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fú)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mò,歿),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háng),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háng)。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摭(zhí)以兼通,故無慙(cán,慚)於即(jí)事。
译文
自古以来的书法家,在汉朝至三国时期,钟繇(you2)和张芝的书法最为超绝,时称“钟张之绝”。到了东晋末年,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的书法绝妙,时称“二王之妙”。王羲之说;“近来我搜集并研究了众多的名家书法作品,深信只有钟、张的书法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其余的就不值得一看了”。可以说,钟、张死了以后,能够继承他们地位的只有王羲之父子。王羲之又说:“我的书法和钟张相比,比钟的不分上下,或者说超过了他。比张的草书就要差一点儿了,排在他的后边。然而,张芝的笔法精熟,下过功夫,为练书法曾把池塘的水都弄黑了,假如我也向他那样执著,未必就不如他”。这是推崇张芝超越钟繇的意思。考察王氏的专长,虽然有些已经脱离了前人的书法规范,但他们能够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独创出自己的书法风格。所以说,他们无愧于“二王之妙”的盛名。
自古以来,善长书法的人,汉、魏有钟繇和张芝的精绝,晋末有王羲之和王献之的美妙。王羲之说:“近来研究名家书法,认为钟繇、张芝确实超群绝伦,其余的就不值得观赏了。”可以说,钟繇和张芝死后,王羲之、王献之盖过其他人而继承了钟、张在书坛的地位。王羲之又说:“我的书法与钟繇、张芝相比,与钟繇是不相上下,或者略超过他。与张芝的草书比,排在他后面;张芝精研熟练,临池学书,把一池清水都染黑了,如果我也下功夫到那个程度,未必赶不过他。”这是推举张芝、自认超越钟繇的意思。考察王羲之书法的专精擅长,虽然还未完全实现前人法规,但看他能博采兼通各种书体,也无愧于他热爱的书法和在书坛的地位了。
钟繇(151一230),字元常,三国魏大臣、书法家。颖川长社(属今河南长葛)人。东汉末举孝廉,累迁廷尉正、黄门侍郎。曹操执政,任侍中、司隶校尉。曹丕代汉,任廷尉,封崇高乡侯。明帝即位,迁太傅,人称“钟太傅”。工书法,宗曹熹、蔡邕、刘德升,博取众长,自成一家,尤精于隶、楷。书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后人评其隶行入神,八分入妙,和大书法家胡昭并称“胡肥钟瘦”。与晋王羲之并称“钟王”。临终时授子会曰:“吾精思学,学其用笔,每见万类,皆画像之,其专挚如此”。
张芝(?~约192)
中国东汉书法家。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出身官宦家庭,其父张焕曾任太常卿。张芝擅长草书中的章草,将古代当时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新写法,富有独创性,在当时影响很大,有草圣之称。书迹今无墨迹传世,仅北宋《淳化阁帖》中收有他的《八月帖》等刻帖。
王羲之(303—361年),汉族,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他的儿子王献之书法也很好,人们称他们两为"二王",另一个儿子王凝之官至左将军,因曾任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王会稽”。代表作品有: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行楷《兰亭序》等。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被后人誉为“书圣”。其中,王羲之书写的《兰亭序》为书家所敬仰,被称作“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对真书、草、行主体书法造诣都很深。
王献之(344年-386年),东晋书法家、诗人,字子敬,祖籍山东临沂,生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为与后世书法家王珉区分,人称王大令。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王献之自小跟随父亲练习书法,胸有大志,后期兼取张芝,别为一体。他以行书和草书闻名,但是楷书和隶书亦有深厚功底。由于唐太宗并不十分欣赏其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未象其父作品那样有大量留存。传世名作《洛神赋十三行》又称“玉版十三行”。
王献之的书法艺术,主要是继承家法,但又不墨守成规,而是另有所突破。在他的传世书法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对家学的承传及自己另辟蹊径的踪迹。前人评论王献之的书法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他的用笔,从"内拓"转为"外拓"。
他的草书,更是为人称道。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皆为唐摹本,他的《鸭头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绢本。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见。清朝乾隆皇帝将它收入《三希帖》,视为"国宝"。
他还创造了"一笔书",变其父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其书法豪迈气势宏伟,故为世人所重。
王献之学书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而是穷通各家。所以能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终于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书迹有宋米芾临的《中秋帖》等。
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父王羲之。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一些书法评论家才开始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的父亲王羲之。但是宋代书法家米芾,主要是向王献之学习。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胡小石更认为张旭、怀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献之草书发展而成的。
王献之与其妾桃叶的故事历来是民间传说中热门的话题,据说他曾作“桃叶歌”以送佳人。
王献之的女儿王神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痴呆皇帝之一晋安帝司马德宗的皇后.
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父亲王羲之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由于他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因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宋初的书法,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十卷,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单著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雅好王献之书法,《宣和书谱》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好在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真迹刻本,给我们学习了解王献之书法留下宝贵资料。
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yán)。”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qì)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醨(chúnlí)一遷,質文三變,馳騖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返)玉輅(lù)於椎(chuí)輪者乎!
译文
评论者说:“钟张、二王那四位了不起的大书家,分别在古今书法界特别超绝。但今(二王)不及古(钟张)。古的特点是质朴,而今的特点却是妍美”。我认为,质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妍美却随着习俗的不同而变迁。虽然人们书写文字,是为了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然而,正如酒有浓有淡一样,质朴和文采也是多样的,时代不断进步,前人的东西沿袭中有改革、继承中有发展,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关键是他们做到了质朴不违时宜,妍美不同时弊。所谓:“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宜,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人。”何必舍弃雕梁画栋的宫殿不住而去穴居,从用美玉装饰的车上下来去乘连车辐都没有的古车呢?
评论者说:“这四位才华出众的书法大师,可称得上古今特立独绝。但是今人(二王)还是不及古人(钟、张),古人的书法风尚质朴,今人的书法格调妍媚。”(但是,)质朴风尚因循时代发展而兴起,妍媚格调也随世俗变化在更易。虽然文字的创造,最初只是为了作一些记录,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书风也会不断迁移。由醇厚变为淡薄,由质朴变为华丽,继承前者并有所创新,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常规。书法最可贵的,在于既能继承历代传统,又不背离时代潮流;既能追求当今风尚,又不混同他人的弊俗。所谓“文采与内质相谐和,才是君子的风度”。何必闲置着华美的宫室去住原始的洞穴,弃舍精致的宝辇而乘坐原始的牛车呢?
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為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于隸書,百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眞,比眞則長(cháng)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揔(zǒng,總)其終始,匪(fěi)無乖互。謝安素善尺櫝(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為恨。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固)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nǎ)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shēn)不入。以子敬之豪(毫)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jīqiú)。况乃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shú)愈面牆!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為不惡(è)。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眞大醉也!”敬乃內慙(慚)。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惑(或)疑焉。
译文
评论者又说:“王献之同王羲之的差距,就象王羲之同钟繇、张芝的差距一样。”持这种意见的人自以为评价得很准确,却不是真正的了解这两种差距之间的始末原由。况且,元常(钟繇)擅长隶书,伯英(张芝)精通草体,两人最拿手的本领,而逸少(王羲之)集于一身。比草书他又能写真书,比真书他又多一样草书,虽然从专业和精通方面看有一点小不足,而在他涉足的许多方面都很出色。总的来讲,他们之间各有长短。谢安平时就善于写尺牍书,而瞧不起王献之的书法。王献之曾经写了一幅最好的书法作品送给谢安,并要谢安务必保存起来,谢安却题完字以后还给了他,令王献之深为不满。谢安曾经问王献之:“你的书法比你父亲的如何?”王献之回答说“当然胜过他”。谢安说:“众人的说法却不是这样”。王献之又回答说:“那些人懂得什么”。王献之这么说虽然是为了反驳谢安的说法,但自称胜过父亲,这不是太过分了吗?而且,要立身扬名首先得尊敬父母,这件事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尊贵和显达。当年曾参路过一个名为胜母的地方,因为这个名字有悖孝道而不肯进去。王献之的字,继承了王羲之的笔法,虽然基本上掌握了书法规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何况他还假托神仙,说自己的书法是神仙所授,不愿推崇家传的典范。象他说的那样就能学有所成,谁还愿意付出多年的辛苦去学习呢?后来,王羲之去往京城,临走的时候在墙上写了字。王献之偷偷地把字擦掉,再照着原来的样子写上,自以为写得很象。王羲之从京城回来,见了这些字叹道:“我走的时候真是大醉了,怎么写成这个样子”。这时,王献之才感到很惭愧。通过以上这些可以知道,王羲之与钟张的差距,是指专精与多能的差别;而王献之与王羲之的差距,很明显是档次上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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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从评论钟繇(元常)、张芝(伯英)、王羲之(逸少)、王献之(子敬)开篇,结论是“逸少之比锺、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作者批评了“今妍”不如“古质”的厚古薄今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与时同进的高见,指出了简单化的“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之不及钟、张”是“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在这个人物评论里面,已经包含了后文作者关于书法学习的比如专与博、精与勤、学艺与人格的关系等等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崇山新村不认为王羲之书法就是第一,但孙过庭行文是很美的。现在如果要看作品好还是不好,你可以把作品发到网上,让大家批一批,都比一人之见好。
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yì)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yú)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竒(奇),鴻飛獸駭之資(姿),鸞(luán)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峯(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峯(峰)杪(miǎo);一點之內,殊衂(nǜ,衄)挫於豪(毫)芒。
况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窺尺櫝(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為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為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
译文:
我从十五岁开始,就注重书法的学习,体味钟张遗留下
来的书法法度,汲取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所形成的书法规则,并在专精上很下功夫,已经二十余年了。虽然我没能达到入木三分的程度,但我以张芝临池尽墨为榜样的志向从未间断过。你看,他们的墨迹中有悬针垂露的差异,有奔雷坠石的雄奇,有鸿飞兽骇的英姿,有鸾舞蛇惊的神态,有绝岸颓峰的气势,有临危据槁的情形;或浓重得象崩云,或轻细得象蝉翼;引导开来,仿佛泉水在流注;抑顿下去,又象山一样安稳;纤纤细细的,恰似新月出现在天涯;疏疏落落的,有如群星分布在银河;简直是天地造化之工,那里是运用功力所能写成!相信,这就是所谓的“智慧和技巧的完美结合,心和手的畅快淋漓,动笔之前已有成竹在胸,一笔下去必有它的理由。一画之间,隐藏着笔锋起伏的变化。一点之内,体现出笔锋衄挫的不同。何况只有大量积累形态各异的点画,才能写出各式各样形神兼俱的字来。如果从来就不认真研习尺牍,俯下身来练习,哪怕时间很短;以班超投笔从戎的事迹为借口,拿项羽不愿学书的故事作理由;胡乱一抹,象字就得;心不明白临摹的方法,手不知道用笔的道理,就想把字写好,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
然君子立身,務修其本。扬雄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為,况復溺思豪(毫)釐(lí)、淪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奕(弈),猶標坐隱之名;樂(lè)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詎(jù)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挻埴(shānzhí)之罔窮,與工鑪而並運。好異尚竒(奇)之士,玩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得推移之奧賾(zé)。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鑒者挹其菁華,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歟!
译文:
然而,道德高尚的人为人处世,最要紧的是抓住根本,逐步地完善和提高自身素质。扬雄说过:诗赋是很一般的技能,大丈夫不愿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何况是整天把心思沉溺在如何用笔,把精力沦陷在如何书写这件事情上呢!专心下棋,还可获得坐隐的美名;爱好钓鱼,又能体会到行藏的乐趣。如若演奏乐曲,既要有乐工的技巧还要有乐谱的高雅,美妙的程度才能和出神入化如临仙境;又象制造陶器,要想不断地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就必须在制作工艺和炉窑烧制上加以改进。在书法方面:喜好怪异偏爱奇特的人,玩味着形体气势的多种方法;穷究细微窥测精妙的人,发现了发展变化的奥妙;著书立说的人,要弄清什么是没用的东西;品评鉴别的人,要找出哪些是珍贵的精华。肯定地讲,这些意义和道理必然会归结到一起,我坚信只有贤能通达的人才能作到:不仅事业上成就辉煌,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在平时要保持一种执着的精神,把学习和研究寓于欣赏之中,难道这是徒劳的吗!
然而君子立身,务必致力于根本的修养。扬雄说诗赋乃为“小道”,胸有壮志的人不会只搞这一行,何况专心思考用笔,把主要精力埋没在书法中呢!其实,全神贯注下棋的人可标榜“坐隐”的美名,逍遥垂钓的人能体会“行藏”的情趣,而这些又怎比得上书法能起宣扬礼乐的功用,并具有神仙般的妙术?如同陶工揉和瓷土塑造器皿变化无穷一般,又像工匠操作熔炉铸锻机具大显技艺那样!崇异尚奇的人,能够欣赏玩味字书体态和意韵气势的多种变化;精研探求的人,可以从中得到潜移转换与推陈出新的幽深奥秘。撰写书论的人,可以分辨出糟粕;精于鉴赏的人,可以吸取其精华。经义与事理本可溶为一体,贤明和通达自然可以兼善。(书法艺术)记录下人的思想精华并寄托自己的情致,难道能说是徒劳无益的吗?
扬雄(前53-后18),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人。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
扬雄从小勤奋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口吃不能剧谈,喜欢潜心思考。为人简易清静,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邀名当世有大度,非圣贤之书不读。曾从严君平不,通《易经》、《老子》,善辞赋。年轻时,曾一度钦慕屈原司马相如的辞赋。他以司马相如的赋为范本,写了不少华丽的辞赋,传至京师,为汉成帝所喜,召为给事黄门郎,与王莽、刘歆、董贤等为同僚。以后认为辞赋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转而研究哲学。他认为,“经莫大于《易》”,“传莫大于《论语》”,于是就模仿《周易》写了《太玄》,模仿《论语》写了《法言》。还撰写了《训纂》、《方言》、《苍颉训纂》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著作。王莽篡权后,扬雄为中散大夫。但他不愿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甘愿寂寞,不参与朝政,在天禄阁校书,同时自己埋头著书。尽管如此,扬雄还是没有逃脱厄运。
由于刘歆之子刘棻fēn 为了讨好王莽,伪造了一道“符命”(即谶纬)进献给王莽,不料却坏了王莽的计划,于是被流入,“投诸四夷”。刘棻曾从扬雄学过上古文字,这就牵连到扬雄。治狱的使者来天禄阁抓扬眉吐雄,扬雄跳阁自杀,未死,后得免。以后一直默默无闻,七十一岁而死。
扬雄思想的代表作是《太玄》和《法言》。《太玄》是他表达自己宇宙论、本体论哲学思想的著作。就《太玄》的结构和形式而言,是一部模仿《周易》而作的半哲学增筮占之书,既有《经》也有《传》。但扬雄还是有所创新,如《周易》用奇、偶二分法,《太玄》则用奇、偶、和三分法;《周易》注重以卦象判吉凶,《太玄》则主要以数来断否泰,等等。《太玄》核心思想是建立了一个以“玄”为宇宙万物的本源的哲学体系。《法言》则是扬雄表达自己人性论、伦理道德、政治学说等思想的著作。
扬雄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捍卫和发挥正统的儒家学说。在形式上,《法言》模仿《论语》,采用了问答体。就其内容而言,扬雄在书中确立了尊儒宗孔的思想,认为“通天、地、人曰儒”(《法言·君子》);唯有孔子之道是“关百圣而不惭,敝天地而不耻”(《法言·五百》);孔子、周公之道皆为治国兴邦、修身论学的最高理论。主张为学者要崇本抑末,追随周、孔的思想;又指出,诸子之学异于孔子,只有孟子、荀子不异,所以孟、荀要高于诸子,一切学说都应该以孔子为依归,“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法言·吾子》)。在人性论方面,扬雄提出了“善恶混说”,认为人通过修身可去恶兴善(参见《法言·修身》);在伦理学方面,提出了儒家的“孝”道是做人的最基本准则,“孝,至矣乎!一言而该,圣人不加焉”
挻埴:读音shānzhí意思是揉和黏土。
图十一:
图十二: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五:
在书法的最高境界书法的修养鉴赏方面对我们都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乖:背离,违背之意
第三段大意是要学书,要学到真谛,不容易,原因是:东晋至今“去之滋永”,“古今阻绝”,“缄秘已深”;真草隶各书体的特征,异彩纷呈,不入其门,难窥其奥;五合五乖,“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崇山新村的理解,我们学了这一段,就应知道要好好从古人哲人那里学习书法的技法,还要用“心”去写,五个方面说明条件与心态对书法都是很重要的。
图十九:
图二十:
图二十一:
图二十二:
图二十三:
图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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