓的概念。从春秋战国到唐，政治控制了族的概念。很长时间里，中国官员的提拔是推举制，被推举的人基本上是亲戚、子弟、门生，由此形成望族门阀。直到隋唐，一般草根人士可以通过科举进入到社会的上层，渐渐地，族之间的公平竞争就出现了。到了明以后，民间被允许修撰家谱，家族的概念变得强盛起来。
更重要的是，自明朝始，人口从城市向乡镇农村大规模下沉。这里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北宋中期，中国人口有一个亿，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口占22%；明以后，人口开始向乡村下泄，到了1820年左右，全国只有6%的人口在城市里面，大量的人口聚集在乡村、集镇。帝制时期，政府最低层的治理机关是县（现在我们是到乡镇），县以下的三万多个集镇是谁来管理的呢？是族来管理。男女关系不好，或者侵犯人家水田，县衙基本不管，而是到宗祠里面交由族长管理。所以明以后，族变得很强大。家族及家族观念，变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计算单位和基本价值观，人们跟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大量的人际关系在族里。中国古代当官，如果你“立志”要做贪官，一定要到五百里以外，因为碰不到什么家里人了。八年十年以后回到家乡，用贪来的钱去修桥、铺路、买义田、修义学、修宗祠、修族谱，便成了“大善人”，死后牌位辉煌地树在宗祠里面，而这是最重要的，与你以前是不是贪官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中国就变成了宗族社会。
经济上,则出现了商帮经济。中国有商帮的概念也是明朝以后，首先是山西晋商,然后是安徽徽商，广州则出现了十三行商人。几个种姓控制了重要经济命脉。具体来看，晋商、徽商、十三行，他们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某几支非常富有的家族，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中国现在一年的公共财政收入约13万亿，如果当今中国首富马云或是王健林拥有12万亿或者是13万亿，那还得了？有1万亿已经不得了了。所以，当时的财富是聚集在民间的一些家族手里，极其富裕。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当时十三行有一个商人叫伍秉鉴，号称是世界首富，《南京条约》中1/4的赔偿款是他们家族出的。
但是，在中国整个的文明历史上，晋商、徽商、十三行商人，在中国的史书上是没有出现过他们的一个人出现过名字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获得的财富都是政府给予他们的。比如晋商赚钱依靠的是盐，政府控制了盐，然后向民间一些家族颁发承包责任书，当年叫窝本，窝本可以世袭，国家授予权力，可以经营盐业，几年之后就会成为中国首富。但是只要国家把窝本收回，首富之家就不见了。同样地，亦是因为明代中期后淮盐大盛，徽商兴起。十三行则依靠外贸起家，中国人要跟外国人做外贸，清政府规定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并且划定专门的区域，获得特许进入这个区域经商的家族就成为全中国最富的人。
商帮依靠政府特权起家
所以，虽然商帮经济造成了中国一些显赫家族长达百年甚至百年以上的富足，但是它在历史上一点都不重要，甚至败坏了长期以来的中国商业文明。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景象：
第一，“以商致富，以宦贵之”。做了商人并不觉得有尊严，也不觉得是多么值得高兴的得事，但如果家里出了一个进士或者是状元庄园，那就很高兴；如果有足够多钱能捐一个顶戴回来，那才厉害。当年杭州的中国杭州首富胡雪岩，他曾经捐钱款当了一个二品道台，捐了很多的钱，到北京见慈禧太后，慈禧赐他一件黄马褂，说是唯一一个被赐予了黄马褂的商人，津津乐道到今天。
第二，“以末聚财，以本守之”。本是什么呢？本是土地。各位今天到婺源、平遥、太谷、祁县等地，可以看到很多大的房子，然而历史上是这都是些很贫瘠的地方，这一些在徽南和太原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商人他们的总部基本上都在北京、南京、杭州经商，赚了很多的钱，就回到家乡修房子、买土地。所以大量的财富从工商业溢出进入土地，因而土地在中国就有了一种“类货币”的性质，直到仍还是一样。由此可见，中国的土地问题、不动产问题，跟美国、英国完全不一样，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即中国历史上的观念就是认为土地最可靠，而且这个观念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第三个，“奢侈斗富，不过三代”。假设我每年能赚五百万两白银，但是这个五百万两白银我无法投入盐业的科技进步，因为我拿到的只是一个承包经营责任书，而每年开采盐的总量是被控制的。既然工商业的没有很大的机会，那怎么办呢？要么买土地，要么斗鸡，养一个戏班子，中国历史上这种事情很多的，奢侈、斗富，大量的资金耗费在奢侈行业里面。
第四，“权钱勾结，官商横行”。中国的商业一直以来不被民间所尊重，中国有几个成语，“无商不奸”、“为富不仁”、“杀富济贫”，只要是商人就是奸恶的，杀了富就可以济贫。中国商人之所以惶惶不可终日，很大的原因就是在历史上必须通过跟官家勾结，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变成官家，才能保证财产安全，这当然是令人痛恨的。
我们中学时读历史，会遇到一个争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中国到底有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根据很多学者的计算，说中国那时候的棉纺织能力，从产量到生产技术都超过了同时期的英国。英国的棉纺织业，推动了机器制造业和采煤业的进步，最终成为了工业革命的驱动力。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棉纺织业的产量、技术都比英国好，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费正清解释过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商人阶层的财富获取不是通过科技进步来完成的，而是通过跟政府的勾结和交易来完成的。所以中国没有办法出现独立的商人阶层和企业家阶层，所有的财富没有办法在工商业里通过科技创新的方式获得发展。另外一个美国汉学家魏斐德也在他的书里讲过一句很可悲的话，“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就，是他的孩子不再是商人”。这真是中国历史上可悲的现象。
到了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私人企业和商人的遭遇，比之前还不如。今天在座所有的人大概都属于有产阶级，而中国的有产阶级在1956年一季度被连根拔起。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说，我们要让资产阶级在中国土地上绝种。这句话之后，中国各个城市都掀起了一场名为“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运动，使得整个有产阶级被彻底连根拔起。
我们现在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百年企业？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没有1956年的这场运动，中国一定会有成千上万的百年企业，因为很多行业，比如做钱庄、做布鞋、做药店、做打铁铺，这些企业只要在一个地区稳定发展，就能做成百年企业。日本就有很多的五百年以上企业，比如鞋店、豆腐店，甚至还有一家千年企业——金刚组，是修寺庙的。如果没有这场运动，中国百年企业肯定满街都是。
中国有个词叫传统。传是传承，统是道统，是说我们这拨人是怎么过来的，我们这拨人有怎么样的价值观。而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最大的两个问题是：既是没有传承统的人，也没有道统。过去三十年，各位的父辈们只忙着赚钱。所以重新建立中国民营企业的道统关系，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
1978年中国的私营企业重新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知识起点、价值起点，都比前辈要低很多很多。私营企业回到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出名的人物是谁呢？是傻子瓜子，年广久，他是个文盲。当时，这条街上很多人炒瓜子，而当他卖给你给你买一斤瓜子的时候，会多抓一把瓜子给你，所以人家说他是个傻子，一斤瓜子多给一把干什么呢？可就因为这一把使得他成为整个芜湖最会卖瓜子的人。瓜子卖得越来越多，他就请人来帮他炒瓜子。雇工请到八个人的时候，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因为马克思说“七上八下”，雇佣在七人以下叫合伙经济，七人以上产生剩余价值，产生了剥削。安徽芜湖一个傻子做瓜子，竟然在搞剥削，要把他抓起来。后来邓小平说：他不就是个傻子吗？不就卖瓜子吗？抓他干嘛吗呢！于是才没有抓他。所以我们的起点非常低，从文盲开始起点。在座的各位父辈可能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但是他们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最大的贡献者，我们从这里起步。
吴晓波现场演讲照片
今天我在这里演讲，中国已有1068万家私营企业，4600万个体工商户，加在一起，中国的有产阶级已经有五千万人，基本上相当于两个台湾的人口和西班牙的全国人口。中国拥有的私营企业的数量也是历史上最多的。
于是所以我们重新面临着中国的私营企业如何发展，以及我们家族企业如何传承的问题。到今天，第一代企业家基本上到了退休年龄，比如说今年到明年，柳传志、任正非、鲁冠球、宗庆后等都到70岁了。未来的十年，是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代，要集体的从生理上和知识层面上要退出的时期。新一代的接班，在治理上，在财富上，在产业上开始接班。
中国企业界确实面临到了非常重要的换代之年，这也是近70年来第一次有产阶级的传承。我们对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很尊重，但是对传承者却不以为然。“富二代”这个名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歧视性。大家说，你看我什么都没有，在农村出来的，在北大读书，为了省十块钱，我得多跑几个市场。结果你坐着宝马车来上学，你花很多的钱，这个是不公平的。其实世界本来就不是公平的，十块钱在不同的家族不同的人眼里是不一样的，货币跟人是不对等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不尊重财富的，有时候仰视财富，有时候鄙视财富，很少有人能平等地对待财富。这是现在的年轻朋友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家族企业，重新回到中国历史之后，会给中国的商业社会带来很多新的概念。我认为这几个部分非常关键：
第一，重新出现了资本的可传承性。家族企业的资本传承，跟其他资本模式的企业组织相比，它的稳定性更强。全世界80%的中小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所以家族企业不是一个小概率的族群，而是一个超大概率的族群。
第二，商业精神的可传承性。前面提到我们其实没有道统，第一代的创业者，因为长期处在野蛮成长的时期，或者说它在成长过程当中，具有一定的原罪性，所以他没有精力思考文明这个问题，没有精力思考财富这个问题，甚至他没有精力思考消费这个问题。我九十年代初到温州调研，温州老板说为了发财，违法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我们要重新构建我们的商业文明精神。
第三，上流社会的构建与底层关怀。我不认为国家有上流社会是一件坏事，国家最糟糕的事是每个人都是下流社会里面的人。今天的中国一定是有阶级的，而中国现在是个有阶级的社会，这个是好的。如果这个国家全部都是无产阶级，每个人都以没有财富为荣的话，社会如何进步呢？所以这个社会日渐成为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每个人都要学会有尊严地在自己的圈层里面生活。同时，你要成为这个金字塔里面的和谐阶层，你必须要关心比你更低阶层的人民的生活。否则的话这个阶层就会成为一个被革命的阶层。
家族企业的意义
二十世纪初，马克斯·韦伯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他构建了资产阶级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他诠释了三个重要理念。
第一点，对商业正当性的终极认同。在人类历史上，对商人和商业的鄙视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比如在基督教中有一句话，说商人要进天堂，就像一头骆驼穿过针孔一样困难。伊斯兰世界长期反对金融借贷。只有到了二十世纪之后，韦伯等人校正了人们的财富观念，确立了商业行为的终极认同感，自此商人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立的阶层才真正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财富家族才有意义。
第二点，很多人经商的冲动是以满足一种信仰为驱动。也就是说，我要用商业供应和服务于这个世界，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愿意付出。无非我是用从商的方式付出，这个东西跟我的信仰是有关系的。
第三点，一个国家的商业要能够进步，一个企业的商业要能有进步，必须要有理性主义精神和法治精神，这个就把资本主义的契约精神、法的精神、商业文明进行了一次很重要的衔接。
这本书非常薄，但是一直流传到今天。它重构了商业的人文精神。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家族企业在中国的归来，以及年轻一辈的财富传承，这是一个新鲜和重新复活的话题。各位未来可能一生都在从商，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可以获得终极认同的，我们的子弟未来可能还是商人，这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商业本身并不存在罪恶性。同时，我们在经商的时候，必须要想到一个问题，这些商业活动和我们提供的商品，和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关系，和我们价值观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有没有贡献给这个世界美好而进步的事物。
最后一句话分享给大家：一个家族的荣耀，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寡，而在于每个家族成员对待财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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