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本”与“读本”、“课本”

面对新课程教师该补什么课(十八) 


“学本”与“读本”、“课本” 



宁波大学中文系 王荣生 



　　无庸讳言，我国的语文教育问题成堆；但归根结底是语文课程内容的问题。在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出台以后，语文课程内容的除旧纳新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在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已经开始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语文教学，因为10余年的改革并没有产生所期望的“科学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僵局，并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搞所谓的语文教材“科学体系”，被发现是一个误区。语文教材的“一纲多本”乃至地区性的多纲出现，使长期形成的“一本统天下”局面，有了根本的改变，各“本”
　　教材在编写体系、体例上各有追求也各有所长。但“统观其体系的整体，特别是以之验证于课本，实则都无大别”，甚至走到了“体系、体例越来越繁”的负面。既定课文和既定“语文基础知识”的组合或变化，看来是条绝路。
　　第二，定位在教法探索的种种“语文教学模式”，被发现多数很难移植，有的还蜕变为个人的教学“艺术”表演。人们也朦胧地感到，仅仅在教学程序、教学方法上做文章，对我国语文教学的整体改观，作用有限。第三，语文教学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令人生厌的考试机器。从整体上讲，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被落实为只能用那几个字的“标准答案”，语文教学变成了“教参”、“模拟卷”的答案从教师黑板到学生试卷这样的搬运过程。
　　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取向迫切需要重大转移，语文课程内容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语文课程内容的改革首先是从历来引人瞩目的选文开始，其标志就是新式“读本”的大量涌现。“读本”的名称，虽然在现代语文课程成立之初期就已出现，但那时它与“课本”、“教科书”、“教授本”等朦胧混用，冠名以“读”，实质乃是“教本”。新式的“读本”，比如广西教育出版社的《新语文读本》、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课外名篇》、文汇出版社的《现代语文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走进经典》等，则自觉地定位于“课外读物”，参与、促进语文课程内容的改革。世纪之交大量涌现的“读本”，肩负着重新确立经典、使选文脱胎换骨的重任，同时也是塑造新时代解读模式、鉴赏方法的举措。新式“读本”对学生的语文学习、对我国的语文课程改革，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然而，语文课程内容的改革还有另外一半，一个我们称之谓“知识”的方面。我们过去所谓的“语文基础知识”，产生于20世纪前期，是当时语法学、修辞学、文章学、文艺学等“新学问”逐渐成长的学术背景下的“选择”。曾几何时，“语文基础知识”变成了封闭而僵化东西。
　　由于习惯的重负，由于制度和人为的种种原因，语文知识的改造在体制内的语文教材要艰难一些；正如选文的革新依赖于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语文知识的改造也迫切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而努力转化为现实的切实途径之一，就是新式“学本”的建设。也正如读本惠及课本一样，学本的建设将有力地促进课本的进步。我们欣喜地看到，华东师大出版社的《新课标语文学本》，已隆重地掀开了新式语文“学本”的第一页，它的意义将在《学本》特别是其内含之理念的推广过程中，更充分地显示出来。
　　语文课程与教学，正处在世纪的转型期。新世纪的语文教材，将逐步形成“读本”、“学本”和“课本”三足鼎立、并行发展的态势。
　　所谓“课本”，简单地说，就是课堂里使用的教材，它与“读本”、“学本”，可以作两方面的区分：
　　第一，是体制内外的区分，凡被纳入课堂教学的，就是“课本”。从这个意义上说，“读本”、“学本”也可以兼任课本。事实上现在好几家出版的课本(教科书)，采用的就是读本样式。学本成为课本，有成功的先例，如果编得对头，相信适用的面要比读本更广，效果也可能要直接一些。
　　第二，是功能的差别。“读本”，顾名思义就是供学生读的，它以选文为主体，面对的是学生的个体。读中自然可能发生学，有时甚至刻骨铭心，但一般说，学的发生取决于学生的个体情况，带有较强的随机性。“学本”的理想状态，是切实地“示学者以门径”，文选型学本的主体是与选文黏附的评点导读文字，它面对的也是学生的个体，主要供学生自学之用。“课本”，按现代的理念，是教学中“交际的对象”，它服务于语文教师，面对的则是程度高低不等的一班学生，名副其实的课本，要做到“课程内容教材化、教材内容教学化”，促使学生在师与生、生与生的互动中有效地开展语文学。
　　从功能的角度看，“课本”是“读本”与“学本”所不能代替的；同样，“课本”也不能够代替“读本”、“学本”。课程改革呼唤好“课本”，打造精神的底子受惠好“读本”，语文学习在当前迫切需要好“学本”——就此而言，《新课标语文学本》填补了国内语文界的一大空白。三种教材并呈互补，这才是有边界的“大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