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人物图谱中，曹操绝对是最受关注的明星之一。故而在2009年岁末一则关于曹操墓被发现的考古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在学术界、媒体和社会各界引起轰动就不足为奇。由于历史的、学术的兼或还有现实的种种原因，尽管有关方面已宣布安
阳西高穴东汉大墓为曹魏高陵，但在未能获得十分的证据之前，各方展开激烈的争论，摆出自己或信或疑的观点，都应视之为推动学术研究的一件大好事。学术需要争鸣，学术也不怕争鸣，而且学术问题会越争越明。为此，本刊特约请白云翔、牛润珍两位先生撰文，从考古材料和实地考察的角度，并以文献与考古互证的方法，梳理这一问题有关证据及疑信点，希望对学术界最终认定西高穴墓的墓主身份有所助益。
安阳西高穴大墓前室拱门
左图依次为墓中出土的石牌、石圭、铁甲、石璧
墓中出土的玉珠、玉佩等饰件
一篇： 2009年末，河南省文物局等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河南省安阳市西高穴村发掘的东汉大墓（即2号墓）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消息一出，旋即引起学术界、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一项考古发现能够引发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关注，是十分罕见的。笔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秦汉考古研究的考古工作者，这里根据有关方面已经公布的材料（《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陵墓》，《光明日报》2009年12月28日第5版；《专家考证河南安阳安丰东汉大墓为曹操高陵》,《中国文物报》2009年12月30日第1版），以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安阳西高穴大墓考古汇报》材料，并结合笔者实地考察的所见所闻，从考古学上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
考古学作为一门以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研究古代历史的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门以时间和空间为基轴的科学。换言之，对于任何一项考古发现的研究和认识，都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坐标进行的。就西高穴大墓来说，首先是在时间上进行年代的分析和在空间上进行所在地点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出土的实物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对墓主的身份进行判定。
西高穴大墓经过多次盗掘，但其墓葬建筑本身保存基本完好，其形制和结构是清楚的。该墓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由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的大型砖室墓，具有东汉晚期的特征。在我国，汉代是一个墓葬结构的大转折时期，经历了由竖穴式土圹结构向横穴式砖石结构的演变。用条形砖砌筑的砖室墓自西汉中期出现于关中和中原地区，此后迅速流行开来，并且因其墓主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在结构上形成多种类型。其中，由多个墓室构成的大型砖室墓是东汉晚期高等级墓葬的一个突出的时代特征，在全国不少地区都有发现。尤其是“四角攒尖”式墓室顶部结构，更是东汉中期以后才出现的。如陕西华阴发现的汉顺帝时的司徒刘琦之墓，就是这种多墓室、四角攒尖顶的大型砖室墓；河北定县的中山穆王刘畅及其夫人墓（葬于公元174年），也是这种多墓室大型砖室墓。就出土遗物来看，该墓残存文物多达250余件，虽然尚未经全面的整理，但其中还是有不少遗物可资断代。如出土的3枚五铢钱均为东汉五铢，而其中的1枚“剪轮五铢”钱则明显是东汉末期；铁镜，虽然严重锈蚀而镜背花纹不清，但其扁平大圆钮等特点，表现出东汉晚期鲜明的时代特征；四系黄釉和绿釉陶罐，更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代表性器物。总之，无论从墓葬的形制结构还是从出土遗物来说，将其断代为东汉晚期是毫无疑问的。
从空间上来分析，西高穴大墓位于今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南，地处今漳河南岸，东距邺城约14公里，同时东距西门豹祠遗址约7公里，地当汉末三国时期曹魏邺城之西郊。西高穴村一带，是一处平缓的高地，地势高出3公里之外约10米左右。《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此记载说明，曹操之寿陵，建在邺城西郊的原上，并且地势略高。无论从地理方位还是从地势上说，今西高穴村一带都与文献记载曹操之寿陵的地望吻合。更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当地村民在西高穴村西北0.5公里处取土时挖出一方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志文称：“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二十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而西高穴大墓正是墓志所称魏武帝陵的位置。另外，史书及有关的地方志中，未见这一带建有东汉王侯陵墓的记载。
就西高穴大墓所保留的能够反映墓主地位、身份的信息来看，根据迄今已经发现的东汉晚期王侯大墓及其认识判断，西高穴大墓无论其形制、结构还是规模大小，都属于王一级无疑，并且规格最高。譬如，长近40米、宽近10米的墓道，两个主室、四个侧室的墓葬形制，中轴线左右大致对称的墓室布局，380平方米的墓室面积，砖砌墓壁厚达1米以上，长40余厘米、宽20余厘米的大型条砖等，尤其是前室、后室和左前侧室为四角攒尖顶，墓底用长95厘米、宽90厘米的大石板铺地为其他同类墓葬所不见等，都反映出其规格之高。就出土遗物而论，铁甲、铁剑等表明墓主人为男性；车马器的发现，说明当时随葬有车马，而汉代的车马随葬主要见于王侯大墓；后室残留的水晶珠、玛瑙珠、玉佩等装饰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异常精美，说明死者生前服饰华丽，生活奢华；铁镜的直径达21厘米，而东汉时期直径20厘米以上的大型铁镜均发现于王侯墓葬之中，如河北定县中山简王刘焉墓、中山穆王刘畅墓等均有出土；石璧直径达28厘米，并且与高近29厘米的石圭伴出，而圭、璧配套使用又是帝王陵墓的一个突出特征。它们都反映出墓主人具有王一级的身份和地位。
基于上述分析，尤其是墓中出土有“魏武王常所用……”的刻铭石牌，结合史书关于曹操生前先受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并在邺城西郊营建寿陵的记载，以及《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载：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正月，至洛阳。……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岁。……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初步可以推定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高陵。 二
既然目前的材料可以支持西高穴大墓为曹操高陵的初步结论，那么，为什么又引来如此多的质疑、如此激烈的争论呢？其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仅就学术层面的原因分析，大致主要有四。
原因之一，是我国考古知识还很不普及，使得人们在关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而产生疑问。譬如，有的质疑者曾以墓中未出土墓志为由提出疑问。实际上，东汉晚期墓葬中没有墓志是正常的，因为迄今发掘的数以万计的东汉墓葬中都没有发现过墓志。在我国，墓志的起源虽然可以上溯到秦代刑徒墓以及洛阳东汉刑徒墓中记述死者姓名和籍贯的砖瓦，虽然东汉墓中也曾发现过具有墓志性质的墓石、题记或墓碑，但砖石墓志的真正形成是在三国之后的西晋时期。
原因之二，是对一些考古发现的前所未见的现象的不理解而产生疑问。譬如，西高穴大墓中的刻铭石牌，尤其是“魏武王常所用……”之类刻有墓主谥号的石牌，此前在东汉墓葬中的确未曾出土过，于是引发了对其真伪的怀疑。实际上，考古中的很多现象，都有其发现的“首次”甚至是“孤例”的可能，而考古学的认识，正是在诸多“首次”的积累过程中不断丰富起来的。一位著名考古学家曾经说过：已经发现过可以说“有”，未曾发现过不要说“无”，就是提醒我们不要轻易怀疑或否定此前未曾见过的新发现。
原因之三，是西高穴大墓多次被盗，残存的遗物不仅有限，而且非常零散，无法给我们提供关于该墓完整的、系统的信息，这就导致了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是推论。在考古学研究中，推论是必不可少的和正常的，但说服力难免会受到影响，于是也就很容易引发质疑。
原因之四，是西高穴大墓的考古发掘尚未完全结束，发掘资料尚未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整理，致使无法对提出的认识进行全面、深入的论证。即使结论是正确的，但总会产生证据不足之嫌，也就很容易引发人们对结论之正确与否的怀疑。
面对人们对西高穴大墓是曹操高陵的质疑，作为考古工作者进行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说明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说，是继续做好后续发掘和清理工作，包括与之相邻的1号墓的发掘，同时对发掘资料进行细致、系统的整理，进而就陵园建筑以及地上建筑遗存、与1号墓的关系、画像石与墓葬的关系及其性质、出土遗物在墓葬中的分布及其性质、各墓室的功能、墓门的材质及其结构、男性人骨与两个女性人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西高穴大墓得出更为完整、深刻的认识，做出科学的回答。 三
西高穴大墓是不是曹操高陵之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学术问题，而学术问题的解决应当采取学术讨论的方法，即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平等民主地讨论问题。参与讨论的各方，可以是专业工作者，可以是业余爱好者，也可以是普通民众。至于结论是否正确，不在于提出这一结论所用的时间长短，也不在于这一结论的提出者是谁，而在于是否拥有可靠、充分、科学的证据，在于是否有严谨而完整的“证据链”。
在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高陵的争论中，人们经常提到“定论”问题。就考古学发现来说，有些问题如果有“铁证”，很快可以有定论；有些问题如果没有“铁证”，则会长期没有定论而争论不止，需要等待新证据的被发现。以汉代诸侯王陵的考古为例：1968年发掘的河北满城汉墓，根据墓中出土铜器上的铭文并结合文献记载，推断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陵墓，已成定论；1974年发掘的北京大葆台汉墓，关于其墓主人，最初的结论是死于公元前80年的燕刺王刘旦及其夫人，后来的结论是死于公元前45年的广阳顷王刘建及其夫人，而最近又有学者提出是死于公元前3年的广阳思王刘璜及其夫人的观点，至今没有定论。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关于西高穴大墓的墓主人是谁，我们期待着得出一个学界都认可的结论，但即使长期争论下去也是很正常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第二篇： 2009年12月27日，一则曹操高陵被发现的考古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轰动，同时也招来各方质疑。安阳西高穴大墓墓主是否为曹操？从已公布的发掘信息看，哪些证据可信？哪些证据令人生疑？还有哪些证据有待补充？兹采取文献与考古互证的方法，梳理有关证据及疑信点，谈点浅见。一、文献中所
见曹操高陵
高陵即高平陵，又称西陵，其地望在邺城西，位于西门豹祠西原之上。文献所记西陵最早者为建安二十三年曹操《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又作《遗令》：吾死之后，“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曹操卒后，曹丕作《哀策》：“卜葬既从，大隧既通。漫漫长夜，窈窈玄宫。有晦无明，曷有所穷。卤簿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庭，陟彼山阿。”（《魏文帝集》卷一）曹植《诔》曰：“敦俭尚古，不玩珠玉……既即梓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晰。幽闼一扃。尊灵永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伫立以泣。”（《陈思王集》卷一）这两篇作品描述了曹操遗体安葬的场面，也反映了西陵的基本状况。魏黄初年间，高陵建有陵屋、祭殿。曹操部下老将于禁从吴国回到洛阳，文帝曹丕派人于陵屋之壁图绘关羽水淹七军逼于禁投降故事，又命于禁“北诣邺谒高陵”（《三国志·于禁传》），于禁观图，因惭愧发病而死。黄初三年，曹丕作《毁高陵祭殿诏》：“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明帝太和四年“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秋七月，武帝卞后祔葬于高陵。”（《三国志·明帝纪·后妃传》）曹魏时王沉官修《魏书》、鱼豢私撰《魏略》和晋初陈寿所撰著《三国志·魏书》，均载及高陵。陈寿之后，陆机于元康八年在秘阁阅“魏武帝遗令”，慨然叹息，撰《吊魏武文序》（见《文选》）。从文献材料反映的情况看，魏晋时期曹操高陵的地理位置是清楚的。
到了十六国时期，高陵见诸文献记载就不多了，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漳水，言及西门豹祠，却不曾提起高陵。隋唐以后，地理书中虽有高陵的记载，然大多是转抄且较为模糊。《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邺县”条曰：“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所记仅是大概方位。元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中记魏武高平陵，“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二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明嘉靖《彰德府志》曰：“在县西南三十里，周围一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相互转抄的迹象明显。文人诗文中也曾记咏西陵，如唐贞观十九年，李世民征高丽，过邺，作《魏太祖祭文》；沈佺期等写有《西陵诗》，然其中并未具体描写高陵。时至北宋，高陵地处情况就不清楚了，于是出现了“疑冢说”，将邺西北北朝墓群演绎为“曹操七十二疑冢”。文人作《疑冢诗》以讽操：“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麒麟埋没几春秋。”（北宋王安石）“安排死去千年事，刻画生前一寸心。”（金萧冰崖）“荒城寂寂无烟火，疑冢累累半野田。”（明周朝中）讹说流传，曹操西陵就变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后世曾有寻觅曹操西陵者，宋俞应符有诗说：“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告君知。直须发尽冢七二，必有一冢藏君尸。”诗人之气，不切实际。元纳新为找到高陵，“登铜雀台，西望荒郊烟树，永宁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西陵也’。”后又将北朝墓群误作“曹操疑冢”，“按辔其间，自午抵暮，纵横出入墓中，不知所向。噫！何其用心之诈也,使操能见武侯八阵图,则有愧多矣。”（《河朔访古记》卷中）1922年磁县乡民于彭城镇西十五里丛葬地开井为茔，得古墓，“室之四壁涂垩如新，中置石棺，前有刻石，志文所叙乃魏武帝操也。”邓之诚认为此墓即高陵，说：“前五十年发石室十余处，唯皆无棺，至是真冢始现。”（《骨董琐记全编》卷三）但是后来又证实这并非操墓。由上可见文献所记高陵愈益迷茫，由是生成诸多传说，扑朔迷离，困扰人们千余年。二、新近考古发现的“高陵”
2009年考古发掘的西高穴大墓被确认为“曹操高陵”，所列依据有六条：1、这座墓葬规模巨大，形制结构类似汉魏王侯墓，与曹操的身份相称。无封土，符合“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文献记载；2、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3、墓址与文献、鲁潜墓志记载完全一致；4、墓内装饰简单，符合《遗令》所嘱，随葬品应是曹操日常所用；5、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6、男性遗骨经鉴定为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
这六条依据虽都有作证的价值与可信度，但还达不到铁证如山的地步，因为它们无法直接说明大墓的确切年代和墓主的身份，只能由此推断出大墓很可能就是高陵。它们作为证据，既有可采信的价值又有让人生疑的地方。所举石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出土于大墓，这些石牌当为墓主日常所用，且死后随葬的器物标签，古墓被盗，器物被拿走，留下的石牌虽被扰乱，但其存放的环境没有变化，位置没有大的改动，应该视为第一等的证据。曹操生前曾被称为“明府”、“明后”，封王后，称魏王，死后谥曰武王，即魏武王。魏武王谥号的使用始于建安元年二月，同年十月汉魏禅代，改元黄初，武王被尊称为武帝，即魏武帝。武王之称历时八个月，石牌之作当在此间，应该是与随葬品一起放置于墓内。而且石牌字体风格与邺城遗址出土的曹魏时期石刻颇相类似。
至于“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后赵鲁潜墓志”则是两件征集来的文物，已经脱离了它们的原始保存状态与环境，发生了位移。证据在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某些环节出现未知，人们不能将其连接起来，那么其价值与可信度就要打折扣，对这些证据提出怀疑也是自然的。然而这两件文物在作证据的时候，可与墓中出土的文物联系起来作为旁证材料。因其与大墓联系较为密切，可视为第二等的证据。“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行文、字体风格与出土石牌相类，因其是被征集来的，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鲁潜墓志》曰潜卒于后赵建武十二年（345年）九月二十一日，“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步。”墓志发现于西高穴村西乱土中，而且鲁潜墓又无详确之处。该志虽言及魏武帝陵，但未必能证明所发现的西高穴村大墓即曹操高陵。
同时代的墓葬构造由于遵循同一礼制，因而存在着某些相同的特征。参照东汉王侯墓制推断西高穴村古墓的年代，虽然在学理上行得通，然出土文物刻字并无确切的纪年，所依据的其他考古材料只能作参证。西高穴村大墓风格朴素无雕饰，这与曹操禁厚葬、倡薄葬的思想主张是一致的。“敛以时服”、“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可与大墓风格相印证。但在诸多文献中又言及“西陵烟树”、地面建筑和标志物，这与“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有些不一致。大墓已经多次被盗，是真的“无藏金玉珍宝”，还是被窃一空，这也是无法确定的，况且墓中还遗留有金、银、玉石等物，也与文献稍有出入。
由以上依据可以认为：西高穴大墓有可能是曹操高陵，甚至可以说是邺地考古发现中最具可能的一座古墓。然其可信程度未满，疑点、漏洞不少，在现有的情况下，作出“确认”，似乎有些过急。若要确认，一些关键证据应有掌握，相关证据仍需补充，关于曹操的深入研究亦应跟进。三、确认曹操高陵仍需补充的证据
西高穴大墓究竟是否为曹操高陵？最关键的证据有两条：一是大墓的确切年代应为建安二十五年二月；二是能够直接说明墓主即魏武王曹操的文字资料。如果缺乏这两项关键证据，还可寻找下列证据进行确证：
1、高陵是一座合葬墓，除了曹操，还有其妻子卞氏，夫妇前后去世，相隔十年，卞氏死后也葬于高陵。《三国志·明帝纪》曰：“祔葬”，同书《后妃传》曰：“合葬”。西高穴大墓有三具骨骼，一男二女，男性60岁左右，女性分别为20多岁和40多岁，二女年岁与卞氏不符。卞氏生于东汉延熹三年（160年）十二月，卒于魏太和四年（230年）五月，终年71岁。那么，这二女是谁呢？曹操原配妻子为丁氏，又有刘氏。刘氏早终，丁氏于建安初被废，死葬许城南。此二女有可能是丁氏、刘氏。二人先于曹操去世，可能于曹操死后迁葬高陵。曹操有25男,妻妾除了丁氏、卞氏、刘氏外,见于史书的还有环夫人、杜夫人、秦夫人、尹夫人、王昭仪、孙姬、李姬、周姬、刘姬、宗姬、赵姬，二女或许为她们中间的二位。然她们的卒年不清楚，曹操一贯主张葬制俭朴，不大可能让夫人、爱姬为之殉葬。卞氏卒时为太皇太后，“祔葬”高陵，从其身份及生前与曹操的感情上推测，不大可能在其死后把曹操墓打开合葬，似应于高陵旁再造一墓。西高穴大墓旁还有一墓，如果此墓的主人能确定为卞氏，大墓则可确认为高陵无疑。
2、《终令》曰：“《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高陵不是一座孤墓，而是以之为中心的一个墓群，若能在其前后左右发现曹魏公卿大臣陪葬墓，也能推定“高陵”的真实性。文昭甄皇后朝阳陵、陈留王曹奂墓均在邺，其方位与高陵也当有昭穆关系，夏侯惇、王粲、陈琳、应玚、刘桢等均葬邺，其墓址多在邺西。从不同时代的墓群分布看，高陵兆域范围颇具规模。
3、西高穴古墓坐西朝东，这样的朝向与《遗令》月旦十五铜雀台作伎乐、子臣时时西望墓田的安排是一致的。令曰：“吾卑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繐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从阴阳堪舆的角度看，高陵居高岗台地，头枕西山，面向铜雀台，观婕妤歌妓，接受子臣奠祭朝拜，而且偏东北又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墓葬取向朝阳，符合传统的风水意识。甄后朝阳陵、陈留王曹奂墓亦当是如此朝向。
4、墓中男性骨骼年龄与曹操相仿，可提取其标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作DNA实验，再与其血缘亲属作比对。1951年6月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清理发掘东阿曹植墓，墓中存有部分骨骼，若能找到曹植的遗骨，可以作为DNA标本，比对西高穴墓男性骨骼，如果试样一致，亦可证明此墓为高陵。
5、《终令》、《遗令》都提到西门豹祠，高陵在祠之西，如能确定西门豹祠所在的具体位置，则高陵的地址便能大体推断出来。然魏晋以来，该祠屡经兴废，地址前后有所变动。而且西门庙又非一处，如明代安阳县有西门大夫庙，“在大夫村，北齐天保间建。”同时临漳县也有西门大夫庙，“在仁寿里，去县二十五里”（均见嘉靖《彰德府志》卷4）。究竟何处为曹魏时期的西门豹祠？仍有待考证。
综括文献与考古资料，西高穴大墓只能初步推定为曹操墓，但还需作进一步的确证。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有价值的文物不断发现，文献与考古互证，曹操高陵的疑团终将被解开。（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