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的历史谜案
一、最后的人生轨迹
我们先打开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回顾一下司马迁人生中最后几年的活动轨迹。公元前104年，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公元前99年，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捕入狱；公元前98年，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自请宫刑，忍辱苟活；公元前97年，司马迁被赦出狱，任中书令；约公元前93年，朋友任安曾经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公元前91年，《史记》终于完成，这一年，朝中发生“巫蛊之祸”，汉武帝宠臣江充诬陷太子刘据搞“巫蛊”，太子发兵诛杀江充。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接到了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入狱腰斩。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一封著名的回信《报任安书》。
《汉书·司马迁传》在引述完《报任安书》之后,紧接着写道“迁死后,书乃渐出”。班固并没有交代司马迁的死因和去世年代，他是真不知道实情，还是其中必有隐情？于是，历史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空白和谜团：司马迁究竟是怎么死的？死于何年？
二、迷雾重重的死因
关于司马迁的死亡原因，史书没有任何确切的记载，因此给后世留下了重重谜团。有人甚至就此猜想，司马迁在完成一切之后，离家出走不知所终。如果这样，班固大可以在《汉书》中如实记录，但为什么没有写呢？可见真实情况绝非想象的那样简单。从后世一些蛛丝马迹的记载中，我们也许可以揭开其中的原委。
东汉年间学者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有一段石破天惊的话：“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历代学者对此话的真假也有过争论，认为只是孤证，不足为凭。但不管怎样，这是距司马迁较近的东汉学者之语，人们也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此话有假。
而与这段话形成前后呼应的是《三国志·魏书·王朗传》中魏明帝与王肃二人的对话。魏明帝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回答说：“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王肃的回答，间接证明了卫宏所说的真实性。而班固“迁死后,书乃渐出”，以及“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之语，也隐隐透露出了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的迫害和打压。
因此，东汉卫宏的那段话，很有可能就是司马迁的死因，那就是“有怨言，下狱死。”
三、死亡年代的千古之谜
可见，司马迁是由于《史记》如实记录了汉景帝、汉武帝的过错，又因身受宫刑怀“有怨言”而最终“下狱死”。那么，司马迁又是何年“下狱死”的呢？同样令人困惑的是，司马迁死于何年，史书没有任何记载，对此历代存有争论，至今也尚无定论。
根据司马迁最后的人生轨迹以及卫宏的那段话，有学者便论证司马迁可能在公元前90年因《报任安书》中“有怨言”而“下狱死。”做这样的推测不无道理。《报任安书》是司马迁表明自己心志的一篇宣言。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因身受宫刑发泄了许多不满，一旦公开这封信，等待司马迁的肯定是杀身之祸。但也有学者论证说，熟谙古今历史的司马迁，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难道他不害怕因一封信而被灭族吗？司马迁无论如何也不会糊涂到这种地步，不会自己引颈受戮。
那么，司马迁死于何年？
探究历史的细节，带给我们的只有更多的困惑与迷惘。难道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后的最后一段人生经历被汉武帝抹去了？迄今为止，关于司马迁的死亡年代有几种说法，而且看起来都言之有理。但这些历代大学者的研究，为什么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呢？
我们再来看汉武帝临死之前干的一件事情。他以“主少母壮”为借口处死了太子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目的是刘弗陵继位后，不会出现吕后专权的局面。可想而知，汉武帝连太子的母亲、自己的爱妾都不放过，能放过那些心存怨言的大臣吗？基于以上的说法，我们也可得出另外一条推论，那就是司马迁是被秘密逮捕秘密处死的，并严防走漏消息。既然是秘密处死，那么，司马迁死于何年，不仅当时的人不知道，后世更是无人知晓。东汉的班固或许能听到一些道听途说的传言，但毕竟没有确切年代，而且自己也曾因“私修国史”的罪名险些丧命，因此不敢妄加记载，只用一句“迁死后”一笔带过。
可叹记载历史的史学家，竟然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
四、生前的最大遗愿
那么，我们再回到公元前91年，这是有史记载的司马迁活动的最后一年。司马迁为什么写《报任安书》呢？这封信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呢？
《报任安书》除了述说自己忍辱发奋著书的原因以及对朝廷的牢骚之外，还有这样一段话：“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已经入狱即将被腰斩的任安能不能算“智者”？如果不是，那么，这封信向哪位“智者”说的呢？而同样的话，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已经说过：“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那么，为什么司马迁一再叙说此事呢？
结合当时的形势，我们逐渐产生一个认识。秉笔直书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汉高祖贪财好色诛杀功臣、汉景帝刻薄寡恩、汉武帝穷兵黩武等等过错。这样的记载势必会引起汉武帝的震怒，一方面自己会招来杀身之祸，另一方面，《史记》很有可能被汉武帝篡改或焚毁，这样一来，司马迁的一生心血将付之东流。基于此，司马迁运用史学家的智慧，将《史记》一式两本，正本“藏之名山”，副本留在长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反复强调此事，就是为了能让世人知晓，让《史记》传之后世，这就是司马迁最后的遗愿。这其中，隐藏着司马迁的多少苦衷，多少嘱托！多少心血！
五、深藏不露等待时机
皇天不负苦心人，司马迁去世多年以后，他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当时，《史记》副本已被汉武帝删改得缺章少篇，面目全非。那么，被司马迁“藏之名山”的《史记》正本命运又如何呢？
《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由此可知，到汉宣帝时，杨恽将《史记》正本公之于世。那么，杨恽是何许人也？他怎么藏有《史记》正本？
答案就在《汉书卷六十六杨恽传》中，里面有这样的记载：“恽母，司马迁女也。”从这句话我们得知，杨恽的母亲原来是司马迁的女儿，杨恽就是司马迁的外孙；还有一句“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这一句说明司马迁生前将《史记》的正本藏所交代给了自己的女儿，不然杨恽是无法读到《史记》的。
我们再结合前面所述，如果《报任安书》是公开的，汉武帝不会动用全国之力来搜寻正本吗？由此可见，正本之事，汉武帝有可能并不知晓。那么，杨恽在怎样的情况下把《史记》公之于世的呢？我们先回顾一下汉武帝去世后的那段历史。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后，汉昭帝刘弗陵继位，大臣霍光受命为辅政大臣，而霍光是名将霍去病的异母弟。当时，“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霍光拥立汉武帝的孙子刘贺继位。但霍光看到刘贺荒淫无道，遂废除刘贺，又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当了皇帝，这就是汉宣帝。宣帝继位后，霍光继续执掌朝政，直到公元前68年去世。
在霍氏集团掌权的时代，杨恽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把《史记》拿出来的。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既记录了霍去病勇冠三军的武功，又如实记录了霍去病虐待士卒的行为：“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而且还记载了霍去病为报私仇射杀了李广的儿子李敢。如此记载，如果被霍氏集团知道，《史记》的命运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恽只能默默地等待时机。
六、遗愿实现但遭删改
公元前66年，机会终于来到了。霍氏子孙密谋发动政变，当时任左曹的杨恽得知消息，率先向汉宣帝告发此事。汉宣帝得知消息，先发制人，一举平定霍氏家族的谋反。杨恽因在诛灭霍氏集团中有功，被汉宣帝封为平通侯，“迁中郎将”。
得到汉宣帝信任的杨恽，肯定也对汉宣帝的身世一清二楚。我们再回顾公元前91年关于太子刘据的那场“巫蛊之祸”。汉宣帝的爷爷正是太子刘据，在“巫蛊之祸”中，汉宣帝的曾祖母卫子夫自杀，爷爷刘据自杀，奶奶史良娣、父亲刘进、母亲王翁须以及所有亲人全部遇害，当时年仅几个月大的汉宣帝，侥幸躲过生死劫，被送往监狱服刑，出狱后又流落民间。正因为汉宣帝有如此凄惨的经历，那么他对遭受宫刑最后又“下狱死”的司马迁至少有同病相怜之情。考虑周全的杨恽趁此机会，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给朝廷，公之于世。从此，人们方才看到了这部伟大的史著。
感谢杨恽，你继承了外祖父司马迁的刚直与智慧，你实现了司马迁生前最大的遗愿，你用实际行动安慰了在九泉之下的司马迁。
但是，在两汉时期，朝廷对《史记》保管甚严，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而且，《史记》也多次被修补删改。如西汉时期的博士褚少孙就曾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中也记载，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等等。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也许里面的好多内容已经不是司马迁的原文，最初的《史记》内容已随司马迁而永远埋入历史的风尘之中，谁也无从知晓。虽有遗憾，但毕竟，一部前无古人的史学巨著终于浮出了水面，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流传至今。
秉笔风范，千载永传；史家绝唱，万古流芳。正如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所言：“他以自己残破的生命，换来了一个民族完整的历史；他以自己难言的委屈，换来了千万民众宏伟的记忆；他以自己莫名的耻辱，换来了华夏文化无比的尊严。”
「历史大学堂」特邀作者 丨 李元辉
《史记三家注 》
(汉)司马迁撰 （刘宋）裴駰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唐）张守节正义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随日俱上，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駰）、《史记索隐》（唐司马贞）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集解》兼采当时裴駰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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