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终于完成了攻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大业，面对这个从未统一过的神州大地，如何统治成为了摆在他案头和心头的首要问题，中国从三代以来的封土建国迈入了中央集权，这是一次政治的重大飞跃。那么秦始皇和后来的历代皇帝、王朝又该如何处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统治片广袤的土地呢，几千年来，他们走出了三条路。
第一条路是“家天下”。
秦朝统一后，始皇帝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加上一系列行政改革，中央集权在秦王朝这个舞台上表演的淋漓尽致，相较于分封制的权力分散，郡县制能够使得中央更加有效的控制地方。依托于郡县制，官僚制度应运而生，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起直接沟通的桥梁，让先秦时期无法想象的对地方的直接管理变成可能，中央对地方官吏的直接任命管辖，地方队中央的责任义务，极大的限制了地方的独立性，在理论上成功避免了全国的再次分裂。
但事实是秦王朝对先秦时期政治体制的改造尝试走向了失败。所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下'，于是西汉王朝开始反思秦亡教训，希望找到一条政治出路，避免二世而亡的悲剧。
在西汉建立之初，刘邦和大臣们都认识到了郡县制对中央集权的有效性，也意识到分封制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巩固维护大一统的，毕竟鸡蛋不能放进一个篮子里，否则就会像秦朝一样被一锅端了。于是一个崭新的独特的混搭的政治体制——郡国并行制被设计了出来。在封建官僚体制之上，又加了一层皇室宗亲，两者相互矛盾，又相互结合。
起初为了应对秦末楚汉战争的形势，刘邦曾将韩信、英布、彭越等分封为王，后来在平定异姓诸侯王叛乱后，认为秦亡是因为没有子弟在外，于是大封同姓'以填天下'。同姓诸侯国的设立，意味着全国上下哪里都有姓刘的。在西汉政权建立之初，王国的封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恢复经济，百废复兴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是汉初奉行'休养生息'国策的重要体现。
但是，汉初全国的五十九郡被诸侯王分去了四十余个，中央直辖郡县不过十余个，人口总数1300余万，王国就占了将近900万。如此，全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取决于诸侯国的恢复和发展情况。
诸侯国作为中央政府的有效辅助力量，是拱卫汉室的支柱，如在诸吕乱政时期，齐王刘襄曾集结力量，联系朝中大臣一举铲除吕氏，成功保卫了刘氏江山。但是自从刘邦死后，郡国并行制下的王国势力对中央的威胁开始逐渐显现，土地、财力、人才都可以与中央一教高下，甚至有诸侯王死后家中富藏黄金四十余万斤。
中央政府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控制诸侯王的势力膨胀，但态度都较为温和，如淮南王有僭越行径时也只是处罚了其本人，并没有削弱诸侯国本身，以至于后来爆发了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汉景帝开始逐步回收地方诸侯国权力，直至汉武帝时期推行'推恩令'，使得诸侯国实力大为削弱，无法再与中央抗衡。
之后的分封制虽然名义上还在，但早已不能和汉初时的诸侯国同日而语，更多的是彰显皇家尊贵或功臣的荣誉。
相对于秦汉这样的大帝国高潮，魏晋南北朝就显得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低谷。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的皇帝不再像秦皇汉武那般大气，官僚政治也不再是皇权的向下延伸，本应该俯首听命的官僚摇身一变成为了政权的直接参与者和政策的决定者。开启了统治形式的第二条道路：皇帝与门阀共天下。
东汉末年的中央政府充斥着衰颓、腐朽的气息，随后瓦解崩坏，各地豪强大族地主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此时中央朝廷中已经形成了一批世代为官的家族，在中央有担任贵如三公的高官，地方上可以长期把持某一地区的政务，官僚出现了贵族化的倾向，于是'门阀'诞生了。门阀与门阀之间各有不同，但都是权力的世袭化和家族的集团化的结果。
曹丕篡汉后，采取了与门阀相匹配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其本来目的是为了将政权收归中央，重新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权威，但是实际情况却适得其反，不仅没能加强集权，反而催化了门阀政治的发展。
西晋建立后，实行了类似西周的分封制，想要通过宗族力量来制衡门阀，但门阀早已站稳脚跟，绝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连根拔去的，于是上演了八王之乱的悲剧，西晋覆灭。
到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发展终于达到了顶点。甚至可以以'共天下'来形容当时的政治形势，门阀士族权势滔天，轮流坐庄，颇有一种欧洲寡头政治的味道。
如王敦在逐渐掌握东晋朝廷的军政大权后，逐渐滋长起不臣之心，准备自立，这明显打破了门阀政治的利益分配，引起皇室和整个士族的联合抵制。王家之后，庾氏家族兴起，晋明帝企图利用宗室夺权的计划被士族成功瓦解。继王、庾两家之后，桓家又坐拥朝廷军政，甚至一度想要取而代之。而后谢家通过淝水之战屹立于朝堂，无人可及。
门阀政治虽然剥夺了皇权的权威，但还尚未游离于皇权之外，他们仍然需要皇权作为其进行实际统治的烟幕，所以田余庆先生认为东晋的门阀政治其实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东晋的官僚确实门阀化了，但并未成为真正的贵族，政体也并没有随之改变。
在南北朝时期，皇权逐渐回归，门阀政治走向衰落。南朝皇族重拾皇权，开始驾驭士族，寒门势力和武人地位开始上涨。北朝因为北方旧有政治秩序的崩溃，出现了区别于南朝的政治环境，军功贵族站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加之门阀士族大都沉溺于清谈玄学不谙世事，因此逐渐衰落。
隋唐时期门阀政治依然存在，但好似换了一身行头，重新粉墨登场。这便是关陇贵族集团。
所谓的'关陇贵族集团'或'关陇集团'的概念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声所提出，并在之后成为学界认识南北朝的重要论点。其概念是指北魏时期兴起于关中和陇右地区的以军事力量作为主要依托的门阀势力。在北朝动荡的政治环境下，这一批军事贵族逐渐依托各方势力和政治力量崛起，他们以关中和陇右为本位进行内部融合。
如其中一支重要的势力独孤信，他的三个女儿分别许配给了宇文毓、普六茹坚和李虎之子李昞，宇文毓是北周明帝，普六茹坚在汉化后改名为杨坚即隋文帝，而李昞与独孤夫人生的孩子名叫李渊，即唐高祖。这样的姻亲关系让独孤家无论在什么政局之下都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当然，仅仅凭借姻亲关系作为政治地位的纽带显然不能长久，既然是军事贵族，所以军事实力也是其保证政治地位的重要砝码，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相互影响相互巩固。
比如弘农杨氏从东汉以来就是门阀士族的重要代表，隋朝时，越国公杨素便是出身于此，军政两界都有其活跃的身影，不仅是朝堂重臣也是隋灭陈战争中的重要军事统帅。 之后如唐国公李渊、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的长孙无忌都是所在朝堂之上炙手可热的人物。
如此看来与魏晋后期充满脂粉气的门阀不同，这些关陇贵族都是有着强悍能力和实力进而可以主导国家政治、军事政策的新型门阀。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当时颓废的中原文化，在扩张过程中也不断吸收了其他地区的主要门阀力量，进而革故鼎新。
虽然隋唐后，魏晋的门阀传统观念还在延续，但实际上选官用人已不再局限于此，可以说隋唐的'新门阀'掀起了门阀政治最后一波高潮。
北宋熙宁四年（公元1091年）三月，开封皇城资政殿中，宋神宗与三朝元老时任枢密使的文彦博讨论是否应当进行改革时，神宗道变法之事让士大夫可能有所不悦，但对百姓来说却是极大的方便，文彦博出乎意料地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这一论述彻底点出了北宋政治环境的核心，也开启了日后各个封建王朝的新的统治道路——与士大夫治天下。
由唐代到宋代，统治模式的改变意味着其统治基础也发生了改变，为了改变五代十国时期皇权旁落的情况，皇权自身进行了统治基础的再选择。通俗点来讲，就是皇帝的统治所依靠的一批人换成了另一批人，从一个利益集团换成了另一个利益集团。需要注意的是，这不仅仅是需要改变皇权的统治方式，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结构都在随之发生改变。
一般情况下，官员的职称和相应的职责应当是相互队应的，且一定职称会享受相应的待遇。但在北宋却出现了官、职、差遣分开授予的方式，'官以寓禄秩、叙位着，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三者的分立不仅是行政机构中官僚的地位职责划分，更能够体现出此时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与皇帝之间的关系。
我们以寇准为例，从景德年间到宋真宗去世这段时间，寇准三起三落，都是因为其行事触怒真宗或者在施政方针上与真宗产生冲突，其官职变化十分频繁，但奇怪的是，寇准的官职差遣中，因为受罚而贬低的一直是差遣，从三司使被贬到知州，官职变化波动不大，但不可思议的是，寇准的官阶是一升再升，从兵部侍郎升为尚书又升为太子太傅、太常卿。
可以看出，寇准的实际工作内容在随着皇帝好恶不断变化，但从政治结构看，臣子与皇权的关系一直稳固，官阶保证了官员所能够享受的物质待遇，象征了其身份地位，是作为其与皇权的联系存在的，也表明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原则。
'家天下'、门阀贵族政治、士大夫共治，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驾驶着这三驾马车肆意驰骋，其车轮绘制了一幅有趣的古代政治体制的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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